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所谓的“中古”，一般指汉末至唐代这一时段，也是中国古代墓志由兴起到兴盛的时期。墓志以石质墓志为主流，此外还存在砖质和瓷质等特殊材质的墓志，它们也在本文的涵括范围之内。对于中国古代的墓志整理，宋代便已存在，但是宋人一般将碑与墓志统合起来，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当时的碑志整理范式主要为两个方面：第一，进行碑目整理或题跋考证，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等；第二、进行录文整理，并附以题跋考证，间或加以摹刻的碑额图或碑上的图像，碑刻行款、形制介绍的碑式等，洪适《隶释》、《隶续》为其代表，但是没有附上整拓。宋代碑志整理还有另外一个体例，即按年代先后或按碑志所在的地域进行分类著录考证，前者如《集古录跋尾》、《金石录》，后者如《宝刻丛编》、《宝刻类编》等。

元代在碑志整理上没有太多建树，唯潘昂霄著《金石例》介绍碑志写作范例，为迄今流传下来最早的金石括例方面的专著[1]。明代的金石著作虽然整体数量不多，但是已经出现了专门整理墓志的专书，如都穆《吴下塚墓遗文》[2]，该书收录绝大多数都是墓志录文，但没有题跋考证，也没有附拓本图版；王行《墓铭举例》更是对墓志铭写作方法进行分析的专书[3]。

清代，金石学大兴，相关成果也极为丰硕。就碑志整理而言，有很大一部分著作仍然沿袭宋代的整理模式，或专做碑志的目录整理[4]，或专做题跋考证[5]，也有整理录文并附加题跋者[6]。按地域进行整理更是蔚然成风，各省、各县地方志中都辟有“金石”一栏，就是很好的明证。清代在金石整理的体例上较宋、明有很大进步：第一，出现了整理石刻法帖或图像的专书[7]，尤其是汇集拓本成书，为整理碑志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8]；第二、根据传统文献（如正史《晋书》、《北史》等）提供的碑志信息，拓展了碑志著录的范围[9]；第三、出现了鉴别伪碑的著作[10]。在墓志整理方面，清人除了沿袭明代做法，对墓志录文进行专门整理，并附题跋考证外[11]，开始墓志目录整理[12]，并专门搜集整理砖志[13]。

民国时期的碑志整理其建树体现在：第一，对域外碑志进行整理[14]；第二，编撰石刻题跋索引[15]。而对墓志的整理更是兴盛发展，罗振玉以一人之力，根据地域汇集墓志录文，先后编成《京畿冢墓遗文》、《吴中冢墓遗文》、《两浙冢墓遗文》、《襄阳冢墓遗文》、《东都冢墓遗文》、《芒洛冢墓遗文》以及续编·三编·四编、《山左冢墓遗文》、《中州冢墓遗文》、《六朝墓志精英二编》、《高昌专录》诸书。

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尤其是七十年代以来，无论国内、国外还是港台，墓志整理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碑树立在外面，风化、毁损严重，因此，发现相对困难；埋葬在地下的墓志则保存相对完好，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盗掘的盛行，加上一些基建工程，墓志被大量发现，为这一时期的墓志整理提供了良好契机。

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墓志整理，或按朝代先后、或按出土地域、或按馆藏地进行。细观近70年来的墓志整理工作，出版书籍远远超越前代，据曾晓梅统计，从北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近千年的时间，流传下来的与石刻有关的著作共1127本；而新中国成立后至2009年，六十年的时间共出版与石刻相关的著作817本[16]。而日本学者高桥继男统计1949至2007年期间，出版的与石刻相关的书籍有三千余种[17]。由于两位学者的收书标准不同，因此统计的数字存在较大差异。无论哪一组数据，都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碑志整理与研究的巨大发展。这一时期的墓志整理，除了对传统石刻书籍、石刻文献的汇编和叙录外[18]，更多的是对过去墓志的系统梳理和对新出土墓志的热情追逐。就整理范式而言，或按时间、或按地域、或按馆藏地进行。就编排体例而言，或专门收集拓本成书；或专门整理录文成书；或拓本附录文，有的后面还附以注释或考证；或编撰目录索引或提要。以下便按照时间、出土地域和馆藏地的墓志整理进行分述，有交叉部分则进行相应归类。

