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彝及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孟彦弘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整理出版时，书前《出版说明》对其来历、内容及作者有一个简要说明：

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是一部记载清道光、咸丰以来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掌故旧闻的笔记，内容涉衣朝野的各个方面。

崇彝，姓巴鲁特，蒙族，字泉孙，号巽庵，别署选学斋主人。清末官户部文选司郎中。着有《选学斋书画寓目笔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辑有《雅颂诗赓》。

作者为清代道光、咸丰间大学士柏葰之孙，柏葰字泉庄，故崇彝字泉孙。

本书作者手稿，原藏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五石斋，中华书局据以录副，石继昌同志曾迻录一份，进行标点，并对其中明显的错字作了校正。现即用点校者抄本印行。

邓之诚先生曾于一九四七年撰文，对本书稿加以评论，现作为代序，刊于书前。[①]

《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曾予立目，但内容大致抄自《出版说明》，只是在生卒年一项，作“？—光绪末年间在世”[②]。偶阅金毓黻日记，1956年6月4日有关于崇彝的记载：

在宝会斋书店见《杜樊川诗注》二册，经满洲崇彝用朱笔点勘一过，非常精细。闻书店主人范君言，此人已于一九五一年下世，平生最喜读书，如《春秋左氏传》讽诵至于数十过，并将讽诵日期及遍数注于每册之尾，可谓勤矣。其于樊川诗之佳者皆加密圈，间有极少数批校，亦有少数未经圈识之诗，盖以为不必诵读者。余得此甚喜。

王会庵言，崇彝字巽庵，喜吟咏，尝向杂志投稿，但不详其他事迹。[③]

书估范氏称崇彝逝世于1951年，但于崇彝生平，金毓黻除得于王会庵的说法外，其他已不甚了了，且将八旗蒙古误作八旗满洲。

书前邓之诚《代序》，评价此书“字字珍秘，皆亲见亲闻，当与《啸亭杂录》并传，非《天咫偶闻》等书所能望其肩背也”，末又称“此事当今无第二手，当仁不让，万勿妄自菲薄。千秋事业，即在此数卷书”云云，颇似鼓励语。检《桑园读书记》，有“柏葰自定义年谱”条，称“一卷，稿本，从其孙崇彝借读”[④]；知二人确有往还。《桑园读书记》早在1943年即已“订之成册”[⑤]，则二人订交当在此之前。

崇彝出现于邓之诚的日记，是1941年11月16日：“托王钟翰往城中访崇黻丞，借其祖《柏葰自撰年谱》手稿。”（页123）托学生往访借书，显然不是订交之始。日记中所涉及的崇彝，邓氏都称为“崇黻丞”，偶作“崇黻臣”，则黻丞，恐是崇彝的又一表字。这部年谱稿，正是《桑园读书记》所评述者。此后，邓之诚又向崇彝借得乃祖的自供状。1943年4月13日，“至（崇）黻丞处。慨然以其祖《柏相国静涛亲供》见假，此予求之不可得者，喜极，与黻丞久谈共饭”（页189）。

柏葰，《清国史》、《清史列传》、《清史稿》有传，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档案中有其传包[⑥]。咸丰八年（1858）顺天乡试案，柏葰为主考官，次年被查出“以家人干请，辄即撤换试卷……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宥”[⑦]，被议处极刑。伯葰的供状，是颇难得的史料，邓氏借到，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于次日即抄出。14日：“抄柏葰亲供，尽一日之力毕。”（页189）16日：“柏葰所记东陵纪略，为之排比一过，录而存之。”（页189）

5月28日，邓之诚作《柏葰传》，传末称“孙一，崇彝，官吏部文选司郎中”（页199）。5月30日，“晨书致崇黻臣，以所撰传稿交阅”（页199）。6月1日：“访崇黻臣丞，还年谱、同年录、笔记……渠亦以其祖《薜菻吟馆诗存》为赠，非我所欲也。久谈，即在其处饭。”（页199）

