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人绘制近代中国城市地图晚于欧美人士，但是“近代以来，日本人不仅踏遍中国沿海，而且数度深入内陆……我国许多大都市与多数开埠港市的近代地图制作都曾经由日本人之手”[1]。1879年，伊集院兼雄（1853-1904）受日本政府派遣来华进行调查，1882年，他绘制了一套盛京地图（约今辽宁省）的15幅地图，该套地图如今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编号为G7823.L4，地图部原系列号为gm71005157。
这套地图是较早运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而成的城市地图，反映了这些城市或集镇当时的形态与内部格局，还涉及这些城市附近的地形、军事设施以及水陆交通状况，对于研究这些城镇的早期形态和复原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程及城市形态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是研究近代外国人所绘中国城市地图的重要资料。
一、地图的形制和绘制技法
该套地图共有5页，每页纵50厘米、横61厘米，其上绘有盛京地区各城镇或区域地图。第1张上绘有《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第2张上分别绘有《新民屯近地图》《盛京省内蒙古境法库门》《田庄台近旁辽河渡船场》《十三站近旁图》和《广宁县》；第3张上绘有《鸭绿江河口图》《大东沟》《凤凰城》；第4张上绘有《铁岭县》《开原县》和《兴京》；第5张绘有《大孤山》《秀岩》和《辽阳》，共计15幅地图。该套地图描绘了盛京（今沈阳市）、新民屯（今新民市）、法库门（今法库县）、田庄台（今盘锦市田庄台镇）、十三站（今凌海市石山镇）、广宁（今北镇市）、大东沟（今东港市）、凤凰城（今凤城市）、铁岭、开原（今开原市老城镇）、兴京（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孤山（今东港市孤山镇）、秀岩（今岫岩满族自治县）、辽阳（今辽阳市）等14座城市或集镇的形态与内部格局，重点在于城墙、街道、衙署、寺观等城市建筑，还涉及城市附近的地形、兵营等军事设施以及水陆交通状况。
地图全部采用近代的技法绘制，墨线勾勒，填以水彩，用晕滃法表示地形起伏。在《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的左下角，辟有一长方形，上书“备考”（即图例），较为细致地将衙署、城墙、城门、墓地、村落、河流、寺庙、山岭、岗丘、街区、渡口、树木、兵营、道路、沼泽等地理要素的表现方法进行统一标注，其中道路、村落的大小亦有区分，河流处的桥梁与徒涉用双实线与双虚线进行区别，山岭、岗丘用晕滃法表现。在图框下，分别绘出了4种比例尺：“是此尺一万一分缩”“是此尺二万一分缩”“是此尺二万五千分一”和“是此尺五万分一”。在每幅地图的标题旁侧，均注有比例尺，15幅地图比例尺各不相同（表1）。
关于这套地图的绘制者与绘制时代，在每幅图的图框之外，都标有：“明治十五年春（或春日）成，陆军工兵大尉伊集院兼雄制”字样。伊集院兼雄（1853—1904），根据《对支回顾录》记载，他出生于旧鹿儿岛藩士家庭，明治四年（1871）入伍，后任职于东京镇台工兵第一课，开始工兵生涯。明治十二年（1879），伊集院兼雄在参谋本部任职，7月29日受命来华，对盛京地区进行地理调查。次年8月，转驻烟台，对从渤海沿岸到山东省内的地理、人文进行调查。明治十四年（1881）1月，伊集院兼雄携带所有报告到上海，并一次性地交给了大原大尉，其间在上海完成了盛京省地图并交给当局，6月中旬回到牛庄，9月升任工兵大尉。明治十五年（1882）回日本，在东京供职两个月后，被派遣到西伯利亚、欧洲、美洲等地。甲午中日战争中，任工兵少佐参战，后官至福冈联队区司令官。[2]227关于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区的活动，根据日本学者山近久美子、渡边理绘的研究，他于明治十三年（1880）2月从天津出发，到牛庄驻扎，对海城、复州、金州和大连湾等地的概况、物产资源以及大连湾的面积进行了调查，由大连湾转至旅顺，最后回到牛庄，将所经之地的概况图及详细报告按照内部规范整理并提交参谋本部。从5月31日开始，他实施定期“旅行”，9月21日从营口出发，经过盛京、新民屯、白旗、广宁、十三山，回到营口；又从营口出发到辽阳、凤凰门、奉天府、辽河等地。[3]85
