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輿圖的形制與内容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幅清代地圖，紙本，單幅，縱55厘米，橫63厘米，彩繪。圖的四邊用貼紅標注方位，上北下南。圖中描繪了山西大同府天鎮縣新平堡及其周邊地區的山脈、河流、城堡、道路、墩台，長城與馬市口等地理要素。原圖無圖題，北大圖書館著錄為《新平堡圖》。

山體用靛青色勾勒輪廓，河流用绿色的帶狀表示，内描繪魚鱗狀線條。道路用黃色帶狀線條表示，城堡用藍色矩形表示，外加以城樓狀符號以表示城門，墩台用平立面結合的符合加以描繪。圖上的一個重點是長城，用墨線勾勒的立面城垣進行表示，關口用紅色“米”字型符號表示，馬市口則用兩扇柵門式符號描繪。

圖中亦有大量文字注錄，用貼紅置於所描述地理要素内部或旁側，標以重要信息。其中新平堡内貼紅寫有：“新平堡，參將壹員、中軍守備壹員、把總壹員、外委千、把總三員、額外外委貳員，馬戰兵柒拾壹名、步戰兵捌拾伍名、守兵陸拾貳名，營馬柒拾陸匹”。新平堡的四周用貼紅書豎直題寫四至，分別為：“東至直隸貳汛交界貳拾里”，“南至瓦窯口交界貳拾里”，“西至馬市口三里”，“北至邊墻陸里”。這四條貼紅分別由靠近城堡的一端寫起，方向呈放射型，無固定方位。圖的其他部分亦有多處貼紅註記，計有：在教場處標註：“至新平貳里”，在馬市口處標註：“至新平三里”，在瓦窯溝處標註：“至新平伍里，防兵壹名，在平遠頭處標註：“至新平貳拾里”，在腰溝墩處標註：“至新平拾捌里，防兵壹名”，在平遠堡處標註：“至新平拾伍里，係民堡，並無設文武官員”，在煖泉墩處標註：“至新平拾里，防兵壹名”，在圖的東緣標註：“直隸交界，至新平貳拾里”。

二、明代邊防形勢與新平諸堡的修築

    新平堡及附近的保平堡、平遠堡地處山西省天鎮縣的東北角，東鄰河北懷安縣，西、北接内蒙古高原地區。西洋河自今内蒙古自治區興和縣發源向東經此地流入河北，在今懷安縣城柴溝堡處與東洋河、南洋河匯合。這一塊小區域南北皆為低緩山地，中間則為一帶狀平川，地勢斗出，翼護河北乃至京畿，戰略位置重要。

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將徐達連克河西務、通州，兵鋒直指大都城下，元順帝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北走上都開平。八月，徐達進大都，改大都路為北平府。洪武二年正月，常遇春取大同。至此，宣大地區全部收入明朝版圖。

    明朝政府雖然奪取了全國政權，但蒙古的軍事力量卻並未徹底消滅，北部地帶一直是明代邊防的重點。洪武時期，就先後設置了大同都衛（山西行都司）和萬全都司，統管宣大地區的諸多衛所。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大同、宣府和薊鎮三地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正如王士性論及：“前代都關中，則邊備在蕭關、玉門急，而漁陽、遼左為緩。本朝都燕，則邊備在薊門、宣府急，……本朝土木後，也先駐牧，吉囊、俺答駐牧，皆在松、慶、豐、勝左右，則宣、大急”[i]。

明代前期，在宣大地區主要實行都司衛所體制，此地歸屬山西行都司天城衛管轄，並未修築城堡組織防禦，[ii]到明代中期，隨著蒙古各部軍事實力的恢復，明朝對蒙古的軍事態勢逐漸轉向以防禦為主。到成化年間，蒙古達延汗崛起，駐牧大同近邊，威脅明北疆安全。成化十九年（1483）七月到九月，達延汗大舉侵犯大同、山西與宣府，“大同總兵官許甯等奏：‘虜酋小王子于本月十一日率三萬餘騎寇邊，東西連營五十餘里，我軍僅萬餘。……連戰二日一夜，生擒一人，斬首一十七顆。……我軍亦陣亡五百八十六人，被傷一千一百一人，射死馬一千七十’”[iii]。成化二十一年（1485），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略，躬率士馬，遍歷邊境，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該增築四百四十座，每座高廣俱三丈，宣府二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上然之，即敕所司預備器物，俟明年四月即工”[iv]。

