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代的对接：中国历史地理学最新研究进展》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系列出版物”之一，于2016年8月面世，时值第33届国际地理大会在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主办这一世界级盛会，堪称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性时刻。

    这本书定位为“学术总结著作”，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自1934年发端以来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总结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领域的学人和学术，并专门讨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学科理论上的建树。

    学科性质上的争论

    学术史是入门者一窥学术堂奥的指南。一本出色的学术史著作价值不限于此，它更是所关涉学科反思反省、寻求突破的必由路径。

对于一般的文史读者而言，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之间不容易区分。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自诞生时就面临、至今仍未完全解决的问题。一开篇，作者就以学术史分期回顾的方式，陈述了主要历史地理学家关于学科性质的观点。其中，侯仁之最先觉察到中国传统沿革地理同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之间的区别。

    侯仁之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无疑受到他20世纪中期求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经历的影响。实际上，自那时以来历史地理学在英国地理学界始终享有特殊地位。国内已有多个关于《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的研究，这是英国历史地理学研究传统和水准的有力证明。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2015年，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爱丁堡大学教授查尔斯·威瑟斯第五任“苏格兰皇家地理学家”称号。这一头衔创立于1682年，而上次颁发此殊荣远在1897年。对于再次授予这一历史头衔，该学会总理事长罗宾逊解释，现代社会面临各种与地理有关的问题，包括地方和国际地缘政治变化、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移民、交通、数字地图、健康和土地改革等，因而，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地理学表现”。

    必须承认，即便在英国，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也并非一成不变。现代地理学同前现代（Pre-modern）或现代早期（Early Modern）地理学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西方激进的地理学史学者对于现代之前地理学也充满疑虑，甚至批判。这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从业者来说很有启发。中国拥有伟大的文史研究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无法轻易断绝历史脉络，或完全投入另一套地理学体系。现代地理学各主要分支均来自西方，这些分支可以被引进、移用，并且在中国生根发展。如果说移植是一种较为简便的现代化方式，那么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地理知识，其现代化则要经历更艰难的过程。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来说，沟通今古、调和中西责无旁贷，无捷径可走。

“反向格义”失去文史传统

    如何对待文史传统，事关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兴废。唐晓峰教授曾经提出，“中国古代的地理学是发达的社会人文地理学……很难形成可以被现代人认可的自然地理知识体系。”该书作者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判断，强调“中国传统地理学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系统的自然地理知识，这是中国地理学史领域内一个普遍认可的看法。若是以现代地理学的观念和标准去检验前现代地理学，亦即“反向格义”，则容易倾向于认为现代之前的中国没有地理学。唐晓峰进而批评到，如果不考虑地理知识产生的背景，“反向格义”的做法只“会失掉古代地理学原来的复杂内涵”。该书作者张伟然等人亦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价值并不是西方近代才形成的科学地理学范式所能完全涵盖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看法并非完全出于对中国本土地理学价值的补偿性肯定，也不是被“冲击—反应”模式激发出的、类似于国学的自我认同。晚近以来，在以英国为中心的西方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史中，前现代地理学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前述查尔斯·威瑟斯正是这一方向的核心学者，他的早期研究聚焦在近代苏格兰的高地移民现象。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兴趣点转向地理学和地理知识在社会变化中的角色。“关于地理知识的历史地理学”成为历史地理学领域内最突出的研究热点。这一进展的目的并非要否定自19世纪中期以来逐步确立的现代的、科学的地理学研究范式，而在于打破自那时以来屡见不鲜的对于地理学史“现代—前现代”、“科学—非科学”的二分看法。学者们已经充分证明，在前现代时期，地理学不仅参与了经济、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而且其本身就是转型的一部分。

材料和知识论决定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该书认为，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传统地理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并且“从资料信息量来说都是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另一方面，现代地理学以各专门的分支方向组织和展开。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家既需要在纵向上处理长时段变化，又需要在横向上对接现代地理学的各分支方向。这是一份雄心远大、任务艰巨的工作，因而尤其难能可贵。除了翔实的研究成果，全书还提炼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指出其核心理念是“时空序列”，核心技术是“文本考证”。对于后者，作者进一步阐释：历史地理学通过文献描述的数据化、科学信息的实地化、判读指标的科学化、地理信息的统计化四个方法，发展出“具有历史地理特色的文献考证方法”。这与一般的历史学方法有着质的不同。此外，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方法在历史地理学中得到了继承，而GIS技术正在成为助力历史地理学新发展的通用工具。

    联系实践服务社会潜力巨大

    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说，历史地理学似乎埋头于故纸堆，与现实无涉，但事实并非如此。2012年，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理事会（ESRC）对英国人文地理学科进行国际评估，皇家霍洛威大学地理系的费利克斯·德莱弗教授提交了一份关于历史地理学和地理学史的报告。他特别提到这两个领域在政策和公共事务方面的影响是评估关注的焦点。而该书则对中国历史地理学联系实践、服务社会的经验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比如：历史经济地理提出了“港口—腹地”模型，历史人口地理为现代人口地理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学术参考，历史政治地理是佐证治理的重要参考，其“应用前景显然会越来越广泛”。可以预见，在参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捍卫领土和领海权益、服务地方开发建设等方面，历史地理学未来将会作出更大贡献。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地理学已经从提供历史空间信息的基础性工作，进展到提供“问题意识、技术路线”的阶段。而对于当前相关领域学者研究的不足，书中毫不讳言地说：“从业者大多缺乏地理学训练，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对地理学的思想资源开发利用得不够。”究其原因，与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历史地理学归入历史学门下不无关系。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提供一个长时段、空间性的参考。它可能是最早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学科之一，将其纳入某一单一学科门下利于管理，却不利于学科长远发展。

    该书也并非没有缺憾。首先，对于其他相关领域，如地理学史、地图学史、边疆史地研究等较少涉及。其次，文献收集方面仍有遗珠之憾，对于我国历史地理学者以外文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未能充分注意。尽管先辈多有呼吁，但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国际化成果仍落后于其他兄弟方向。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要走出去，在国际刊物上有高质量的成果发表，也应在国内专业刊物上见到更多的外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

    总的来说，正本清源、面向未来，重新审视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归属，是这本书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