〖内容摘要〗西晋在匈奴氐羌之乱后设立华山郡，然未发挥其应有之作用，西晋之亡与之有关。东晋之华山郡助东晋守潼关以东地带乃至洛阳。南朝宋齐梁之华山郡显示南北朝历史之主流在北不在南。北魏华山郡反映北魏历史发展及民族融合之实际。自西魏北周之华山郡可见南北朝历史向西晋统一历史之回归。

〖关键词〗华山郡  西晋  东晋  北魏  南朝  历史主流

A Discussion on Huashan Prefec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s，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The Western Jin state Set up Huashan Prefecture华山郡 after the chaos of Hun，Di氐and Qiang羌. However，this Prefecture did not play its due role, such that the Western Jin state collapsed. Under the rule of Eastern Jin, Huashan Prefecture华山郡contributed to defend the wide region from the Tongguan Pass潼关 to Luoyang City . During the Southern Dynasties of Song宋，Qi齐 and Liang梁，its existence showed the Northern rather than Southern Dynasties i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ainstream.In Northern Wei北魏，Huashan Prefecture华山郡really reflect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is dynasty.During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ies，it represented a return to state unification just like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一   引言

刘宋、南齐、北魏、西魏北周皆有华山郡，此乃常识，无待言也。然华山郡盖始置于西晋，且郡名为前赵、前秦、东晋、后秦、赫连夏、刘宋、南齐、萧梁[1]、北魏、西魏北周所承袭，则出鄙意之推测，他人未言。而由华山郡以观两晋南北朝历史之变化，他人未为，更属本文所欲道者。惟笔者浅陋，未敢自是，甚望高明有以教之。

夫华山郡之最可注意者，乃在其有潼关及与河东郡相对之蒲津关也。二关倘为以洛阳为中心之政权控据，此政权即可恃之抵御来自关陇之敌，或据以平定关陇之乱事；华山郡若为以长安为中心之政权所有，此政权即可赖以抗拒来自东部之敌，自成局面也。故论华山郡之重要性，不当仅限于两晋南北朝，可将冷兵器时代结束以前即清代以前之情形统而论之。因南北朝之后，华山郡虽多易名华州[2]，属县亦有变化，然潼关所在之情形未变，故该地在各时代军事、政治上之意义，颇有可连类而言者。然本文仅论两晋南北朝之史事，其他概不涉及，以明界限。鄙意如此，兹请略举材料，以为申说，重点乃在西晋、东晋、北魏、南朝宋齐梁之情形。西魏北周之情形以其为常识，仅当略提即可。至于前赵、前秦、赫连夏之情形亦无须证明，其故有二，一以直接之证据未得，再则道理甚简单，即西晋、后秦皆有华山郡，而前赵、前秦承接西晋历史，赫连夏夺取后秦之地，则言前赵、前秦、赫连夏皆有华山郡，理有可通。

二   关于西晋立华山郡之推测

鄙意推测西晋立华山郡，倘有理，则八王之乱之扩大与夫西晋之灭亡，似皆可联系华山郡之作用而思之。盖八王之乱中无论洛阳之政府抑或关中之政权皆未能据华山郡以稳定局势，故乱事不能不扩大，西晋不能不灭亡。此乃易解之理。然本文以材料有限之故，不敢过肆渲染，仅论西晋立华山郡一端，其他则待高明之论定焉。

《晋书》卷117《姚兴载记上》曰：“（姚）兴率众寇湖城，晋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迈皆降于（姚）兴。遂如陕城，进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阳，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姚）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3] 如此则东晋有华山郡。《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系陶仲山、董迈等事在东晋隆安元年（397，后秦皇初四年、北魏皇始二年）九月[4]。然是否东晋于此年始立华山郡？则可注意。胡三省曰：“华山郡，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郃阳置。”按胡氏注《通鉴》东晋事，其所谓“晋分”之“晋”自当以东晋目之。而胡注《通鉴》于东晋有但称“晋”之例，亦可辅证此点[5]。故后世学者如顾祖禹、清《陕西通志》编者、洪亮吉、方恺、汪兆镛、吕思勉、胡阿祥等盖受《通鉴》胡氏此注之启发，皆以东晋立华山郡[6]，甚是自然。然有可注意者：若东晋有立华山郡之事，且郡领华阴等四县，则必先有克潼关之事。此事就可能性之大小而言，只可定在太元八年肥水战后。胡三省之注暗示东晋有克潼关，且于华阴立华山郡之事。至少读者会如此理解胡氏之说。此当为顾祖禹、洪亮吉亦延续胡氏说之原因。吾人读晋史，又不见东晋有克潼关之说。此是否为一般认识所误？即现存晋史材料是否已掩盖应有之真实？鉴于未见学界有论著于胡氏之说有所考辨，而胡氏又有崇高之学术地位，其说复具重大影响，兹不辞繁琐之讥，而欲有所考察。

考《晋书》卷9《孝武帝纪》于东晋太元九年正月刘牢之“克谯城”、七月遣司马纯之“修谒洛阳五陵”、九月谢玄克鄄城[7]，十一年六月以杨亮“镇卫（洛阳）山陵”[8]、八月朱序击走寇谯城之翟辽、十月冯该击斩苻丕[9]，十三年九月郭给“距破”“寇洛阳”之“翟辽将翟发”[10]诸事皆载之，何以不载东晋克潼关、立华山郡等事？因克潼关，立华山郡等事，非同寻常，意义重大。是否因东晋讳败，史臣未记，乃致《孝武帝纪》之作者未有所据，而不载之？易言之，是否因东晋虽有克潼关、且以华阴等县立华山郡之事，但终究失败，退出潼关之外，官方讳败，未有记载，而致后来作《晋书•孝武帝纪》之臧荣绪等人亦不能载之？考《孝武帝纪》前后文，则知不能以讳败以为解释。因《孝武帝纪》于太元十年三月四月刘牢之与慕容垂战于黎阳、五桥泽“败绩”，七月檀玄为苻丕所败[11]，太元十一年正月翟辽“袭黎阳，执太守滕恬之”，三月“太山太守张愿以郡叛，降于翟辽”[12]，太元十四年四月翟辽“寇荥阳，执太守张卓”[13]等事，皆载之，若东晋有克潼关、立华山郡等事，纵因有失败退出潼关之事，亦当记之。实则，自大背景言，亦知不能以讳败为解释。因晋室南渡，屈居江左，肥水战胜，扬眉吐气，朝野欣然，不难推度。若东晋果有克潼关等事，则当日之政府正可广肆宣传，以增人民信心，而民众传言，以舒心怀，亦可想象。胜时之宣传已作，得意已宣，若有失败，则其事昭昭，不可讳言，乃属必然。是知《孝武帝纪》既不载东晋有克潼关、立华山郡等事，则东晋是否有克潼关、且立华山郡等事，颇可考虑。然则，胡三省何以言“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郃阳置”华山郡？此当考察胡氏之依据问题。

考胡氏所谓“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郃阳”，皆合于《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之记载，而《魏书·地形志》（以下简称《地形志》）华山郡华阴县注曰“前汉属京兆，后汉、晋属恒（弘）农，后属”，郑县注曰“二汉、晋属京兆，后属”，夏阳县注曰“二汉、晋属冯翊，后属”，郃阳县注曰“二汉、晋属冯翊，后罢”[14]，亦当为胡注所本。因《通鉴》胡注引《地形志》者不少，则隆安元年九月此注参考《地形志》甚是自然。且《地形志》此所谓“后属”乃指“属华山郡”，“后罢”当指“先属华山郡”而“后罢之”，亦可与《晋志》联系之。故可肯定胡氏所谓“华山郡，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郃阳置”，其最主要之依据即在《晋志》及《地形志》[15]。亦可言乃明用《晋志》而暗用《地形志》者。

然则胡氏之理解是否正确？又为必须回答之问题。而问题之焦点乃在《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是否仅可以东晋目之？如此则既当明白《晋志》之时间断限问题，亦需肯定《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四县注所谓“晋属”之“晋”与《晋志》断限之时间是否一致之问题。

