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鎮戎軍設置的確切時間——基於文獻的考訂
北宋曾在今寧夏固原置鎮戎軍，作為防禦西夏黨項政權的前沿要塞。鎮戎軍及其附近地區，歷來是宋夏雙方交戰的戰場，慶曆元年（1041年），在鎮戎軍附近的好水川，宋夏雙方爆發大戰，宋將任福戰死。慶曆二年，元昊進攻鎮戎軍，又在鎮戎軍附近的定川砦大敗宋將葛懷敏。鎮戎軍是宋夏交通道路鎮原路上的一處交通樞紐，向北循葫蘆河（今清水河）可達靈州，向南則可進入涇河河谷抵達關中。
如此重要的一處軍鎮，是何時開始設置的？史籍記載不一，《宋史·地理志》定為至道三年（997年），《宋史》卷6《真宗本紀一》更明確記載為：「（至道三年四月）癸丑，置鎮戎軍。」（按：宋太宗於至道三年三月癸巳病死，真宗當月即位，未改元。）《文獻通考》卷322《輿地八》與《宋史》記載相同，也將鎮戎軍始置年代定為至道三年。
然而，《元豐九域志》卷3《秦鳳路·鎮戎軍》卻記載：「至道元年以原州平高縣地置軍。」《宋朝事實》卷18、《皇宋十朝綱要》卷2、《宋會要輯稿·方域》五之四三也將鎮戎軍的始置年代定為至道元年。
與《宋史》和《文獻通考》相比，《元豐九域志》等成書於宋代的文獻的記載似乎更為可信一些。徐規先生的《〈宋史·地理志〉補正》就根據《元豐九域志》等書，認為鎮戎軍應置於至道元年。郭黎安《宋史地理志匯釋》采納了徐規先生的意見，也認為鎮戎軍置於至道元年。李昌憲《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宋西夏卷》羅列兩說，未予置評。
不過《宋史·真宗本紀》言之鑿鑿，將鎮戎軍的設置日期定為至道三年的四月癸丑，似乎也並非空穴來風。從文獻學的角度講，成書於元代的《宋史》除宋末三朝，所據為宋朝史館收集的材料，可信度是很高的。清人趙翼對《宋史》評價是「宋史多國史原本」、「宋史事最詳」。魯延召曾撰文《「嶺南第一府」——北宋端州升興慶府考實》，認為《宋史·徽宗本紀》所記載的政和三年升端州為興慶府事可信。
北宋曾鞏《隆平集》卷1《郡縣》記載：「（至道三年）築古原州為鎮戎軍，其謀出於節度李繼隆由蔚茹河路護靈州軍糧，因師進壁而還。」
可見，建鎮戎軍之事與李繼隆運送靈州軍糧有關，那這次運送軍糧到底在什麼時候？
《隆平集》卷9《李繼隆傳》記載：
常（嘗）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固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為便，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壁古原州，是為鎮戎軍。
古書中“常”、“嘗”二字通用，為曾經之意。此處沒有交代這次運糧行動的具體時間。《東都事略》卷20《李繼隆傳》的記載與此相同，也沒有交代具體時間。
《宋史》卷257《李繼隆傳》記載：
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眾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為鎮戎軍。
《宋史》的這段敘事是放在至道三年之後，不過又用“先是”，仍然沒有交代具體時間。
不過，在宋人楊億的《武夷新集》卷十中，有一份李繼隆的墓志銘（原名：《宋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行襄州刺史、判許州軍州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贈中書令、諡曰忠武李公墓志銘》（以下簡稱《李繼隆墓志銘》），茲錄其相關內容如下：
……至道二年春，繼遷劫我輜重於浦洛河，二將敗釁。命公為靈環十州都部署，經略西事。秋七月，大發車騎十餘萬，分五路以討賊。遣公自靈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以赴之。軍行乏水，深以為慮，即自橐駝路徑趨烏池，聞丁罕慶州之軍與賊接戰，倍道赴救解其長圍，三路之兵皆後期不至，賊黨遠遁，遂謀旋師。尚以不赴靈州慮違詔旨，遣其弟繼和奉表待罪。
太宗深加慰勉，屬饋糧朔方，命公由瀚海路率師護送。公請自古原州渉蔚茹河為便，眾或非之。公確論其事，又遣繼和入奏。繼和亦博達有謀，極言其利。太宗聽之，屬漕運之司，飛挽未集，遂案甲休士，持重養勇。賊將史癿遇者，頗擾內屬，率兵擊敗之，俘獲萬計，士氣益震，叛羌悉歸。三年，果由古原州路入援靈武，遂城廢壘，是為鎮戎軍。控夏人之咽喉，為諸夏之捍蔽，守禦之固，至今賴焉……