综上可知，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区活动主要集中在1880年2—8月，以及1881年6月到1882年回到日本这两段时间。正如1881年在上海所绘地图今天已不知踪迹一样，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区所绘地图很可能不止此15幅，海城、复州、金州、大连湾及牛庄等地都有可能绘图，只是今天尚未发现。
今天所存的这十五幅地图，地域跨辽西、辽中、辽北、辽东各地，路途遥远，伊集院兼雄应该只是在途中选取部分城市进行简单测量，所以相对来说并不精细，可以说是“简单而粗糙”[4]46。但另一方面，作为19世纪80年代绘制的东北城镇地图，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二、地图的史料价值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非常悠久，无论是文献中所记载，还是保存至今天的地图，数量都很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是专门表现城市的地图数量并不是很多。[5]112除地方志中较简略的地图外，这些城市地图的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京城等中心城市，普通治所城市地图只有零星存世，遑论一些未设为治所的集镇。由于清政府将东北地区视为“根本之地”，采取限制移民的政策，导致东北经济、文化长期停滞不前。道光、咸丰之后，清政府为改善东北边防空虚、财政匮乏的局面，结束封禁政策。此后，大批关内移民进入东北，尤其是19世纪末以后，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发展，东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大批新兴城镇，这些城镇和传统城镇的面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改变。由于文献相对稀少，这些城镇的早期面貌已模糊不清，给城市形态的复原追溯工作带来困难。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这套1882年盛京地区城镇地图则描绘了当时若干城镇的形态，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对部分城镇早期形态信息的保存
1.法库门
法库（fakū）一词本为满语，得名于附近的法库山，是后金与蒙古地域之间的重要边界标志性地点。[6]309-333清朝初年修建柳条边，法库为边门之一。“康熙元年，设防御驻此，管理驻防旗务，属奉天将军”[7]卷271《舆地考》。由于位于辽沈平原与蒙古草原过渡地带的区位优势，法库门逐渐成为交通津要，据嘉庆年间的西清所著《黑龙江外纪》卷2记载：
黑龙江至京师有二路：由吉林、奉天入山海关者，俗称大站，此进本路由蒙古郭尔罗斯、扎赉特、都尔伯特、乌珠穆沁等部入喜峰口者，俗称蒙古站，亦曰草地。此递折路又由蒙古境入法库边门，（案俄人地图于黑龙江由郭尔罗斯旗入法库门加一线，此捷径，彼已知之。）至盛京，有一路俗称“八虎道”。“八虎”者，“法库”转音。《八旗通志》将军郎谈察奉天诸边，卒于八虎口，即此，商贩往来必由之路也。[8]61