清人毕沅言《晋志》之断限，大要在晋武帝泰始、太康中[16]。鄙意，《晋志》断限之时间下限大要在西晋太康三年[17]，而《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言“晋属”之“晋”，其时间下限当亦在西晋太康三年，故《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言“后属”“后罢”之“后”，其时间之大范围乃在西晋太康三年至东魏武定末之间[18]，而其具体所指，则当在太康三年至西晋末即建兴四年（316）。如此言之，理由有七：

《魏书》以东晋为伪，故有《僭晋司马睿传》（卷96）之目，故《地形志》华阴等县注所谓“晋属”之“晋”，当非东晋。则《地形志》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自可包括西晋部分之时间。此其一也。

《地形志》之注于东晋政区之事数以东晋皇帝之名言之，如荆州南阳郡云阳县言“司马昌明（孝武帝）改（即改育阳县名云阳县）”[19]，顺阳郡言“司马衍（成帝）更名（即更南乡郡名顺阳郡）”[20]，谯州南谯郡言“司马德宗（安帝）置”[21]等即是，若华山郡之立在东晋肥水战后，依《地形志》注之体例，当明言“司马昌明立”。既未明言“司马昌明立”，则《地形志》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不当以东晋目之，尤不当以东晋孝武帝太元中目之。此其二也。

《地形志》之注于十六国时期前燕、后赵、后燕、西燕、后秦政区之事，亦以各国皇帝之名言之，如并州上党郡之注言“慕容儁治安民城，后迁壶关城”[22]，并州乡郡之注言“石勒分上党置武乡郡，后罢”[23]，雍州咸阳郡石安县之注言“石勒置”[24]，冀州之注言“慕容垂治信都”[25]，建州之注言“慕容永分上党置建兴郡”[26]，并州上党郡长子县之注言“慕容永所都”[27]，北华州中部郡中部县之注言“姚兴置”[28]等，即是。则《地形志》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当非指十六国时期之某一时间[29]。此其三也。

上文已言《晋书·姚兴载记》载华山郡，而《地形志》华山郡无注，华州之注言，州乃太和十一年置[30]，则《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言“后属”“后罢”之“后”，又决不可仅以华州设立之时间即太和十一年（487）目之[31]。此其四也。

东晋实无于华阴县立华山郡之事（详下文）。而东晋华山郡之名，盖有所承袭而来，非东晋自创。既言承袭，自可联系及于西晋。此其五也。

《地形志》华山郡郃阳县之注于“二汉、晋属冯翊，后罢”之下又曰“太和二十年复属”[32]，则其所谓“后罢”之“后”必在太和二十年（496）之前。此其六也。

依以上所言，《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绝不可定在《地形志》断限之东魏武定末（550）。此其七也。

据此七条理由，则当认为《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四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乃在西晋太康三年至西晋末即建兴四年之间也。《地形志》注所谓“后属”之“后”实有指西晋者，亦可作为辅证，如司州广平郡邯郸县注所谓“后属”即指西晋泰始二年之后，即是其例[33]。故将《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后属”“后罢”之“后”理解为西晋之一时间，合于《地形志》注之体例。

予所以言《晋志》断限之时间下限大要当在西晋太康三年者，乃因该《志》不载惠帝元康元年（291）设立之江州及怀帝永嘉元年（307）设立之湘州[34]，则该《志》断限必在太康中；《太康地志》乃《晋志》所祖之书，而《太康地志》又名《晋太康三年地志》也[35]。而予所谓断限之时间下限大要当在西晋太康三年者，乃就《晋志》所列州郡国县目所在之时间而言也[36]。

予所以言《地形志》所言之“晋”当亦在西晋太康三年者，乃以《地形志》与《晋志》虽成于不同之时代，然二《志》依据之材料当有相同或相近之来源也。此来源之最早最可注意者，即《太康地志》。《地形志序》曰“正光已前，时惟全盛，戸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页2455），此乃于太康时期之户口有切实之了解所致，而此了解当即有本于《太康地志》者。因《地形志序》又曰“班固考地理，马彪志郡国，魏世三分，晋又一统，《地道》所载，又其次也”，表明《地形志序》言太康时期之户口，其最早之依据非王隐《地道志》。既非王隐《地道志》，自可联想及于《太康地志》也。

今本《晋志》不载华山郡，则华山郡设立时间之上限自可定在太康三年（282）之后，下限则在西晋末即建兴四年。衡以西晋自元康六年（296）后有匈奴、氐羌乱关中之事一端，西晋在元康六年后，或八王之乱期间立华山郡，自有可能。考《地形志》于华山郡所以无注文者，盖以不能确言华山郡立于何时而略之也。

元康六年匈奴、氐羌始乱关中，乃西晋之大事[37]。华阴、郑、夏阳、郃阳四县组成华山郡，有助于巩固潼关之地位。《晋志》所示太康三年以来之华阴属司州弘农郡，郑属雍州京兆郡，夏阳、郃阳皆属雍州冯翊郡，潼关乃在华阴之内，故自西晋后期历史观之，华阴、郑、夏阳、郃阳四县组成华山郡既可体现主政洛阳者之意旨，亦能显示拥有长安者之用意。永康元年（300）后，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先后掌握西晋朝政[38]，河间王顒则有劫惠帝迁长安，雄于诸王之事[39]，建兴元年（313）四月愍帝在长安称帝，四年（316）十一月乃为刘聪迁于平阳。则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东海王越立华山郡以固洛阳之势，河间王顒、愍帝立华山郡以助关中之安，皆有可能。惟史阙有间，不能详确言之也。

笔者既以为华山郡之设立与匈奴、氐羌乱关中有关，则乱事之若干情形不可忽视。鉴于乱事之严重程度及深远影响，皆治晋史者所知，不必详言。就本文之目的言，特重者乃在与事件相关之诸地而已。

《惠帝纪》[40]言“匈奴郝散弟度元帅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反，攻北地”，言“冯翊太守欧阳建”“雍州刺史解系”与叛者（即匈奴氐羌）战，言“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泾阳”，言官军与叛者“战于六陌”“战于中亭”，《匈奴传》[41]言叛者“攻上党”“入守上郡”，且“攻破（上党、上郡）二郡”。其中“北地”乃乱事起始之地，而“中亭”为西晋官军最后平定乱事之地。可见，虽是“秦雍氐、羌悉叛”，而事件之核心地带则为北地郡（治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东）、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县）、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六陌（在今陕西乾县东）、中亭（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北）、上党郡（治今山西高平市）、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无定河北岸）[42]。其中“上郡”不见于《晋志》郡目，而见于《续汉书·郡国志》郡目。故《晋书·匈奴传》所言上郡，当是就后汉以来之上郡之地[43]而言。上郡领十城（县），其中漆垣（今陕西铜川市西北）最南，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次之，定阳（今陕西延安市东南）又次之，高奴（今陕西延安市东北）[44]又次之。《晋书·匈奴传》所言“攻破”上郡，盖指上郡边地，即与北地郡、冯翊郡相邻之地，亦即漆垣、雕阴、定阳诸城（县）所辖之地，而非包括《续汉书·郡国志》上郡治所之肤施（今陕西榆林市东南、无定河北岸）所在诸地。故自大方向言，上党郡以外诸地皆在潼关之西及西北，上党郡则在潼关东北。叛者之攻上党郡，其目的当在牵制洛阳朝廷，以减轻压力。故最当注意之地乃叛者活动最集中之地即北地郡、冯翊郡、上郡、泾阳、六陌、中亭等。此等地既皆在潼关之西及西北，叛者又不得已而攻上党，可见叛者实无力向潼关等地进军以扼制西晋政府。其所以如此，当因西晋政府牢牢控制潼关等地之故。由此可知，西晋政府得以平息此乱者，其原因之一，乃在掌握潼关等地之故。自《惠帝纪》所载西晋命将出军顺利观之，可知关中虽乱，且波及于上党郡，以潼关始终在政府手中之故，洛阳朝廷之安全可得保证，且无碍政府之遣军也。此种经过及所得之结果，自易对西晋政府有所启发。故西晋或于元康六年匈奴、氐羌之乱后立华山郡以保卫洛阳及掌握关中。盖正因在元康六年之后，《元康定户》（亦即《元康六年定户》）中乃不见之。此后盖因政乱，无所谓定户之事，王隐《地道志》未能记载，盖即一因，而《晋志》间接祖于王隐《地道志》，亦不载华山郡。幸有《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之记载，尚可得以略约推之矣。

