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椿年（1931.10—2017.12），江苏省溧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秘书、副所长、所长等职。曾任第八、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世界历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参加1980—2000年间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并担任历届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的秘书长，为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史学会、在中国举办国际史学会等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世界史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创办《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杂志、促进世界历史学科和史学理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世界历史学科组组长的数十年内，呕心沥血地谋划全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建设发展，扶植新生分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始终强调优良学风建设，非常注重优秀人才的培养。代表著作有《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合著）、《20世纪的历史巨变》等。
2017年12月5日，我60多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张椿年，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他无比热爱、无比眷恋，也为之付出了一生的世界。自1954年我们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成为同学后，就一直没有分开过。学习五年毕业后，我们同分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包括它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史组），几十年一同经历风风雨雨。2006年，我们又同被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真可谓缘分不浅。
过去的一幕幕不由自主地在眼前出现。其实在1954年9月我们在苏联成为同学前，我就知道椿年的大名。那是在1954年6月，张椿年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入党的仪式上。当时我也在那里学习俄语。张椿年的入党是很特殊的。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到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向全校学生作报告，其中郑重宣告：在留苏预备部和在苏联学习期间停止发展党员（这个规定记得是大约两年后被废除）。所以张椿年在当时入党是个例外，大家自然关注，而他的入党仪式也不是小规模的，是一个大会。我也去参加了。据现在回忆，当时听说是：第一，张椿年在来俄专前，在人民大学学习时，当时那里的党组织已同意他入党，但没有来得及办理必要的手续。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张椿年的表现。据说有些老同志专门为他做了推荐，其中包括华东局的张本，因为他们曾一起工作过。
张椿年最突出的性格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主张“和为贵”。这样的性格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表现，而且一生都是如此。就拿留苏时期来说，第一年，尤其是第一学期，我们大部分同年级刚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俄语都没有过关，与苏联同学一起上课，根本听不懂老师讲些什么，因此学习十分困难。到期末考试时就更难了，因为苏联实行的是口试，要口头回答抽到的问题。当时老师对中国同学十分照顾，你只要回答上几句，老师都会打最高分，即5分。这对张椿年也一样，他也拿到了5 分。但他对老师说，自己答得不好，俄文也不好，不应拿5 分，请老师改分，并且很坚持，最后老师不得不给了4 分。
张椿年虽然本性倾向“和为贵”，但是又很讲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记得1960年时，也就是在我们刚从苏联回国的第二年，就被派到农村劳动锻炼。我和张椿年一起被派往山东省曲阜县书院大队，他是队长。1960年代，在许多地方已是灾荒年，曲阜县也不例外。我们在当地每天只能喝掺有极少粮食，甚至没有粮食，只有地瓜秧叶的汤糊。后来一顿可喝四五大碗汤糊，但大部分是水，不能顶饱。所以很多人都浮肿了。实在没有办法，张椿年最后决定，不顾住在曲阜县城的大队部的规定，允许下放干部购买路过本村的挑卖冬瓜的农民买冬瓜来煮着吃。其间，院部领导来曲阜召开大会捡查工作时，他为此作了检讨。但院部领导不仅没有批评他，反而支持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会后还很快作出决定，让我们4个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下放干部在大会结束后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对张椿年这种既敢于从实际出发，关心同志，又敢于负责任的精神深为感动。
张椿年长期担任众多行政职务，退休前多年是我们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所的学术委员会的委员或负责人；社会工作更多，如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多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世界历史学科组组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退休后又多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会长等职。在每项工作中，他都尽心尽职，秉公办事。在这些工作中我大都有幸成为他的助手，因此才能了解具体情况。譬如，在学术委员会和社科规划办的工作中，因牵涉到职称和科研项目等具体利益，确实是有极个别的人企图通过托人托关系或送礼送好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张椿年虽然不忘“和为贵”，但他绝不徇私舞弊，而是坚持秉公办事。
在院老专家协会筹备期间，张椿年等人就开始工作，其中一项主要工作是由几位老同志，即丁伟志、丁磐石、郭永才同志创意和决定的。他们建议编写一部《学问人生》，以记录院内那些闻名国内外的学术大师的高尚品德、治学经验、人生感悟和思想火花。全书分上下两卷四册，分别于2007 年和2010年出版，共收入187篇文章，记录了168位学者的嘉言懿行，出版后读者反响很好。
《学问人生》之后，院老专家协会又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这套书共有8卷，约400万字，作者有321位，主要是回忆录形式，历时5年，于2014年出版。虽然，张椿年并不是主编，但他始终主持这项工作，同样功不可没。
张椿年为加强我国史学的对外交流，扩大国际影响，也做了许多工作，作出了努力。这特别表现在建立与国际史学会的关系，参加国际史学大会方面。1979年3月，第14届国际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教授致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参加1980年8月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史学大会。经胡乔木院长批准，决定中国史学会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代表团团长是夏鼐，刘思慕为副团长，张椿年为秘书长。此后，张椿年又为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史学会，在中国举办国际史学大会等事项努力，虽然历经曲折终获成功，作出了贡献。
张椿年由于长期同时担任不止一项的社会工作，因此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工作。这自然会影响他的学术成果。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抓紧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他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那就是不重量，而重质；不追求数量，而注重质量。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代表作《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本书由8篇论文组成。张椿年酝酿写作这些论文是在1976年之后，当时，国家面临着一个民族振兴的时代任务和课题。这促使张椿年把目光转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这个课题。然而这个课题牵涉的面较广，他思之良久，最终决定选择了人文主义这个具体题目。
张椿年认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肯定人的价值，宣扬人是尘世的创造者。这个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以及西欧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谓人类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张椿年选择这个题目在当时的中国也有很大的意义，也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当时，抽象地谈人，谈人在尘世的创造作用，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言论，是只有挨批的份儿。可是要拨乱反正，对这些问题必须重新认识。张椿年别具慧眼，敢担风险，联系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历史地、具体地、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这个重要问题，是完全应该充分肯定的。
之后，在世纪之交，张椿年感到应对即将过去的20 世纪的历史进行总结，于是申请了“20世纪的历史巨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由于他参加了别的重要项目，这个项目就委托另外两位同志负责，最后都圆满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在21世纪，张椿年受到学术界的启发，开始重视海洋文明问题，逐渐认识到海洋文明对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他花了不少时间，写了两篇文章，并于2013年9月4日在首都图书馆社科讲堂作了题为“走向海洋，强国之道”的学术报告。以上这些简单的概括足以说明，张椿年做学问，不是关起门来，把它看成他个人的事，而是认为，写文章、研究问题都应该贴近时代的需要，为现实需求服务。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和张椿年是60多年的至交。虽然近几年来，因为两人年龄都过80岁，一起参加活动的机会少了。但是我们差不多每周都会通个电话，互报近况，并嘱咐注重健康。2017年11月前，在电话里问他的身体情况，他只说因肺炎住过两次医院，从未说有心脏病，后来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我就要他特别注意，没想到这么快心脏病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张椿年，我们不会忘记你的，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