正是由于取道法库往来盛京与齐齐哈尔两地之间的八虎道的便捷，法库也随之发展起来，咸丰时期，法库门已是“商民稠集，人烟辐辏，开原巨镇”[9]卷2。随着科尔沁地区放垦和营口开埠，法库门进一步发展。甲午战后，法库门的商贸进一步发展起来，内蒙古地区的“牛马羊豚皮毛、干酪，及齐齐哈尔毛皮、烟管、砂金，嫩江口岸之干鱼，皆经过法库门至新民屯。棉丝、石油、洋伞、玻璃器、杂货皆由新民屯经法库门，散至蒙古、齐齐哈尔各地”[10]66。当时，法库门的人口达到两万左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盛京将军奏以法库边门距开原县一百二十里，东北则通吉林，正北则邻蒙部，人烟辐辏，行旅络绎。转瞬商埠一开，华洋错处，交涉繁难，均须随机立应，……应于该处添设抚民同知一员”[11]序。此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于当年七月丙午置法库厅，属奉天府。[12]卷562,437三十三年，升法库门厅为直隶厅。《光绪法库厅乡土志》中提到了法库厅的治所情况：“今设厅治，分东西南北四门，北门仍边门，东西南三门皆因民房筑土垒立木栅，籍司启闭。”[11]地理
在伊集院兼雄所绘的《盛京省内蒙古境法库门》（图1）上，标出了3条主要道路：一是出关门的大道，路旁标注“蒙古道”和“黑龙江ヘ通ス”，此路应即系《黑龙江外纪》中所载的“八虎道”；二是向东南的道路，路旁标注“盛京道”；三是在城内折向西南，在路旁标注“新民屯道”。在《光绪法库厅乡土志》的《法库县舆图》中，也记录了边门内的3条道路：东行至铁岭路；南行至铁岭路；西行至新民路。[11]地理两相比较，可知此图上的“盛京道”和“新民屯道”分别即《光绪法库厅乡土志》中之“东行至铁岭路”和“西行至新民路”，而“南行至铁岭路”应系光绪八年（1882）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间开辟，也反映了法库门城镇和商贸日益繁荣的历史进程。
2.十三站
又名十三山站。早在辽宋时期，十三山就作为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标志被载入史册。《辽史·地理志》中记载显州“有十三山”[13]卷38,463，南宋黄裳所绘《地理图》上也有十三山[14]。明代初年，十三山成为明军政重地之一，曾在此设置义州卫、广宁左屯卫、广宁右屯卫：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丙申，“置辽东义州卫。初，大军讨纳哈出，诏指挥同知何浩等统金、复、盖三卫军马，往辽河西十三山屯种守御，至是始置卫及五千户所”[15]2893-2894；广宁右屯卫“洪武二十六年置，初治十三山。二十七年，城公主寨故址，移卫治焉”；广宁左屯卫“洪武二十四年，始由鞍山至十三山驿拦站屯守。永乐元年，移治锦州守御”[16]卷1《地理志》，353-354。上述诸卫迁走后，在十三山附近设置十三山驿，作为明代辽西要道上的驿站，地位依然重要，尤其是永乐年间大宁都司内迁后，从北京到辽东都司治所辽阳只能经过辽西走廊，十三山驿更形险要。[17]94进入清代，对辽西地区的驿站进行了调整，将十三山站与广宁之间的牵马岭、闾阳等驿废除，[18]卷167《交通七·驿站》，3910则驿路由十三山站直通广宁，十三山站的交通地位更加凸显。
十三山站虽然地处要道，但由于始终没有发展为治所城市，所以其市镇情况与形态鲜少见诸史册。该镇原本有城，而“十三站城，（锦州）城东七十里，周围一里二十步，东一门，城已圯，池淤”[19]卷10《城池》。从这幅《十三站近傍图》（图2）可以看出，十三山站的外部形态并不规整，反映出十三站城城墙倾颓之后，城镇不受拘束发展的形态。又，此图中十三山站的平面形态与今日石山镇相比，变化颇大，因此，可以作为研究该城镇乃至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城镇，复原历史时期交通道路的重要参照。
3.田庄台