此后，二人常有往还。如1943年10月5日：“得崇黻丞书，言渠所藏顾侠君全集，有《书馆续吟》之目，并无《书馆闲吟》之诗。即作数字复之，明日交邮。”（页209）1944年3月1日：“崇黻丞来，以新刻诗见惠，过玉■（虫+东）桥七律一首极佳。”（页249） 6月18日：“崇黻丞来札，劝予刻滇语，此何可能耶。”（页263） 7月10日：“为崇黻丞之女刻一印。”（页265）8月4日：“作字致黻丞告以清漳夹宅，出《南史·刘面+力传》，乃张融、周颙、刘绘三人共宅事。”（页271）8月24日：“晚诣崇黻丞闲谈。”（页272）9月7日：“傍晚访黻丞闲谈，以南华山人诗钞示之。此书不易得，东方〔图书馆〕所藏者，正集尚少一卷”（页274-275）

他们还曾相约一起游故宫。10月25日：“下午诣崇黻丞定明日故宫之游。”（页275）10月26日：“午至二女处饭，携二女往游故宫，崇黻丞父女亦至。古物南迁后，此尚是第一次之游。所游为中路西路，而外西路则不开放。……黻丞为言，昔官吏部时，带领引见俱在干清宫，……黻丞又言，所谓干清门侍卫，指在门内者而言，门外则为大门侍卫。又言御门即御干清门，有御几无宝座，皇上当门南面而立。下午四时归。”（页275-276）11月15日：“午饭后，偕潘婿往游故宫东路，黻丞父女相待久矣。宁寿宫结构极佳，在西苑之上，所陈列内阁档案，有清室绿头牌，宽三寸许，为向来所未见。”（页277）

他们有时闲谈，有时诗文唱和，有时鉴赏文物。如1944年11月3日：“下午往访崇黻臣，不值，遂至二女处。归，复访黻臣，示以《词苑撰文》，黻臣谓确是道光时写本，孙跋确是莱山手书，或真是戴文节录本，亦未可知。即使非戴笔，而其书亦有足贵也。”（页276）11月11日：“晨至黻丞处略坐，遂至二女处（黄化门）午酌。……晚归家（大经厂）已九时许。”（页276）11月24日：“下午一访崇黻臣，托其代询故宫尚有圣训否。久谈始归。”（页248）12月19日：“崇黻丞书来，言予所求南园书联，五百尚不肯售。即复书作罢。”（页280-281） 1945年1月16日:“午后，勉步至黻丞处，观人托售田白三纽，……又田黄辟邪纽，垢道人刻印一纽，鸡血方及六分者一纽。二者共索十万，人已还价四万，尚不肯让出也，真石妖矣。黻丞以奕绘书扇面见惠。”（页283） 1月23日：“访崇黻丞，取回所题顾太清诗扇。”并附词《和黻丞题顾太清诗扇渔家傲》（页284）。 3月6日：“昨崇黻丞以挽孟劬诗见商，因亦成五律四章。”（页287） 4月6日：“午饭后，过崇黻丞，以《感旧集》与之。遇高名凯携示王烟客画，予雅不悉其佳处。黻丞定为真迹，窃未所喻。”（页290）4月20日：“傍晚诣黻丞闲谈，以巾箱小品及经海真源（质邦王夫妇写刻本）赠之。”（页291）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后，燕京大学作为美国的校产，被日本军队占领，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教授洪业、陆志韦、邓之诚等被日本宪兵逮捕囚禁。次年释出，邓之诚住在城里的大经厂胡同，直到抗争胜利后的1945年11月，迁到西郊成府村燕京大学校舍。邓、崇密集来往，就主要集中在邓氏城居的这个时期。

在他们的交往中，邓氏日记中有多处记录了宗彝对清代掌故的熟悉。这正是与《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关的材料。1943年4月23：“归访崇黻丞，长谈。此君于清代掌故，所知甚多，记忆力甚强，颇为难得。”（页190）1945年则多处记有崇彝谈及的清代掌故。1945年2月19日：