    弘治九年，達延汗又因“賞薄生怨”，犯大同、宣府邊境。十一年後年不入貢，雙方之間直接的貢市貿易中斷，此後右翼蒙古各部頻年搶掠明朝宣府、大同、延綏、固原、甘肅等邊境地區。嘉靖二十年（1541），右翼蒙古首領俺答派遣使者至大同請求通貢貿易，明廷屢次拒絕，俺答遂興兵入犯。

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俺答與其兄吉囊各率數萬騎由大同平虜衛附近入邊.深入山西中部太原、石州一帶。“殺掠無算”[v]，山西副總兵丁璋戰死；同年九月，俺答再次由平虜衛附近入邊，進犯朔州等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七月，俺答再次率十萬餘騎自大同左衛入邊，深入太原、平陽、澤、潞一帶，“殘縣道四十，掠殺男女二十萬，雜畜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vi]，甚至連京師亦不得不宣佈戒嚴。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月，俺答又從宣府附近的萬全右衛潰牆而入，大掠蔚州、廣昌等地，前鋒直抵河北完縣，京師再度宣佈威嚴。

    為應對日益嚴峻的邊疆危機，明廷著手在宣府鎮與大同鎮修築邊牆。嘉靖二十一年（1542）至二十九年（1560）,翟鵬、詹榮、翁萬達先後總督宣、大，挑修邊牆千餘里。其中以翁萬達功績最大，他先是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修築大同鎮所屬陽和開山口一帶與宣府鎮所屬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一帶邊牆，共202里[vii]。次年又修築“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邊牆“幾八百里”[viii]。

    為配合邊牆的防禦，嘉靖中期開始，明朝沿邊牆修築了一系列長城邊堡。關於邊牆與邊堡的關係，明代史料中鮮少記載，雍正《山西通志》追溯此事為“初，總督翟鵬議鑿長塹。後撫鎭漸築城垣，及增築靖魯[虜]五堡、滅狐[胡]九堡、鎮羌四堡，大同西北號為重障。（嘉靖）二十五年，總督翁萬達集都禦史詹榮、總兵周尚文議曰：塹可填渡，且不利拒守，故必城長城。長城必有台，利於旁擊，台必置屋，以處戍卒。近城必築堡，以休伏兵，城下留數暗門，以便出哨。創新凡三百餘里，敵臺、暗門稱是，增築保安堡，設兵戍守。又多築土堡於内，以屯伏兵。後又計李信屯道里，及宣大援兵，節度行之”[ix]。這一則史料指出了長城邊堡的功能，所以，與修築邊牆同時，大同鎮的長城邊堡也普遍修築起來。

    在這種背景下，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明朝在此地修築新平（今山西省天鎮縣新平堡鎮）、保平（今天鎮縣新平堡鎮保平堡村）、平遠（今天鎮縣新平堡鎮平遠堡村）和樺門（在今天镇县新平堡镇红土沟村东）四堡，並設參將於新平堡，歸大同陽和道管轄。

    關於新平一路的戰略地位，楊時寧評價道：

        本路原非舊設，乃嘉靖二十五年新展自境外者。舊邊自東路鎮寧堡縮而南於宣鎮之李信屯相聯，不惟邊垣曲折加長，抑且哨夜近虜難瞭，今開拓，北直於宣鎮西陽河相接，境土加多，夷酋遠徙，其為計誠得矣！參將分屬新平、平遠、保平、樺門四堡俱極衝。……本路孤懸口外，危如累卵，款後豺狼不嗥，烽燧銷儆，固幸無事，萬一匪茹，呼吸之間，安危立判。精簡練以壯先聲，聯唇齒以資應援，所當昕夕戒備而不可緩圖者。[x]