《地形志》所以得略约显示之者，当因西晋史料在北方自有一流传系统也。如西晋诸帝《起居注》、乃至《元康定户》等盖主要在北方流传，东晋初王隐等著《晋书》即未得见，或仅得见一部分，故不载华山郡，至臧荣绪著《晋书》时以去西晋久远之故，在材料上不能多有增益，故亦不能载华山郡也。

予所以言西晋史料在北方自有一流传系统者，乃受颜师古《汉书叙例》之言启发。颜氏曰，西晋晋灼所撰《汉书集注》“属永嘉丧乱，金行播迁，此书虽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东晋迄于梁、陈，南方学者皆弗之见”。此可见，西晋之书有北朝人得见而南朝人不能见者，且其数盖非少。今按：《汉书集注》，南朝正史皆不载，此可证明颜师古“南方学者皆弗之见”之说。由此知《汉书集注》一直在北方流传。《隋书》卷33《经籍志二》史部正史篇[45]、《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乙部史录正史类[46]、《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正史类[47]皆著录《汉书集注》。不同仅在《隋书》著录为十三卷，《旧唐书》、《新唐书》皆著录为十四卷。盖南北统一后，南方学者方得见此书。如此即可推见西晋诸帝《起居注》等在北方自有一流传系统。进一步之推论则是《宋志序》所言“太康元康定户”及“晋世《起居》”之西晋诸帝《起居注》等，有可能乃辗转得自北方流传系统者。

据《魏书》卷62《李彪传》，可知王隐《地道志》至迟在北魏宣武帝时已有传本，据《北齐书》卷20《宋显传》，则知王隐之书于东魏北齐盖不止一本。李彪表曰：“近僭晋之世有（著作）佐郎王隐，为著作（郎）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48]。《宋显传》曰“显从祖弟绘，少勤学，多所博览，好撰述。魏时，张缅《晋书》未入国，绘依准裴松之注《（三）国志》体，注王隐及《中兴书》”[49]。李彪乃在宣武帝时上表。该表既言及王隐《晋书》，则《地道志》实已包含其中。《宋显传》“魏时” 之“魏”、“张缅《晋书》未入国”之“国”，皆指东魏[50]，“王隐”则必指王隐《晋书》。凡此皆可见东晋南朝之书北传之情形。由此即可反观北朝所存有关西晋之书当有传至南朝之情形。

总结言之：依据以上讨论，可定西晋设立华山郡。胡三省于《通鉴》隆安元年九月之注所言之华山郡，乃东晋之华山郡。胡氏于东晋华山郡之情形无切实之了解，故其所言“华山郡，晋分弘农之华阴、京兆之郑、冯翊之夏阳•郃阳置”，仅是表面疏通《晋志》《地形志》之记载而已，别无深意。胡氏于《晋志》《地形志》记载之疏通其所以仅在表面意义之上者，尚有其于《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之理解实欠深刻之原因。故胡三省所言“晋分弘农之华阴……置（华山郡）”之“晋分”虽颇具意义，显示胡氏审查史料之敏感，惜其用力未足，不能有更真切之认识矣。后世学者如顾祖禹、洪亮吉、吕思勉等受胡氏影响，亦如胡氏于东晋华山郡之实际及《地形志》华阴等县之注皆无深入之理解，故亦以为东晋立华山郡矣。

三   关于东晋立华山郡之时间及华山郡之性质问题

依上文之论述，可知东晋有华山郡乃不可怀疑者。然《晋书·孝武帝纪》既不载东晋有克潼关、占据华阴且立华山郡之事，而《魏书·地形志》华山郡华阴等县注所谓“后属”“后罢”之“后”又不限于东晋，则东晋华山郡有无领华阴、郑、夏阳、郃阳四县之事，即成问题。易言之，东晋华山郡之性质问题，乃不可回避者。而东晋华山郡之性质问题又不能与东晋设立华山郡之时间无关。如此即当对东晋华山郡设立之时间及华山郡之性质有所说明矣。

（一）东晋设立华山郡之时间

前文已言《方舆纪要》、《东晋疆域志》、《陕西通志》、汪兆镛《稿本晋会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皆以为东晋立华山郡。不同在《方舆纪要》所引《地志》以为在东晋太元十二年[51]，《陕西通志》、《东晋疆域志》、汪兆镛、吕思勉、胡阿祥皆仅言东晋所立。关于《方舆纪要》东晋太元十二年之说，张傧生《魏书地形志校释》认为是“妄言”，理由是“是年前秦主苻登，后秦主姚苌方酣斗于关中，东晋隔绝，安得有此”，似为有理。但张氏认为华山郡当在北魏世祖太武帝时所置，又为胡阿祥所否定[52]，有理。《陕西通志》、《东晋疆域志》、汪兆镛、吕思勉、胡阿祥所言之东晋，皆只能是东晋太元八年后之东晋。然则具体时间何在，则是问题。

盖顾祖禹《方舆纪要》所引《地志》言东晋太元十二年置华山郡之说乃《陕西通志》、洪亮吉等之说相继产生之原因。而此《地志》其所以如此言之，盖以《通鉴》卷106太元十一年（386）六月有“荆州刺史桓石民遣将军晏谦击弘农，下之。初置湖、陕二戍”[53]之文而推测之。考《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孙石民传》曰：“初，（桓）冲遣竟陵太守赵统伐襄阳。至是，石民复遣兵助之。寻而苻坚败于淮肥，石民遣南阳太守高茂卫山陵。时坚虽破败，而慕容垂等复盛。石民遣将军晏谦伐弘农，贼东中郎将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陜二戍。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石民遣将军冯该讨之，临阵斩丕，及其左仆射王孚、吏部尚书苟操等，传首京师。而丁零翟辽复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冯遵讨之。时乞活黄淮自称并州刺史，与辽共攻长社，众数千人。石民复遣南平太守郭铨、松滋太守王遐之击淮，斩之，辽走河北。”[54] 湖与华阴相距近，似东晋可因此而在次年有克潼关、占据华阴等地且立华山郡之事。而“获关中担幢伎，以充太乐”之文似可作辅助之证据。然据“时苻坚子丕僭号于河北，谋袭洛阳”、“翟辽复侵逼山陵”及“乞活黄淮”“与（翟）辽共攻长社”等记载，可知洛阳之形势并不稳固，东晋不大可能再西进以克潼关。而败慕容夔、“置湖陕二戍”之前，姚苌已于长安称帝，表明姚苌称帝时盖已控据潼关，则东晋难于克之。盖姚苌虽于长安称帝，一时不能出潼关以拓地，东晋乃抢先占据湖、弘农、陕诸地，以之抵御后秦进攻而已。故《方舆纪要》所引《地志》谓东晋于太元十二年立华山郡，纵有之，必非治所在华阴之华山郡，更不可言此华山郡领有华阴、郑、夏阳、郃阳四县也。

按东晋因太元八年肥水之战胜利，乘机北进，乃必然，亦事实。故学者易于将东晋设立华山郡之时间定在太元中，此乃自然之事。据前文所引《晋书》卷9《孝武帝纪》太元九年七月东晋“遣兼司空、高密王纯之修谒洛阳五陵”之文，太元十一年六月东晋以杨亮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镇卫山陵”之文，所谓“五陵”即宣帝司马懿高原陵、景帝司马师峻平陵、文帝司马昭崇阳陵、武帝司马炎峻阳陵、惠帝太阳陵，而所谓“山陵”当即“洛阳五陵”，此表明至迟在太元十一年六月，东晋当已得洛阳。东晋既得洛阳，则乘机西进，甚是自然。但东晋西进至何处？是否乘机攻克潼关，占据华阴、郑、郃阳、夏阳四县，且立华山郡，则是另一问题。

