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宁可先生在1980年代初期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做出了系统的思考，包括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提出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及其在历史学科结构中的地位，并倡导建立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此后，他通过长期的治史实践，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借鉴当代西方史学、分析历史哲学与价值哲学的成果，着意建构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的四大理论范畴，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新问题。这在近三十年来中国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到一定意义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史学理论 历史理论 历史认识论 历史价值论 历史本体论 史学方法论

业师宁可先生（1928-2014）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治学广博，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经济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1]。仅就其对史学理论的研究而言，也开始得相当早。1960年代初，在他35岁时就积极投身于当时史学界有关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战中，成为历史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2]。本文旨在考察1980年代之后宁可先生对新时期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所做出的贡献，着重从厘清学科范围、建构学科体系和回答重要理论问题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以期对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如何在继承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的基础之上有所推进提供些许启示。

一、  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

在史学理论的学科发展史上，始终伴随着对本学科性质和建构问题的争论和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集中反映了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过程，尤其能够直射出史学理论自身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在西方产生于19世纪后期，是历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需求的产物，其代表作有德国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1868年）、伯因汉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和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年）等，他们系统总结了西方传统史学的学科体系、任务、本质和方法论原则，以及历史知识的基础与形式。这一类成果中的部分内容为20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所吸收，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次史学理论学科发展的高潮期，出现了一批史学理论性质的专著和论文，体现了中国史学由历史层面转而进入史学层面的发展趋势。这其中大多数著作的内容是围绕历史观、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结构、史学史和史学方法展开的[3]。

中国史学界出现的第二次“史学理论热”是在1980年代，随之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问题再次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正如宁可先生回忆中所述：“忽如一夜春风来，历史科学概论就像花朵一样开遍了高校历史系的田野，各种教材、专著纷纷出版，几乎有二十种。”[4]这期间史学界一方面开始全面反省学科自身的发展道路，包括总结中国史学的丰厚遗产，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诸多成果；另一方面，又逐步纠正了长期存在的思想偏差，明晰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真正确立起史学理论相对专门化的学科范围与界限，奠定了其学科的基本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宁可先生早在1984年发表的《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5]，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

（一）    率先区分广义与狭义的史学理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

1980年代初期，尽管当时的史学界已经出现了建立史学理论学科的热望和趋势，“但是对于这门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还不是搞得很清楚”[6]。结合当时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宁可先生将史学理论的相关讨论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内容：第一类为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具体包括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与基本规律（历史动力、社会经济形态、历史评价标准等），有关客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一般性与个别性、矛盾性与相互作用等），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在某一特定时代或国家的具体应用和理解（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农民战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经济结构、封建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等）；第二类为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与学术史问题，具体包括探讨历史学本身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历史学的对象、任务、特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认识的特点、历史学的层次与结构、历史学的方法等），有关史学史和史学思潮的研究，以及对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评论等。

上述所有这些内容大体构成了所谓广义的史学理论大厦，其中第一类旨在依据客观历史的运动特点形成对历史的普遍性考察，是力求通过客观历史的现象、表层发掘其内容中深层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因而可称之为“历史理论”，历史唯物论即是一种历史理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客观历史发展的趋势、结构与运动规律等，是一种对客观历史本体的认识（本体论）[7]。

在此基础之上，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民族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关系，以及历史学科内部具体历史领域的研究和理论化之间的密切关联；但是即便如此，史学理论也不应是上述诸方面的一个大拼盘或是一个庞大而无所不包的体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史学理论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理应具备其专属的概念、范畴、原理和规律，并可以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因此，狭义的史学理论应仅指有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即上述第二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又可称之为“史学学”；它应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具体历史研究的经验中总结概括出来，形成理论和方法，对具体历史研究的任务、方向、重点、广度、深度、高度、方法、科学水平、现实作用等等起着指导作用”。

站在今天史学理论学科勃兴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毋庸讳言这一将史学理论广狭二义的区分，以及进一步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分，对新时期中国史学逐步建立起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及其学科定位具有较为深远的学术影响，也得到许多史学工作者的认同[8]。

