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剑鸣初次见面是在1972年，我校一行三人赴河南、陕西访古，到西北大学时剑鸣接待了我们，并有所交谈。当时，我虽然系统读过《史记》、《汉书》，但尚未开始学习和研究秦汉史，剑鸣大约已经师从陈直先生开始了秦汉史的研究。1979年四川的史学规划会上，成立了秦汉史学会筹备组，筹备组由5人组成（陈直先生和林甘泉、朱绍侯、祝瑞开、林剑鸣四位同志），后来5人小组会议感到需要扩大代表性，发了一封公开信，邀请山东师大安作璋、中山大学张荣芳、华中师大熊铁基等参加筹备组，其中如安作璋先生五十年代就有秦汉史著作出版，而且一直在从事秦汉史研究。我之所以被邀请，是因为从研究云梦秦简开始，到七九、八〇年就集中的发表了四、五篇文章，加上报刊的转载、介绍，显得较为突出。有一次剑鸣对我说，你这两年大约发了一、二十篇文章。我说没有那么多。

和剑鸣等同志第一次较长时期的相处，是1980年十院校教材编写组的烟台会议，剑鸣是十院校成员并且是秦汉史部分执笔人之一，我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会议（从那以后我就成了经常参加的“第十一院校”的成员了），我们几位秦汉史研究者有了较多的交流。我爱发言（邀请你去，也就是要你发言），剑鸣在闲谈时戏说，我们国家多有一些像你这样的副教授就好了（大意）。这里应该略作说明，这话当然是对我的夸奖、过誉，但反映了一个事实，当时国家刚刚开始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十院校会议的参加者，连副教授也没有几个，我和他当时都是讲师！（最近一次十院校教材修订会议主编朱绍侯先生说起这事，感慨万分，现在的参加者全部都是教授，副教授。）

烟台会结束以后，我和安作璋先生结伴到济南，火车上安先生约我一起合写一部秦汉史。我说不行，因为我在1978年上海的第一次农战史讨论会上就得知，剑鸣已经有了一部12万多字的秦史（后来扩张成为30多万字）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我1978年也曾想写秦史并拟了提纲，因此而作罢，避免重复，安先生也同意。当时，我已开始写了十多万字的秦代官制，而安先生也有一个二十万多字的汉代官制稿子，这样我们就决定合作写秦汉官制史。我将二稿合而为一，作第一遍，安先生修订，把关，最后完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秦汉官制史稿》。我们还曾打算继续合作，安先生提出写兵刑制度，我认为兵、刑要分开，安先生拟定了刑法制度史的提纲，打算分工完成，后来各人都忙，未能继续合作下去。记得我当时已开始写了一点，后来承蒙北京法学所的俞鹿年先生好意（我们神交、通信、互赠书籍多年，至今一直未能谋面），在他主编的论文集上发表了一篇。再以后我写《秦汉军事制度史》，安先生从事官吏法等研究，就没有再合作了。其原因，除了各自都忙之外，不在一地也颇不方便。但我们的友谊是继续下来了，我们仍有其他方面的联系。

 我和剑鸣以及秦汉史领域的其他许多老、少朋友也都是如此，老先生中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已故的陈连庆先生、韩连琪先生和健在的何兹全先生，还有小于他们而比我年长的田余庆、张传玺、马植杰等许多先生，都视我为忘年之交。

我和剑鸣的联系和其他人一样，平常是互通信息、互赠书籍，除了自己的著作之外，陈直先生的几本著作都是剑鸣寄赠给我的。而两年一次的秦汉史学会，许多年长的先生都是经常参加的，去年第八次年会时，朱绍侯先生说他一次也没缺席，我和他也一样。因此这些年会，是互相交流的好机会，在一起大家都是很愉快的。

说到秦汉史学会，我这里从我个人了解的角度要说上几句（不一定全面和准确。）开始筹备组组长是陈直先生，后来正式成立学会，会长是林甘泉同志，但这前前后后许多具体工作无疑大多是剑鸣同志联络、组织的，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在当时是颇不容易的。顺便也稍作一点解释，开会时还有陈直先生原来带的几个学生要毕业答辩，剑鸣分去了一些时间，（甘泉等同志为要参加答辩会，也分去了些时间），原筹备组中张荣芳同志和我较年轻，就帮忙作了些会议组织工作，我还遭到个别同志误解，似乎“表现”了自己，但大多数同志是了解的，而且，对我所做的协调工作，有不少的老先生和中、青年同志都很满意。84年成都会议，剑鸣当副会长，86年芜湖会议又在甘泉同志再三推辞下，剑鸣当了会长，秘书处设北京，他没少奔走联络，田人隆等同志都知道，这是有目共睹的。《秦汉史论丛》第一辑是我和剑鸣编辑的，当时我们非常认真的投入，审阅、修改、联络，花了不少时间。以后几辑我没参加了，剑鸣是始终如一的，大约直至94年南昌会议以后。

