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中提到的“三江”的概念长期存在着争论，清代民国时期学术界基本上认定三江分别是“长三角”概念的长江、吴淞江和钱塘江。“三江既导，震泽厩定”，三江的水流向大海，太湖岸才慢慢确立。此后三江的概念逐步发生变化，唐代以后，受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三江的概念逐步局限于太湖东部的吴淞江流域。明代金藻总结历史时期的水利学说，特别是宋以后的太湖东部各种各样的水利思想，提出了三江水学的概念。三江水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基本上形成于宋代，近代的太湖水利史研究过于注重排水理念与工程技术，故对许多问题仍然难以理清。实际上，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一地区的水环境与水利的关系，更应该从生态环境史视野下探讨三江水利之学。太湖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塑造了特殊的水文生态。整个太湖地区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蝶形洼地，只是太湖东部地势较高，使太湖水从西、南、北较低处向高处流，水先从低地向高地仰流，进入冈身中的吴淞江故道低地区以后，才由高处向低处流入海。此外，水流还受潮水的顶托，两种因素使水流总体上呈缓流状态。这种状态看似排水困难，实际有利于太湖东部的稻作农业。大面积处于浅水缓流状态的河流，为圩田开发提供最佳水环境。人类的水利工程或治水工程，必须利用这一天然的特点，充分利用缓流的益处。盲目地加快排水，往往会导致水利自然生态的破坏，水旱频繁。

治田派设计的缓流局面

宋初大圩与宽塘浦崩溃后，太湖东部常受水灾，治水官员往往在北部凿浦疏水。这种方法有一时之效，真正从自然生态角度出发的是当地昆山一带的民间水利专家郏宣。他是最早最重要治水理论的提出者，他的理论被称之为治田派。意即治水为治圩田为中心，以修筑圩，高大圩岸为堤，圩岸修好了，低地之水则可以尽驱入吴淞江，以清刷浑，同时解决吴淞江出水与积水问题。郏亶认为五代时期的圩田体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水利生态问题，他在考察吴淞江以北大圩时，仍可以找到原来大圩的遗迹。他说:“循古今[人]遗迹，或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冈身以西的吴淞江故道区高于圩田区，海潮倒流，泥沙沉积，形成旧有的吴淞江故道高地，海拔高程为2.2-2.3米，比周边的圩田低地区高出0.4-0.5米左右。正是这一高度的产生，使低地的水必须通过高大圩岸才能入江。吴淞江古道区宽达数里或十里多，东与冈身相连接，西到千灯浦。

通过吴淞江两岸的塘浦系统抬高水位，太湖水在冈身西汇水吴淞江，然后通过冈身上的吴淞江最后一段出海。当时形成大圩、浚河、置闸三合一的治水手段。这种方式使水流以涨溢的方式注入吴淞江，众塘浦充水，吴淞江两岸的高地得到了灌溉。个体的大圩也不足抬高水位，只有统一的地区性统一管理圩田系统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治田一派所重的是圩岸与整体水环境，在圩岸的基础上，冈身旱地可以得以灌溉，水利普及。

治田派的水利理论不是单纯地浚河治河，而是在自然水利生态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所有的地区，甚至冈身之地都得以水田化的设计。冈身之地在这种设计下可以用太湖清水灌溉，太湖清水灌溉比江水的自然顶潮灌溉有许多益处，到明代仍然是这样，明代耿橘曾言:“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来也无一息之停。江水浑，灌田田瘐，其来有时，其去有候，来之时虽高于湖水，而去则冺然矣，乃正北、西北、东北、正东一带小民，第知有江海，而不知有湖，不思浚深各河，取湖水无穷之利。第计略通江，待命于潮水之来，当潮之来也，各为小坝以留之，朔望汛大水盛时则争取焉，逾期汛小水微则坐而待之。”到明代时，常熟的冈身地区大部分由江潮自然灌溉，难以在统一的灌溉体系下用南部太湖清水灌溉。由于水利管理的失败和国家投入的减少，大圩体系出现崩溃，这种崩溃从宋代就开始了。国家过于注意运河水利而忽视圩田水利，吴江长桥使水环境发生了不利清流的改变。由于人口增加，过度围垦，有限的共同积水水面到南宋时期越来越少，水流不平衡引起水旱灾害加剧。