 一

 中古时期，古人热衷于刻碑或撰写墓志，因此留下来的碑志资料极多，整理起来也难度极大。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墓志的整理而言，石质墓志的通史性著作极少，很多都是将碑石与墓志统合起来整理。或者就过去碑石著作中的录文按朝代进行分编，如《石刻文献全编》[19]；或者汇编金石文献，如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石刻史料新编》一、二、三、四辑100册[20]；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地方金石志汇编》80册[21]。或者直接汇集拓本成书，如《中国金石集萃》（文物出版社，1995年）、《中国碑刻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中国美术全集》（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编《中国墓志精华》[22]等，石质墓志的通史性录文整理或拓本附录文者付诸阙如。与石质墓志相较，砖质墓志由于数量不是特别庞大，时段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因此，还有几部较为系统的整理著作，如殷荪编著《中国砖铭》（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 胡海帆、汤燕编著《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这些书皆图版、录文兼具[23]。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时间跨度长，石质墓志数量特别巨大，因此相关的整理也都大体按断代进行。

（一）汉魏六朝

汉代处于墓志的兴起阶段，一些刑徒砖志、少数石堂画像题记具备了后世墓志的一些简单要素，如介绍志主姓名、卒年或葬年以及葬地，《邳州青龙山元嘉元年（151）画像石墓题记》就极其类似后代的墓志，其介绍碑主了缪宇，字叔异，东汉和平元年（150）七月七日卒，元嘉元年三月廿日葬，以及营造墓葬的一些情况[24]。汉代墓志由于数量不多，因此这一时期的墓志整理则是与碑石共同进行。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高文著《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2版，1997年）、袁维春撰《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日本京都大学藏《汉代碑刻文字拓本》皆是以汉碑为主体的整理著作，内容也包括部分阙铭、墓表、石堂画像题记等，其中《汉碑全集》是收录两汉碑刻文字资料最多的图录，展示全碑，并附有录文和介绍。

进入魏晋南北朝，墓志渐兴，数量也大量增加，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对魏晋六朝墓志进行整理有专书出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整理拓本、整理墓志录文并进行题跋考证，编排目录索引或提要、汇集题跋考证。

专门整理拓本或拓本附录文、考证的专著主要有：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张伯龄编《北朝墓志英华》（三秦出版社，1988年）、李仁清编《中国北朝石刻拓片精品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三书以整理拓本为主。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二书则是在展示拓本图版的同时，释读志文。辽宁省博物馆编《北魏墓志二十品》（文物出版社，1990年）、戚叔玉等选编《北魏墓志百种》（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魏墓志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诸书，主要从研究书法的目的出发，挑选拓本图版，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汇集拓本图版成书，可以使读者一览碑志的大体面貌，一睹当时的文物风采。这些拓本图版不仅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书写格式、字体变化、俗体字写法，碑志上的图像、碑志形制的大小变化，还能反映时人的一些世俗观念，因此拓本本身能够给学者提供一些录文之外的研究领域，这也是当今碑志整理一般都附上图版的根本原因。但是仅有拓本图版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拓本图版模糊，难以直接为学者所利用，故一些墓志整理就会在刊布图版的同时，也刊布经过整理的墓志录文；有的甚至直接刊布墓志录文，而略掉拓本图版。

专门汇集录文的墓志专著有赵超编著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8年再版），罗新、叶炜编著《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二书主要收集1949年至2003年间全国各地出土的汉魏南北朝墓志。尤其是后书，录文加疏证，并详细注明墓志的著录情况，体例较为完备。但缺乏图版，原文核对终究不便。

在整理墓志拓本和录文的同时，一些碑目、题跋索引的工作也在同时跟进。王壮弘、马成名编纂《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初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修订本），收录六朝墓志近千种，每方墓志简介其真伪、形制、收藏等情况。荣丽华编集，王世民校订《1949-1989四十年出土墓志目录》（中华书局，1993年），收录这四十年间各地出土的东汉至清代墓志1464通、汉魏六朝墓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汪小烜编《1990-1999年新出汉魏南北朝墓志目录》（刊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2001年）收录1990-1999年见诸大陆、台湾各主要考古、文博、历史杂志的新出汉隋墓志，以目录为主，考证为辅。刘瑞昭著《汉魏石刻文字系年》（收入《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研究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1年），较为全面地收集宋代以来著录的汉魏石刻（包括大量墓志）文字资料，共收录汉魏石刻771方，简介之外，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碑刻，附录原文。毛远明著《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8年），用图表的形式著录汉魏六朝碑刻近2600通，包括碑碣、墓志等，对汉魏六朝碑志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但仍有大量遗漏[25]。