田庄台地处辽河下游，是依托辽河航运发展起来的重要码头，是清代辽河沿岸水陆交通中心牛庄的出海口之一。据《东三省纪略》卷4《海疆纪略》记载：“辽河港口，旧在营口上游三十海里，地曰白华沟，以河底逐年淤塞，巨舟不能容，乃移向下游右岸之田庄台寄椗焉。曾不数年，此地亦患淤浅，复移向下游左岸之兴隆台，厥后是处又淤塞，乃三迁而至今之营口。”[20]157明清时期，辽河流域由于垦殖活动的增加，植被破坏逐渐严重，导致泥沙进入河水逐渐增多，河道摆动渐趋频繁，沿岸码头变动颇大。同时由于泥沙在河口堆积，海岸线向外延伸，也导致港口位置迁徙，牛庄口岸在清代也逐渐变迁。据《盛京将军和宁奏为遵复轮拨牛庄海城市斗同赴海口量粮情形事》记载：嘉庆十九年(1810)，盛京将军和宁奏称：“查明没沟营、田庄台二处海口囤贮商贩粮石甚多，人烟稠密，俱系牛庄、海城旗民官所属地方，是亦奴才等公同商酌，因地制宜，随时调剂，将淤塞之耿隆屯海口名目裁撤，其后移之田庄台，奏明与没沟营俱作为官设海口”[21]21。可见，田庄台与营口同为牛庄的重要海口。道光十八年（1838），鸦片贸易猖獗，十一月甲申，有人奏称：“奉天地方近来兵民沾染恶习，吸食鸦片。其沿海地面，如锦城之天桥厂，海城县之没沟营、田庄台，盖平县之连云岛，金州之貔子窝，岫岩厅之大孤山，数处海口，为山东江浙闽广各省海船停泊之所，明易货物，暗销烟土”[22]卷316,道光十八年十一月甲寅,122。可见此时田庄台亦是奉天重要海口之一。
一方面，随着河道的淤积，田庄台以海船和边广大车转运的水陆码头而繁盛。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在田庄台布置重兵扼守辽河要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日军攻打田庄台，与驻守此处的清军进行激战，清军战败，日军在当地大肆烧杀抢掠，“全街又毁于兵火，而商业乃一落千丈矣”[23]上卷，23。另一方面，1900年营口到沟帮子的沟营铁路修成，导致田庄台原本依赖的边广大车运输业随之停止。总之，清代后期，田庄台作为辽河口岸兴旺一时，市镇商业繁荣，但其城镇发展状况和城镇形态并无充分太多史料可资佐证，这幅伊集院兼雄所绘的《田庄台近傍辽河渡船场》（图3），则描绘出田庄台沿大道分布的街区形态及其与辽河渡口之间的位置关系，并且在田庄台渡口的对岸，标出了“营子道”（营子即营口），并标注“即牛庄港也”，说明在时人眼中，营口已是牛庄地区的主要港口。在田庄台市镇北缘的大道旁，标注出“山海关道”和“十三站ヲ经テ”，结合“十三站”图上南向大道旁标注的“营子港道”，可推知伊集院兼雄可能就是沿此道到达十三山。
（二）若干城镇内部格局信息的保存
中国传统的城市地图，尤其是占数量绝大多数的地方志所附城池图中，并非以如实反映城镇内部街区分布等内容为要务，多只是夸张地描绘出认为需要重点表示的建筑如官署、寺观、学校等绘制者或使用者（二者往往也是同一群体），无法真实体现出市镇的平面形态。而且，我们知道，在传统时期，城墙并不完全等同于城镇，有些城镇的城墙内尚有大片荒地，而有些城镇的街区则溢出城墙，形成关厢等城外街区。这些现象在大多数中国传统的城市地图并未如实地反映出来，因此不利于后人更直观地了解当时的城镇发展情况。
伊集院兼雄盗绘的这套地图，描绘出一些城市的内部形态和分布格局，因而具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1. 凤凰城图（图4）。不但城墙内已完全建成街区，而且溢出城外，形成面积不亚于城内，甚至超过城内区域的新街区。据乾隆元年（1736）修纂的《盛京通志》记载，凤凰城“按城周围三里八十步，南一门，其始建之年无考，明时设官兵于此，为边墩要地。国朝设官兵镇守”[19]卷15《城池志》，乾隆四十五年（1780），朝鲜学者朴趾源跟随使团前往热河祝贺乾隆帝70寿诞，在经过凤凰城时，见到该城正在重新修筑，“城周不过三里，而砖筑数十重，制度雄侈，四隅正方若置斗然”[24]18，朴趾源所见凤凰城城墙规模与《盛京通志》所记相符，其正方形制，与伊集院兼雄所绘《凤凰城》图相符，若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时，凤凰城的街区大片溢出城外，似应展筑城墙以容纳，很有可能伊集院兼雄所绘城外的街区是清代中期之后，随着移民的增多和商贸的发展而形成。
2. 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图5）。盛京城本为明代沈阳中卫城，“本元之沈州，洪武二十一年，指挥闵忠因旧修筑，周围九里十一余步”。“门四：东永宁、南保安、西永昌、北安定”。有南关，“保安门外，嘉靖二十二年新建，周围六百七十九丈”[25]卷1《图考》，523。后金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天聪五年（1621），皇太极将沈阳城的城墙添高加厚，城门增为八座，并把城内的十字街改为井字街，在城市中心修建皇城。康熙十九年（1680），“奉旨筑关墙，高七尺五寸，周围三十二里四十八步，东南隅置水栅二，各十余尺，导沈水自南出焉”[19]卷5，《京城志》。盛京的外郭城近似圆形，有八座城门，称为“边门”。至此，盛京城就形成了外郭城—内城—皇城的重城结构。