    正因如此，明朝在此四城堡駐劄了一名參將、三名守備官和一名防守官，官軍二千九百五十六員名，馬騾五百八十九匹頭。其中新平堡最為重要，其所負責防禦的“水泉兒溝、榆林縣川俱極衝，通大虜。邊外五路台吉、松木兒及守口夷人俱在小古城並榆林舊縣等處駐牧。本堡建在山後，出山口若鶯嘴然。東為宣鎮西陽河藩籬，南為瓦窯、天城屏翰。嘉、隆間，節被虜酋入犯，今雖設有市口，諸酋往來交易頗稱恭順，脫或渝盟，此實首禍之地，未雨徹桑，所當倍加嚴飭云”[xi]。所以，明朝政府在此修築了周長三里六分的城堡，駐守參將，統轄“見在旗軍六百二十三名，馬騾五十七匹頭”，以便組織戰守。

平遠堡則地處西洋河以北，靠近邊墻，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城堡的規模和駐軍都僅次於新平堡：“周二里八分，見在旗軍四百六名，馬騾五十八匹頭，……大紅花林極衝，通大虜。……嘉靖間虜由此入犯，宣鎮柴溝等處偵採稍疏，鳴鏑突至，蓋東路一要地也。雖東北有西陽河，西北有新平堡，聲勢相倚，左右頗可應援，而防禦自衛之計更宜加慎焉” [xii]。

    保平堡則地處西洋河以南，扼守山口，位置相對靠後，有新平堡和平遠堡翼疪，“本堡建在山後，嘉靖三十七年，虜由此入犯，勢甚危急，賴有新平、平遠應援，幸無大害”，所以規模和駐軍都遜於新平堡和平遠堡，“周一里六分”，領“見在旗軍三百二十一名，馬一十八匹”[xiii]。

樺門堡位於天鎮縣新平堡鎮紅土溝村所在地東側250米處。地處中低山區，座落於海拔為1735.9米的梁岇上，三面環山，峰坡匯於紅土溝，向北傾斜成一溝澗上，西距長城500米。樺門堡地處新平堡以南的山區，離前線最遠，“本堡設在山坪，為虜犯瓦窯口必經之處，列壘而居，勢甚孤危，然自此堡設後，戍守有人，斥堠有警，虜遂不敢南下牧馬，亦扼險之要地云”。所以規模和駐軍數量都居四堡之末。“周七分有奇，領見在旗軍二百九十七名，馬僅六匹”[xiv]。

三、清代宣大地區軍事形勢的變化和新平地區軍事駐防的調整

    與明代不同，清代將蒙古各部視為協助其全國統治的重要輔助力量。後金建國之後，就著力解決蒙古問題。早在天啟四年（1624，天命九年）二月庚子，蒙古科爾沁部首領奧巴就與後金締結了軍事同盟，承認努爾哈赤為：“威震列國，臣民懾服，普天共主之聖明皇帝”，並表示“嫩江水濱科爾沁貝勒等俱欽服”[xv]。天聰六年（1632，明崇禎五年）與九年（1635，明崇禎八年），後金兩次大舉攻伐蒙古察哈爾部，林丹汗死於甘肅，部眾盡歸後金，“四十萬部落盡攝於東人矣”[xvi]。崇禎九年（1636，崇德元年）四月，皇太極受尊號，建國號“大清”，改元“崇德”，其中就有漠南蒙古十六部領主四十九名參與，上尊號“柏格達·徹臣汗”於皇太極，漠南蒙古徹底臣服於清。同年，清廷設蒙古衙門，專管蒙古地區事務[xvii]。關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明朝方面也早有察覺，崇禎九年（1636）十二月二十八日，宣大總督盧象昇上言：“當年□與插並峙稱雄，又有三十六夷及卜酋與河套吉囊等虜，雖順逆無常，尚借款貢羈縻之術作我外藩。故東□即強，但攻遼左，而不及薊、宣、雲、晉諸邊。三五年來，□日益強，併屬夷，併卜、插，併吉囊，遂使建州小□，東自鴨綠，西至賀蘭，綿亙五六千里”[xviii]。清朝入關以後，經過康熙、雍正與乾隆幾代人的努力，遊牧於大漠南北的蒙古各部逐步被清朝收服，長城已不再是限制胡漢的界限，宣大地區也不再是直接面對敵對勢力的國防前線。由於邊疆形勢的變化，清朝開始著手對宣大地區的政區、城堡與邊防進行調整。