（二）    史学理论在历史学科结构中的地位与意义

作为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在整个历史学科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及与其他史学分支学科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和发展方向。对此，宁可先生是从历史学科的总体结构分析入手的。他提出，如果以认识的对象和目标为标准可以将历史学科区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以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从其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之不同又可分为史料的搜集与撰写→历史事实的考证→专门问题的研究→断代、地区、民族、国别等专史研究→世界通史的撰写等层次；第二部类则是对第一部类得出的历史认识的反思、再认识或者批判，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总结历史认识的规律和经验，从而为第一部类的未来发展提供支持或指导，这表现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9]。显然，这一对历史学科结构的划分中突显了两大部类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既看到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又明示出对历史学自身的认识也是其学科自觉意识发展的反映与需要。因而，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可以说是历史学在总体上走向科学与成熟的标志之一。

而对于同是研究历史学自身的学科——史学史而言，宁可先生认为它和史学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侧重阐明史学发展的历程，以历史的形式和历史的方法研究史学思想、观点、流派、体裁、史著、史家等内容，并批判性地继承史学遗产。相比而言，史学理论则更侧重于研究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及其发展规律，突出采用理论的形式和逻辑的方法探讨历史认识在思维中发展的一致性，并以史学遗产或史学史的研究作为建构史学理论体系的资源与材料，这也体现了二者之间相互联系的方面。

具体到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内容，宁可先生认为它的中心问题是要研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认识过程，其中包括审查史家主体是如何认识客观历史的、主观的历史认识和客观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如何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特点、规律、方法和检验等。因此它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阐明客观历史，如何发现它的关键性问题、重要的环节、发展的阶段和规律。简而言之，它不是直接研究历史的规律，而是研究如何探寻历史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规律和方法。”

进行这样一种史学理论研究或说建立这样一门学科到底有何意义？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并不去涉及或关注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有的还刻意回避这些问题，但他们仍然在做自己的专门研究，而且有的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对此宁可先生指出，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脑子中没有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或者“没有用这些看法来引导、影响自己的研究”。在当今史学界不乏有人认为史学理论根本就毫无用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也根本不需要去学习这类课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看法，是“一种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看法”。史学理论研究的目的正是在于“使我们更自觉地、更正确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学”[10]。因此，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我们那种光拉车不看路的盲从习惯，使我们的历史研究保持一种高度的自觉精神，这恐怕也是历史学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之一。

（三）    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关系

1980年代初期的国内学术界和史学界还大量存在着将史学理论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倾向，甚至对于是否有必要建立史学理论学科也存在争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于当时的史学理论研究存在的最大“框框”之一，“就是认为唯物史观既是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对史学理论方法论如要进行任何其他的研究，都是对唯物史观的干扰、破坏或否定，根本不存在建立或研究唯物史观以外的‘史学理论’的问题。”[11] 因此，实际上特别需要在理论和思想上明晰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宁可先生强调指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研究同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同是以阐明人类社会的结构、关系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基本任务的，但它们在认识特点、实现途径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别。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范围广泛涉及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以社会科学的普遍认识规律，“对客观历史过程按其本身内在的规律经过思维加以修正，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及偶然性的干扰，对客观历史过程的每一个要素在它完全成熟而且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把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结构。”同时，又在贯彻社会科学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侧重用逻辑的方法“从客观历史的具体运动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规律”。

相比而言，由于历史研究的对象只限定在人类社会的过去，这也就给历史认识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问题。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历史认识多数情形下只能凭借留存的片断性史料（文献、遗迹、文物、口碑等），通过研究者的意识活动尽可能近似地“去摹写永不再现的历史”。尽管过去的终结性有利于历史研究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使研究者可以完整地看到历史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由古及今和由今及古地双向研究，但同时也会导致历史与现实之间联系与区别的错乱理解。其二，历史认识者的意识活动“主要是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它要借助于现代人的感受、知识和经验，要运用现代的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这既可能是历史认识超越前人的地方，也可能会形成对历史的曲解。因此，如何使研究者“立足于现实的基地、现实的高度”，“又深入到历史中去探索、感受、体验”，从而“正确地科学地摹写客观历史”，这是历史认识所需要研究的特殊问题。其三，研究者个人的主体性因素（阶级立场、世界观、理论、方法、学力、识见、才能、知识、素养等）对历史认识也会发生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上述这些方面显然是历史认识领域所独有的因素，“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和方法不可能多所涉及或不需要多所涉及的，它们正需要由历史科学理论来专门加以研究。”