此處明言鎮戎軍之設置在至道三年。《李繼隆墓志銘》出自當時人之手，應該是可信度最高的。
而且，這位為李繼隆寫墓志銘的楊億，曾經上書主張放棄靈州，《武夷新集》卷16有《論靈州事宜狀》，可見楊億對靈州戰事是有了解的，《李繼隆墓志銘》中有關靈州戰事的記載應該是可信的。
二、鎮戎軍設置的歷史背景
鎮戎軍之設置是由於李繼隆由古原州路入援靈武（靈州），這與宋朝與當時的李繼遷黨項勢力的戰爭有關，尤其是與雙方對靈州的爭奪有關。
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夏州黨項政權首領李繼捧入朝歸宋，交出夏州的統治權，其族弟李繼遷起兵反宋，並於當年十月進攻夏州。李繼遷反宋以後，雙方互有勝負，但總體說來，李繼遷勝少敗多，但每次都能蹶而復振，原因在於其得到夏州領地和宋朝西北沿邊地區蕃部的支持，順從者予以裹挾，對不順從者則予以攻擊。淳化五年（994年），宋廷對李繼遷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河西都部署李繼隆率軍攻取夏州，俘獲李繼捧。同年四月，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為由，「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
經此打擊，李繼遷轉而求和，雙方交聘不斷，相關史書記載如下：
（淳化五年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答詔因稱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
（淳化五年八月癸卯）李繼遷竄於漠北，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見黃門押班真定張崇貴，求納款。崇貴會浦等於石堡寨，椎牛釃酒犒諭，仍給錦袍、銀帶。乙巳，繼遷遣其弟廷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上召見廷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
（淳化五年）十一月，宋遣內侍張崇貴持詔諭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物等。賜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太平治跡統類》卷2）
（至道元年）正月二十八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遣左押衛張浦以良馬橐駝來貢。（《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三）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張浦觀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7）
然而，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李繼遷就和宋廷翻臉，斷絕來往。據《太平治跡統類》卷2：
（至道元年）六月，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齎詔諭繼遷，欲授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至道元年（995年）七月，李繼遷攻破黨項睡泥族，俘七百多帳，餘眾潰奔蕭關。九月，李繼遷進攻宋清遠軍，再次向宋朝宣戰。
前引《宋史·真宗本紀》將鎮戎軍的設置時間定為至道三年四月癸巳，如果文獻中「元」和「三」發生訛誤，那鎮戎軍的設置時間應該在至道元年的四月，可是至遲到至道元年的六月，宋朝和李繼遷方面還是互相往來，處於和平狀態，李繼隆「入援靈武」從軍事意義上來說，似乎沒有必要。因此，李繼隆設置鎮戎軍不大可能是在至道元年。
靈州地處宋朝西北前沿，在與黨項的戰爭中位於突出部，戰略位置重要。靈州駐軍的軍糧需要從內地轉運。至道二年，宋廷派軍隊護送軍糧支援靈州，在浦洛河被李繼遷所劫。這就是《李繼隆墓志銘》所言「至道二年春，繼遷劫我輜重於浦洛河，二將敗釁」。