    關於這一深刻而顯著的時代變化，在清代當地著述中被普遍強調並稱頌，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西寧縣知縣張充國在《西寧縣志》中就曾說：“前明止分軍衛，誠以密邇旃裘，講茲屯牧。月明砂磧，防秋之刁斗千群；風肅旌旗，征馬之嘶鳴萬里。虎頭燕頜，誰為作賦之才？鐵馬金戈，終尠登臨之勝。以故記載莫考，志乘闕如。聿自昭代，聲教四訖，烽燧無虞，改軍屯為郡縣，化刀劍為農桑”[xix]。雍正六年陽高縣儒學教授，朔州人蘇之棻在其撰寫的《陽高縣志》序言中，就做了這樣的總結：陽高“明興，以為北門重地，設總制衙門，統重兵以彈壓，其要衝也。迨國家車書統同，裁去重兵，止設衛官一員，以徵收賦稅而已。今上禦極之三年，改為縣制，規模又為一新”[xx]。當然，方志撰寫者多為當地官員，其言辭多有溢美之處，但其間所反映的當地居民對該區域巨大變化的感覺與認知，卻是清晰可辨的。

    正是因為蒙古各部併入清朝的統治範圍，所以順治元年（1644）六月，大同總兵姜驤投降清朝之後，桑乾河流域長城内外成為同一個政權下的統治區域。除了順治五年（1648）十一月，發生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一事[xxi]，引起攝政王多爾袞的重視外，並無其他的邊疆危機。所以即使清朝初年戰爭仍很頻繁，但已經開始著手整頓衛所與城堡。

    在這種時代背景下，進入清代後，新平地區的駐軍規模也呈現與明代不同的局面。

    根據順治年間《雲中郡志》記載，“新平路官兵三百二員名，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馬戰兵九十名，步戰兵六十名，守兵一百五十名，馬九十匹”。“平遠堡官兵一百一員名，操守一員，守兵一百名”[xxii]。

    雍正《山西通志》記載：新平路“駐劄新平堡，轄天城、陽和二營，瓦窯口、鎮門、守口、東井集四堡，額設參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馬、步戰、守兵三百一十二名。雍正九年，添設把總一員，馬戰兵一百一十名，步戰兵七十八名。本營守兵撥入馬市口堡二十八名，實在經制官三員，馬戰兵一百六十名，步戰兵一百五十名，守兵一百五十三名，各官自備馬一十四匹，兵丁戰馬一百六十匹”[xxiii]。

    《大清會典則例》記載：“新平路參將一人，駐劄新平堡，兼轄天城、陽和城二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四人，兵千有二名”[xxiv]。此書於乾隆三十一年撰成，敘事基本至於二十七年，可以用來推測乾隆二十七年及之前幾年的情況。

    乾隆四十七年重校的《大同府志》中則記載：新平路“駐劄新平堡，係府屬天鎮縣地方，管轄天城、陽和、渾源三營，瓦窯口、鎮門、鎮宏、守口、馬市口、東井集六堡。參將一員，守備一員，把總一員。馬戰兵一百二十八名，步戰兵九十五名，守兵九十三名，馬一百二十一匹”[xxv]。馬市口“係天鎮縣地方，千總一員，馬戰兵五名，步戰兵十四名，守兵五十名，馬六匹”[xxvi]。

    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撰成的《清朝文獻通考》記載：“新平路參將一人，駐劄新平堡，兼轄天城營、陽和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三人，兵七百二十名”[xxvii]。

    乾隆五十二年撰成的《清朝通典》記載：“新平路參將一人，駐劄新平堡，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一人，兵八百七十三名”[xxviii]。