除此之外，历史研究还具有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研究途径，它正是要通过“如实描写历史发展的真实的具体的过程”，以细节化、偶然性、多样性、特殊性、曲折性、差异性等异常丰富而深刻的再现，来展示融合于具体历史过程中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因而，具体的历史研究恰恰可以形成与抽象化、观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在贯彻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中，“侧重历史的方法”，“最充分地运用历史的形式”，“把材料的生命具体地活生生地再现出来”。

可见，由于历史认识不同于一般认识的特殊性，使史学领域具有自身特殊的理论和方法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和理论所无法完全解决的。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方法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历史科学理论，是应该也可以同历史唯物主义适当地区别开来的。” 而这个区别主要在于，史学理论应是“以历史学或历史科学为对象，概括人们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中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科；它的核心问题不是直接回答客观历史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史学理论“不单单是历史学，而是‘史学学’，如同‘科学学’一样。它是历史学的一个方面，它是历史认识论”[12]。

经过1980年代初期有关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讨论，史学界逐步达成以下共识：“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3]从当今多元理论思潮对史学研究影响的态势来看，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片面地用唯物史观取代史学理论的学科建设或者完全忽视唯物史观的学术价值恐怕都是需要摒弃的错误倾向。而任何其他的理论思潮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可能也需要以同样的方式明辨而慎取之。

二、  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范畴

在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各种史学理论性质的教材与论著中，我们可以发现多种不同的学科体系建构方式。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一为“拼盘式”，涵盖中外史学史、历史发展的基本理论、史学学科理论、史学方法等；二为“入门式”，以概述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史学、如何研究历史等常识性问题展开；三为“方法中心式”，以总结历史学家的技艺和经验，论述治史方法和史学方法论为中心；四为“历史理论式”，以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发展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为主线，以历史本体论为中心；五为“史学学式”，以历史学为研究对象，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

宁可先生所致力于建立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显然属于第五类。他是从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学科意识出发，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提出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建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范畴：（一）历史本体论，不是具体研究客观历史的内容，而是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需要认识客观历史的哪些方面；（二）历史认识论，讲如何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认识的特点、规律及其检验问题；（三）历史价值论，讲如何评价历史，研究历史价值认识的特点、规律及其检验问题；（四）史学方法论，是从历史认识的层次、规律探究认识历史的工具、方法与途径[14]。

在这个体系中的四大理论范畴虽然具有各自的研究中心，但它们之间却是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而言，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看，历史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前提，但它必须经过认识论的批判性洗礼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反过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就会重新发现所需要认识的历史本体[15]，同时也会发现正是由于客观历史的某些特点才带来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16]。从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关系看，由于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或层次[17]，需要使用不同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因此史学方法论是历史认识实施的具体途径和道路[18]。从价值论与认识论的关系看，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活动应当包括对历史的认知认识（事实判断）和价值认识（价值判断）两个方面，其中前者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客观历史，为了“求真”，这是价值认识的基础和前提；而后者则要解决如何评价历史或历史事物有什么用的问题，为了“求善”，因此对于历史价值认识的理论研究就构成了历史价值论，它显然是历史认识论的深化和延续[19]。

从19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有关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内容的讨论看，宁可先生所主张的四大范畴相比较于多数学者所持的三大范畴[20]，正是多出了历史价值论的方面。他之所以特别提出历史价值论范畴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种考虑[21]：其一，从19-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而言，表现出由历史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变趋势，其间价值论问题引起如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的重视，以至后来渐趋成为许多西方思想家思考的重心所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界在吸收西方价值哲学思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有关价值论的研究，但是争议很大，研究很不充分[22]。历史学应该关注、回应、深化理论界的这些新动向，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不仅有事实判断，更充满着价值判断的领域，况且对历史的评判往往关系到现实的行动与未来的选择。其二，从19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有关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争论，例如使用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作为评判20世纪的革命与21世纪未来发展的价值标准，利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来评判中国古史、中国文化与当下社会的发展问题，其中明显表现出某种以脱离历史的现代价值标准甚或主观臆断来评判历史的倾向[23]。这就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中再次提出了历史价值和历史评价问题，急待在理论上加以系统思考。其三，从历史认识本身的层次与形式而言，认知认识和价值认识形成了两种既相互区别又密切关联的历史认识[24]，而传统的历史认识论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有关历史价值、历史评价、历史预见等价值认识层面的问题。因而，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范畴深入系统地探讨历史价值领域所具有的独特属性。