关于盛京城内的街区建设分布情况，清代史料语焉不详，直到清末出版的《奉天地理》，其中第三编为奉天省城地理，其中第一章为“奉天省城城厢概说”，第二章为“砖城以内之部”，第三至十章将边城以内分为8部分分别叙述。详细讲述街道、衙署等方位及名称，但限于文字描述的不准确性，具体方位仍不十分清楚。[26]笔者所见存世盛京城池图及《盛京通志》等地方志中的盛京城图也均未描绘街区情况。根据一些清代文献，我们可以知道主要的衙署集中在皇城附近，而商业则主要分布在内城中，集中在以钟鼓楼为中心的街道附近，尤其是钟鼓楼之间与通天街交叉的四平街一带，该区域店铺林立，十分繁荣。清人刘世英在《陪都纪略》中，列举了同治年间比较重要的商铺，其中彩盛号、会文山房、永寿堂、信亿合、择锦堂、天益堂、富春堂、四合堂、文兴堂、广泰发、卿云楼、百花馆、裕盛堃庄等都集中在四平街一带。其他买卖铺户，也多在大北关、小南关、小西关、大西门里等内城区域。书中所提到的银钱市、米粮市、发行店、木行、臭皮行、船行、果子市、鱼行、耳包市、菜行、大发作行、带子市、掸子作、弓箭铺、湖笔庄、估衣铺、茶叶铺等亦大多分布在内城中。[27]由此可以推测内城比外城繁华，但街区情况依然不甚清楚。
在伊集院兼雄盗绘的《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图5）中，非常生动直观地展示了光绪年间沈阳城市街区的分布格局，即内城建筑比较密集，已经全部建设为街区；而外郭内则沿连接内外城门大路形成放射状的街区，体现出清代后期盛京城发展的时代阶段性特点。
在图5中，伊集院兼雄标绘出若干衙署、兵营、练兵场以及各类寺庙祠祀，包括有喇嘛庙、邓大人庙、三新祠、老爷庙、黄寺、子孙堂、耶苏堂（即耶稣堂）、天主堂、娘娘庙、娘娘宫、老爷庙等。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邓大人庙，绘于外郭大东边门内大路南侧，按此庙本为堂子，即萨满教祭祀场所，但口传为邓大人庙。[28]204黄寺也系著名藏传佛教寺院实胜寺的俗称，由此也正说明伊集院兼雄因系短期盗测，无法详细调查的特点。二是天主堂和耶稣堂，二者均在寺庙符号上绘出白色十字架，前者绘在内城南垣与外郭城墙之间的街区内，后者绘在小西门外的外郭城大道南侧。按盛京城最早的天主教堂系“光绪元年，法教士来奉天，于天佑门外街西建堂百二十楹”[18]卷99，《礼俗三：神教》2273，即后来的盛京总堂，位置与此图上“天主堂”相符。而盛京城的新教教堂，据《民国奉天通志》记载：“同治六年，始在营口创设福音堂。光绪二年，至奉天，在抚近关街北，创立英国长老会分会，以中西教士合组，协商教务。于十八年建礼拜堂三十楹” [18]卷99，《礼俗三：神教》2273，即后来东关教堂。但据于光绪九年（1883）开始在盛京城传教的英国人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司督阁）回忆，盛京城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是由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约翰·罗斯牧师建立的，“人们在迫害停止后，组织了一个小型宗教集会，在一条最繁盛的街上，建起一个小礼拜堂”[29]19。今人推测此“最繁盛的街上”可能是在四平街附近，[30]162然传教士所记，未必完全符合当时情况，若此图中所绘耶稣堂即罗斯所建的礼拜堂，当是沈阳乃至东北宗教史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地图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伊集院兼雄在盛京地区进行盗测时间不长，且“旅行”路途遥远，所以所绘地图也存在诸多问题乃至错漏。