考《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七月言“苻坚及慕容冲战于郑西，坚师败绩”，十二月言“慕容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太元十年六月言“慕容冲入长安”，太元十一年正月言“慕容冲将许木末杀慕容冲于长安”。其中“郑西”即郑县之西，郑县在今陕西华县，距离华阴有七十里；潼关又在华阴东南四十里；“阿房”即阿房宫，在今西安西三十里；郑县距离长安有二百里[55]；所谓“慕容冲入长安”应是自阿房宫入长安。此表明，自太元九年至十一年正月，慕容冲皆无后顾之忧，故敢于在郑县西迎击苻坚，苻坚败，敢于向西追击，至于阿房宫，且即皇帝位，又坚持至太元十一年正月为其部下所杀。慕容冲所以无后顾之忧者，必是占据潼关之故。太元十一年正月慕容冲被杀，其先前控制之潼关自有易手之可能。此当为《方舆纪要》所引《地志》将东晋立华山郡之时间定在太元十二年之原因。但潼关纵易手，未必易于东晋之手。慕容冲被杀在太元十一年正月，六月乃有东晋以杨亮为雍州刺史“镇卫山陵”之事，此表明洛阳实受外来之威胁。此威胁不外来自西部、北部、及东北部。西部是姚氏，北部、东北部是慕容垂势力及上文所言翟辽等势力。在此情形下，保洛阳已然不易，何可克潼关、占据华阴等地，且立华山郡？此外，自杨亮“镇卫山陵”之事可知，东晋在太元十一年之任务是保洛阳之安全，而非进攻。故以为次年即太元十二年东晋有克潼关、占据华阴等地、且置华山郡之事，皆有不合事理者。何况慕容冲太元十一年正月被杀，占据关中之势力岂可于潼关无动于衷，坐待东晋之进攻？此可见，《方舆纪要》所引《地志》所谓东晋于太元十二年所置之华山郡有华阴等四县之说，颇有不合事理者。

然东晋有华山郡之事又不容否定，则唯有将东晋立华山郡之时间定在太元十一年六月之后，方合事理。如此则东晋华山郡立于何地，即是问题。而此即涉及东晋华山郡之性质问题也。

（二）东晋华山郡之性质

鄙意，《姚兴载记》此东晋华山郡之性质不外有二，一为遥领，一为侨郡。若东晋立遥领性质之华山郡，其主要目的当在保持一种进攻姿态，向占据潼关及其以西乃至以北地带之敌施压，以求达到保有潼关以东地带乃至洛阳之目的。若东晋立侨郡性质之华山郡，盖因华阴及其附近地带之人民有东出潼关，进入东晋控制区域之事。前揭《晋书·桓石民传》所言“获关中担幢伎”，必是获于弘农者。此“担幢伎”既可“充太乐”，则疑为长安宫廷中所有者。长安宫廷所有之“担幢伎”既东出潼关，达于弘农，则华阴及其附近地带之人民因乱而东出潼关，更属自然。则董迈或以流民首领身份而为华山太守者。然华山郡纵为侨郡，其距离潼关既甚近，华阴等地当又曾为西晋华山郡所治之地，则东晋此华山太守于后秦之华阴等地即有威胁，故即略具遥授之性质。易言之，无论在东晋人目中抑或在后秦人眼里，东晋此华山郡皆易视为暂时以湖城为治所者，如遇合适之机会，当推及于潼关内之华阴等地。

无论华山郡为遥领性质之郡抑或侨郡性质之郡，其领县有华阴盖是事实。然纵如此，此华阴县或为另一华阴县，与《地形志》华山郡华阴县有别，至于华山郡是否尚领有华阴以外之郑、郃阳、夏阳三县，则有甚大之疑问，纵令亦领有郑、郃阳、夏阳三县，此三县或亦为侨县性质。

其所以如此言者，除《晋书·孝武帝纪》不载东晋立华山郡等事之外，尚因前揭《晋书·姚兴载记上》之材料仅显示东晋有华山郡，必不能推断东晋此华山郡之治所在《地形志》所载之华阴，更不能认为此华山郡领有《地形志》所载之华阴等四县。质言之，据《姚兴载记上》之材料，仅可认为东晋隆安元年九月之华山郡，其治所有可能在湖城，绝不能认为在《地形志》所载之华阴，亦不能认为曾治《地形志》所载之华阴，其后乃退居湖城。且东晋纵令在太元十一年得华阴等地，且立华山郡，亦难肯定东晋得以控制郃阳、夏阳之地，其故在此二地距离华阴远，若无河东郡等地之配合，夺取郃阳、夏阳之可能性及必要性皆成问题。

此外，《晋书·孝武帝纪》所载司马纯之“修谒洛阳五陵”、杨亮“镇卫山陵”，皆显示东晋以得洛阳及保有洛阳为目标，而冯该击斩苻丕，仅显示东晋在洛阳之北有防守力量，其目的亦在保卫洛阳之安全，而郭给“距破”“寇洛阳”之翟发，正可观东晋以得洛阳、保洛阳为目标之用心。故东晋得洛阳后，其亟亟欲为者，当仅在占据洛阳西六十八里处之函谷新关而已[56]，至于更西四百里开外之地即潼关以东之地[57]，恐不在其迫切之目标内，仅为其伺机而取之地也。待既得潼关以东之地，则份望已得满足，其于潼关以西之地盖即无心亦无力再图矣。 

四   北魏之华山郡

（一）华山郡及其作用

清《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图表）》言“太平真君初，置华山郡”[58]。1992年出版之陕西《华县志》言北魏太平真君元年设华山郡[59]。此乃二书编者于相关历史有所未解所致。据《魏书》卷4上《世祖纪上》，北魏袭据长安乃在始光三年（426）十二月，即早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十三年。上文已言东晋有华山郡，实则后秦亦有华山郡[60]，料想赫连夏亦当有华山郡。鉴于潼关之重要性，而北魏自赫连夏手中得关中之地后，当有本后秦、赫连夏之旧而留华山郡之事，何待十三年后即太平真君元年乃立华山郡？此外，尤为重要者，《宋书》卷77《柳元景传》之材料可证明北魏自得关中即有华山郡（详下文）。此材料之重要性似未为学界所认识，兹略言之。该《传》所载刘槐之职“华山太守”虽是刘宋遥授，然此乃针对北魏之华山太守而授者。易言之，刘宋以北魏之华山太守为诱饵，欲刘槐助宋军夺取潼关，既得潼关，则北魏之华山郡乃为刘宋所得，刘宋即以北魏华山太守所据之地授予刘槐统辖。

然则《陕西通志》《华县志》何以言“太平真君初，置华山郡”耶？鄙意，此乃《陕西通志》编者仅据《魏书》材料立论，未能疏通相关历史，而《华县志》乃本《陕西通志》立言所致也。

华山郡，除《地形志》外，《魏书》凡四见，即见卷45《韦阆传附子范传》、《韦阆传附从子崇传》、卷89《张赦提传》及卷110《食货志》。《韦范传》曰：“历镇西大将军府司马，试守华山郡。高宗时，赐爵兴平男。”[61]《韦崇传》曰：“迁洛……出为乡郡太守，更满应代，吏民诣阙乞留，复延三年。在郡九年，转司徒谘议。久之，除华山太守，卒。”[62]《张赦提传》曰：“华山太守赵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宪度，威虐任情，至乃手击吏人，僚属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纳之轨物，辄禁止在州。’诏免所居官。”[63]《食货志》载太和八年规定“以麻布充税”之县中有“华州华山郡之夏阳县”[64]。《韦范传》之华山郡时间最早，乃在“高宗时”之前；《食货志》华山郡之时间次之，为太和八年；《张赦提传》华山郡之时间又次之，当是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因该《传》言及“大使崔光”，而崔光为“大使”当是太和二十一年之事[65]；《韦崇传》华山郡之时间最晚，当是宣武帝时，因韦崇任华山太守，又属“迁洛”后十余年之事也。

