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安文献志》所收撰于后唐天祐十一年（914）的《程岩勋德碑》，实则节录、删改唐永泰二年（766）所刻《唐李宝臣纪功碑》而来，为伪碑。《新安文献志》卷六二上《程岩勋德碑》以及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后所附的程敏政按语，疑点重重，表明《程岩勋德碑》可能是程敏政伪造的碑文。

关键词：程岩；李宝臣；程敏政；勋德碑；辨伪

《新安文献志》卷六二上收录有一方五代后唐天祐甲戌（十一年，914）《易州刺史程岩勋德碑》，碑文首题“大唐义武军节度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上柱国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程公岩勋德碑颂”；碑文后有《新安文献志》作者程敏政对于碑文的细心考证，并指出其碑文来源于《唐朝类苑》[1]；此考证又见程敏政所撰《篁墩文集》卷三六，题名为“书唐人所撰先都知府君碑后”[2]。由于此碑从无拓本流传，因此，宋元明清时期的金石著作都不曾著录，仅清人陆心源《唐文拾遗》转录《新安文献志》的此文[3]。后来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也予以转录，但是其在铭文后有注：“以上一百六字已见卷四四○”[4]，表明编者已经注意到《程岩勋德碑》的铭文与《李宝臣纪功载政颂》铭文相同一事。遗憾的是，编者没有比对两碑的正文部分。2004年黄山书社出版、何庆善等人点校的《新安文献志》未对此碑作任何说明。除以上诸书外，几乎很难见到《程岩勋德碑》的身影。《新安文献志》是徽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唐文拾遗》、《全唐文新编》又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汇编，更重要者，程敏政修撰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利用了《程岩勋德碑》、以及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来构建宋代二程的家谱世系[5]。因此，辨别此碑的真伪，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自程敏政修撰《新安程氏统宗世谱》以来，一直有其“冒祖附族”和引用史料的争议[6]。但是辩驳者没有从史料真伪的角度拿出确凿证据，以证实程敏政的错误。近来笔者偶然发现，《程岩勋德碑》实则节录唐永泰二年（766）所刻《李宝臣纪功碑》而来。 

一

《李宝臣纪功碑》现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保存相对完好，碑额题“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首题“成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充管内度支营田使清河郡王李公纪功载政颂并序”[7]；碑阳全文1324字，脱七十三字，另有碑阴题名[8]。《程岩勋德碑》全文1133字，无碑阴；两碑相较，《程岩勋德碑》节录、抄袭《李宝臣纪功碑》的痕迹十分清晰。

1、原文抄录

《程岩勋德碑》大段抄袭《李宝臣纪功碑》，全文有将近百分之九十的文字系节录而来，以下按照《程岩勋德碑》的文字顺序进行比对分析。

《程岩勋德碑》开头“于戏！君非臣无以化化，臣非君无以赞赞，惟天正明命”，这几句皆为《李宝臣纪功碑》原文，只是其将文字顺序进行了调整，《李宝臣纪功碑》原文开头是“惟天正明命”，而“于戏！君非臣无以化化，臣非君无以赞赞”在句中。《程岩勋德碑》第一段之“敬统旧服，惠周于下。下罔不格”、“出复大命，元元以贞，集大和也”皆是《李宝臣纪功碑》的原文。只是为了掩人耳目，《程岩勋德碑》对文字顺序进行了置换，又将《李宝臣纪功碑》前几句脱字较多者进行了省略，还对碑文开头部分做了大约一半的文字改动。如将“惟天正明命，圣人保成。允宁万邦，克易我沴”，《程岩勋德碑》改为“惟天正明命，不绝有唐。笃畀纯臣，以靖国难。克荡民沴，将底于成”。将《李宝臣纪功碑》中“壬寅岁，宝应皇帝嗣位”改为“我太原王敬统旧服”，将“冬十一月，我亚相公忠志率东诸侯□出复命”，改为“乃天祐纪元甲戌春正月，用都知兵马使程公出复大命”，其改动目的无疑是为了切合唐末五代义武军的历史和程岩的身份地位。

