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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天府新论》2015年第4期
谢辉元

    :民国时代的“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存在概念差别的,这种差别导源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差异,放大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而如果能够区分其中的差别,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民国时代的左翼史学。

关键词:唯物史观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  历史唯物主义

  

左翼史学是民国史学学术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代表人物的认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经过一些学者的不断努力,左翼史学的学术版图有所还原[1],当然,也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认为,在开展新的工作之前,如果能将“唯物史观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概念理一理,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左翼史学的学术阵营,丰富对民国史学的认知。

 一、“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概念辨析

“唯物史观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但一些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其间的差别,使得两者常常出现混用。从字面意思来说,唯物史观史学就是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从内涵上来说,唯物史观史学应当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唯物史观”,二是“史学”,这就要求研究者信奉唯物史观,并在史学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给予明确提倡和运用,其史学著作有鲜明的唯物史观特征。如果仅仅是在研究中吸收了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只是作为次要的史学方法,来与其他思维迥异、甚至立场相对的研究方法搭配使用,那这样的研究只能称作跨学科研究,而不能称之为唯物史观史学。[2]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辨正何者为“唯物史观”。恩格斯对此有过经典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换句话说,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最核心的要义。事实上,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时,又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了简短概括,其中强调的仍然是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对于一定时代内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性作用[4]唯物史观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真相的学说,为国家和社会问题的解释找到了终极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因而唯物史观的主要价值在于阐明了经济因素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而不在于运用了经济分析方法本身。所以,史学研究中脱离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解释而开展的经济分析,只能看作是吸收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而不能称作唯物史观“指导”的史学研究。

即便如此,不同的人在考察社会历史变迁时,对唯物史观的内涵又存在认识差别。人们在论述唯物史观时往往会运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5]

可以看到,这里除了对经济基础一如既往的强调,还谈到了阶级斗争及其历史,而且阶级斗争恰恰是理解社会历史变革的桥梁和关键。那么究竟应不应该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呢?如果从广义上,甚至一般的学理意义上定义,自然可以,但要从唯物史观认识史的角度看,则又当别论。以上这段引文事实上表征了唯物史观阐释的三个层次,相信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终极解释力,这是第一个层次;相信阶级斗争的存在,历史上存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一切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这是第二层次;相信阶级斗争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体现为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即社会形态学说),这是第三个层次。

追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俄中两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唯物史观内涵的理解逐渐由第一个层次扩展到第三个层次。有学者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术语的提出是在马、恩思想的早期,而“历史唯物主义”术语的提出则在恩格斯晚年,尽管在恩格斯眼里这两者是同义语,但在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重新解释后,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分开,转而与辩证唯物主义有机地连接在一起,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确立的前提就与唯物史观不同,不是人及其生命需求和满足需求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它不是以人为历史主体,而是以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为主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动力和规律。[6]可以说,作为社会矛盾集中体现以及历史前进主要动力的阶级斗争,尽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语境里受到极大推崇,但在唯物史观认识史的早期话语里,则并没有赢得相应地位。加上译本有限,国际上有关马恩理论再阐释的争论甚为激烈,人们一时还难以接触马恩理论的全貌,以至于在20世纪初叶,国内外众多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常会把唯物史观界定成经济史观,或者花费大力气去解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并不矛盾。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就经历了相应的演进过程,有研究者就曾指出,阶级斗争并不天然地被视作唯物史观的一部分,而是经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整合后才被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7]事实上,社会发展的阶段论也是在后来才被整合进唯物史观概念体系中的,而内涵得到扩展的唯物史观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人们后来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这个整合过程的剧烈期恰好发生在20世纪10-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转变恰恰反映了这个过程,而这种认识的转变也无疑在这些传播者的史学作品中留下了痕迹。所以,考察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阵营,就应该历史地看待当时的研究者及其史学作品,以当时学界唯物史观认识所达到的标准来衡量。

马克思主义史学,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不但看重生产力和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而且相信一切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相信社会发展的阶段论,其历史观的认知更接近于后来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如此,他们还信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但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者则并不如此,前者也比后者更倾向于接受社会革命论,政治性更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物史观史学的研究者不一定就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的判定条件更苛刻。反过来,“唯物史观史学”,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涵更广,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

二、民国时代的“唯物史观史学”