《韦范传》之华山郡既在“高宗时”之前，自易联系及于北魏太武帝之时，而“太平真君”乃太武帝后期使用时间最长之年号，其间与刘宋有最惨烈之战事，因之可言“太平真君”乃太武帝时最耀眼之年号。《陕西通志》之编者盖依据此点，结合《韦崇传》等之记载，而将华山郡设立之时间定在太平真君元年，《华县志》复本之矣。

《地形志下》华州注：“太和十一年分秦（泰）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66]泰州注：“神元年置雍州，延和元年改，太和中罢，天平初复置，后陷。”[67] 今按：“延和元年改”，实当为分雍州部分之地及他州之地立泰州；“太和中罢”则是太和十一年立华州而罢泰州也。上文已言北魏当是初得关中之始光三年末即有华山郡[68]，则北魏自有华山郡后，始终有之，不同仅在其所属有别而已：最先，即始光三年末至神元年立雍州前，其所属不明，待考；其后，即神元年后至延和元年立泰州前，属雍州；再后，即延和元年后至太和十一年立华州前，属泰州；最后，即太和十一年立华州后，乃属华州。

今可言者，自北魏之历史观之，拓跋氏入关中至为重要，不如此，则北魏无后来即孝文帝定都洛阳乃至实施汉化之事也。而北魏入关中得以立足，就关隘之作用而言，乃以潼关为最大。夫潼关之重要性，读史者习知，不必备引史料以为证明，只需略读《方舆纪要》陕西重险潼关之所述，即甚明了。然《方舆纪要》于潼关与北魏历史之关系，未有畅达之论述，盖以行文有所侧重所致也。故今论华山郡而可试为补充之。鄙意，北魏时潼关乃在华山郡，而华山郡仅有始光三年末至神元年间之情形不明，故无碍于分阶段而言华山郡之作用：始光三年（426）末至神元年（428）立雍州前之华山郡于关中局势之稳定有重要作用；神元年后至延和元年（432）前之华山郡既属雍州，则使关中有较大之区域独立性，亦即使关中在承受刘宋之威胁方面有较好之形势；延和元年后至太和十一年（487，南齐永明五年）前之华山郡既属泰州，而泰州尚领有河东、北乡二郡[69]，即泰州辖地乃跨有黄河两岸之关中、河东等地[70]，故此时之华山郡除在消解刘宋、南齐之军事威胁方面仍发挥作用外，尚当有两方面之作用，其一是联接东西二部，保障其通畅，其次则限制关中独立，保障东部安全；而太和十一年后之华山郡既属华州，太和二十二年（498）后自南齐得沔北之地，而致南齐势力及后来梁朝势力皆远离潼关，故已不必言华山郡在消解南齐、梁朝军事威胁方面之作用，则太和十一年后华山郡之作用除联接东西二部，保障其通畅外，其侧重乃在限制关中陇右之独立性，亦即保证关中陇右在北魏全国比重中之从属性（此在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形明显），故其重心乃在保卫首都洛阳之安全矣。此最后一点最可注意：北魏人谓关中陇右乃北魏之“右臂”[71]，必非虚言。故相对于关中陇右而言，洛阳自是大脑或心脏。不得已可去“右臂”，而大脑、心脏则决不可无。华山郡在华州三郡中最为重要，即以其近首都洛阳此大脑、心脏，且有保卫此大脑、心脏之作用也。如此而观华山郡，则其在首都洛阳与关中陇右间极为重要之意义，乃不言而喻矣。

此外，北魏孝武帝西迁时，高欢所以虽克潼关而不能直接进攻长安以消灭宇文泰势力者，窃疑读史者或以为此乃因洛阳势危，需有兼顾所致也。洛阳势危，自是事实[72]。然参照以下材料，似可言，更重要之原因当在宇文泰有雍、华二州之地，可节级防守，高欢不易尽破而改图也。

其一，《魏书》卷58《杨播传附杨侃传》，“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除侃镇远将军、谏议大夫，为稚行台左丞……军次弘（恒）农，侃白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骋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潼关之贼必望风溃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愚计可录，请为明公前驱。’稚曰：‘薛修义已围河东，薛凤贤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孙停师虞坂，久不能进，虽有此计，犹用为疑。’侃曰：‘珍孙本行陈一夫，因缘进达，可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帅之任，处分三军，精神乱矣，宁堪围贼。河东治在蒲坂，西带河湄，所部之民，多在东境。修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率众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不战而胜，昭然在目。’稚从之……长安平，侃颇有力”[73]。其中所言“贼据潼关”之“贼”，自是萧宝夤之军队；言“必须北取蒲坂”，则蒲坂乃在萧宝夤之手；故“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中之“死地”，当指与蒲坂相对之黄河西岸及其邻近之地。可见，萧宝夤叛北魏，一则据潼关，再则力图控制蒲坂，占据河东，以保其在关中之地位。自然北魏官军必求潼关、蒲坂配合为用，以攻克长安也。夫潼关、蒲坂配合为用，可克长安，此乃易解者也。因军队自蒲坂渡黄河，即可迫胁潼关，潼关破，长安自可克。以此观宇文泰，当日与蒲坂相对之黄河西岸必为其所有，如此即可助潼关之守。此亦易解之理也。

其二，《魏书》卷69《裴延儁传附从祖弟良传》：“尔朱荣死，荣从子天光拥众关西，乃诏良持节、假安西将军、潼关都督，又兼尚书，为河东、恒（弘）农、河北、宜阳行台，以备之。”[74] 此显示潼关、蒲坂配合为用，可防关中之敌东侵，以保洛阳安全之情形。又有可言者，“潼关都督”当为一特别之职，为朝廷特别掌握者。其所以特别，盖即欲必要时使潼关、蒲坂配合为用或彼此制约矣。

其三，《魏书》卷59《萧宝夤传》，孝昌三年十月宝夤反，“乃遣郭子恢东寇潼关，行台张始荣围华州刺史崔袭。诏尚书仆射行台长孙稚讨之……子恢为官军所败，长孙稚又遣子子彦破始荣于华州”，宝夤“奔（万俟）丑奴……”[75] 此条材料则兼明第一、二条材料之义，即华州乃雍州、司州间之缓冲地带，据雍州而得华州者，地位可稳固，不然则形势危急，不免败没；洛阳有华州为屏障，可避免来自雍州之直接威胁。如此可理解太和十一年华州其所以独立为州，即因华山郡有潼关之故也。以此则萧宝夤“遣郭子恢东寇潼关”，以“张始荣围华州刺史崔袭”之文皆有可注意者。依文义之分析，潼关、华州皆不在宝夤控制之内。何以如此？据《萧宝夤传》，宝夤反前半年即孝昌三年四月，朝廷虽授予宝夤大权，即“自关以西，皆受节度”，所谓“关”自是潼关，而潼关必属华州。然孝昌三年四月朝廷授予宝夤之职为“使持节、都督雍泾岐南豳四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假车骑大将军、开府、西讨大都督”，即宝夤“都督”诸军事之四州中无华州。既无华州，则潼关以西之地受宝夤节度，只是朝廷一时额外之宠授，盖欲以此显示朝廷对宝夤之重视信任也。然既是额外之宠授，则必要时自可取消之。此可理解《宝夤传》何以言“寇潼关”，何以言“围华州”矣。因二地实际本不在宝夤统辖范围。又，潼关实在华州之华山郡，此可见华山郡可减雍州之势，以虞不时之变也。如此则华山郡于北魏、西魏乃至北周之重要性，亦可见矣。