以下段落的抄袭痕迹就更为清晰、明显，如“先是贼温构乱”一段，除将“禄山”换成“贼温”外，其余皆大段原文抄袭，直至“正侯良哉”，才进行文字改动。接下来从“越兹元恶”至“祗奉天之明命”一段，抄袭《李宝臣纪功碑》“越二年”以下的文字。“群盗啸聚于野”至“庶德合于无疆”两段，抄袭《李宝臣纪功碑》中“初公牧恒元年为也，为师克恒，恒不堪命，群盗众聚于野”至“庶德合于无疆”。“岁庚午冬十一月”一段，抄袭《李宝臣纪功碑》“冬十月”以下文字，但是因为两碑时间不同，故其进行了相应改动，但是一些字句系抄袭而来，如《程岩勋德碑》中此段“温益逞凶，自汴袭赵”系改动“庆绪嗣凶，自洛奔邺”而来；“凡是得请命焉”，“执忠奋威，罔敢加害”则为原文抄袭；“殍轶殚宾，虔刘暴骨”一句则是抄袭《李宝臣纪功碑》后部“时戎羯饮化”后面的句子。

 “时夏大旱”至“易有年也”一段抄袭《李宝臣纪功碑》中间“惟四年夏大旱”一段，但有些句子其进行了省略。“壬申春二月”一段，虽然其人物事迹进行了改动，但是部分句子则是抄袭而来，如“爰以其党，伺间来寇。放兵流毒，延于齐民。民用赍咨，涕洟籲公。公曰：不戢乃暴，负乃人”；“敦奉王诛，保和人极”系抄袭《李宝臣纪功碑》“冬，十一月，思明外公”一段；“会王师于易水之上，恭行伐也。独夫惴惴，天用剿焉”抄袭《李宝臣纪功碑》中“惟八年□□月”后面的文字。

“甲戌之春”一段，从“或曰厚赋人”至“公用哆然”，系抄袭《李宝臣纪功碑》中“或曰厚赋人。公衋人蒿焉，封政不赋”后面的文字。“由是匹夫匹妇”至“嗜化益休”，系抄袭《李宝臣纪功碑》接近碑文尾部的“南自相魏邢贝，东至沧德瀛鄚”后面的文字。“是岁冬”一段直至铭文结束，系抄袭《李宝臣纪功碑》的铭文以及铭文前面的“惟九年冬”以下文字。就连篆人官称也当是抄袭而来，《李宝臣纪功碑》为“推勾官朝散大夫行太子司议郎王士则书并篆”，而《程岩勋德碑》为“推勾官朝散郎行太子司议郎张士宾撰并篆”，“张士宾”和“王士则”两人名字中间都有一“士”字。

从《程岩勋德碑》抄袭的痕迹来看，其除了大段原文摘抄外，有时还会故意对文字顺序进行改动，如前云碑文开头部分文字顺序作了调整；有的段落文字抄袭没有全部沿用《李宝臣纪功碑》的原文顺序，而是从碑文后面的段落中挑选句子进行重新组合，如“壬申春二月”和“甲戌之春”两段便是如此，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作伪痕迹。

2、改动文字

《程岩勋德碑》改动《李宝臣纪功碑》的文字大都属于其无法原文抄录者，因为两碑所述时代不同。为了切合时代，《程岩勋德碑》将《李宝臣纪功碑》中的人物事件、地点和官职进行了一一替换，以增强其碑文的真实性。

人物事件改换。如《李宝臣纪功碑》中“先是禄山构乱”一句，《程岩勋德碑》改为“先是贼温构乱”。接下来“越二年，思明肆虐，群侮王度”，《程岩勋德碑》改为“越兹元恶，明肆虐群，大侮王度”。《李宝臣纪功碑》在叙述“冬，十一月”史思明及其党羽辛万宝等人叛乱事件时，《程岩勋德碑》在没有改动季节的前提下（年代进行了改换），将人物事件进行了替换，改为朱温袭赵一事。