民国时代,主张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并亲自开展史学实践的大有人在。在早期,这样的人物有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等,他们眼中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经济史观。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就是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思想史、中国原始社会史的早期作品。胡汉民的《孟子与社会主义》和《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发表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而在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之前,为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做出了开拓性贡献,有学者因此指出,《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突破了胡适的体系,开拓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8]。戴季陶的《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也是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名作,文章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兵乱和革命,认为都是一种“阶级的生活争斗”,“我们如果用马克司的历史观察法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说的法则来解剖中国的历史,这些杂乱无章的事实,便都容易明白了。”[9]另外,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在1920年围绕“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与胡适、季融五展开的争论,也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种尝试。

到了二三十年代,当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阶段论被马克思主义者整合进唯物史观体系后,原来的唯物史观史学阵营逐渐出现了分化,胡汉民、戴季陶等出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否认,逐渐淡出了唯物史观史学的阵营,甚至走向了其对立面,而李大钊及其马克思主义史学后辈们则沿着新的唯物史观史学道路不断前进。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又出现了一批坚持以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不断发力,这便是在社会论战中声名鹊起的陶希圣、梅思平等新生命派及其后的食货派诸人。他们揭橥唯物史观式的经济分析大旗,大力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在阶级斗争论和历史发展阶段论上却显得异常暧昧。以陶希圣为例,在他的名著《中国封建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承认中国历史有阶级的存在,却不认为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现行的中国有开展阶级斗争的必要,“主张阶级斗争是一件事,认识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另一件事”[10],“中国社会固然不像欧美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一个阶级社会,也不是像原始社会那样,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职业社会”[11]。他承认社会发展有合法则性,并对中国历史作阶段性的社会形态分析,但不承认社会发展有一个普遍的公式,“我觉得社会现象固然有合法则性像自然现象一般,但是社会现象的合法则性并不能使我们作成一个公式,适用于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多数社会,而毫无不合。”[12]这种离合不定的立场也导致了他在中国封建社会问题认识上飘忽不定,以致前后矛盾,表征了其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所带来的纠结。但无论怎样,陶希圣等人在拿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时人顾颉刚将陶与郭沫若并称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大师,而郭湛波也认为“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13]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还有一批肯认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强调对历史作经济分析的学人,其中有代表性的团体如汤象龙、吴晗、罗尔纲、梁方仲、张荫麟等人组成的“史学研究会”,有代表性的个人如吕思勉。这类人的研究只能算是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史学研究,而不宜当做“唯物史观史学”来看待。

关于青年学术团体“史学研究会”的治学取向,汤象龙曾有过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14]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该会成员基本上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编委会成员,而该刊的办刊理念充分肯定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支配作用,其“创刊号”如是指陈:“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15]在这种理念的导引下,汤本人写作了《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梁方仲写作了《一条鞭法》,吴晗写作了《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等文章。但也应看到,该会成员有十多人,各人的治学取向上存在巨大差异,虽说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并不见得就都拿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一来他们没有像陶希圣他们那样高张唯物史观的理论旗帜;二来,在这些文章中,阶级分析的影子只偶尔可见,更不是基本分析工具,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则完全没有涉及。事实上,他们史料与史观并重,没有明显的史观论倾向。这或许源于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汤氏就曾认为论战是“空洞的”“空论”,“一点一滴收集史料”,“一个一个小题目研究”终能为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奠定基础。[16]

 又如吕思勉,他在中年时期接触马列后便“深为服膺”,认为:“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对于史学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17]其《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就非常看重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如认为周代国家形成的真正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而“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18]吕还承认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肯认阶级斗争的现实必要,但在学术研究中却并未能把阶级分析贯彻下去,至于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则更少提到。这是因为吕思勉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论的主要方面还是进化史观,尽管唯物史观对他有着重要影响。在其1945年所写的《历史研究法》中列举了四条治史观念,其中“第一紧要”的还是进化史观,唯物史观和近代西洋科学一样都只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观念来看待的。