今更可言者，《北史》卷6《齐本纪上·神武纪》天平元年（按实永熙三年）八月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本有克潼关且进军长城（今华阴县西）之事，但高欢未进一步进攻长安，而是“退舍河东”，命薛瑜守潼关，且于蒲津西岸筑城，以薛绍宗守华州[76]。当日高欢未进攻长安，消灭宇文泰，除扰攘之际，洛阳未宁，高欢不能不顾根本外，自当考虑宇文泰虽失华州，仍可于华州之西、雍州之东防御一端。自后一点言之，即可谓宇文泰节级防守之效也。《杨侃传》“诸处既平”之“诸处”当正是予所言“节级防守”之地，其故在此“诸处”虽当包括潼关、华州，然决不限于此二地。因古代大抵每一郡县之城皆为一军事之地[77]，而军事之地又不限于郡县之城，大凡要害之地可设防以为军事之用者，皆利用之。故《杨侃传》所言之“诸处”，除潼关、华州、郑等地外，尚当包括长安以东之新丰（在今陕西临潼东）、阴盘（在今临潼东）、广阳（在今临潼北）等地。新丰、阴盘、广阳此三地可为军事据点之情形，可联系以下诸事而知之：（1）王莽地皇四年（更始元年，23）、西晋永嘉五年（311）、建兴二年（314），皆于新丰有战事[78]；（2）西晋太安元年（302）河间王顒遣将李含顿兵阴盘以助进趋洛阳之兵[79]；（3）西魏大统三年（537）高欢侵西魏，军蒲阪，宇文泰军于广阳以御之[80]。新丰、阴盘、广阳三地其所以可为军事据点者，乃因其依托骊山之余坡，有山原可资利用也。至若三地之西虽一马平川，然未始不可藉人工设施以为御敌之用[81]，故亦有助节级防守之可能也。

（二）华山郡太守

华山郡之重要既如上所论，则北魏重视华山郡太守之人选，乃不言而喻者。《宋书》卷77《柳元景传》刘宋利用以攻潼关之刘槐乃其家距离潼关不远之豪族（详下文），即可为北魏重视华山郡太守人选直接之参照。

今按：《魏书》所载华山郡太守仅有三人，即韦范、韦崇、赵霸。衡以华山郡之重要性，颇疑北魏自有华山郡后，其郡守若非拓跋本族之人，当即拓跋氏最信任之胡人。以此而言，则二韦、赵霸之为华山郡太守，乃有分析之价值也。

二韦乃从兄弟，即韦范乃韦阆之子，韦崇为韦阆之从子，为关中豪族，而赵霸家族之情形则不知。《魏书·韦阆传附范传》谓范“试守华山郡”[82]、《韦阆传附崇传》言崇为“华山太守”[83]。值得注意者，《韦范传》韦范仅是“试守华山郡”，而未载其有即真之事，则韦范盖在“试守华山郡”之后乃改授他官，而《韦崇传》载韦崇先为乡郡太守九年，再“转司徒咨议”，“久之，除华山太守，卒”。何以如此？此或当从韦氏自身之特性及北魏政权之需要以为解释。考《韦阆传》曰：“韦阆字友观，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冠族。祖楷，晋建威将军、长乐清河二郡太守。父达，慕容垂吏部郎、大长秋卿。阆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乱，避地于蓟城。世祖征拜咸阳太守，转武都太守。属杏城镇将郝温及盖吴反，关中扰乱，阆尽心抚纳，所部独全。在郡十六年，卒。”[84] 韦氏既“世为三辅冠族”，于北魏政权既是极力笼络之对象，亦为有所疑忌之势力。韦氏有入南朝之人[85]，此对北魏政权不能无所提醒，即不可不予韦氏以足够之笼络，亦不当于韦氏全然放心。而就韦氏一族而言，实又当将南迁者与留居北方者有所区分。其留居北方者，为求生存，实已取与北方胡族政权合作之态度。此乃韦达为后燕吏部郎、大长秋卿，韦阆为北魏咸阳、武都二郡太守之原因。故韦范之“试守华山郡”及韦崇之为“华山太守”既是韦氏与北魏政权密切结合之显示，复为北魏政权笼络信任韦氏之说明。至于前文所言《魏书·张赦提传》所载之华山太守赵霸，其人既“酷暴非理”，自当目为死心塌地支持北魏政权而行为不典之人，且其乃孝文帝时之人，已不似韦氏之具观察意义矣。

依据以上之分析，似可言韦氏、赵氏之为华山郡太守，既可视为北魏民族政策之一显示，亦当作北魏政权发展历史之一说明。相对而言，韦氏之情形尤具意义。可认为，韦氏为华山郡太守之标志有二，一是北魏政权之稳固，二为北方豪族与北魏政权之结合。就前者言，自是北魏历史发展之一显示；就后者言，实亦北方民族融合之一内容也。

五    宋齐梁之华山郡

学界所知所重之刘宋华山郡，盖仅为《宋志三》雍州所载者。实则《宋书》卷77《柳元景传》所载者亦颇可注意。因《宋志三》雍州之华山郡，其郡名盖有直接承袭《柳元景传》所载之华山郡之可能，而《柳元景传》所载之华山郡涉及刘宋重要之历史，不可忽视。该《传》载：“（元嘉）二十七年……（庞）法起率众次于潼关。先是，建义将军华山太守刘槐纠合义兵攻关城，拔之，力少不固。顷之又集众以应王师，法起次潼关，槐亦至。贼关城戍主娄须望旗奔溃，虏众溺于河者甚众。法起与槐即据潼关。”[86] 今按：刘槐所攻之“关城”乃潼关城，而刘槐必为刘宋联结利用以攻潼关之人。刘槐《宋书》中仅此一见，其详难知，然其为居地距离潼关不远之豪族，则可肯定，而其所“纠合”之“义兵”、所“集”“以应王师”之“众”，当即刘槐之乡人。至于刘槐乃汉族抑或少数民族，则不知。然姓名既为“刘槐”，与刘宋皇帝同姓，则刘宋之利用及其方法亦略约可知矣。甚明显，刘宋为求北伐夺取潼关之成功，乃事先联系刘槐，遥授其华山太守之职，且加“建义将军”之号。刘宋居然达到夺取潼关之目的。刘宋夺取潼关之努力既得成功，吾人何可忽略刘槐之作用？因之，何可忽略刘宋遥授刘槐华山太守之事？

《宋志三》雍州华山郡领华山、蓝田、上黄三县，《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雍州之华山郡亦领华山、蓝田、上黄三县。梁承齐旧，其雍州有华山郡，郡当亦领华山、蓝田、上黄三县。故洪齮孙《补梁疆域志》以梁雍州有华山郡，领县如南齐[87]，甚是。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亦言梁雍州有华山郡，虽未言其领县，此盖省略，非不知也[88]。亦是。

考《宋志三》雍州华山郡曰：“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隄。”华山县曰：“与郡俱立。”蓝田县曰：“汉旧名，本属京兆。”上黄县曰：“本属襄阳，立郡割度。”今按：所谓“胡人流寓”乃指京兆蓝田康氏迁居襄阳之事，其事具见《梁书》卷18《康绚传》[89]。《传》载康氏自京兆蓝田迁居襄阳之时间，乃在刘宋“永初中”。故《宋志》蓝田县所言“汉旧名，本属京兆”之文颇可注意。《宋书》卷6《孝武帝纪》大明元年七月辛未有“土断雍州诸侨郡县”之文，则《宋志》蓝田县所谓“本属京兆”表明此蓝田县其初本侨县，乃刘宋“永初中”（420-422）为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之人而立者。《康绚传》言南迁者有三千余家，则刘宋特别立蓝田县以处之，合乎情理。故结合《宋志》华山郡“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之文，可知康氏初迁襄阳，其居地仅限于侨县蓝田，而在大明元年（457）七月后乃为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之人立华山郡，且增华山、上黄二县。其所以增二县者，原因不外有二，一为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之人经数十年之增殖，户口当已可观[90]，原来之侨县蓝田太小，不能容纳，再则刘宋政府甚重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之人。二因之中，后者当更重要。

然则，康氏何以得刘宋政府之重视？此乃极重要之问题。欲回答此问题，需明白两点，一为大明元年刘宋政府面临之军事形势，一是康氏于刘宋政府之价值。言大明元年刘宋政府面临之军事形势不当仅限于大明元年，须联系刘宋立国以来之情形而观之，其故在康氏南迁乃刘宋“永初中”事，得刘宋政府重视则在大明元年，其间有三十余年之隔。而言康氏于刘宋政府之价值，则当注意及《梁书·康绚传》所载康绚“习武艺”及其于梁朝之贡献与夫所谓“郡兵”三端也。而此三端皆为学界未曾论及者，故有略为论述之必要。

