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契约”

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摘要：很早以来，中国人就通过订立契约来处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契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一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契约形制与语言的变化，说明了这种变化的社会背景。另一方面讨论了契约的发现与契约的研究史，提出利用古文书学的方法，对于契约展开长时段、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将会是今后中国古代契约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契约  契约格式  契约语言  中国历史

    The Contracts in Chinese History

A Feng(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100732)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contracts’ role in dealing with kinds of social relations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has been recognized and researched for a long time. In this paper, I focus on two points. The first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ms and languages appeared in contracts; besides, I involve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at lead to or happened with those transformations. The other is the history of the research on contracts, including reviewing the finding of contracts in academic circle. In this part, I argue that the comparative study with a long-term view and in cross-region will be the proper direction in researching the contracts i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contract, the forms of contract, the language of contract, Chinese history

    很早以来，中国人就通过订立契约来处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契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采用刑法式结构的传统中国的成文法虽然包含着一些调整契约关系的法律条文，但数量少，而且多以惩罚恶行为目的，还不能看成完全意义上的成文化的民事法。因此，了解传统中国社会的民事法秩序，必须从“契约”入手。[1]

    从古文书学的角度来说，“契约”是私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所说“契约”，内容广泛，除了当时的各种“契”与“约”外，还包括“书”、“剂”、“券”、“合同”[2]等。这些不同的称谓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下面将概要介绍一下契约的历史与契约的发现史。

一  早期契约的发展

    中国很早以来就有重视契约的传统。《周礼》云：“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3]也就是说财产诉讼则以契约为凭。当时的契约共分为三种，借贷契约叫做傅别，取予受入契约叫做书契，卖买、抵押、典当契约叫做质剂。[4]现存的西周琱生三器铭文还保存下来召族的分家记录[5]，可以说是早期的分家书。到了秦汉时代，土地交易日趋频繁，居延汉简保留下来《汉乐奴卖田契》可以是说保存较早的汉代土地买卖契约：

    置长乐里乐奴田卅五畞（亩），贾（价）钱九百，钱已毕。丈田即不足，计畞（亩）数环（还）钱。旁人淳于次孺、王充、郑少卿，古（酤）酒旁二斗，皆饮之。[6]

    这份土地买卖契约是说某人从长乐里一个名叫乐奴的人那里买了三十五亩田地，价钱为九百钱，钱已付清。如果经丈量田地亩数不足三十五亩的话，卖方乐奴则要按不足亩数还钱给买方。作证的旁人有淳于次孺、王充、鄭少卿，买酒二斗，旁人皆饮用。从这张文书可以看出，汉代土地买卖契约包括标的、价格、证人，但契约中并没有写明具体的时间。当时的契约具有诉讼书证的作用。东汉郑众云：“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案券以正之。”[7]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纸张开始在社会上普及开来。到了4世纪初，纸已在书写材料中占压倒优势[8]，纸张开始成为契约的主要载体。现存的吐鲁番文书中，使用纸张书写的租佃、雇佣、借贷、人身买卖契约等都已经出现。从现存的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高昌国时期土地买卖非常普遍。例如《高昌延寿五年（628）赵善众买舍地契》[9]就是一张典型的土地买卖契约。

延寿五年戊子岁三月十八日，赵善众从孫廻伯、范庆悦二人边买五城辛场中舍地……钱即日毕，舍地即日付。舍义二人方。東诣張容奴分垣，南诣善众场地分垣，西共赵海相坞舍分垣，北共张延守坞舍分垣。肆在之内，长不还，𢭃[短]不与，车行人盗[道]依旧通。若后右[有]人河[呵]盗𪫫佲（认名）者，仰本主了。三主和同立券。券城[成]之后，各不得反悔。悔者壹罚二入不悔者。民右[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

               清[倩]书道人酉□

               时见范□□

               临坐张师□

    这张麹氏高昌末期的土地买卖契约首先写清立契时间，接着写清买主、卖主及土地四至等。同时强调“三主和同立券”，代书人、见人等依次署押。其中提到“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这种说法与东汉、南朝一些买地券中出现的“有私约、如律令”[10]的说法有相似的含义，都强调了私约的重要性，可以看出高昌国地区的一直保持着汉晋以来土地自由买卖的习惯。

    与高昌国不同，在广大的中原地区，随着北魏以来均田制的推行，土地买卖开始受到限制。唐代的法律对土地买卖设定了很多前提条件，口分田等在原则上禁止买卖[11]。现存的唐代中前期的敦煌文书中很少见到土地买卖文书，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同样，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被并入唐朝之后的吐鲁番文书中也很少再见到土地买卖文书，这都说明了均田制对于土地交易的影响。到了唐代中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与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书中又开始出现了土地买卖契约，《未年（827？）上部落百姓安环清卖地契》[12]就是一份有代表性的契约：

宜秋十里西支地壹段，共柒畦拾亩（东道，西梁，南索晟，北武再再）。未年十月三日，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突田债负，不办输纳，今将前件地出买[卖]与同部落人武国子……一卖后，如若先翻悔，罚麦伍硕，入不悔人。已后若  恩敕，安清罚金伍两纳入官。官有政法，人从私契，两共平章，书指为记。