总之,汤、吕等人作为民国主流学界的中青年学者,无论教育背景、治学倾向、成名领域都有着一定套路,当唯物史观风行之时,他们思想敏锐,眼界开阔,能善为采择唯物史观之长,结合自身治学特点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从而取得了许多富于学术水平、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史学成果。而且到了四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局发展,吴晗等人在以唯物史观治学上取得了更大突破,不过这时已经不再是他们治学的黄金时代了。也应看到,尽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可唯物史观,其史学著作也常见一些唯物史观的词汇,但其研究顶多是把唯物史观看做一种重要的史学方法论,未能将其当做主导的史学观念来贯彻,并与其他各式各样的史学方法掺杂运用。也正因吴晗等人的著述中唯物史观特征不明显,《中央日报·史学》副刊才会成为史学研究会发文的一个重要平台。

三、民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谈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或“传播”),人们一般追溯至李大钊,而谈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人们会把时间结点划至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李大钊和郭沫若在这里貌似出现了一种地位之争。究其原因,人们或者认为郭著首次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但李大钊的一些论文也可以作如是观;或者认为郭沫若的工作是系统阐述了中国历史,但郭著实际是本论文集,缺乏严谨体系、体例,周以后的历史也并未论述。再者,郭沫若以前,以唯物史观指导近代史、革命史研究的著述也很多,还成体系,为什么算不得是开山之作?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的起点划到哪里是可以讨论的,这里也无意发表见解,关键是,这种地位之争为什么会出现?笔者认为,其因盖与前述唯物史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差别有关。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恽代英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曾在郭沫若之前研究过中国历史,但他们用以指导研究的唯物史观还没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阶级斗争论、历史发展阶段论整合为一体,他们仅是将其中的某一个或两个元素运用到学术实践中。郭沫若则不同,他运用的是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这种最新成果又恰恰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认知,因而他们对郭沫若的研究自然抱着天然的认同感,这便成了郭沫若的研究常被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看作起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郭沫若以后,也即社会史论战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日渐造成声势,经历了研究力量由弱到强,学术话语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发展阶段。

那么民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到底有着怎样的学术规模呢?大体来说,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以分为三类,其中主脉是以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为主要代表,此外还包括杜国庠、胡绳、何干之、邓初民、华岗、尚钺、吴泽、赵纪彬、杨荣国等史学家,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起来,日益进步并始终坚持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家,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他们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他们同时也是接受中共领导并在总的理论方向上与中共保持一致的革命工作者。这个群体多是在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与中共六大决议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观点保持着总体上的一致。学界关于这个群体的研究已经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支脉中有这样一类史学家,他们一度是中共党员,但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中共(如大革命后的被捕或流亡,或者受到“左”的政策迫害,或者因“托派”问题而与中共中央意见相左等),然后开展独立的学术研究工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杨东莼、张健甫、李平心、宋云彬、陈竺同、曹伯韩等。[19]脱离中共后他们活跃于国统区的学术舞台,开展散兵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并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如杨东莼,1923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自日本留学归来后辗转任教于任中山大学、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武汉大学等学校,被誉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八大史学家之一”,所著《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等在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在著作中,他肯定了经济基础的作用,认为文化就是生活,生活方式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由生产方法决定,生产方法由生产工具决定,所以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之基础。[20]他坚持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中国社会的结构经历了由无阶级到有阶级的发展,阶级斗争由贵族与奴隶的斗争,进到地主与农夫、师傅与徒弟的斗争,再进到资本家与工人、商人与店员的斗争。[21]他也坚持社会发展的普遍阶段论,“社会形态的演进,是由原始公产制而奴隶制,由奴隶制而封建制,最后,由封建制而资本制”,而这个法则“也符合中国社会演进的程序”。[22] 具体来说,黄帝至尧舜为氏族的公产社会,夏商为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始于周代,因为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入侵,在当时已经进到资本制了。[23]陈竺同的《中国文化史略》也是“着重于生产力去分析文化的进程”,并肯认殷商奴隶制和周秦封建制。[24]张健甫、李平心、宋云彬、曹伯韩等人的近代史著作同样有着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色。

