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史记》《汉书》所载“商山四皓”，兼具“逸民”与“高年”两种身份特征。汉初刘邦父子“求聘四皓”的行为，与上古“举逸民”、“明养老” 政治文化有渊源关系。“举逸民”是笼络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论语·尧曰》所言“举逸民”可使“天下之民归心”，《说苑·君道》所载武丁通过“举逸民”复兴商政，这些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对汉初“求聘四皓”具有一定的影响。在汉代之前的思想观念中，老年人往往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能够在国家决策及社会管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刘邦父子“求聘四皓”，或许就有向天下臣民宣示新王朝重视敬老养老的政治目的在内。这种 “求聘”行为显示了中国古代对人才选拔和敬老养老的重视，实际是上古政治逻辑指导下的追求。

　　　 关键词：四皓　逸民　敬老　养老　汉代

《史记》《汉书》所载“商山四皓”事迹，历来质疑颇多，争讼频出，有怀疑是否确有“四皓”其人者，如清人邵泰衢即认为，“四老者，既无令名于天下分争之日，又无经济于孝惠为帝之年，逃匿山中而辨士可请，不为汉臣而吕后可要，急请间泣，唯知柔媚之乞怜；延颈欲死，剿习游谈之浮说。即有是人，品奚足重？……角里夏黄皆为乌有，爱弛废储尽属子虚。”（邵泰衢，2010：513）邵氏所论，既有义理逻辑方面的考虑，也有史料讹误方面的论据，其怀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就此即认为“四皓”属子虚乌有，为史家虚构，显然失谨，因为史书明确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经“求聘四皓”（《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只是由于其“轻士善骂”的品行难为“四皓”所容忍，故求聘不得。

对于刘邦“求聘四皓”行为的真实性，其实还可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作些思考。我们注意到，“商山四皓”具有两个明显的身份特征：一是隐逸之士，“以上嫚娒士，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二是高年之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晧白”（同上）。逸民与高年，这两个群体恰恰是上古政治思想要求“王者”必须重视的对象。《说苑·君道》记载：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号高宗。成汤之后，先王道缺， 刑法违犯，桑谷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弗得言也。闻诸祖己，桑谷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国亡乎？”武丁恐骇，饬身修行，思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三年之后，蛮夷重译而朝者七国。此之谓存亡继绝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商朝在商王武丁统治期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政治危机，武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遂得复兴，这些措施中就包括“举逸民”与“明养老”。刘邦“求聘四皓”，或即与这种历史文化相关。试述如下。

一、“举逸民”对“聘四皓”的影响

在秦汉之前的上古政治文化中，“举逸民”被视为“帝王之法”中的重要内容。《汉书·律历志》序：“周衰官失，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汉书·律历志上》）前引武丁复兴商朝之事，即是一例。

国家求聘逸民，本于逸民群体所具有的特殊品格。逸民，系指遁世隐居之人。逸民代有，其归隐原因多种多样，无论是主动归隐还是被动使然，他们的选择往往被视为对现实政治的无声批判，此即《论语·泰伯》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基于这样一种逻辑，逸民出仕，意味着政治环境较好；反之，则意味着政治环境恶劣。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求聘逸民，实有借逸民出仕来宣示本朝治道的功利目的在内。若是新生政权，逸民出仕，则更是强调新旧替代的合理性、证明新朝之合法性的有力手段。

　　逸民不苟于俗世的特点，又使得这个群体占据了道德高位，成为道德与正义的化身。《论语·微子》述及“伯夷、叔齐、虞仲 、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数位逸民，何晏《集解》曰：“逸民者，节行超逸也。” 《汉书·律历志》序“举逸民”师古曰：“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逸民既是守节有德之人，则必是天然的民众教化之师。他们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引导作用，也为统治者所看重。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上古逸民的代表人物。孟子以“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夸张说法，肯定了其名节风范对于矫正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汉书》卷七二序称“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诸人为“近古之逸民”，“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因此，将逸民吸纳进入国家管理体系中，既可以改善吏治，更可借以收揽人心。《论语·尧曰》载舜训示禹之辞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举逸民”显然是笼络人心、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

