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虽然目前对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存在争议[i]，但对雕版印刷术在宋代的普及则基本没有太多的疑义，而且自古以来对于雕版印刷术的优点就有着明确的认识，如明代的胡应麟就认为：“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轴一变而为书册。易成、难毁、节费、便藏，四善具焉”[ii]。而雕版印刷术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至少自近代以来就有学者加以论述，典型的如内藤湖南所说: “印刷技术的发展对弘扬文化是个巨大推动，随之出现了学问的民众化倾向”[iii]；又如钱存训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中同样强调了印刷术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拓展了能接触到“知识”的群体的，并将其与科举考试等领域的变革联系起来[iv]。这些观点也基本为后来的学者所接受，从强调的重点来看，这一观点论述的主要是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信息、知识的大规模复制成为了可能，由此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学者进而将这种知识流传范围的扩展，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流传作为引发“唐宋变革”的原因之一。这种论述大都基于统计资料，也有着史实的基础，基本是成立的。

基于上述认识，一些研究者将印刷术造成的文化传播范围扩展所产生的影响回归到“知识”本身，认为流传范围的扩展造成了知识本身的演变，如苏勇强认为书籍刊刻的发达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形成[v]；张高评、张锦辉等关于雕版印刷对宋代诗歌流派形成的影响以及对“诗分唐宋”的论述[vi]。这类观点，总体而言应当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中外学界关于印刷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之间的联系存在着一定的共识，且对某些专门门类的知识与印刷术的关系也进行过较为深入讨论，如印刷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地图发展之间的关系[vii]。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常识性”的认识，目前学界对宋代印刷术与具体某类知识的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的论证方式就是：印刷术造成了著作（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由此造成了知识的发展或者变革。这种论证方式在逻辑上显然是存在缺陷的，即著作传播范围的扩展与知识的发展或者变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线性的联系：第一，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也存在知识的扩展，那么印刷术发明之后，这种知识的扩展与之前相比存在哪些质的差异？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多注重对印刷术发明后知识扩展的展现，缺乏与之前的对比。第二，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如何造成了知识的发展和变革，这种影响是如何具体展现出来的？以往这方面的研究缺乏在具体事例、具体知识层面上的论证，似乎是基于先入为主的认识而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因此结论缺乏说服力[viii]。

此外，以往研究所强调的印刷术扩大了知识传播范围，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全面。众所周知，一代人积累的知识是无法直接、完整的传递给下一代的，从古至今，世代之间传递知识的唯一手段就是下一代人的重新学习，由此下一代人获取知识的范围就成为知识传承的关键，而知识传承又影响到了知识的累积，知识的累积进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知识的产生速度。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复制知识的低效决定了知识流传范围的有限以及很容易受到彻底的破坏，因此某类知识的长期传承是比较困难的，由此也使得知识的积累也是缓慢和脆弱的，进而使得建立在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新知识的产生也极为缓慢。印刷术的产生扩大了知识的传播范围并且增大了知识保存下来的可能性，由此彻底了改变了这一状况。但在以往印刷术对知识的影响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的是印刷术扩大了知识传播的范围，而对于增大了知识的保存和积累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提及，即使有所提及，也只是一笔带过，缺乏具体的论述，如钱存训在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到“到了宋代，印刷的大规模生产、发行和使得文字永存的力量引起了经学的复兴，也改变了治学和写作的方式”[ix]，但仅仅是一笔带过，没有对这方面的重要性进行具体分析。知识的保存和积累对于新知识的产生，也就是知识创新的影响对于人类知识的演进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即使知识流传范围扩展，但如果无法传递到下一代，那么也就难以产生新知识，同时即使产生了新知识，如果这种新知识保存不下来，那么这样的新知识对于人类知识的演进也是无用的。

总体而言，以往的研究虽然认识到了印刷术对于宋代“知识”发展和变革方面产生的影响，但在研究中似乎只是基于这一认识建立了“传播”与知识“发展和变革”的事实之间的联系，缺乏对这种联系的深入和具体例证层面的分析。本文希望从例证方面入手，从知识积累、传播的角度对印刷术对于宋代及其之后“知识”发展和变革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现存的中国古代的全国总图都是宋代之后的，且本人已经对其进行过大致全面的搜集，并对其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本文即以全国总图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