截獲宋軍軍糧後，李繼遷進圍靈州，而宋太宗在震怒之下，決定對李繼遷加以剿除，一場大戰在即。至道二年四月，宋太宗命李繼隆等率師進剿。由於宋軍五路分兵，而且李繼隆改變了行軍路線，李繼隆部沒有尋到李繼遷主力，勞而無功，所以李繼隆一邊「謀旋師」，準備撤退，一邊「遣其弟繼和奉表待罪」。不過太宗可不是「深加慰勉」，而是「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李繼隆墓志銘》所言「深加慰勉」，當是諛墓之詞。
不過，《李繼隆墓志銘》所言「屬饋糧朔方（靈州）」當為可信，前引《隆平集》、《東都事略》和《宋史》的《李繼隆傳》都記載此事，只不過沒有《李繼隆墓志銘》記載的至道三年的確切時間。李繼隆在這次戰役之前被任命為「靈環十州都部署」（或稱「環、慶、靈等州都部署」），為一方面軍最高統帥，這種運送糧草的差事，按一般常理而言，是輪不到他的頭上的。太宗讓其運送軍糧，只能有一個考慮，作為對他擅自更改作戰命令的懲罰。且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1的記載：「（至道三年正月）辛卯，以步軍都虞侯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路都部署。」可見李繼隆的事權被削弱，此時命其護送軍糧，應該是合理的。
值得的是，李繼隆這次運輸軍糧，盡管「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而且以前運送軍糧「必由旱海路」，但他卻選擇了一條新路線，而且「固執由古原州蔚茹河路」運送軍糧，即使面臨「眾或非之」，也不改變主意，並在舊原州之地建鎮戎軍。
但是，這次之後，宋朝政府依然由旱海路（或稱瀚海路）向靈州運送軍糧，咸平二年甚至廢毀鎮戎軍城，自然也就放棄了經由鎮戎軍的糧道。
為什麼李繼隆開辟的這條經由鎮戎軍的糧道沒有繼續發揮作用？這涉及北宋初年西北的軍事運輸問題及對運輸道路的選擇。
三、北宋初年西北軍糧運輸
（一）關中通往靈州的交通
要想了解北宋初年時關中通往靈州的交通道路情況，首先看一下唐代時這一地區的交通情況。
嚴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圖考》第一卷《京都關內區》篇陸《長安西北通靈州驛道及靈州四達交通線》總論唐代靈州至長安之路線，云：
靈州東南至長安之路線，就形勢言，不外三道。東南取慶州（今甘肅慶陽）路，經寧州（今甘肅寧縣）、邠州（今陝西彬縣）至長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今寧夏固原）路，又東經涇州（今甘肅涇川），亦至邠州，達長安。此一道也。又由靈州東取鹽州（今寧夏鹽池北）路，折而南至慶州，經寧邠至長安。此一道也。取慶州路，則由馬嶺水（今環江、馬蓮河）源頭之青剛川，沿此河谷而下接涇水河谷。取原州路，則略循高平川水（今清水河）而上，經蕭關至原州，又循涇水而下至長安。證之唐史，而邠、寧、慶道尤為主線；惟鹽州路雖可行，然迂遠，未見行之者。
唐代長安通往靈州有三條道路，除鹽州路未見利用外，還有邠、寧、慶道和原州道兩條路線，「先論邠寧慶至靈州道。長安西北行三百里至邠州，循涇水之北源馬嶺水（今馬蓮河及其上流之環江）西北行一百四十里至寧州，又一百三十里至慶州，又西北盡馬嶺水之源，六百四十里至靈州，去長安一千二百一十里。」
北宋時代，這條道路還在利用，「由環州（唐代的慶州方渠縣，今甘肅環縣）西北行，三十里至烏崘寨，又三十里至洪德寨，為赴靈、鹽分途處。由寨西北入青剛川，約九十里至美利寨，又北入旱海，七十里至積石嶺，置清遠軍。又五十里至浦洛河，又七十里至耀德鹽井，一作輝德，蓋一名聖泉，又七十里至清邊鎮，又名靜邊、定邊，又五十里至靈州。」
旱海，史書中也稱「瀚海」，為靈州（今寧夏靈武）東南境的沙漠地區。浦洛河就是今天寧夏靈武西南苦水河，北流入黃河。前面提到至道二年李繼遷劫奪宋軍糧草就在此地。
而原州路即「長安西北至靈州之西道，亦經邠、涇至原州八百里；再由原州折北，略循葫蘆河谷而下行，五百六十里至靈州。此河又名高平川、蔚茹水，即今清水河也。此段行程地勢平坦，且無沙行之阻」。
前文提到李繼隆所建鎮戎軍就在唐代的原州城，據《武經總要》前集卷18上《邊防》：
（鎮戎軍）蕭關路，自軍北劉璠堡，緣胡蘆河川過古城，入葦子灣，出蕭關至鳴沙縣界，入靈武，約五百餘里。地形平敞，至道中，李繼隆護送芻糧入靈武由此路。
宋代從關中通往靈州，由邠州出發的東道要經過旱海沙磧，環境相對惡劣，但路途近便，由鎮戎軍出發的西道則沿河谷行進，自然條件相對較好，不過要繞遠。
（二）開闢鎮戎軍糧道
前引《李繼隆墓志銘》云：「太宗深加慰勉，屬饋糧朔方，命公由瀚海路率師護送。公請自古原州渉蔚茹河為便，眾或非之。」皇帝的命令是從旱海道，也就是東道運糧，而李繼隆非要選擇由蔚如河路運糧，也就是西道，而「眾或非之」，說明當時朝野上下一致認為由關中向靈州運輸，只能走旱海路，也就是東道，李繼隆選擇蔚如河路完全是獨出新裁，不被時人所理解。