《论语·尧曰》所言“举逸民”可使“天下之民归心”；《说苑·君道》所载武丁通过“举逸民”复兴商政，这些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层累叠加，使得“举逸民”成为上古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而且越来越趋于规范化、程序化。这一政治文化对后世王朝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汉代官方的“举逸民”又称“招隐士”，其制度内容及政治实践，学界已有深入讨论（蒋波，2011）。秦代的情形则由于秦祚短促而难得其详，不过仍可借助于有限的史料而试作推断。《吕氏春秋•季春季》曰：

　 季春之月……日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天子布德行惠，有司发仓窌，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是月令理论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其中所谓“名士”，自然包括逸民隐士在内。显然，在《吕氏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中，“举逸民”仍是国家行政管理方策中的重要内容。《吕氏春秋》系战国后期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人合撰而成的集体著作，黄留珠先生认为“书中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典章制度方面的，基本上都反映了秦国的实际情况，所以该书关于秦季春聘士的记载，应是可信的。”（黄留珠，1985：68）[1]据此可以推断，战国后期的秦国，甚至统一中国之后的秦王朝，都应该实行过“举逸民”的措施。作为一个新生王朝，秦帝国始终致力于为本朝的合法性进行政治宣传，存留至今的秦代刻石文字内容即是典型证据。“举逸民”既然是笼络人心、宣传本朝合法性的常规手段，想必也会为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袭用。[2]

不过，也有观点明确否认秦王朝实行过“举逸民”政策。西汉后期的梅福在批判秦政时说：

昔者秦灭二周，夷六国，隐士不显，佚^[3]民不举，绝三统，灭天道，是以身危子杀，厥孙不嗣，所谓壅人以自塞者也（《汉书·梅福传》）。

汉人的“过秦”言论，时有不实之处。梅福批评秦王朝“隐士不显，佚民不举”，不知证据为何。且不论梅福所言是否失实，我们在这里应予关注的是，透过梅福之语，可见在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中，“举逸民”与国家政治兴衰密切相关： “举逸民”则可兴邦盛国；反之则邦亡国衰，甚至身死嗣绝。这一观念自然不可视为汉人之发明，而是源自汉代之前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

汉高祖刘邦及其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及楚汉战争过程中，非常注意收揽人心，在获取社会舆论支持方面多有值得称道之处（赵凯，2007）。鼎定之后，施政方面注意惩秦之弊而多行善政。上古形成的“举逸民”政治文化，对于继秦而立的西汉统治者来说，必然会产生影响。《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后天下归仁，四方之

政行焉。^[4]传称武王克殷，追存贤圣，至乎不及下车。世代虽殊，其揆一也。

高帝拨乱诛暴，庶事草创，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过魏则宠

无忌之墓，适赵则封乐毅之后（《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所谓“犹修祀六国，求聘四皓”云云，显然是照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人”古制。其目的，即如蒋波先生所言，“汉代招隐士对于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亦是向民众展示帝王、王朝形象的方式……因此人们常常利用招隐士来获取民心，并以此获取支持。”（蒋波，2011）又高祖十一年（前196）二月下诏求贤：

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汉书·高帝纪下》）。

这个言辞恳切、内容详实、措施具体的“求贤诏”，足以表明新生的西汉王朝及高祖刘邦本人在“举逸民”方面的态度和作为。商山四皓既是名士，自然应在受聘之列。或许正是在此前后，他们受到朝廷征聘，旋因无法接受刘邦“慢侮人”的劣行而“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史记·留侯世家》）。