在编撰目录索引方面，日本学者走在了中国学者的前面。日本学者梶山智史编《北朝墓志所在总和目录》（《東アジア石刻研究》1号，74-130页，2005年）收录北朝墓志779方；后来，作者又著《新出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2006-2010年）》（《東アジア石刻研究》3号，97-117页，2011年）收录2006年至2010年间新发表和新发现的北朝墓志235方、隋代墓志121方。日本学者中村圭尔、室山留美子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两书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魏晋南北朝墓志人名地名索引》（平成20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2008年9月）、《魏晋南北朝墓志官职名索引》（平成17年度-21年度文部科学省特定领域研究成果报告，2009年11月），对墓志内容进行索引编目，只是引用书籍仅限上述两书。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墓志数量激增，整理起来难度较大。很多唐代墓志专书，都是作者按照自己的既定体例进行编排，往往造成一方墓志在诸书中重复出现的现象。

就隋唐墓志拓本整理而言，吴钢等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30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其主要收录隋唐五代时期的墓志拓本5000余种，按搜藏地域和单位整理成册，没有录文。从各卷地域名称来看，显然还有很多省市的墓志整理呈现空缺状态。拓本附录文或考证的整理，其主要代表作有：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彙考》6册（线装书局，2007年），共收录隋代墓志643方，有图版、录文和考释，并列诸家著录、跋尾等，堪称上乘之作。台湾学者毛汉光主编《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18册（中研院史语所，1984-1994年），收录唐代墓志1800方，附有图版、录文和介绍墓志的附记，但其整理截止到开元十五年（727）。隋代碑志编选组编《隋代碑志百品》（新时代出版社，2002年）、许宝驯编10册《隋唐墓志百种》（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袁道俊编著《唐代墓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隋唐墓志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这些书籍拓本的选择，重在书法，对书法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也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来源。

唐代墓志录文的整理其代表作有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007年再版）、《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两书共书收录唐代墓志录文约5560方；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1-9辑）、《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全唐文补遗总目索引》（三秦出版社，1994年—2014年），该套书收录唐代墓碑、墓志约6370方（不包括经幢、造像题记、书札等），墓志占了绝大部分。两书中重出墓志众多，学界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

隋唐两朝墓志索引的整理，日本学者同样走在了国内学者的前列。日本学者梶山智史编《隋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東アジア石刻研究》1号，38-73页，2005年）收录隋代墓志483方；后来，作者又著《新出北朝隋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2006-2010年）》（《東アジア石刻研究》3号，97-117页，2011年3月）收录2006年至2010年间新发表和新发现的隋代墓志121方，介绍其著录状况。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东京汲古书院，2009年），本书在1997、2004年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和目录》的基础上，再次增订，收录2008年以前公开发表的唐墓誌、墓志盖8737方，标注同一墓志在《石刻题跋索引》、《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全唐文补遗》、《唐代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著作中的详细出处。美国学者谭凯（Nicolas Tackett）编集《唐末至宋初墓志目录》（Tomb Epitaphs from the Tang-Song Transition）（自行刊印，2005年），收录唐大中四年至宋咸平二年，即辽统和十七年（999）期间的墓志和墓碑，著录葬年、志主、注明拓片、录文资料来源、有关考证和介绍、发掘报告等，末附墓志录文，是墓志目录加录文的著作。

 二

 按照出土地域进行墓志整理，是中古时期墓志整理的又一重要范式。王素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便是其体例的典型代表。该书从1994年开始分省、分册陆续出版，收录1949年以来国内出土的历代墓志，但迄今只出版了陕西卷三卷6册，河南卷三卷6册，河北卷壹卷2册，江苏卷两卷4册、上海天津卷一卷2册，北京卷一卷2册，重庆卷一卷1册，还有很多省份的整理工作没有完成。该书既有拓本图版，又有释读录文，但考证研究相对不足。其余很多大区域范围内的石刻或墓志整理都是只附图版和简单的介绍，没有进行文字释读，如杨玉鈺主编20册《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赵平主编10册《中国西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大体皆是如此。