整个大陆地区的历史学界，八十年代显得特别活跃，一些学术讨论会，特别是一些学会组织的学术讨论会，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当时，我不只一次的说，秦汉史学会可以说是最好的学会之一，把秦汉史的研究者，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互相交流、讨论，使秦汉史的研究得到了非常深入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日本的秦汉史学者，1984年芜湖会议开始组团来参加学会的年会，以后大多数年会也都是如此。两国秦汉史学者还有多种形式的联络。1990年在山东泰安举行第五届秦汉史年会，台湾学者也组团来参加了，从此两岸秦汉史研究者，便开展了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活动。

毋庸讳言，人多口杂，学会活动中也难免有些分歧，但大多数人都是在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中渡过的。后期的磕磕碰碰稍大一点，也已成为过去。学会活动的形式，也许可能“过时”，或者会有改变，但学会及其活动的这一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值得纪念的。我们这些秦汉史的老人，永远也不会忘记它！因为我们从中得益不少，从中拜结了许多良师益友，从中得到了许多支持与鼓舞，从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启示。学术研究要有主见，要独立思考，要自己艰苦劳动，但也不能离开师友的指点和帮助，交流和启发，以及支持和鼓励。最近两次参加十院校修订教材会议，见到许多青年学者也有这种交流、合作的愿望和行动，而且更为朝气蓬勃，令人欣慰。年轻朋友们，在这方面也继往开来吧！

最后，再回来谈我和剑鸣的交流，我们除了秦汉史的交流之外，还有其他活动也能见面，如十院校会、历史大词典的编审会等等。八十年代后期，剑鸣从西安调到北京，我们照样是通信和互赠书籍。他在海外讲学的一些报刊资料也寄给我，使我获益不少。因为他知道我出差要求安静、“自由”住处的习惯，每当我出差到北京，他便一再劝我说，政法大学他有一间房，而且设备齐全，随时可以去住，虽然人未去过，但心意领了，由此也可知我见我们相知较深。他到北京后，我到过两三次北京，记得有一次是他陪同我看了张大可同志。另一次是1993年初，我参加“中华文化通志”会议后在北京学生家住了两天，他抽空偕夫人、女儿和我聚会一次，同时有瞿林东、肖黎两位同志参加，并告诉我可以使用他的车子。虽然我没用车子，心意也是领了的。据说，他在北京，以不同方式，接待过不少外地来的同行和他的同事、学生。1996年8月，我在北京五洲大酒店开道家文化研讨会，知道他已是大病一次之后，要去看他，他执意不肯，要去，他也要来接，头天约好了第二天见面，不料他临时又被召去北戴河开会，派人（酒店服务员说是他女儿）送来了《吕不韦传》（适逢我又外出了）。后来听说，酒店离他的住处很近，饭后散步也走得过去的（不知是否如此？）。一则会议比较紧凑，二则会后即要赶赴广州参加秦汉史第七次年会，就这样失去了最后见一次面的机会。他去世的消息我也知道得比较晚（在外地未能及时看到讣告），而且是出乎意外的。他比我小两岁，虽知道他动过大手术（当时我写的慰问信，因地址变动，被退回，至今我仍保存着它。）但以为“大难”之后必有后福，没想到病魔仍夺去了他的生命，走得还是早了一些，甚为可惜！

我和剑鸣是在秦汉史研究中相识相知的，我们都较长时间的从事秦汉史研究，但他比我更专更深。他的著述丰富，代表作应该是两册《秦汉史》。这部书也应该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的断代史——秦汉段的代表作，和老一辈学者的秦汉史相比，和港台以及海外的同类著作相比，是有其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大体上也能反映五、六十年代以来大陆地区的秦汉史研究成果（包括对海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因而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我个人研究秦汉史的任何问题，都是要翻翻他这部著作的。在此，我也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跟着他后面去再写秦汉史，没有简单的重复劳动，因为如果写作，即使会有些零散的一孔之见，也不可能有一个崭新的面貌，时代和个人水平都有局限。而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从事断代的一些专题研究，或者还可以和他的《秦汉史》著作相映成辉，留下我们这个时代秦汉史研究的历史。

2000年2月于深圳

 附记：为纪念剑鸣同志逝世五周年，我这里写下了一些我个人的所见（含见解，不一定正确）、所经历的“历史”。有较重的历史痕迹，例如称同志和先生，七十年代末有一种说法，“同志四、五、六，先生七、八、九”，六十岁以下的称同志，七十岁以上的称先生，也许是“拨乱反正”刚刚开始，许多东西需要调适，称同志虽然更亲切，称先生也不再另眼相看，而且略带尊敬之意了。也有些是个人用法的习惯，安作璋先生过去我称“老安”现在改口称“安先生”了，大约觉得他比我年长而年龄大了，应该改口了。但“甘泉同志”也比我年长，可至今我未用过“林先生”。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我的学生应称我“老师”，叫“先生”有些憋扭。但我从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称我的导师吴泽先生为“吴先生”。这种种不同的情况，也是历史，“称谓”变化史。

2017年2月再附记：前不久有一次紀念剑鸣的活動我未參加。春節期間偶然翻到了這篇舊稿，不修改也許更有意義。值得寫的東西是很多的內容，如當時人們的通信，去年安作璋先生把我的一百多封信複印了，我保留的也不少，應該是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