晨过崇黻臣，偶谈及福佑寺，黻臣谓闻之内务府人云，寺乃纯帝封宝亲王时所分之府，未居，后改为寺。又谓俗所谓福佑祀雨神，非是，雨庙在西苑时应宫。（页286）

3月12日：

午后，过崇黻丞闲谈。端方被劾事，……其事始末，皆黻丞亲见。（页288-289）

4月20日：

傍晚诣黻丞闲谈……黻丞言，王庆祺，宝坻人，……黻丞又言，穆宗之谴恭邸，实由力沮复修圆明……（页291-292）

5月17日：

晨访崇黻丞……黻丞谈数事，内务府大臣非曾任外官及科甲出身者，官止吏部侍郎，唯立山例外……唐绍仪绰号唐半截，言其遇事皆有始无终也……

宣统末，盛宣怀夤缘瑞澄以通于载泽，瑞澄为载泽姊夫，载泽力保宣怀为邮传部尚书……宣怀纳郑孝胥铁路国有条陈，转以说载泽，见之实行，清遂以亡。……陈弢庵善为联语，其寿郭则沄五十云……陈居乡专横，颇不为清议所许，督学江西时，庇其同年龙文彬欲提南昌赈款四万修理学宫，黻丞之兄□□方守南昌，力持不可，后竟为陈、龙嗾御史假他事劾之去官。（页295）

5月20日：

诣黻丞，问盘磵为谁，渠谢不知。乃问我宝董斋，云昨见田黄石刻此三字，似是沈均初物。我亦不知也。（页296）

6月21日：

晨崇黻丞来，谈数事。攀桂，举人出身，……关防衙门在大高殿西间壁路北，为内务府交租处。部院大臣派有同一差使者，常借此处会议。曹润田说数事，袁世凯未称洪宪前，已有叫起、请起、带起等名目，群下私称为上边。朱尔典一日不经外交部，径由礼官蔡廷干领之见袁，力赞称帝。临别握手曰，下次再见，即不敢行此礼矣。……（页299-300）

6月25日：

黻丞言，徐会澧，山东人，极无学，室中无一书，即八股亦无之。日唯手长旱烟代，吞云吐雾而已，接人多巽辞和颜。与文廷式同放江南主考，事事唯文主之，受侮不少，亦不计也。……徐用仪以乙未议和预定赔款，磅价亏损过巨，为孝钦所恶，庚子之诛，盖理前恨，不与袁、许同罪也。用仪为翁文恭所挤……用仪，字筱云，与张荫桓皆工画，颇有法可观。（页301）

崇彝于晚清掌故甚为熟悉，故邓氏曾让研究生就有关问题登门求教。如1947年3月19日：

作书致崇黻丞，交许大龄携去。许欲问铨选法，黻丞曾官吏部文选司掌印，故为之介。（页419）

在1946年10月5日，提到了崇彝拟将其所知掌故辑为一书的事：

得崇黻丞书，言已纪清季旧事数十则，成一小册，尚拟续纪。闻之甚喜，当复书勉之。黻丞记性好，见闻多，若能成书，必传无疑。（页394）

10月7日：

晨起访崇黻丞，与之商定所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体例、门类，先付《北方日报》登载。（页395）

1947年丁亥六月，邓之诚就此书写了一篇读书记，标点本《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作为“代序”排出，末署“丁亥六月之诚谨注”。这大概是崇彝此书成书的时间。此后，邓之诚又为此书的刊载等事，颇费心力。如1948年3月13日：

晨访齐思和，以崇黻丞所撰《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册示之，托其在天津《民国日报》投稿，冀得酬金，以舒黻丞之困。未知得当否也，久谈而归。（页446）

金毓黻得之于王会庵，说崇彝有文字于杂志发表。倘若发表，那就该是这部《杂记》中的内容吧。但我翻检了几种论著目录，未能检得。到了1956年，邓氏日记中又提到这部书。丙申八月初四（1956年9月8日——自1950年庚寅正月起，邓之诚日记不再用民国纪年，但也未改为公元纪年，而是用干支纪年）：

阅崇黻丞笔记一过，当稍文饰，不分类。（页956）

这应该是钞本的定稿了。中华书局从邓氏传钞，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日记是年六月廿四日（7月29日）：“中华书来，言将择印崇黻丞笔记。”（页1170）

石继昌《旗人姓名琐话》，引夏仁虎《旧京琐记》所记一联“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称大荣为荣禄；石继昌引其舅氏逸庵尝闻庆博如之说，大荣指荣铨，并说“后阅崇巽庵先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稿本，亦有文辨其误，且谓荣禄约长于此人三十岁。《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无此条”[⑧]。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正是石氏据中华书局钞本整理的，但石氏说钞本有此条而排印本无，或许排印本所据乃中华拟“择印”的钞本，而非全钞本？