从上述宁可先生力图建立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四大基本范畴分析，其内容主要来源于三个方向的理论和实践。首先，这是基于先生多年的实证性历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宁可先生在中国古代史、经济史、隋唐史、敦煌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所累积的大量治史经验为他建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内容奠定了丰厚且坚实的基础，也构成了其作为一名具有极高理论造诣的经验历史学家之区别于纯粹的理论家、历史哲学家对史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范式。他经常谦逊地说，自己的这套东西“算不上什么‘理论’，不如说是若干他人或自己治史经验的汇集，再加一些感想”。同时，他又十分明确地提出，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史学理论应当是从大量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成为有系统的理论，而且能够具备指导历史研究的作用”。他还举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为例，说明这是他一直所向往的史学理论研究的典范之作[25]。

其次，应该说这一四大范畴体系在整体上承继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遗产，并结合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理论性成果做出了批判性发展。前文已经提到过建国前出现的一批史学理论性的研究成果。这里值得再提的是，早在1941年民国时期的学者刘国钧在一篇文章中就曾首次完整地提出过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他时称为“广义的历史哲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本体论（关于史实的解说）、价值论（历史对于今天与未来的关系及其道德伦理意义）、知识论（认识论，历史知识如何可能）、史学方法（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史书撰写的方法）[26]。这一简明的体系内容可以说是对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总结性结论，但可惜的是该体系在当时和其后的几十年中于国内史学界并没有得到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直至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史学理论热”才接续了此前有关史学理论体系内容的研究。而在1960年代初期，宁可先生有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研究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和观点做出了较早的系统思考，这些显然构成了他在新时期建构和发展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最后，我们还会发现这四大范畴体系尤其突显了历史认识论在史学理论学科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对西方20世纪中期“分析时代”的到来和分析历史哲学、价值哲学、科学哲学兴起的一种借鉴和回应。对此后文还将具体论及，兹不赘述。

三、  关于史学理论几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一）从认识论的视角看历史本体

对于历史本体论的集中探讨在西方兴起于18世纪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思潮中，它是关于“历史的哲学”，区别于分析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学的哲学”[27]；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是否有意义及有什么样的意义、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及有什么样的规律、历史的动力和目标是什么等等；它所要建构的中心内容是世界观和历史观。从维科到伏尔泰、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斯宾格勒到雅斯贝斯、从福山到沃勒斯坦，纷纷建立起各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宏大历史体系。虽然在20世纪中期以来思辨历史哲学一度为分析历史哲学所压倒，但到世纪末经过认识论的洗礼后它又呈现出重新起步的迹象[28]，并且越来越表现为仅给我们提供的是对世界和历史的一种普遍理解或一种宏观视角，这似乎也使得任何“历史终结”的论调变成海市蜃楼的幻想。

宁可先生对历史本体论问题的研究结合了自身长期的历史研究实践，吸纳了多学科理论和史学前沿成果，提出了多种具有启发性的认识历史的视角。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加以说明。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历史：“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必然也应当是历史认识的对象。”“但是历史学不是单纯的自然史，而是把自然史作为人类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人类史的角度来看自然史……主体是人类，出发点是人类社会，落脚点也还是人类社会。”[29] 那么，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地理环境，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在总体上尽管自然界内部的变化是十分缓慢的，“但其中有些变化终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当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自然对人类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30]。这一视角在年鉴学派那里属于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的历史，是撰写总体史过程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部分。而在当代西方众多流行的史学派别中则属于环境史、生态史研究的主题，同时也是撰写全球史的重要途径之一。宁可先生很早就做过有关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专题研究，先后发表过《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和中国文化》等论著[31]，在史学界引起很多共鸣。

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认识历史：“个人的活动始终就具有群体的性质，他是以群体的一员的资格进行活动的。群体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个人的活动就是在这种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下来进行的”[32]。依据人们活动的地域、血缘，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乃至精神文化状态，人群又可以划分为不同性质的群体。于是，我们就可以从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种族史、阶级和阶层的历史、文化史等不同视角来认识历史。这些也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中众多分支学科的内容。