地点改换。最为明显者是将《李宝臣纪功碑》中的“恒州”之“恒”或“冀州”之“冀”替换为“易州”之“易”，以切合“易州刺史”程岩的身份。如《程岩勋德碑》倒数第三段最后一句“易人熙熙”，《李宝臣纪功碑》原文为“冀人熙熙”。《程岩勋德碑》倒数第二段“易中耆老”、“惟公牧我有邦”，“易大圮也”，《李宝臣纪功碑碑》原文为“恒中耆老”、“惟公牧恒”、“恒大圮也”。铭文“恒人保公”，《程岩勋德碑》改为“易人恃公”。

官职改换。由于李宝臣的身份地位与程岩不同，故《程岩勋德碑》在遇到授予李宝臣官职处，皆进行了相应改动。如《李宝臣功德碑》中，“授恒州刺史，封密云郡公，表献臣也”；《程岩勋德碑》第二段则改为“厥使可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封安定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表献臣也”。在接下来朝廷授予李宝臣“授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成德军节度使、清河郡王，赐姓李，改名宝臣”一句，《程岩勋德碑》则轻描淡写地改为“授公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如果说《程岩勋德碑》有的文字改动能够增强其作伪效果的话，有的则是弄巧成拙，因为有的个别字词改动，反而触犯了唐讳。（据《程岩勋德碑》所记时间为天祐甲戌年，此为后唐年号，而后唐自认为延续唐代，故其理所当然要避唐讳。）如《程岩勋德碑》开头一段之“克荡民沴”，《李宝臣纪功碑》原文为“克易我沴”，改“我”为“民”；第八段之“放兵流毒，延于齐民，民用赍咨”一句，《李宝臣纪功碑》原文为“自下流毒，畿□□□延于平人，人用赍咨”，其将“人”改为“民”，“民”字犯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在铭文部分，《程岩勋德碑》将《李宝臣纪功碑》之“为君武臣”，改为“为君虎臣”，“虎”字犯了李渊祖父“李虎”之讳。

综上所述，《程岩勋德碑》为伪碑，其内容系抄录《李宝臣纪功碑》而来，只是作伪者对原碑的人名、地名、官职名和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改动，以切合伪造之碑主身份。问题是作伪者是谁？

二

程敏政在《新安文献志·程岩勋德碑》的按语部分云：“按，此碑见《唐朝类苑》。考其事，与《金石录》所载《别驾府君志》尾具衔相合，且中有‘懿尔岩哉’之后，尤足为证。”《唐朝类苑》为何书？笔者遍查宋、元、明时期目录类书籍，杳无此书的记载。仅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第七》、宋王尧臣等撰《崇文总目》卷六有《唐书类苑》一书的著录，为宋邵思撰，二卷，《崇文总目》在《唐书类苑》一书后还标有“缺”字[9]。表明此书在宋绍兴年间已佚，因为清人纪昀在《崇文总目提要》中考证：“绍兴十二年（1142）十二月，权发遣盱眙军向子固言：乞下本省，以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所缺之书，注缺于其下，付诸州军照应搜访云云。今所传本每书之下，多注缺字，盖由于此，今亦仍之。”[10]即便《唐朝类苑》是《唐书类苑》一书，但《唐书类苑》在南宋初年朝廷便已缺失，故南宋、元、明时期的目录类书籍中均无著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章如愚《群书考索》、《宋史·艺文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明范钦藏、清范邦甸撰《天一阁书目》、明晁瑮撰《晁氏宝文堂书目》、明徐渤《徐氏家藏书目》、明高儒《百川书志》、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目》等皆未著录。可见，《唐书类苑》一书在南宋、元、明时期已经亡佚，程敏政从何阅读此书？