按照省市区域进行的石刻整理数量极为庞大，从收集的相关著作来看，几乎各省都进行过相关的工作，只是由于地域差异，数量参差不齐，因此整理出来的成果也就多少各异。即便东北的黑龙江，西南的云南、西藏，东南的福建、广东，西北的新疆都有相关的成果问世[26]。在这些地域中，墓志最为集中的省份为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因此这些省份的墓志整理成果尤为耀眼。赵文成、赵君平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4册、《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5册，全部皆是汇集这三个地域近年新出土的墓志1950余方，可惜只著录图版，没有进行文字释读。

就各省而言，河南整理出来的墓志成果尤为突出，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李献奇、郭引强编《洛阳新获墓志》（文物出版社，1996年），朱亮《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杨作龙、赵水森编《洛阳新出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乔栋等编《洛阳新获墓志续编》（科学出版社，2008年），齐渊编《洛阳新见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郭茂育、赵水森编《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博物馆编《安阳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15年），等。再加上《新中国出土墓志》中河南省的三卷6册[27]，《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1册、洛阳卷15册，河南一省的墓志整理成果极为丰硕。从出版的时间来看，河南一省的墓志整理显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本世纪更是加快了整理和出版速度，不过诸书之间重复著录的墓志也不在少数。正是因为河南，尤其是洛阳出土墓志数量众多，因此该地的墓志目录整理也就成为必要。河南省文物局、中原石刻艺术馆编着《河南碑志叙录》二册（中州古籍出版社，分别出版于1992年、1997年），本书意在将河南出土和传世的现存碑志全部收录，是一部河南碑志目录提要。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朝华出版社，200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二书共收录洛阳出土的墓志5171方，上自东汉，下迄民国，汉至唐代的墓志占了大部分。

陕西是墓志出土的又一重镇，这与其曾作为古都有关。陕西省的墓志整理成果如《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三卷，共6册[28]；《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4册，都收录了大量陕西地区出土的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也以馆藏名义整理了诸如《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上、中、下三册）（线装书局，2007年）、《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集》（上、下两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其中也收录了大量陕西地区出土的墓志。张鸿杰主编“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丛书，力图编辑一部陕西省各地市的金石书籍，目前这套丛书从1990年至今已经出版了诸如《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安康碑石》（三秦出版社，1991年），《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昭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3年），《华山碑石》（张江涛编著，三秦出版社，1995年），王忠信编《楼台观道教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鸳鸯七誌斋藏石》（赵力光编，三秦出版社，1995年），《汉中碑石》（陈显远编著，三秦出版社，1996年），《澄城碑石》（张进忠编著，三秦出版社，1997年），《重阳宫道教碑石》（刘兆鹤、王西平编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潼关碑石》（刘兰芳、张江涛编著，三秦出版社，1999年），《榆林碑石》（康兰英等编著，三秦出版社，2003年），《户县碑刻》（刘兆鹤、吴敏霞主编，三秦出版社，2005年），《临潼碑石》（赵康民、李小萍编著，三期出版社，2006年）等十几地的碑石资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为墓志资料，既公布图版，又有释文、考证，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西安市文物稽查队编《西安新获墓志集萃》（文物出版社，2016年）则是最近出版的墓志书籍，以“文物稽查队”的名义编辑墓志，显示了当今盗掘的盛行。李慧主编《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三秦出版社，1990年），收录1949年以前发现和出土的历代陕西石刻，编成目录，大半为隋唐五代石刻。

山西是墓志出土的又一重镇，这一地域的墓志整理也在逐步跟进。与河南省的墓志整理不同，山西地区的墓志整理同陕西相近，主要是以各地市的名义进行碑志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山西卷1册已经出版。秦海轩编纂《晋城金石志》（海潮出版社，1995年），崔正森、王志超著《五台山碑文选注》（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李百勤著《河东出土墓志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钧编注《河东盐池碑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王树新主编《高平金石志》（中华书局，2004年），常福江主编《长治金石萃编》（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2006年）等，这些碑志书籍中含有大量墓志，拓本图版与文字抄录并举，并简要说明金石基本情况，有利于对山西省的墓志情况有一定了解，但显然，还有一些地市没有完成金石资料的汇编工作。山西以省的名义进行的碑志汇编，皆是属于选编类，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孔富安编《山西古代石刻集萃》（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等，没有对山西一省的碑志进行系统整理。