這種局面的出現，說明當時由關中通往靈州的道路只有旱海路一條。北宋初的人們對通往靈州的西道如此陌生，說明當時這條道路已經廢棄。
唐代，關中通往靈州西道上的重要節點原州，本來的治所是在原高縣，可是由於「祿山亂後，西戎犯邊，洮、蘭、秦、隴盡為敵境」，在唐元和三年原州的治所就遷到了涇州臨涇縣，以臨涇縣為治所。北宋初年，原州的平高、百泉、平涼三縣已經「落蕃」，不在宋朝疆域之內。
「落蕃」指的是落入吐蕃統治之下，到北宋時，宋朝西北地區的儀州、渭州、原州、環州、慶州、鎮戎軍等地分布著許多吐蕃部落，僅鎮戎軍周邊就有賤遇族、馬臧族、西鼠族、萬子族這些吐蕃部落。
李繼隆受命運送軍糧的至道三年，鎮戎軍不在北宋朝廷的統治之內，鎮戎軍城所利用的唐代原州城完全是一座「廢壘」，而且周邊都是吐蕃部落，是宋朝的化外之民。李繼隆選擇的是一條廢棄已久的道路，朝野上下對這條道路已經完全陌生，而且經過的都是吐蕃部落控制的地區，在不能保證這些部落對宋朝友好的前提下經過，無疑帶有一定的風險。
反觀東道，即旱海路，則一直在利用。唐代的慶州方渠縣在淳化五年置環州，又在靈州清遠鎮置清遠軍，作為通往靈州的最後一站。在東道上形成了邠州——慶州——環州——清遠軍接力式的運輸線路，經過清遠軍，穿越旱海沙磧，就可以到達靈州了。
但這條旱海路，卻不安全，如前文所言，至道二年時宋朝的運糧部隊，就在浦洛河遭到李繼遷的劫掠，損失慘重。李繼隆之所以力排眾議，選擇由西道蔚如河路運糧，完全是出於安全考慮。這也可以說明，鎮戎軍不可能在至道元年設置，因為當時運糧道路是旱海路，不可能走西道經過「故原州平高縣」，只有在東道面臨劫掠的危險下，才可能選擇西道，才有鎮戎軍的設置。
除了李繼隆開辟的經由鎮戎軍的糧道外，當時還有從延州（今陝西延安）出發，經鹽州抵達靈州的一條道路。至道三年，「靈武用兵，諸州皆發丁夫餉軍，儀州推官薛奎部糧至鹽州下忽寨」，同年，時任延州路都部署的傅潛護送芻糧抵達靈州，所經路線很可能也是這條道路，但這條道路僅見於太宗時期，以後不見記載。這條道路應該是沿用唐代的鹽州路。
從前文可以看出，從關中通往靈州的西道基本上是沿著涇河、清水河、黃河三條河流的河谷前進，應該說自然條件是很好的。
反觀旱海路，自然條件則惡劣很多，旱海路上的最後一站清遠軍，「據積石嶺，在旱海中，去靈、環皆三四百里，素無水泉」。
通往靈州的道路，在北宋初年至少可以找到三條，那為什麼宋朝政府「固執」地選擇旱海路呢？從關中到靈州的道路有數條之多，但宋軍卻固執地試圖從旱海路突破夏軍的封鎖。即使屢遭劫掠也不改初衷。
據前文嚴耕望先生的考證，在唐代由關中通往靈州的三條道路中，鹽州路本身很少被利用，利用較多的只有有東、西二道，但西道即鎮戎軍道在唐末宋初就已經被廢棄不用了，對宋初的朝野上下而言，從關中通往靈州，只有一條路，就是東道旱海路。
還有一個問題，北宋官府開辟通往靈州的道路，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向被李繼遷圍困的靈州運送軍糧等補給物資。
北宋為與李繼遷爭奪靈州，調動了整個關中地區的人力物力，至道三年正月，新任陝西諸州軍儲的張鑑就上疏說：陝西民「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同年七月，直集賢院田錫又在奏稿中描述陝西民間為賦役所苦的情況：
關西二十五州軍，昨經靈武之役，不勝困弊，加以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尚虛。
昨聞百姓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今關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苦，軫惻聖心。
當時此類議論甚多，反映了戰爭對關中地區經濟的破壞。同時，這也說明了北宋政府盡全力調動關中地區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支援靈州前線。
宋初陝西路農業生產主要發展在關中平原及乾、耀、鄜、坊等東部府州，其餘州軍多為農牧混雜區。這也決定了靈州軍糧的來源地應該是關中平原和陝西路的東部府州。
第一，從陝西關中平原向靈州運輸軍糧，從路途上比較，旱海路最為近便，從關中平原的核心區永興軍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出發到靈州，基本上走的是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直線。而經過鎮戎軍的「西道」和前面提到的延州出發的「北道」在路途上繞遠，從運輸的角度看，成本過高，不經濟。