支脉中还有一种未曾与中共发生组织关系,但始终以独立姿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的史学家,其中富有代表性的如周谷城。他在1920年代就已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1930年代又参加了社会史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成了《中国社会史论》,该书对中国社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考察都是从经济角度切入,如在谈近代中国社会变化时直接指出“产业革命为中国社会变化的枢纽”。[25]该书还极力运用阶级斗争理论,认为中国史是一部种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错的历史,周以后的几千年里,中国社会是阶级社会,君为统治阶级,民为被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为中间阶级。[26]不仅如此,在其后的《中国通史》中,周又提到了历史发展的普遍阶段论,他将全书分为五篇五个时代,周平王东迁以前为游徙部族定居时代,此后至新莽为私有制生成时代,新莽到北宋为封建势力结晶时代,北宋到鸦战为封建势力持续时代,鸦战到当前为资本主义萌芽时代。书中倡导的历史完形论,事实上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史学理论。[27]正因该书有着如此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痕迹,以至于出版不久便被当局认定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而遭查禁。而在《世界通史》中,他更是明确提出:“世界各地历史的演进,无不有阶段可寻。典型的阶段为由氏族社会时代到奴隶经济时代,再到封建时代,再到前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时代,然后到社会主义时代。”[28]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虽然并不一定就是中共红色史学家,但多数情况下他们确是或一度是中共党员,所以两个群体多有重合之处,只不过红色史学家群体变动更大罢了。而脱党后的研究者,在中共政策拨乱反正、革命形势出现变化后,也常常会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少数甚至是以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活动的,如杨东莼),或对中共革命事业给予支持,就是那些一直游离于中共之外的研究者也常是如此。当然也有特例,如脱党后的陈独秀,但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的。所以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作品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精神写就并服务于中共革命事业的。李平心1930年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并长期以民主人士身份开展活动,但此后的许多史学作品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写就的,学术斗争方向也是受到中共指引的,学术和社会活动很多时候是与中共的革命事业相契合的。

四、余论

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差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由于不同学者对不同传播阶段的唯物史观的内涵存在不同理解,这就造成了他们史学研究中的差异,从而给民国左翼史学阵营发展带来了众多变数。所以,要想更好地认识民国时代的左翼史学,就有区分唯物史观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必要。而之所以拿是否承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否承认阶级斗争论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论,来作为区分的重要依据,是因为这些观点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是一种普遍风气,恰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术流派的重要界分。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取得了主导地位,史学家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也实现了统一,区分唯物史观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直至今日,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仍为众多学者所肯定,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也变得更加多元,学者们在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的不同理念加以运用,史和论的结合,史料和唯物史观的结合,成为众多学者推崇的治学取向,谁是、谁不是唯物史观史学已很难说清了。

历史的观念不尽合理,但观念总是在历史地发展。民国时代的唯物史观史学是不断发展的,既然有发展,就必然会存在很多缺陷,如在其发展初期就常会出现观念和公式的套用和强加,史料引用也不够严谨,到社会史论战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转换。以至于一些标榜唯物史观研究的史学作品,在传世性和严谨性上,反而不如那些仅仅视唯物史观为学术观点之一种的史学作品。这与作为唯物史观史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者,矢志追求其作品的现实革命价值有关。一定时期内,史学研究者会面临学术价值追求或社会价值追求的两难选择,民国时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者在其中选择了后者,挖掘了史学作品的社会动员意义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学术性的缺损。以古鉴今,史学家还是应当尽量在史料与史观、史与论间求得平衡,毕竟,好的史学作品应当是能传世的作品。

(本文为作者原稿,发表时与此略有出入)                                         


参考文献:

[1]参见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其泰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及李根蟠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王学典的《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陈峰的《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胡逢祥的《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等论文。

[2] “唯物史观史学”当然也可以从广义上定义为借鉴过唯物史观部分观点的史学研究,但如果这样,就不易弄清民国史学的治学分野了。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4] 同上,第776页。

[5] 同上,第257页。

[6] 张奎良:《关于唯物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辨析》,《哲学研究》2011年第2期。

[7] 赵利栋的《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唯物史观述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认识转变。

[8] 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8年版,第97页。

[9] 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建设》第1卷第2号,19199月。

[10]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页。

[11] 同上,第31页。

[12] 同上,第12页。

[13]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页。

[14] 汤象龙:《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15] 汤象龙:《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论文选》,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16] 同上,第276页。

[17] 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18]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2页。

[19] 对于这部分人,胡逢祥先生在《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文中曾撰文予以关注。

[20] 杨东莼:《本国文化史大纲》,上海:北新书局,第3页。

[21] 同上,第116-120页。

[22] 同上,第105-108页。

[23] 同上,第112-115页。

[24] 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北京:文光书店1950年版,第146页。

[25] 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26] 同上,第1522页。

[27] 莫志斌:《周谷城传》,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28] 周谷城:《世界通史·弁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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