在其它各省的墓志整理中，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新疆一地，尽管地方偏远，但是其整理工作并不落后，除《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新疆卷1册如期出版外，黄文弼整理的《高昌砖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出版，1931年版，1951年增订），整理出高昌国时期的砖志。侯灿、吴美琳编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3年），收录吐鲁番出土的墓砖、墓志共328通，既有图版，又有释文，文末还有注释。这些砖志整理成果，对研究西域历史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河北、北京、天津虽然在中古时期，离都城相对较远，但是其出土的墓志也不在少数[29]。《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上、下2册（文物出版社，2004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上、下2册（文物出版社，2003年），《新中国出土墓志》（上海、天津）上下2册（文物出版社，2009年）皆已出版。吴钢主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也有河北卷1册、北京附辽宁卷3册、北京大学卷2册，河北、北京、天津的整理成果也可谓丰硕。石永士等著《河北金石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对河北一省的金石更是进行了系统清理，收录河北省金石3595种，以碑刻为主，附有拓片或照片，书末有河北全省金石目录。其余碑志整理则按照地市进行，如杨少山主编《涿州碑铭墓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刘海文编著《宣化出土古代墓志录》（远通出版社，2002年），侯璐主编《保定出土墓志选注》（河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杨卫东、黄涿生主编《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邓文华编著《景州金石》（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田国福主编《河间金石遗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等。显然，就河北一省而言，各地市的墓志整理也显得参差不齐。

山东省的石刻整理则以曲阜和泰山为中心，以济南为辅助。《新中国出土墓志》迄今不见山东省的身影；《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则是江苏和山东两地合一，出版墓志1册。总体而言，山东一地的碑志整理是区域性进行的，宫衍兴编《济宁全汉碑》（齐鲁书社，1990年），李正明、戴有奎主编《泰山石刻大全》（齐鲁书社，1992年），张玉胜著《岱庙碑刻》（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考古书店，1999年），袁明英主编《泰山石刻》（中华书局，2007年）等，皆是收录曲阜和泰山两地碑刻，也包括一些墓志。韩明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专门搜集上世纪50年代以后在济南出土的墓志、塔铭等，是研究济南、山东的第一手资料。骆承烈编《曲阜碑目辑录》，（油印本，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室印，1981年），则是曲阜一地的碑目汇编。

江苏省的墓志整理，除上述与山东合作，已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江苏山东卷1册外，《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壹·常熟卷上、下2册（文物出版社，2006年），江苏贰·南京卷上、下2册（文物出版社，2014年）也顺利出版。其余江苏省的碑志整理，也是区域性的，如张晓旭著《苏州碑刻》（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性空主编《寒山寺碑刻集》（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常熟市碑刻博物馆编《常熟碑刻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等。

浙江一地虽然在中古时期远离中原王朝，其墓志整理也没有大部头的资料汇编出版，但是也不乏地方特色。厉祖浩整理《越窑瓷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收录瓷质墓志89方，该批墓志对研究越窑青瓷发展、古代墓志形态变化都有较高价值。其余按地市编辑的碑志资料汇编，则沿袭传统做法，或拓本附介绍，或拓本附录文，或直接录文。如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金柏东主编《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衢州墓志碑刻集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章国庆编著《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甘肃省的碑志整理也是按照地市进行，但是由于地域特色，在甘肃省的金石资料汇编中，墓志并不占主流，如郑炳林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吴景山著《甘南藏族自治州金石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王其英主编《武威金石录》（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其余各省整理出来的墓志成果相对较少，以墓志为题者大致有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省墓志选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柏泉编《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等。

总之，以地域为核心进行的墓志整理，由于古代文化发展的差异，整理出来的墓志数量地域之间差异极大；河南、陕西最多，其次山西、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再次江苏、山东、浙江、新疆等地。反而离中原较近的湖北、安徽、湖南等地的墓志整理成果相对较少，究竟是地域文化差异造成的，还是其它？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三

馆藏墓志并不局限于一地出土，这也是将其单独叙述的原因所在。民国时期，三大金石收藏家张钫、于右任、李根源在解放后，其金石收藏皆捐赠给了政府，张钫所藏后来成立了千唐志斋博物馆，于右任的收藏捐赠给了西安碑林博物馆，李根源的收藏由后人捐赠给政府，后来这批墓志原石归南京博物院收藏。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部分馆藏墓志整理便与这三人有一定关系。张钫所藏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成《千唐志斋藏誌》（文物出版社，1984年），该书收录了张钫千唐志斋所藏墓志1360余方，以唐代为主（1209方），为石刻精本图录。于右任所藏由赵力光编成《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刊登了于右任“鸳鸯七志斋”所收藏的汉至宋代石刻图版三百多种。李根源的部分所藏，由其子李希泌编成《曲石精庐藏唐墓志》（齐鲁书社，1986年），收录唐代墓志93方。其余馆藏墓志整理大体都是博物馆或图书馆进行的。