如图中绘制城墙与街区比较精细，亦标绘出城门，但城门名称却付之阙如，图上的一些重要机构，位置亦时见错置，如《奉天府盛京城内外图》（图5）中，官署位置十分混乱，名称也有错讹，如“织造库”讹作“制造库”，一些重要衙署如奉天府、通判等也没有标出，有些衙署地块标绘出，却不知是何机构，只能写上“衙门”二字了事，可见其粗疏之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伊集院兼雄对大部分城镇的城墙形态绘制都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唯独盛京城外郭，绘成了正方形，实在令人惊讶。实际上，盛京外郭城的位置，西段大致沿今日青年大街，北段大体沿今日沈吉铁路，东段大致沿今东边城街，南段大体沿今日西滨河路、文艺路和万柳塘路一线，呈现不规则的圆形，其圆形城郭，在今天仍影响着沈阳城市的轮廓，在地图与卫星图片上清晰可辨。这一点，在清代的文献中也有相应记载，如缪东霖在《陪京杂述》中说：
按沈城建造之初，具有深意。说之者谓城内中心庙为太极，钟、鼓楼为两仪，四塔象四象，八门象八卦，郭圆象天，城方象地，角楼敌楼各三层，共三十六，象天罡，内池七十二，象地煞；角楼敌楼共十二，象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气。此说与当日建城之意相符与否，诚不敢知，但说为近理，故附志之。”[31]
这段话的内容当然是附会之语，但“郭圆象天，城方象地”，很明确地描述了外郭城的形制。在《陪都纪略》（图6）中，亦附有盛京城图，画出圆形的外郭城。光绪元年（1875），日本人曾根俊虎曾到过盛京城，亦曾绘制《盛京城内外郭》（图7），地图呈鸟瞰式，明显画出外郭土城的圆形轮廓。[32]84-85
伊集院兼雄将盛京城外郭画成方形，应不是如实反映其亲眼所见，似另有所本。在清代所流传的盛京城地图中，亦多有将外郭城绘作近似方形的情况，如《盛京通志》中的《盛京城图》（图8）就是如此，用四角略带弧度的方形描绘外郭城。[19]卷首而《陪都景略》中的《盛京形式图》（图9）则干脆绘成棱角分明的标准方形。[33]
据此推测，在清代将盛京外郭城绘成方形的地图与绘成圆形的地图应并存于世，很可能伊集院兼雄接触到前者，影响到他对盛京外郭城的绘制。
伊集院兼雄于1882年绘制而成的清代盛京各城镇地图，描绘了盛京地区14个不同等级、规模城镇的形态，虽然具有不够精细，甚至多有错讹的缺点，但由于这批地图是较早运用近代测绘技术绘制而成的城市地图，对于研究这些城镇的早期形态与街区情况，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也反映出：搜集、整理与研究近代时期外国人所绘的中国城市地图，对于复原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程，城市形态的演变，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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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杜格尔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杜格尔德·克里斯蒂的经历与回忆[M].张士尊，等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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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曾根俊虎.北中国纪行·清国漫游志[M].范建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
[33] 邸文裕.陪都景略[M].同治十二年刻本.
作者：孙靖国，原刊于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