其次，《新安文献志》卷六二上收录有程岩之父《唐定州别驾程君士庸墓志铭》，它与《程岩勋德碑》的世系前后衔接，互相映证，程敏政以此来证明双方的父子关系。但《程士庸墓志》的按语却云，“出赵明诚《金石续录》”[11]。众所周知，赵明诚著有《金石录》一书，而无《金石续录》，《金石续录》一书由何而来？世称“学问该博”的程敏政[12]，理应知道赵明诚未曾撰著《金石续录》一书才对。在《程岩勋德碑》的按语中，程敏政又云是《金石录》所载《程士庸墓志》，但笔者遍查《金石录》，无《程士庸墓志》的碑目或题跋，更何谈《程士庸墓志》的录文。《金石录》共三十卷，前十卷是金石目录，后二十卷为考证题跋，没有录文[13]。

再次，《程士庸墓志》刻于天祐二年（905）八月，墓志后附有程岩的官职记载：“男义武军节度使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使持节易州诸军事、易州刺史、轻车都尉、安定县开国伯、食色（邑）七百户岩”[14]。《程岩勋德碑》刻于天祐十一年（914），按《勋德碑》程岩当时仍为易州刺史。程敏政在《程士庸墓志》的按语中也明确指出，“史有两程岩，一事义武，为兵马使，即碑所见者；一事宣武，为进奏使。”[15]《旧五代史》中的“程严”，其繁体“嚴”与《程岩勋德碑》中的“巖”字稍有区别。《旧五代史·周德威传》所记载的天祐八年（911）的程严，其官称并没有称其为易州刺史：天祐八年“八月，刘守光僭称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骑三万出飞狐，与镇州将王德明、定州将程严等军进讨”[16]。《旧五代史》称程严为“定州将”，与《程士庸墓志》中程岩官称“易州刺史”不符。

上述三个疑点和矛盾之处暴露了《程岩勋德碑》有可能是程敏政在作伪。他利用早已亡佚的《唐书类苑》，伪造碑文。就连《程士庸墓志》也不排除赝品的可能，因为明代《金石录》一书流传不广，明人徐渤所著《红雨楼题跋》卷上《金石录》云：“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世无刻本，余尝于《陆俨山别集》及胡元端《笔丛》中见其摘引厥妻李易安跋语，始知明诚收藏之富，古今希觏。……然《金石录》竟未寓目也。亦尝搜访积书家，皆未能得。是岁薄游秣陵，闻焦弱侯太史向于秘府抄出全本，因托新安汪仲嘉借以抄录。”[17]可见，《金石录》一书由于明代没有刻本，因此要看到全本已经很难。明正统六年（1441）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类书”中著录赵明诚《金石录》两次，“一部六册，残缺”；“一部六册，缺”[18]。《文渊阁书目》刚好在程敏政（1446-1499）出生的前几年成书。《金石录》的罕见以及保存不善，给作伪者提供了机会。程敏政本人擅长撰写碑志，其《篁墩文集》卷四二至卷四八中就收录了他撰写的碑志五十余方，故其具有杜撰、伪造碑志的文字功底。

此外，《李宝臣纪功碑》在程敏政之前的时代著录不多，宋人欧阳修《集古录》、欧阳棐《集古录目》、赵明诚《金石录》、郑樵《通志·金石略》、《元丰题跋》、《宝刻丛编》、《宝刻类编》中都没有提及，表明此碑在当时罕有拓本流传。直至元人纳新撰《河朔访古记》才提到此碑的发现情况：

真定路城中，开元寺后，绣女局内，唐清河郡王李宝臣纪功碑一通。其碑极高大，永泰二年立。《类要》云：李宝臣纪功二碑，一在真定府治东三十步，即此碑也；一在府西一十步，大历三年立。今在居民房屋土底，常有人掘见云。[19]