从区域与全球的关系认识历史：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是从大大小小的地区开始，到形成聚落、村镇、城市、民族聚居区、国家等，以至今天世界历史的格局；这个过程中人类彼此间从联系很少、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到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形成了一个全球的整体[33]。因此，我们的历史认识也从狭隘的区域史、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日益走向全球性的世界史，这是当今世界历史编纂学的主题。

从方面、层次、结构与整体的关系认识历史：“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它具有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34] 这诸多方面有时就形成了历史中的不同层次，其中有些东西属于浅层、表层（暂时的、短期的、偶然性的），有些则属于终究会对历史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深层内容（具有本质意义的、长期性的、必然性的）[35]。从自然、个人、群体、区域到方面、层次，历史事物和历史现象之间通过各种环节和中介生成了若干联系，显现出某种组织性和结构性，而通过一定方式结合起来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社会整体。历史中的结构所反映的是从部分到整体藉以构成的有机性，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相互联系的形式，而社会整体是区别于生物整体性的复杂系统[36]。这里，宁可先生吸收了系统论和结构主义的相关理论，要求历史认识建立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立体化模式，以期避免过度碎片化的认识局限，能够从小历史中透视大历史的脉动。

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认识历史中人的活动：历史中人的活动似乎多是理性思维的产物，但实质上也包含不少非理性的成分。“这里有感情、心理、灵感、直觉等等因素的作用，甚至还有无意识的行为”。“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与理性的活动掺杂在一起，使得人的活动更具复杂多变，乃至不可理解。”历史中非理性的行为有个体性的，也有群体性的，有时甚至会形成某种巨大的潜在力量[37]。因此，历史研究有必要从心理史学或心态史的角度认识历史，这是剖析人类历史活动特殊的内在动因的重要方面。（二）    揭示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对历史认识论的集中探讨在西方主要兴起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批判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思潮中。从狄尔泰、文德尔班到雷蒙·阿隆、曼德尔鲍姆，从克罗齐、柯林武德到波普尔、亨佩尔、德雷、沃尔什，他们的思想从历史本体移开，转而汇聚于历史学的命题——历史知识如何可能、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的语言和逻辑意义、历史学的方法等。他们从哲学的高度细密地分析了历史认识的过程、历史研究的特殊性、历史学建立的基础、历史真理的相对性等等，展示出如果不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做出相当的反思而奢谈历史的本质是一种无知的妄想。到20世纪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思想界的出现使得分析的历史哲学随之衰落，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认识论的，但在笔者看来，历史认识论所涉及的相关问题仍然在批判中得到更为广泛的思考。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中，也大量包含着从语言哲学、从知识与权力的理论、从审美与价值视角进一步深化对历史认识的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叙事与历史表现理论。

历史认识论问题何以会在20世纪中后期受到历史学和哲学的广泛关注，并且日益成为史学理论学科建构的基本理论范畴[38]，这与历史认识自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中西方史学界过去长期存在着将历史认识简单化的态度和做法，造成了对历史研究很多偏颇的认识，亟待反思和批判。宁可先生在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中结合了大量具体实例从认识客体、史料、认识主体、认识过程等多方面揭示了历史认识本身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史学实践的层面有力地纠正了关于历史认识论研究中存在的公式化、简单化的倾向，同时避免了纯哲学式而非历史的研究方式，大大增加了其理论论述的历史厚度。这里，我们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明他在历史认识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来自历史认识客体Ⅰ（客观历史）方面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其一，客观历史是一个一去不复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的客观存在，这使得历史认识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间接认识；其二，客观历史本身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但摆在认识主体面前的却是一个业已僵化、凝固不变的历史，这虽然使得主体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局者迷的困惑，并有可能发现历史事物在其发展的全过程中所形成的长期历史效应，但也使得主体在其历史意识与历史想象中出现巨大的反差；其三，客观历史是一个难以再现、重演和复制的客观存在，它所呈现的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复杂活动，这使得历史认识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试验性认识模式，至多也只能是近乎真实的摹写和模拟[39]。