西安碑林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刻博物馆，高峡主编《西安碑林全集》（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对其馆藏石刻进行了系统清理，其第二部分“墓志”类则刊登了其馆藏墓志八百种，为拓本图版加介绍说明。与之相配套的是陈忠凯等编《西安碑林博物馆藏碑刻总目提要》（线装书局，2006年），书以《西安碑林全集》为底本，新增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12月新获藏石，全书收录墓志1053方，但只有提要介绍。2007年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收录的则是1980-2006年12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馆入藏的墓志381方，既有拓本图版，也有录文释读；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收录的则是2007-2013年期间该博物馆收藏的西魏至元代墓志231种，编排体例也依照前书。这些书籍的出版，给我们展示了西安碑林博物馆馆藏墓志的大致情况。

河南省千唐志斋博物馆是收藏唐代墓志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其馆藏志石以及拓片的整理从建国后就开始了。1953年由北京石默斋出版的张钫编《千石斋藏志目录》收录其馆藏墓志1346件。随着馆藏的不断增加，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与洛阳地区文管处共同编著的《千唐志斋藏志》，共收录西晋至民国时期的墓志拓片1360件，志盖拓本92件，但是没有释读录文。2006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由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该书收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千唐志斋新收藏的墓志600余方，惜只有录文，没有拓片来源介绍。2008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叁）千唐志斋（壹），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千唐志斋新收藏墓志350方，拓本、录文和介绍并具，但与《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墓志）多有重复，只是《新中国出土墓志》多出拓本图版部分，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其余各省、地市的馆藏墓志出版者还有《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文物出版社，2000年）、袁道俊编《南京博物院藏唐代墓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刘雨茂等编《彭州博物馆藏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四川美术出版社，2010年）、胡戟·荣新江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皆对馆藏墓志做了系统清理，甚至一些著作对馆藏墓志做了录文释读，如《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彭州博物馆藏李宗昉集北朝隋唐碑拓》、《故宫博物院藏历代墓志汇编》等，皆是图版、录文兼具。其余一些馆藏碑志书籍，虽然所收不全是墓志，但也包含墓志在内，如刘之光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的《馆藏石刻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之云南省博物馆卷1册、广西省博物馆卷5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俞苗荣、龚天力主编《绍兴图书馆馆藏地方碑拓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7年），李龙文编《兰州碑林藏甘肃古代碑刻拓片精华》（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等，诸书皆涵括部分中古时期的部分墓志。

各大学、省、市以及研究机构图书馆也是墓志的主要收藏地。北京图书馆（现改名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至1991年），该书收录从战国至民国时期的石刻拓本15687方，按时代顺序编排成100册，另编索引一册，书中收录大量的汉唐时期墓志。1990年该馆金石组又编辑《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中华书局，1990年），共收录馆藏墓志拓本4638方，以元代以前为主。这两套书使我们对现今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墓志状况有一个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徐自强主编《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则是地域性的石刻拓本目录；王敏辑注《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文物出版社，1990年4月），则是对馆藏善拓题跋进行了汇集。

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是碑志收藏的另一重要阵地。除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2册外，胡海帆、汤燕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共收录279种金石拓本，为1996年以来的馆藏新品，“碑志”为其中的一类。胡海帆、汤燕等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收录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的全部墓志，共10194种，从汉代到民国时期均有，包括部分砖志，以唐代为最大宗，达6000余种，使我们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墓志拓本有一个大致把握。
    其余图书馆或研究机构所藏碑志整理著作，如郭郁烈主编《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于右任旧藏金石拓片精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石刻编年草目》（油印本，内部使用），王鑫、程利主编《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浙江图书馆编辑部编《浙江图书馆藏浙江金石拓片目录》（浙江图书馆线装油印本，1982年）等。