《河朔访古记》提到北宋时人晏殊所撰《类要》一书曾提到《李宝臣纪功碑》，表明此碑在北宋虽有记载，但流传甚少。元朝人纳新在访古途中见到了此碑，故明代中期的程敏政见到此碑或者此碑的拓片完全可能，这给其作伪《程岩勋德碑》提供了蓝本和机会。在稍晚程敏政几十年，已有金石著作著录《李宝臣纪功碑》，如明盛时泰《苍润轩玄牍记》卷一《唐王士则行书清河郡王李公纪功载政颂》，永泰二年，王公此碑颇奇伟，有矩蠖[20]。对此碑的形态进行了描述。明嘉靖年间于奕正撰《天下金石志》也对此碑有著录，真定府，《唐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纪功碑》，王士则书[21]。明范钦藏，清范懋敏撰《天一阁碑目》也有《李宝臣纪功载政颂》一碑之拓本[22]。于奕正、盛时泰和范钦生活的时代晚于程敏政几十年，他们的金石著作皆提到《李宝臣纪功碑》，表明此碑在明代中期有拓本流传，故程敏政见到此碑拓片完全可能。

程敏政是否有作伪动机？答案是肯定的。稍晚于程敏政的明朝人程顼《新安程氏统宗迁徙注脚纂》之《统宗讹谬说章并序·篁墩家世说章第八》云：“昔先君东园公尝语顼曰：学士（指程敏政）统宗之修，肆言辨博，妄意变更，盖为已讳也。”[23] 指出程敏政冒祖附族的意图。故其利用《程岩勋德碑》，以及程岩之父《程士庸墓志》，构建远祖谱系，建立了二程祖先与徽州程氏的谱系联系，显耀乡邦的意图不言自明。许承尧也指出，程敏政为人褊狭，“颇富于乡邑氏族之见，……又敏政改‘黄墩’为‘篁墩’，乃其氏族思想之显著者，盖不欲他姓专此墩耳”[24]。浓厚的氏族思想提供了作伪动机。

实际上早在清代已有程氏指出这两方碑志的矛盾之处，程豫等纂修《新安大程村程氏支谱》卷上《前谱考异》，根据欧阳修所撰《袁州宜春县令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冀国公程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冀国公神道碑》）称，二程祖先元白公之父赞明公于唐长兴三年（932）以神童举，官至太子赞善大夫，但程敏政引《唐朝类苑》所载张士宾《程岩勋德碑》记梁乾化二年（912），有赞明公高祖程岩等会师攻刘守光，乾化二年距后唐长兴三年才20年，“未有高祖于二十年前方领兵征讨，二十年之后其元（玄）孙即由神童举官之理”，世代与年数不符；又《冀国公神道碑》称：“当唐末五代天下乱于兵，程氏再世不仕”，而《程岩勋德碑》记载程岩为义武军节度都知兵马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等官，其父为定州别驾、祖为邢国公、曾祖为归诚王、高祖为横海军使、历世显赫，与欧阳修《冀国公神道碑》所记不同；宋代以来的名臣大儒辈出的二程家族“岂得于祖宗无所考据，而国史家集竟绝不加表扬之理？”[25] 《前谱考异》从《程岩勋德碑》、《程士庸墓志》与《冀国公神道碑》三碑记载的矛盾之处对程敏政构建的二程家族谱系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如若能够考证出《程岩勋德碑》为伪碑，则程敏政构造的谱系就不攻自破。通过与《李宝臣纪功碑》的比对分析，以及《程岩勋德碑》、《程士庸墓志》后的程敏政按语、两方碑志中“程岩”官称与史实的不符，不难发现所谓的“程岩”事迹，可能是程敏政一手杜撰出来的。

为何要用“程岩”这一人名？这是因为唐末五代有此人名的出现。程敏政在《程士庸墓志》后的按语也提到史上出现的两个程岩，但是他采用了五代的程岩，而不是唐末之“程岩”，因为后者参与废立昭宗一事，被朱温杀掉。史载：汴州进奏官程岩，与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废昭宗，天复元年（901）春，昭宗反正后，“朱全忠械程岩，折足槛送京师，戮之于市”[26]。此程岩不仅史实清晰，而且形象不够光彩。而后唐的定州将“程严”，史实记载模糊，仅一句[27]。简单的记载给伪造史实提供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