第二，旱海路上，北宋設有環州、慶州、清遠軍等政區和據點，可以進行接力式的運輸，其起點環州儲備了大量軍糧，淳化五年時其芻粟「可支四年」。如果另辟新路，要將環州的糧食再調往別處，費時費力。
第三，旱海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容易被地方劫奪糧草，前引至道二年李繼遷在浦洛河劫糧就是例證。但是，新開的鎮戎軍路就能夠保證安全嗎？李繼隆由鎮戎軍糧道運糧，不過是達成了戰術上的突然性，出其不意，完成了運糧任務。但鎮戎軍糧道開辟後，居住在宋朝西部邊疆的吐蕃部落仍然繼續襲擾宋軍運糧部隊，「李繼隆援送靈武軍儲，康努族轍出抄掠，居迫蕭關」。可見，鎮戎軍糧道仍有風險。而且，從宋初西北的政治地理格局看，鎮戎軍以北以西都已經在蕃部的控制之下，北宋初年，唐代原州的平高、百泉、平涼三縣已經「落蕃」，不在宋朝疆域之內。也就是說，北宋的軍隊出了鎮戎軍（唐原州平高縣）之後，就進入了「敵境」，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軍，面臨的不安全因素很多。
與旱海路相比，鎮戎軍路雖然自然環境較好，但路途遙遠，而且仍有被劫糧草的危險，加之旱海路的起點環州儲備了大量軍糧，所以宋朝政府沒有轉移糧道是有其合理考慮的。
咸平四年，清遠軍失陷，旱海路被切斷，宋朝政府這才繼續啟用鎮戎軍糧道，重築鎮戎軍城。但咸平五年三月，鎮戎軍復建後兩個月，靈州失守，鎮戎軍也失去了作為糧道中轉站的意義。
四、鎮戎軍復置後面臨的軍事地理形勢
鎮戎軍復置後，知軍李繼和（李繼隆之弟）曾對鎮戎軍的地理形勢做過如下分析：
鎮戎軍為涇、原、儀、渭北面扞蔽，又為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葺，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騎五千守之，涇、原、渭州苟有緩急，會於此軍，並力戰守，則賊必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有所歸宿。
此軍（按：即鎮戎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廢壘。有數路來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自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盡數。如以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為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
李繼和已經指出，如果沒有鎮戎軍控扼，敵軍可直接襲擾儀州、渭州、涇州、原州。鎮戎軍及其附近地區，歷來是宋夏雙方交戰的戰場，慶曆元年和慶曆二年好水川、定川砦兩次大戰的戰場就在鎮戎軍附近，宋朝均以失敗告終。
鎮戎軍也是一處重要的交通樞紐，如李繼和所言，「正當回鶻、西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臧、梁家諸族之路」。此外，「宋建鎮戎軍，以通隴右。」鎮戎軍還是與西部交通的一處樞紐。
靈州失守之後，鎮戎軍已經失去向靈州運輸軍糧的糧道中轉站的意義，但由於其地理位置重要，已經成為抵禦黨項侵擾的前沿要塞。其後鎮戎軍成為宋朝西北邊防的一處重要據點，繼續發揮其軍事作用。
五、結 論
北宋政府在至道三年設置鎮戎軍，作為通往靈州的軍糧運道上的中轉站。《元豐九域志》和《宋會要輯稿》等文獻記載的「至道元年」，可能是傳抄中產生的錯訛。依據更為原始的《李繼隆墓志銘》，鎮戎軍的設置年代當在至道三年。
李繼隆開辟經由鎮戎軍通往靈州的糧道，是對唐代由關中通往靈州的「西道」的繼承，但西道在唐末宋初已經被廢棄，北宋初年的人們對這條道路已經很陌生了，由關中通往靈州的道路只剩下東道旱海路。開辟了鎮戎軍糧道之後，這條道路與原先向靈州運送軍糧的旱海道相比，並無明顯的優勢，以致鎮戎軍在咸平二年一度被廢毀。直到咸平五年被復建，但此時靈州失守，鎮戎軍失去了作為糧道中轉站的意義，逐漸成為北宋西北邊境上一個重要的軍鎮。
〔元〕脫脫，《宋史》卷87《地理志二》「鎮戎軍」條有「至道三年，建為軍」的記載，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