来自历史认识主体方面的复杂性：其一，历史认识主体是从其自身现实的目的和需要出发对客观历史进行有选择性的认识，其认识的基点和出发点都是对现实的认识，因此主体的认识既不可能穷尽历史的全部，并且其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也不是单纯地映像，而是一种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其二，历史认识主体是认识中的主导性力量，他是站在今天的高度，运用今天的认识水平、能力和方法等去认识历史的，这使得主体既容易获得比前人更高明的认识，但也同样容易落入将历史现代化的陷阱，因此历史认识始终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关系的难题[40]。

来自历史认识客体Ⅱ（史料）方面的复杂性：其一，史料本身的残缺与不完全使它不能全面而完整地反映历史，对史料的认识也并非一次性可以完成的，其中还存在着双重主体（史料作者与历史认识者）的特点；其二，在实际研究中存在着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不同类型的史料，它们在历史认识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特点、价值与局限性，主体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地开掘、辨别和以不同手段综合利用它们的问题[41]；其三，对文献史料的考证包括外形和内容两大方面，具体方法有本证（内证）、外证（他证）、参证、旁证、反证、默证、理证、孤证、类证、丐证、证伪等，主体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在考证中将它们混合使用；其四，有一类容易被主体忽略掉的史料，即“现实中的历史的东西”（具体又包括原生或次生形态、变化的形态、内蕴的形态三小类），它是主体可以直接感知的历史，是存在于现实中的活的历史，它反映了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的状态，主体对它的认识方式是与一般顺流而下（由古及今）的方式不同的逆流而上（由今及古）的历史认识方式[42]。

关于历史认识的过程（规律）问题：其一，如果从历史认识的形式或层次来看，一个完整的历史认识活动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历史的认知认识和价值认识（即历史评价，内容上又涵盖了客观评价、道德评价、利益评价），因而历史认识中始终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纠葛；其二，如果从历史研究的具体操作过程看，按照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逻辑次序，历史认识活动应包括十个方面——9个“W”（When, Where, Who, Work, How, What, Why, Worth, Want）＋1个“E”(Effect)；其三，如果从历史认识的整体和全程来看，它可以归结为从历史事实的认识出发→历史经验的认识→历史规律的认识→规律化历史的深刻再现[43]。

总之，历史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新解释的出现、新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运用，我们的历史认识会得到不断的刷新和进展。但是另一方面，历史认识在本质上只能是一个不断摹写的过程，“主观的历史不能与客观的历史绝对符合，正像摹本不能与真本绝对符合一样”，主观不可能真正地“克隆”客观，“只能是一个更加接近于真实的‘摹本’”[44]。（三）    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宁可先生一方面结合自己对农民战争史和古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实践[45]，同时洞察到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问题的讨论倾向；另一方面又从中西方价值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获得启发，初步研讨了历史价值论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46]。

从建国后国内史学界有关历史评价的具体研究来看，在中古史领域出现过对亡国之君、暴君、好皇帝与清官、剥削阶级、农民战争、民族英雄、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经济价值等问题的集中讨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出现了有关如何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人民群众的反侵略与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的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的改革和革命、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历史作用等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在外国史研究中，也有关于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地理大发现和西方殖民活动的历史评价讨论。从这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反映出历史价值的多方面性、历史评价标准的多重性、价值尺度与评价范畴之间的矛盾性、长时与短时效应之间的差异性、历史与现实价值之间的关联性、历史活动主体的利益多元性、评价主体的观念意识影响等一系列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方面。

以价值哲学理论来分析上述历史评价实践研究的问题，可以发现历史价值论范畴所应包含的基本概念是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所谓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性，其本身即是一种主客体关系的产物，而非一种实体性的东西；价值有多种多样，历史价值则是从时间的角度对过去人类活动所呈现出的价值加以衡量。因而，历史价值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和流变性，它既包融了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相互隔膜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由于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和客体属性的变化而不断使价值关系发生着量变或质变。那么，历史评价即是对历史价值的一种认识，是认识或评价主体对价值客体是否满足其需要的一种主观性判断。历史评价因采取的角度、规范、层次、方法、形式不同而有多种类型的区别，其所运用的历史评价标准也具有从主体利益到客观现实、从理性到非理性、从人类总体到民族国家、从社会整体到个体等参差不同的等级。而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于历史价值和主体需要各自所属的流变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内部的矛盾性与局限性[47]。