综合以上，商山四皓在汉初受到朝廷的求聘，与上古“举逸民”政治文化颇有渊源关系。《汉书》所谓“四皓遁秦，古之逸民”（《汉书·叙传下》），即已有所揭示。《三国志》卷一一《魏书•管宁传》记载，正始二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等举荐名士管宁，有“臣闻龙凤隐耀，应德而臻，明哲潜遁，俟时而动。是以鸑鷟鸣岐，周道隆兴，四皓为佐，汉帝用康”之语（《三国志•魏书•管宁传》），更以汉求四皓比附周聘姜尚，同样揭示了“举逸民”政治文化的历史传承。

二、“明养老”对“聘四皓”的影响

汉高祖刘邦及太子刘盈先后求聘“四皓”，与上古“举逸民”文化有关，已如上述。这种求聘行为其实还可以从上古政治文化重视高年老人即“明养老”的角度来做些理解。

其一，在汉代之前的思想观念中，老年人是往往是经验与智慧的象征，能够在国家决策及社会管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说苑·尊贤》记载：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闻之，使人往视，还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楚国朝堂之上的这二十五位老人，显然是作为“智囊团”而备楚王顾问的。春秋时期流行的“莫众而迷”谚语（《韩非子·内储说上》）[5]，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执政者在决策时广泛征询、听取众人意见。阅历与经验相对丰富的老年群体，显然是合适的咨询对象。从孔子的评价来看，这样的老年智囊团能够为执政者提高足够的智力支持，这样的政治体制是值得肯定的。

　　就老年人个体而言，秦汉之前个别老年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的杰出表现，应证并强化了老年人在政治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姜尚。姜尚本是东夷之人，年老之际受到西伯姬昌的重用，与文王“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后辅佐周武王伐纣，在“龟兆不吉”、“群公尽惧”的情况下，力主进兵，终得破商斩纣。其后“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姜尚在周人灭商及西周初期的政治实践中居功至伟。比姜尚更早的成功老人是伊尹[6]，他一直怀才不遇，直到七十岁时遇到明君商汤，并最终辅佐商汤建立大业。伊尹、姜尚都是秦汉之前的古史中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成就是否真如史籍所载，已经难以确认。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围绕他们的事迹所形成的故事与传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又，秦汉之际的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史记·项羽本纪》），在辅佐项羽扫灭强秦、对抗刘邦的过程中，屡献妙策。抛开功业成败，范增显然也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政治家。这些老年政治家的杰出表现，塑造了老年群体在政治领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角色。[7]“商山四皓”受到刘邦的聘请，与老年人的政治功能及相关观念是分不开的。

其二，在汉代之前的政治观念中，国家、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和政策，与帝王治绩、国家盛衰、风俗美恶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大体说来，在敬老方面有所作为者，其国治，其运长；在敬老方面失职者，其国乱，其世衰。前引《说苑·君道》所载商王武丁通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等措施复兴商政之事，即强调了“明养老”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

西伯姬昌养老得贤的故事，更为汉世之人所津津乐道。《史记》卷四《周本纪》记载：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记载：

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

以上两例中的“养老” 与“敬老” 义近，不能简单理解为让老年人颐养天年，而更多强调的是对老年人的敬重。伯夷、叔齐从遥远的在孤竹[8]投奔西伯，吕尚从东海之滨归附姬昌，据说都是因为周人“善养老”。郭店竹书《唐虞之道》：“古者尧之举舜也，闻舜孝，知其能养天下之老也。”可见敬老而得人心的观念，还可追溯到更久远之处。

武丁复兴商政，西周灭商亡纣，都与其敬老政策有关。与此相反，对老年群体的失敬，往往预示着一个政权的衰落。《说苑·指武》记载：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予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中，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予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

“父兄”与“长老”都可视为老人。周文王列举崇侯虎的罪状之中，将不敬老人作为重要内容，并且列在前面以示强调之意。周之胜，崇之败，客观上也为敬老之重要性与必要性提供了新的注解。

在汉朝人的观念中，秦王朝的败亡，也与其在伦理教化方面的失败是有必然联系的，其中就包括秦人在敬老方面的诸多劣俗。贾谊就批评说：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蹷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汉书·贾谊传》）。