夫刘宋面临之军事形势，主要者乃刘宋与北魏对峙之军事形势也。自宋武帝即位至孝武帝大明元年，刘宋之北伐仅二次，一在文帝元嘉七、八年，一在元嘉二十七、八年，此二次北伐皆由武帝逝世之年（永初三年）及其次年（景平元年）之事促成。因永初三年宋武帝死，魏军侵宋，刘宋被动应战，战事延续至次年，魏军占上风[91]，于刘宋面子有损；故刘宋元嘉七、八年之北伐，实有复仇雪耻之性质；然以失败告终，而其失败又引出元嘉二十七、八年之北伐，实际亦为复仇雪耻，然失败更惨，其耻更大。元嘉二十七年冬，魏军竟一路南下，临江振威，魏太武帝登瓜步山（在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区东南），其地在刘宋首都建康之北仅百余里，故致刘宋朝廷之震恐[92]。非仅此也，刘宋元嘉二十七、八年北伐之失败，于宋文帝必有莫大之打击。文帝最终死于其子刘劭之手，此打击盖为一因[93]。刘劭弑父，致刘宋政局之动乱。孝武帝虽平内乱，然军事上不能摆脱其父文帝北伐失败之阴影乃必然矣，因孝武帝无其父之才略，而刘宋在元嘉末大败后一时不能重振，以与北魏作第二次之交锋。故魏军于孝武帝时刘宋之威胁，必当大于文帝时，则孝武帝内心危惧感之大，亦不难想象矣。此可理解孝武帝诏书何以一言“天步艰难，国道用否，虽机构永固，而气数时愆”，再言“国道再屯，艰虞毕集”矣。此二诏之语一出孝武帝即位之年即元嘉三十年之五月庚辰，一见孝武帝即位第三年即孝建二年之九月庚戌。由此颇可感知刘宋当日危惧之情形。欲改变此危惧之形势，唯有增强军事实力一途。而重视胡人，以胡人为军队统帅，组织胡人军队，于增强军事实力自有意义。因魏军所以战斗力强大者，原因之一，乃在魏军多胡人，擅马战也。此于孝武帝时刘宋之人必有深切之体会[94]，此当为康氏在大明元年得以重视之原因。如此则上文所言康绚“习武艺”及其于梁朝之贡献与夫所谓“郡兵”三端，自有分析之价值矣。

《梁书·康绚传》言康绚“身长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官，犹习武艺”。“习武艺”当非康绚一人之行为，而为康氏家族之特征，甚至乃康穆所率以南迁“三千余家”普遍之特征。此特征正合刘宋以来南朝之需要也。而康绚于梁朝之贡献，自可以康穆家族及其所率以南迁者之特征显示矣。

《康绚传》言绚于梁朝之贡献有八：永元元年（499）助梁武帝起兵灭南齐，一也；中兴元年（501）随王茂攻屠南齐郢城（在今湖北武昌）之守兵[95]，二也；天监元年（502），助王珍国退梁州（州治今陕西汉中）之魏军[96]，三也；天监七年（508），魏军逼司州三关，绚率众赴援，四也；天监九年至十年、十三年至十五年，两次承担守淮重任[97]，五也；天监九年（510），朐山守兵以城降魏，绚遣兵据崄，使魏军不得越朐城（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六也；天监十年，青州刺史张稷为土人所杀，绚遣军讨平之，七也；天监十五年（516），任司州刺史，守卫包括司州三关（即义阳三关）在内之边地，八也。其中守淮之事，在南朝皆极为重大之事，故此事特显康绚于梁朝之重要。康绚卒于普通元年，时年五十七，倘享高年，其于梁朝之贡献尚不止此也。而康绚有此诸多贡献，除其本人之才干外，不能忽略者，乃在其有所谓“郡兵”之帮助也。

夫所谓“郡兵”者，即华山郡之兵也。《康绚传》言“魏围梁州，刺史王珍国使请救，绚以郡兵赴之，魏军退”，可见“郡兵”有甚为可观之战斗力。此“郡兵”乃康穆自京兆蓝田所率以南迁人之后裔组成，可以肯定。此“郡兵”既有“敢勇”之目，亦有“游兵”之号，复有但以“众”笼统言之者。“敢勇”之目，见《康绚传》“永元元年，义兵起，绚举郡以应高祖（梁武帝），身率敢勇三千人”之文；“游兵”有“有急应赴，斩获居多”[98]之功；而所谓“众”，乃《康绚传》“（天监）七年，司州三关为魏所逼，诏假绚节、武旅将军，率众赴援”之文所言者，其所以笼统言之者，当在此所谓“众”不限于“郡兵”即华山郡之兵也。易言之，“郡兵”人数当随时间之不同而有多少之别，亦不必皆单独作战。此“郡兵”是否伴随康绚一生，虽不敢肯定，但“郡兵”之存在及作用，于康绚在梁朝之地位有所帮助，盖可肯定也。

更可注意者，乃在由康绚“习武艺”及其于梁朝之贡献乃至“郡兵”之作用，可推知康氏于刘宋以来南朝政府之价值所在也。故《康绚传》所载梁武帝重视康绚之原因亦极易理解，《传》曰：“高祖（梁武帝）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甚至于《康绚传》所载“永元年，义兵起，绚举郡以应高祖（梁武帝），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马二百五十匹以从”，亦可有较深之理解。康氏有“私马”乃其擅马战之表现，所谓“绚举郡以应高祖”当是梁武帝特别招引之结果，而“敢勇三千人”皆是善战之军人。故结合《宋志》、《宋书》本纪、《梁书·康绚传》等材料，可窥见刘宋、南齐、梁朝重视康氏之原因。易言之，康穆为刘宋之秦、梁二州刺史，康元隆、康元抚、康绚相继为刘宋南齐之华山郡太守[99]，康绚更为梁朝北兖、司二州刺史，在捍卫梁朝北部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皆因康氏及其赖以立足之华山郡之兵富于战斗力有以致之矣。

康氏及其所统华山郡之胡人既有战斗力为南朝所仰重，则此有战斗力之胡人自亦有影响南朝雍州乃至整个西北部边境稳定之可能。如此则南朝于华山郡胡人盖亦有所防范限制，此为情理中事。今以材料所限，不能有详切之论述，憾事也。然有可分析者。《梁书·康绚传》绚天监元年后为竟陵太守，九年为北兖州刺史，十三年迁太子右卫率，与领军萧景直殿内，十三年至十五年为“都督缘淮诸军事”，十五年至十八年为司州刺史，十八年为员外散骑常侍，领长水校尉，直殿省，普通元年除卫尉卿，未拜，卒。易言之，天监元年后康绚再无任华山太守之事。则康绚为华山太守之事当止于天监元年。天监元年后之华山太守《梁书》未载，然则康绚之后任华山太守者究为何等人耶？此乃甚为重要之问题。鄙意，康绚之后任华山太守者一度可能仍为胡人，然此华山太守已不重要，因华山郡之武力即《康绚传》所载“敢勇”“郡兵”等已随康绚征战各地，则其实际已融化于人数极其庞大之汉人军队中，华山郡纵可再不断提供可以从军之人，然其出路仍唯有融入庞大之汉人军队一途。如此言之，梁朝盖因重视华山郡康氏，乃将华山郡之武力消化矣。然则梁朝雍州乃至整个西北全部之形势得以稳定者，自一定程度言，盖与此有关也。