宁可先生提出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意义在于，从本体论而言，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非线性、偶然性中的必然性，更加深切地了解历史中的各种选择性和做出历史预见的可能及限度。从认识论而言，可以更加明晰历史认识的规律、层次与形式，确切了解价值认识与认知认识的不同对象、功能、目的和方式，从整体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从方法论而言，历史评价中存在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科学性与合理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稳定性与流变性、理性与非理性、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局限性与超越性等多方面的矛盾，都需要具体落实到处理和操作层面上所应遵循的评价原则、方法及技术程序[48]。

（四）有关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辩

对于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来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19世纪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就出现过所谓“科学”与“艺术”之争，而后既有二元折衷论，到20世纪又有社会科学论与人文学科论等观点[49]。当代西方史学界就这个问题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立场，并且明显贯注在其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中。据当代英国后现代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和阿伦·穆斯洛在《历史学性质读本》中的归纳，大体上可分为重构、建构、解构三派[50]。其中重构派的特征是秉持经验主义传统，以史家技艺和学科规范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建构派则批判性地发展了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史学，追求事实与规律有机结合的历史真理，集中反映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势；解构派是当代西方一系列“后主义”的产物，力求通过颠覆现代西方史学的基本体系和原则，突显出历史学的诗性特征，尤其指出历史叙事的修辞性、历史话语的流动性、历史知识的美学特质等。这三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在历史研究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宁可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然显得不十分充分，但却代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观点。首先，他强调“历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前提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不可更改的历史”。这里，作者反驳了那种否认历史存在的客观性或认为历史是可以由主观改变的观点，也反驳了不可知论的观点。其次，宁可先生对国内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历史学两重性论”做出了回应。所谓两重性是指历史学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史料的认知或认定，这种认识是客观不变的，具有科学性，属纯科学的范畴；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所认定的史实的理解与诠释，包含理性思维与体验能力所综合而成的历史理性，尤其需要史家将对人文价值的理解、对人性的探微贯穿于其间。这种认识本质上是主体思想的产物，是思维构造的过程，并受到史家自身思想的制约，但它却是历史学的生命所系，具有人文性，属人文学科。因此，历史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51]。宁可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很值得讨论，特别指出：“历史确乎需要理解和诠释。科学并非只是事实的记录，也需要对事实的理解和诠释。理解和诠释并非只是‘第二层次’的事。认识史料决不只是对史料的搜集记录和排列，同时也需要理解和诠释。”换言之，历史学的性质不是两重而是一个，事实记录与理解诠释相互兼容，不能依据历史认识是否包含主观的理解和诠释就人为地将其拦腰斩断、分割成两个非同质性的部分。“问题在于，史学家的理解和诠释应当朝着符合那个客观的历史的方向努力。” 最后，他还强调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求真，他的思想或理论应当是从历史认识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用以更好地理解和诠释那个真实历史。而且要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验证，而不是把历史当成自己某种思想的注脚、例子，按自己思想模板去裁剪的衣料，甚或是增加自己思想味道的调料。”[52]

总体而言，宁可先生对历史学性质问题的论辩主要集中于对历史本身客观性的强调，对历史学求真目标的强调，对历史认识过程中从事实到规律的科学认识统一性的强调，以及对规律化历史的摹写的强调。这些观点对于我们在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再思历史学性质问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四、  结 语

综上所论，宁可先生对新时期史学理论学科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为重要的学术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理论传统，并且在自身长期实证性治史经验的积累与升华的过程中，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史学、分析历史哲学和价值哲学的成果。他始终坚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建立严格意义的史学理论体系，特别着意建构以历史认识论为核心的四大理论范畴，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价值论研究的新问题。可以说，宁可先生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对于近三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意义的引领作用。

正如有论者已经指出的：“宁可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理论，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引，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本身的建设”[53]，因此他“在理论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一直受到史学界同仁的敬佩。”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宁可先生对于史学理论的研究是随着建国以来历史学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学术环境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其中有些内容比较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是“他对史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深入探讨，他对历史本身的深邃思考和见解，他对认识历史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观点，对于当代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54]

新时期以来，宁可先生在历史理论方面也进行过多项专题研究，诸如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体制特征、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他试图从多个方向上对唯物史观做出基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创造性发展，但限于本文主题与篇幅只能有待另文加以总结和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