港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也纷纷整理来自中国古代的墓志。如日本学者中滨慎昭编《淑德大学书学文化ㄝンタ—藏中国石刻拓本目录》（日本淑德大学出版社，1997年），里面收录了该大学所藏从北魏到中华民国的602方墓志拓片目录，其中有少数为大陆所不见者。《日本京都大学藏中国历代文字碑刻拓本汇编》（美国：克鲁格出版社，2015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6年）一书，共10册，按断代编排。饶宗颐主编：《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1年）收录法国远东学院所藏唐宋墓志拓片388件，其中唐代有370件，为整拓影印，无录文。周欣平主编《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碑帖》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收录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收藏中国古代善本碑帖和金石拓本2696种，分善本碑帖图录和总目提要两册。中研院史语所佛教拓片研读小组编《中研院史语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本目录》（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本书整理、收录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北魏纪年佛教石刻拓片目录254通，包括僧人的墓志塔铭。

当今的馆藏虽然以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研究单位为大宗，但仍存在少量的个人馆藏墓志，潘思源编《施蛰存北窗唐志选萃》（上海世纪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便是其代表，编者选取施先生北山楼所藏唐代墓志之精粹260多件，编为是书出版。

 四 

近七十年来的墓志整理成果突出，但也存一些问题。

第一、系统清理不够。

由于新墓志的不断出土，当今很多学者都在忙着“追新”，一是收集新出土墓志拓本集结成书，以取得出版首发权，或新资料的刊布权；二是利用新出土墓志进行研究。我们在忙着追逐新墓志的同时，也应该对以前的墓志作系统清理。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和《全唐文补遗》究竟有多少重出墓志？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所编《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大体能够看出同一方墓志在诸书中的著录情况，尽管该总和目录引用书籍有限，但也都是学界使用率较高的文献，故其学术价值不言自明。相较之下，国内学者的目录索引编撰主要是按照出土时间、出土地点和馆藏地进行的，唯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总目提要》做了相关方面的工作，但遗漏碑志较多，后补工作也没有适时跟上。这些目录索引还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我们从著录的书籍中，有时不能确切地知道哪本著作是著录的录文、拓本图版或题跋？而且著录的书籍相对较少，这与相关墓志考证或著录书籍繁多有关。日本学界也主要是对六朝至唐代的有录文或有拓本的墓志编撰了索引，对一些仅存碑目或题跋的墓志，没人进行系统清理，而这部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能说毫无裨益。如《宝刻丛编》中有郭子仪的两位夫人墓志[30]，对研究郭子仪的婚姻有一定帮助；东莞将门臧氏，在《宝刻丛编》中也发现两方亡佚碑志，一是刻于开元十八年（730）、李邕撰并书的《臧怀亮碑》[31]，二是刻于大历年间，元载撰，张璪分书的《臧希让碑》[32]；这两块碑文，通过撰者、书者，可以发现唐代武将与社会文化名流或权臣之间的交往现象，或者说他们希望通过文化名流或权臣，来提高自身的身份地位心里。故碑目对历史研究仍然有所助益。题跋因为提供的资料信息多于碑目，故文献价值更高，更何况有的题跋还会有碑志的节文。因此，对现有碑志进行系统清理，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分类整理不够。

当今的墓志整理，或按年代，或按地域，或按馆藏，在整理形式上，或整理拓本成书，或拓本附录文（有的还有考证或注释），或专门整理录文（有的也附以考证或注释）成书，或编排目录·题跋索引或墓志提要，但少有对中古墓志进行严格的分类整理。敦煌文书在分类整理上取得了丰硕成就[33]，但中古墓志则缺乏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分类整理体系。

就现行的墓志分类整理而言，书法界按书法标准进行的墓志整理如赵际芳编著《墓志书法百品》（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收录东晋至隋代墓志100通，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墓志特别是北碑书法艺术和书体流变。许宝驯编《隋唐墓志百种》10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隋唐墓志精粹》（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皆精选具有独特风格和书、刻艺术水准的墓志，代表隋唐书法水平、于书法史有重要价值。史学界如何提出一套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分类体系，从而对中古墓志进行整理，也是当今学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三、数据库的建设不够。

如果说当今的很多传统文献，如二十四史、《通典》、《资治通鉴》等书籍都已经制成了可以检索的电子书，那么学界何时能够将中古时期的墓志，甚至整个中古时期的石刻资料都制作成电子书籍，且可以检索，则当是学界的又一重要贡献。

    总之，近七十年来的中古时期墓志整理，有成就，也存在不足。只有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大胆提出一些开创性想法，并借鉴相关学科的一些整理方法，才能将唐代墓志整理稳步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