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燕京学者文库（哲社类）”出版计划，将我三十年来从事宋史教学与研究方面二百余篇论文选编25篇出版，这既是对我过去三十年研究宋史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对我年过花甲的一个最好纪念。这次选编的论文集除了《李焘笔下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历史地位与南宋以后中国社会变迁》《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西方学人眼中的宋代历史》4篇文章是新选的外，其他都选录自己出版的四部论文集：《宋史论集》《宋夏史研究》《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稿》《宋夏史探研集》。已出版的四部论文集都有出版前言、自序或说明，对于结集也有简略交代。这里主要是讲一下近几年我对宋史研究的一些不成熟的新想法。
本论文集选择《探寻宋型国家的历史》为书名，就是蕴含着我对研究宋史方法论的一些思考。众所周知，20世纪初以来对于宋代历史地位毁誉参半式的评价落差之大，在秦汉以降中国古代各断代史评价中所仅见。以往按五种社会形态说把宋代列入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一度政治上腐朽、经济上积贫、军事上积弱等，几乎成为评价宋代历史的代名词。进入21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甚嚣尘上，宋代一跃成为中国近世的开端。这种毁誉参半的评价从方法论上讲都受到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史学理论的影响，都是把宋代历史附着在西方历史卵翼之下的一种反映。故我想从宋代历史的实际重新探讨宋代历史的特点，当然这些新想法还只是对自己过去研究的一些新反思而已。
总体而言，宋朝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宋代自始至终是一个不与游牧渔猎民族一争雄长的时代，以往认为宋朝的积弱很大原因是强调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过于强大，其实不仅如此，其中还有着非常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汉、唐帝国强盛时，能够开疆拓土，以积极防御的态势压制主要对手——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政权势力，削弱其军事威胁。唐中叶以后经三教合流而形成的新儒家思想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此前有了很大不同，华夷之分在汉族政权内知识阶层的认知世界有了新的界定。宋真宗景德年间与辽朝签订的“澶渊之盟”，是汉族所建中原王朝放弃与游牧民族一争雄长国策的标志。“澶渊之盟”的历史意义讨论目前多限于辽宋关系史，但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渔猎民族关系分水岭的重大历史事件，关乎着中国历史的走向，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过去认为宋朝的积弱与宋朝的“守内虚外”国策分不开。但这多是从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外”角度去考量，其实若从宋朝对西、北、南边疆守土来讲，从太祖开始就只守唐中期以后形成的农耕“内地”——以汉族聚居区为主，并无恢复汉唐“内地”以外旧地的举措。即使到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欲恢复汉唐景象，也是汉唐时所谓的王化之地——燕云十六州和河西、河套、河湟等。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知识阶层的认同，北宋灭亡后南宋人总结亡国原因时几乎一致认为王安石变法变乱祖宗法度，开边生事是首要原因。可见太祖以来形成的守内虚外是经唐后期五代至宋人形成的既定方针。对于宋人来说“欲冦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之上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这个“最得御戎之上策”，实则是汉族政权主动的战略退却，为一争雄长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共生共存提供了可能和机会。“树欲静而风不止”，不进则退。由此看10至13世纪的多民族政治对峙下的文化认同，再由此看宋朝之后民族政权的更迭，中华文明和疆界的形成，细究于心都会得出不同于现今的许多有益认识。
其次，宋朝奉行养兵政策，豢养一支以募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尽管明清中后期也实施募兵制。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相继瓦解，募兵制日渐代替征兵制，养活一支以流民为主的军队，使得养兵费用在国家财税收支上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到北宋中期养兵费用已达五千万贯之巨，占国家财税收入的70%~80%，帝制国家为了筹措这笔巨大的军费开支，自真宗咸平年开始“度茶、盐、酒、税以充岁用，勿得增加赋敛”（《长编》卷四三，咸平元年八月丁亥朔）。将人民生活的主要商品：盐、茶、酒、矾、醋、矿冶、香料等统统专卖经营。这种以工商税收为主的财政政策，大致也为中国古代各朝所仅见。五代至宋初，政府主要靠严酷的法律禁榷，由各级官府直接经营，即最大限度地控制生产、销售环节，但是官营成本高，效率低，国家只得向民众主要是商人开放销售（流通）领域，诸如在经济领域广泛实行买扑招标制，并逐渐开放部分生产领域，这就使得宋代的商业市场、城市城镇发展，呈现出与前代甚至与后代不同的面貌，从而造成空前的繁荣，并由此也促成经济的大发展。但是过去我们囿于西方社会科学和经济史理论的范式，对此轻描淡写，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或者多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负面作用及其导致历史进程因果颠倒的关系加以批判。我个人以为这是偏离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本相的一种认知，实际上对宋代经济史研究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制国家财经政策亦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以及市场繁荣背后的国家财经供需因素，庶几方可道升堂奥，更接近宋代历史发展的实际。
再次，宋朝科举取士之多，文官地位之高，整个文治氛围居于秦汉以降各代之冠，已是学界的共识。遗憾的是，迄今并未见较为全面深刻剖析贯通宋代文官政治论著的问世。
至于宋学与汉学成为中国古代经学分野最具代表性的两大类型，也已是常识。从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唐朝《五经正义》的颁行，是为汉学的第一个岭头，从唐中叶开始的儒学复兴至宋代，在北宋有《三经新义》，到南宋则有《四书章句集注》，构成宋学的完整体系，到明清继承汉宋方有《四书五经》。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实不仅仅是思想文化内在理路的转变，更折射着社会历史内容和观念的变动。北宋的荆公新学力图通过建立刚健政府、完善社会制度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结果是导致权力膨胀、腐败公行；南宋由朱熹完成的道学或理学反其意而行之，欲从正君心、重塑君主“圣人”形象来实现先王的社会秩序，结果是君心不仅没有被“正”，反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在“万马齐喑究可哀”之中。从目前的研究看，经学学风和释经方法的转变对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对宋代社会历史影响的重估，还远远不够。而傅乐焕先生对宋型文化已有论述（当然还需新的补充），不赘。
以上不是为了重复叙说中国古代各王朝之间的简单比赛（参见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而是要充分说明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特色类型的时期。因而从宋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扬弃西方汉学的范式、模式，探讨宋代历史本身具有的独特内涵及其意义，我深切感到这应当是今后研究和教学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