二、印刷术对宋代及其之后全国总图发展的影响

作为对比，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考虑唐代及其之前，也就是印刷术普遍使用之前全国总图的流传情况。虽然我们知道在唐代及其之前出现过一些著名的全国总图，如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但这些地图都没有流传下来，而且在文献中也缺乏它们流传情况的记载，因而对唐代之前全国总图的流传情况进行直接分析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基于零散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也缺乏说服力。对此，本文从宋代及其之后的地图入手，基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特点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存在晚出的地图改绘早期地图的传统，不过这种改绘通常并不彻底，大都只是修改地图改绘者感兴趣或者主要关注的内容，基本不会将早期地图上的所有地理要素，尤其行政区划的名称全部改为改绘者所在时期的，由此在改绘后的地图上往往留下一些早期的地名，如从宋代流传至清代的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x]。

在现存的绝大部分全国总图中，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行政区划名就是宋代的，少有的例外就是《禹跡图》，“图中京西南路和北路，京东东路和西路，河北东路和西路，河东路，永兴军路，秦凤路，淮南东路和西路，两浙路，江南东路和西路，成都府路，利州路，福建路等所标注的均为宋代的府、州，即图幅上额附注的‘今州郡名’。而荆湖南路和北路，梓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和西路等，唐、宋地名混合使用，域外地区几乎全部使用唐代州郡和山水地名”^[xi]，自清人毕沅以来很多学者认为该图是基于唐代贾躭的《海内华夷图》[xii]，辛德勇《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批驳了这一观点，认为《禹迹图》应当是当时出于经学教学目的而镌刻的图碑[xiii]。不过辛德勇同时认为《华夷图》是基于唐代贾躭的《海内华夷图》绘制的，其依据主要是文献中唐代后期至宋代文献中多次提到“华夷图”；这一观点实际上也为之前的曹婉如等学者所持有[xiv]，只是主要依据是该图图记注中提到“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列）其着闻者”以及图中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势为宋代仁宗庆历八年之前的状况，即该图绘制时间之前的状况。但上述认识存在如下问题：《华夷图》中的图记只是陈述在绘制周边“四方蕃夷之地”时参考了贾躭的地图。而且即使曹婉如的推断是正确的，但是从图中内容来看，四周的文字注记大部分应当是宋人所写的^[xv]，图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建置，此外对某些河道表述的也是宋代的情况，最为典型的就是东京（开封）附近和河道，其向东南的两支在唐代是没有的，应该是宋代开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因此，即使以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为底图，那么其采用也只有地图轮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势。此外，就绘制内容而言，《华夷图》很可能是改绘自《历代地理指掌图》某一版本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xvi]，而根据分析《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可能是以《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太宗一统之图”，即一幅北宋时期的地图为底图绘制的[xvii]。因此，《华夷图》很可能与贾躭的《海内华夷图》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即使存在联系，其关系也并不密切。

此外，在宋代之后的古籍中长期留存、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总图，很多都能追溯到宋代，而这些地图要不就是图面上找不到宋代之前的地理要素的信息，如上面提到的“十五国风”系列的地图；要不就是明确可以确定是宋代绘制的，如著名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因此在所有地图中基本看不到唐代地图的任何蛛丝马迹。

从上述分析来看，即使存在《华夷图》这样的例外，但可以明确的认为，宋代及其之后的全国总图几乎没有受到唐代地图的影响，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到了宋代基本已经难以看到唐代的全国总图。当然这里论述的是唐代地图的留存情况，虽然留存与传播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在抄本和绘本时代，地图的流传范围与地图的留存的几率存在较大的相关性的话，那么由此也就说明唐代的地图实际上流传范围也应当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这一推论也应当可以适用于唐代之前，即在唐代及其之前绘制的全国总图的流传范围应当很小，留存到后世的几率也不大，因此虽然可能也存在某些全国总图的传承，但应当是极其有限的，并且难以长期延续。

宋代及其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对于宋代全国总图的研究，大都集中于石刻地图以及历史地图集《历代地图指掌图》，但实际上在保存至今的宋代古籍中还存在大量的全国总图，如在现存的五部宋代著作，即《十七史详节》《陆状元增节音注精议资治通鉴》《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传句读直解》《永嘉朱先生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笺注唐贤绝句三体诗法》中存在一系列轮廓和绘制方法非常近似的历史地图，这些历史地图所表现的时间上至五帝下至五代，可能出自同一套原本已经散佚的历史地图集，并且这些地图中一些还被后世的文本所引用[xviii]。这种情况与没有任何地图保存至今的唐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