所谓“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反映的是家庭内部年轻成员对年长家长的不尊重。所谓“壮陵衰”，反映的是整个社会范围内老年人沦为弱势而受到欺凌。敬老风俗的败落反映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秦王朝的暴亡与此不无关系。在汉初汹涌的“过秦”思潮中，贾谊的言论颇具代表性，秦人“倨老凌衰”而亡国的历史信息，也无疑会让汉人借鉴历史教训，在关于老年群体的民政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

在汉代颇有影响的《瑞应图》云：“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旧故，则芝草生。”（《史记·孝武本纪》）[9]这种观念与晋人段灼所谓“昔明王圣主，无不养老”（《晋书·段灼传》），都揭示了敬老影响治道的古训。上古形成的养老敬老古训，对新生的西汉王朝应该有所影响。实际上，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对于老年人在国家管理及社会生活的作用与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在建立帝业的过程中，就曾多次利用老年群体的这种特殊功能来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比如，在秦末战争中，刘邦进入秦都咸阳之后，即“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汉书·高帝纪上》）。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听从新城三老董公“遮说”之语而为义帝发丧，这位董公时年八十余岁[10]，刘邦以“非夫子无以闻”（《汉书·高帝纪上》）来表达对其敬重之情。守屋美都雄研究西汉建立过程中刘邦与“父老”接触的资料后指出，“刘邦凭借着父老的支持取得沛公的地位，并在父老的拥护下迅速地实现了统治的目的。这显示出在秦末汉初时代，父老在社会上的存在是绝不能无视的。”（守屋美都雄，2010：146）我们关注的是，老年群体在刘邦建立帝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势必会影响到西汉立国之后在敬老养老方面的政策走向。如果这种判断有些道理，那么也可以推断，刘邦父子“求聘四皓”，或许就有向天下臣民宣示新王朝重视敬老养老的政治目的在内。或者说，无论“四皓”是谁，无论是“四皓”或者其他老者，刘邦父子的“求聘”行为实际上是上古政治逻辑指导下的一种自然追求。

三、余论

综上，《史记》《汉书》关于“商山四皓”的记述，着重于“四皓”在太子刘盈废立事件中的表现。后世关于“四皓”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往往驻目于此。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无论是汉高祖刘邦还是太子刘盈，其求聘“四皓”的政治行为，都可视为是对上古以来形成的王者“举逸民”、“明养老”政治文化的沿袭，而两汉王朝在“举逸民”、“明养老”方面的颇多作为，正是这种沿袭与传承的例证。比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非常重视求聘逸民，特别是那些拒绝与新莽王朝合作的志节之士，史书用“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之语来形容（《后汉书·逸民传》）。其子汉明帝刘庄则以国家大典的形式推行养老礼，彰显国家对孝悌之道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初期最高统治者礼聘“四皓”的政治举措，应该说是有一些历史必然性因素在其中的，不宜视为单一、偶然的历史事件。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上古政治文化中的“逸民”与“高年”往往是才智的化身，即如东汉政论家仲长统所言，“以才智用者谓之士，士贵耆老”（《后汉书·仲长统传》）。也就是说，早期的“逸民”与“高年”往往能够给统治者提供才智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伊尹、姜尚即是其例。但是降及汉代，这种政治文化越来越呈现出符号化、仪式化的特征，“逸民”与“高年”的政治功能中，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班固，1962，《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陈奇猷，1974，《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寿，1982，《三国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范晔，1965，《后汉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房玄龄等，1974，《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皇甫谧，1989，《帝王世记》，见《四部备要》第46册，北京：中华书局。

黄留珠，1985，《秦汉仕进制度》，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蒋波，2011，《汉代的“招隐士”》，载《秦汉研究》第五辑。

邵泰衢，2010，《史记疑问（卷上）·吕后纪》，载孙晓主编，《<史记>考证文献汇编》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

守屋美都雄，2010，《中国古代的民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司马迁， 1982，《史记》，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

赵凯，2007，《社会舆论与秦汉政治》，载《古代文明》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