此外，更为重要者，结合东晋南朝宋齐梁四朝之历史而观之，颇可见东晋南朝历史演化之迹也。

    东晋因北方胡族之乱而屈居江左，故通性而论，东晋对胡人采仇视之态度。此当为姚襄降东晋，受多方面拒斥之原因。康氏为胡人，其南迁在刘宋永初时，而为刘宋政府重视则在三十余年后之大明元年，当为南朝延续东晋疑忌胡人心理所致。刘宋政府重视康氏之体现，乃在为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之人立华山郡。此乃南朝政府受形势所迫之表现。此形势即南朝赖以捍边之军事将领渐趋缺乏。职是之故，乃不得不借用有武干之胡人。故反观东晋对姚襄之拒斥，即可知东晋不乏军事将领，不必倚重胡人之形势。南朝至梁朝之末，缺乏优秀军事将领之形势较诸刘宋又形严峻，故梁武帝欲仰重胡人侯景以取东魏河南之地，侯景死后，梁元帝于杀父仇人侯景部属之人，仍重用以图挽救垂亡之势[100]，皆其表现也。故联系东晋南朝之历史而观之，康绚在梁朝得以重用之原因，不难理解也。鄙意，康穆、康元隆、康元抚及康绚之经历，实为东晋至梁末历史演变之一极佳观察点。易言之，合姚襄、康氏诸人及侯景等人之历史而观之，即可辅证南北朝时期之中国，其主流在北，不在南，及北朝终将统一中国之趋势也。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之中国，其主流在北不在南，此乃前辈学者之论断[101]，而自姚襄、康氏诸人及侯景等人之历史以见此演变之迹，则为鄙见所出，故特言之，欲得高明之指教也。

    康氏为南朝重视之情形，已见如上，侯景为梁朝重视之情形已有论述[102]，而姚襄为东晋待遇之情形，未见论及，兹略言之。《晋书》卷116《姚襄载记》言襄乃弋仲第五子，“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弋仲死，襄秘不发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皆破之……屯于碻磝津……南至荥阳，始发丧行服……晋处襄於谯城……中军将军、杨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乃因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103] 卷77《殷浩传》载“浩识度清远”[104]，王蒙谢尚“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105]，简文帝言殷浩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106]，故殷浩所为不可以糊涂目之，必当与东晋政府之态度联系而观之。《殷浩传》又载桓温“素忌”殷浩[107]，然《姚襄载记》于“频遣刺客杀襄”后载“桓温自江陵伐襄”。殷浩桓温乃政敌，此学界所知也。然二人在对待姚襄事上既如此协同一致，相互配合，拒斥姚襄，则尤足说明东晋主政者排斥姚襄之实际。《姚襄载记》又言姚襄“雄武多材艺”，又言“明察善抚纳”，“士众敬爱之”，正是优秀将领之特征，若为东晋所用，正可发挥作用。姚襄“遣五弟为任”，其本人则“单骑度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春”，足见其降晋有真意。姚襄既有能力，亦有诚心，若为东晋所用，正是好事。然其时之东晋有桓温等杰出之人，皇权又弱，权力为桓温等人掌握，不必藉姚襄以为用，故东晋无姚襄容足之地也。

韩树峰先生于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之边境豪族有精彩之研究[108]，然其所研究者皆为汉人豪族，如平原刘氏明氏、清河崔氏、河东裴氏柳氏、谯郡夏侯氏、京兆杜氏韦氏等皆是。以上所论胡人豪族康氏之情况，可视为补充。此可见南朝民族政策之一斑。

更有可言者，《通鉴》元嘉二十七年六月，魏太武帝闻宋文帝将北伐，复与文帝书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无厌……”云云后胡三省注曰：“观魏主与帝二书，诚有惮江南之心。大明以后，北不复惮南矣。”[109]所谓“大明以后”盖指《宋书》卷8《明帝纪》泰始二年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之后。顾祖禹《方舆纪要》、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乃至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于刘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皆有论及[110]。凡此皆易启读史者以南朝弱于北朝之时间在泰始二年之认识。且此认识亦有理。然自前揭《宋书·孝武帝纪》二诏之语观之，似当认为南朝最高层自感弱于北朝之时间，盖为孝武帝初。而大明元年立华山郡之事盖可视为南朝自感弱于北朝之另一重要显示。如此则似可言以泰始二年乃南朝弱于北朝之时间者，其侧重盖在显著之特征而忽略于演变之渐也。

复有可言者，西魏北周相继控制梁朝之雍州后，于南朝刘宋以来之华山郡未予保留，只有治所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之华山郡。此是向西晋统一历史之回归，故可认为南北朝历史走向统一历史之一曙光在西魏控制梁朝雍州后又显现也。

六    结论

依据以上讨论，兹将结论简要陈之于下：

（一）学界以为华山郡乃东晋首立，实则当为西晋首立，其立郡时间之上限乃在西晋太康三年之后，最大可能则在元康六年匈奴、氐羌乱关中之后，或八王之乱之前，或八王之乱期间。更具体之时间不能确定。

（二）学界所以定华山郡乃东晋立者，乃受胡三省《通鉴》注之影响所致。胡氏及后世学者顾祖禹、洪亮吉、吕思勉等于东晋华山郡之实际及《地形志》华阴等县之注皆无深入之理解，故认识尚在表面。

（三）《地形志》所以能反映西晋设立华山郡一端，而《晋书·地理志》不能者，其原因乃在《晋书·地理志》乃延续王隐《晋书·地道志》、臧荣绪《晋书·地理志》等而来。王隐《晋书·地道志》以时间早，最是关键。而王隐《晋书·地道志》以史料不足之故，主要本诸《太康三年地志》以立规模，故不免遗漏。西晋史料在北方有一流传系统，其中最主要者乃西晋诸帝《起居注》等材料，故《魏书》编者得以参考，此乃《地形志》得以隐约反映华山郡设立时间之原因。

（四）东晋华山郡之名为后秦、赫连夏、北魏继承。然东晋华山郡与后秦、赫连夏、北魏之华山郡有性质之别。此别有二：其一，东晋之华山郡乃遥领性质或侨郡性质，而后秦、赫连夏、北魏之华山郡皆承西晋而居本土者。其二，东晋之华山郡可能仅领华阴一县，且华阴县亦可能为遥领之县或侨县，而后秦、赫连夏、北魏之华山郡则包含华阴、郑、郃阳、夏阳四县之地。东晋设立华山郡之目的，主要者乃在保潼关以东地带乃至洛阳之安全。

（五）北魏自得关中即有华山郡，非如以往学界所言乃北魏太平真君元年乃立者。而华山郡先后有所属不明及分属雍州、泰州、华州之事，其意义亦各有不同。

（六）北魏重视华山郡太守之选择。在北魏历史之前期，华山太守其先盖多为拓跋之人或拓跋氏信任之胡人任之。韦氏、赵氏以汉人而为华山郡太守，乃北魏发展历史及民族政策之一显示。

（七）北魏孝武帝西迁目的之达，而致北魏分裂局面之成，除雍州之作用外，尚与华山郡及其所属之华州所发挥之作用有重要关系。

（八）刘宋有遥授性质之华山郡，亦有侨置性质之华山郡。学界以往所知所重者，大抵仅为侨置性质之华山郡。而此遥授性质之华山郡与侨置性质之华山郡，其郡名盖有直接承袭之关系。

（九）南朝刘宋侨立华山郡，乃重视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者之表现，其目的在欲借助其战斗力以增强抵抗北魏之军事实力。此乃刘宋自感其北部疆域难保之显示，亦即刘宋自感军事将领缺乏之显示。自来以刘宋泰始年间为南朝弱于北朝之时间者，乃侧重显著之特征而忽略演变之渐也。

（十）刘宋而后，南齐、梁朝在军事将领缺乏方面呈恶性化发展趋势，此乃康氏及其所率以南迁者乃至其后裔为南齐、梁朝重视之原因。

（十一）以南朝华山郡为切入点，综观东晋宋齐梁四朝之历史，颇可见其间由强而弱之变化，且可从一侧面以见南北朝历史主流在北不在南之实际。

（十二）西魏北周相继控制梁朝之雍州后，于南朝刘宋以来之华山郡未予保留，只保留治所在华阴（今陕西华阴）之华山郡，此乃向西晋统一历史之回归，可视为南北朝走向统一历史之一曙光。        

（原刊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2013年第一、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