光緒《天鎮縣志》中有較系統的記載：

    大同鎮新平路駐劄天鎮縣新平堡，轄天城、陽和、渾源三營，新平、馬市、東井、瓦窯、鎮門、守口、鎮宏七汛。本路參將一員，順治六年設；中軍守備一員，順治六年設；在營汛把總一員，雍正九年設；經制外委千總一員，經制外委把總二員，額外外委二員。馬步守兵一百九十六名：内馬兵六十五名，步兵七十八名，守兵五十二名。《舊志》：原額馬步守兵三百一十二名，雍正元年添設馬兵八十一名，步兵七十八名，又於舊額守兵内撥給馬市口防守邊汛兵二十八名，乾隆元年撥給陽、天二營馬兵五名、守兵一十二名，實在馬兵一百一十三名、步兵二百六十三名。《營冊》：道光十二年，奉文裁汰步兵一名、守兵五名；二十二年，奉文裁汰馬兵一名；咸豐四年，奉文裁汰步兵二名、守兵六名；同治元年，奉文裁汰馬兵七名、步兵四名、守兵十九名；光緒十年，奉文裁汰馬兵六名、步兵九名、守兵九名。官例馬十九匹，營操馬六十五匹。

    馬市口堡，千總一員，雍正九年設。馬步守兵二十五名，内馬兵二名，步兵三名，守兵二十名。《營冊》：原額馬步守兵五十九名。自道光二十二年至咸豐四年，共裁汰馬兵一名、步兵六名、守兵十八名。光緒十年，奉文裁汰馬兵一名、步兵一名、守兵一名。[xxix]

四、新平地區駐軍規模變化的趨勢與《新平堡圖》年代的推測

    通過分析上面所列的史料，我們可以了解到新平地區駐軍規模的變化：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新平路駐軍2956名，其中新平堡623名，平遠堡406名，保平堡321名，樺門堡297名。

    順治九年，新平堡駐軍300名，平遠堡駐軍100名。

    雍正元年之前，新平堡駐軍312名。

    雍正元年，新平堡駐軍443名。

    雍正九年，新平堡駐軍463名。

    乾隆元年，新平堡駐軍376名。

    乾隆二十七年以前，新平路駐軍1002名。

    乾隆四十七年以前，新平堡駐軍316名，馬市口堡駐軍69名。

    乾隆五十一年以前，新平路駐軍720名。

    乾隆五十二年以前，新平路駐軍873名。

    道光十二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35名，馬市口駐兵59名。

    道光二十二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駐軍229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咸豐四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28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同治元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219名，馬市口堡駐軍50名。

    光緒十年裁汰後，新平堡駐軍196名，马市口堡駐軍25名。

    对比上面的駐軍數字，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除雍正九年添設少量兵馬外，從明朝嘉靖、萬年年間，一直到清光緒年間，無論是新平堡、平遠堡和馬市口堡各堡駐軍，還是新平路駐軍總數，其規模都是逐漸削減的，這也因應了明清兩朝宣大地區所在的長城地帶軍事地位的變化趨勢。《新平堡圖》中新平堡駐軍數目為218名，與上面所列數字相對照，與同治元年至光緒十年之間新平堡駐軍數目大體相符，則該圖很有可能繪製於這段時間。

    另外，從各種史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順治九年，平遠堡的駐軍也大量削減，之後各種史籍亦不載其駐軍情況，很可能其駐軍裁撤於康熙年間。而保平堡和樺門堡在入清之後便無相關記載，應早已裁撤，正如《新平堡圖》中，在保平堡的位置上，寫有：“保平堡，至新平捌里，係民堡，並無設文武官員”。

    究其原因，自當是此二堡位置靠後，軍事形勢緩和後，無需在此駐軍之故。尤其是樺門堡，不單地處山岇，交通不便，而且取水條件極差，僅有堡内水井一口，駐兵一般多到紅土溝、黃羊溝汲取泉水，周圍並無開發農業的條件，純粹為防守邊墻而修築。民國初，樺門堡的所有居民都已遷出，棄為空堡。[xxx]

    從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新平堡圖》，我們可以觀察到清代後期華北長城地帶軍事駐防情況及其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係。通過對比該地區不同時代的駐軍情況，我們可以清晰感受到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環境對軍事佈局的影響。因此，此圖具有相當重要的史料價值。 

                                                                                                                发表于《文津学志》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