河道自然水利生态的利用

单谔对太湖东部的治水代表着治河一派的看法，他的治河也不是简单地深浚河道，而是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上进行。他不同意政府过于注意运河而排斥地方河道，使运道阻碍太湖排水。在“汇”的问题上他也重视自然水利生态之法。汇是早期水环境中的弯曲河道部分，治水者往往认为汇不利于疏水，多裁弯取直。实际上，弯曲有积极的一面，可以产生蓄水功能，对感潮河系的泄淤减淤起到了作用。利用汇是利用天然的水利生态做法，开汇之后，水流拉直，却出了问题。单谔看到了这个问题:“古有七十二汇，盖古之人以为七十二汇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后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东风海潮倒注，则泥沙随流直上，不复有阻。凡临江湖海诸港浦，势皆如此，所谓今日开之，明日复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转之转不可不复也。”成汇时期河道多曲，多曲的河道可以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感潮，此道淤塞，另道可通，疏浚不必年年进行，旱资灌溉，涝资蓄水。

与以上两派的自然生态关注不同，宋代的赵霖提倡置闸，努力以技术手段使塘浦不淤，闸的位置也有“近里”与“近外”之别。他提出近外的置闸技术，为的是五利，也就是水利所带来的利益。修建闸门一可以限制外水进入；二可以防止外来的流水带来的泥沙淤塞；三可以因限制外部的咸水入内而保证粮食丰收；四则因为闸门修建离海不远，便于疏浚；五则便于通航。这五利以水利服从利益为目标。只是在传统时代，技术的成本甚高，他的技术可行性不大，大浦之闸，耗费许多。

明代以后自然水利生态恶化

随着太湖开发的加强，公共泄水区的减少，清流不旺，吴淞江的排水格局更难，单纯泄水起到了作用，这种做法在夏原吉开范家浜后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太湖东部逐步出现了黄浦江代替吴淞江的水流局面，太湖出水加快，却破坏了原有的水利生态。黄浦江负担了太湖流域80%的泄水量，水归黄浦江以后，吴淞江两岸的圩田不能上水，出现了旱象。许多治水者都试图恢复吴淞江出水干道的地位，目的正是为了使“四县不耕之地，可复种矣”，这种建议在吴淞江愈淤愈高的情况下不可行了。北部的排水也越来越走简单疏浚之路，以少量塘浦为主干，真正通水的主干只有几条，多数塘浦死水化严重，旱涝无常。吕光洵言:“昔人治之，高下曲尽其制，既于下流之地疏为塘浦诸湖之水由此以入于江，江由东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冈陇之外，是以潴洩有法，而水旱皆不为患。近年以来，纵浦横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颇通，一日黄浦，一日刘家河，然太湖诸水源多而势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冈陇支河又多壅绝，无资灌溉，于是高下俱病。”

总之，在太湖东部的三江治水理论中，人们越来越忽略了自然生态的水利治水之法，越来越依靠简单的挖河挖渠。明清时期，整体的自然生态水利对策基本上难以形成，只在小区域内有乡村水利生态的维持，人们用小的弯曲以防潮淤即为一法。另外，人们为防旱情出现，也不轻易深浚小河流，以维持溢流漫流局面。1949年以后，随着现代技术的引入，大量的出水集中在几个大河道中，排水问题基本上解决。另外，由于地下水管的设置和抽水机的使用，自然水流的交互流动更少，人们不再依靠自然水利生态的作用。仰流与溢流之势已经消失，圩田也消失，支持江南水乡的传统水流不复存在，水乡特色几乎彻底消失。这种过于依靠现代技术封闭水流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局部水流出现死水化与污染化，清水不畅，污染化自然加剧。其实，全国许多地区出现类似的问题，历史上海河平原中的二淀与海河的流域内有一定的缓流和圩田。1949年以后，正是由于过分地深挖河渠使泄水速度加快，海河地区地下水位降低，一些传统的稻作水文不再呈现。

作者：王建革，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