崇彝在抗战期间，生活还过得去。抗战胜利后，生活则日渐困窘，几乎是靠卖书度日了。1948年3月26日：“以崇黻丞《雅颂赓选》稿本八册交齐思和托卖。”（页447）3月30日：“晚招齐思和来谈，言本校图书馆可收崇黻丞之《雅颂赓选》原稿。”（页447-448）4月3日：“崇黻丞所著《雅颂赓歌》稿本卖与本校图书馆，价一千五百万，今日先送收条去。”（页448） 4月16日：“还崇黻丞五百万。此彼卖《雅颂赓选》之值，予挪用五百万，故还之。共以彼一千五百万存修绠堂，月息二十五分，每月可得息银三百七十五万，可以稍资弥补矣。予为之谋可谓甚忠。存折交友仁王估带交黻丞，嘱其无论如何不能提款也。”（页449）4月23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诗文集七十余种列目交齐思和托卖。”（页450） 10月26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诗集二十五种、六十四本由通学（斋）书估代交清华，前日高贻帉谐值百圆也。”（页461）11月5日：“清华送崇黻丞书款百元来，即交与之。”（页462）1949年11月8日：“为崇黻丞代卖皇历八册与图书馆。今日取得书款万元，即托文禄（堂）王估转交黻丞。本已送我，乃为筹得此款，于彼穷困中不无小补也。”（页491）1950年1月23日：“得崇黻丞书，言书板共六十片。”（页502）1月27日：“为崇黻丞卖《选学斋书画过目记》板片于图书馆，得人民券十六万元，交大雅书估带交。”（页503） 庚寅九月十二日（1950年10月22日）：“聂崇岐来，与讲定崇黻丞托卖其祖稿本《薜菻吟馆律赋》、八股，其价千万，此亦可谓撞木钟矣。”（页536）九月十九日（1950年10月29日）：“下午王希翰来，托其致十万元于崇黻丞，《薜菻吟馆律赋》、时文稿之值也。”（页546）

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后，藏书亦并归北大。善本著录有《雅颂续集》三二卷，八册，“崇彝选编，清稿校正本（一名《雅颂诗赓》，继《熙朝雅颂集》而作，选录八旗先贤之诗，起自嘉庆九年，迄于宣统三年）”；《薜箖吟馆存稿二卷》，“清柏葰撰，稿本”，六册[⑨]。售予清华大学的八旗人诗集二十五种，据《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未能检得。或许不属善本吧。

邓之诚除为他联络卖书事宜，还帮他促成家教事，甚至直接接济。如1948年4月14日：“下午崇黻丞去，赠一百万。”（页449） 9月2日：“孟昭诚、傅伯庸来。昭诚欲聘崇黻丞教其弟，予为酌定束修月四十金。”（页457）庚寅正月廿七日（1950年3月15日）：“赠崇黻丞五万。”（页509）

他听说中央拟设文史馆，曾几次托人说项，请关照崇彝的生活。庚寅年正月廿一日（1950年3月9日）：“张伯驹来，言彼托章士钊向中共建议救济燕市穷老文人，嘱填崇黻丞住址、年岁。”（页508） 七月廿五日（1950年9月7日）：“张东荪来……因托代崇黻丞觅噉飰所，彼允商之章士钊。”（页529）八月初五（9月16日）：“前托东荪为崇黻丞说项，谋文教馆事。今日彼向符定一进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页530）九月廿五日（11月4日）：“晨，致书张东荪，托为转达符定一，为崇黻丞谋文史馆之事。”（页547）

但终于没有等到这一天。辛卯十月初四（1951年11月2日）：“得讣，崇黻丞昨日亥刻逝世，为之不乐。”（页591）

邓之诚庚寅七月初六（1950年8月19日）：“访叶誉甫，尚殷殷，自言来住家，唯官气与牢骚未除……访何孟祥、崇黻丞皆晤。……今日所访皆老人，叶、何、崇三君皆七十，余只六十七，尚较予长三岁。”（页527-528）邓出生于1887年，则崇当生于1884年。

                                           二○一四年十月

（原刊《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0.65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