                  地主  安环清年廿一

    母安年五十二  师叔正灯（押）

    见人张良友    姊夫安恒子

    这张契约先是写明所卖土地的位置、面积、四至，然后写明立契时间、出卖原因、卖主、价格等，最后对于违约责任作明确规定：“如先翻悔，罚麦五硕入不悔人”。同是针对可能发生的恩敕行为，契约中明确约定由卖主来承担，“罚金伍两纳入官”。契约最后“官有政法、人从私契”是唐代契约套语，虽然有“政法”不干涉“私契”含义[13]，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私人土地交易缺乏国法的保护，因此才要“两共平章、书指为记”。

二  宋代以后契约的变化

    唐末五代以后，随着均田制的消失，“土地私有，遂成为不可动摇之制度”[14]。到了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完备”[15]。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始收民印契钱，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税契限两月”[16]，这改变了以往田宅交易买卖双方都要纳税的规定，正式确立卖主立契、买主税契的土地买卖制度[17]。此后，土地买卖空前活跃，民间遂有“田宅无定主”^[18]、“千年田换八百主”^[19]之说。成书于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云：“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20]。

    北宋、金代中原地区保留下来的契约不多。清人王昶《金石萃编》收录的《真清观牒》录有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的《本观置买地土文契》[21]是一份比较典型的土地买卖契约：

出卖地业人修武县七贤乡马坊村故税户马愈男马用同弟马和，自立契将本户下□□地二段共计弍亩叁厘，立契卖与全真门弟子王太和、王崇德为永业，修盖全真道庵，凖得价钱壹拾陆贯文各七□九伯，并据即目见守交割，谨具开坐如后……右件前顷[项]出卖地土卖与全真门弟子等为永业，并不是裹私卑幼□交，亦不是债欠凖折，并无诸般违碍。又加立契日一色见钱交领，并□别无悬欠。恐人无信，故立此文为据。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自立契出卖地人马用  押

                        同立契人马和  押

                      引领人部下王守竗押

                      写契人本村王莹  押

         税说价钱壹拾陆贯文     廿三日

    在《真清观牒》后，王昶按语曰：

    牒后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所列各条与今人文契体例相仿。契中年月后一曰“立契出卖地人”，即今之卖主也。一曰“同立契人”，即今之卖主亲族也。一曰“引领人”，即今之中人也。一曰“写契人”，即今之代书也。自大安至今越六百余年，而买卖地土之格，大致相符，可知凡事皆有缘起，亦留心世务者所宜知也。

    在清朝人看来，虽然时经六百年，“买卖地土之格大致相符”。不过，毕竟是“大致相符”，其中格式与语言亦还是有所变化。

    1. 格式的变化

    如果想了解契约格式的变化，必须从原件入手。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收藏的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县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22]，可以略窥当时契约的格式。

休宁县附产户李思聪、弟思忠，同母亲阿汪嘀议……今将前项四至内田山，四水归内，尽行断卖与祈门县归仁都胡应辰名下，三面评议价钱官会拾柒界壹百弍拾贯文省……今恐人心无信，立此断卖田、山文契为照。淳祐弍年十月十五日李思聪（押）

            弟李思忠（押）

            母亲阿汪（押）

            见交钱人叔李余庆（押）

            依口书契人李文质（押）

    在这张加盖官印的赤契（红契）中，“淳祐弍年十月十五日李思聪”是接契约末句书写，然后是同卖的弟弟、商议的母亲以及见人、书契人等居中依次署押。这种书写格式与后世文书抬头写皇帝年号、附押人与卖主靠下排齐签名有所不同。现存南宋时代的徽州文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书写格式。

    到了元代，徽州土地买卖文书的书写格式开始发生了变化。《前至元二十八年（1291）徽州府祁门李阿林卖山赤契》^[23]就反映出元代文书的基本形制。

归仁都李阿林有山一叚（段），在杭契（溪），土名杨梅山。今无钞开修田亩，曾（情）愿将前项……尽行出卖与同都人李景高名下讫。三面平（评）值中统宝钞拾壹贯文省……今恐无信，立此卖契为用者。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李阿林（押）

                         代书契人李德言

    “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李阿林（押）”这段文字跳行书写，不过并不顶格，而是空两格，这也是元代土地买卖文书的基本形制[24]。

    不仅南方徽州的契约是这种情况，在今天河北省隆化地区保存下来的元代契约格式也与徽州契约格式基本相似。例如，隆化鸽子洞窖藏出土文书中《元至正二十二年王清甫典地契》[25]也遵循抬头空两格的样式：

兴州湾河川河西寨住人王清甫今为要钱使用，无处展兑,今将自己寨后末谷峪祖业……出典与本寨王福元耕种为主。两和议定典地价钱白米玖硕、粟柒硕……恐后无凭,故立典契文字□□□。

        至正廿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立典契人王清甫(押)

                              邻人韩敬先(押)

                              见人王  七(押)

                              见人邢敬福(押)

                            书见人  文卿(押)

    在这张典契中，立契时间年号抬头空两格，然后立契人、邻人、见人、书见人依次画押，其与徽州文书书写格式基本相同。

    到了明朝初年的洪武年间，皇帝年号抬头空格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例如《洪武二年（1369）谢志高卖山赤契》^[26]、《洪武十三年（1380）祁门李宗晟卖山地、屋宇赤契》^[27]都是抬头空两格书写。到了洪武后期，徽州的契约开始抬头顶格书写皇帝年号，渐成标准。例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祁门谢再兴同弟卖山地赤契》^[28]就是抬头而不空格的契约。

十西都谢再兴同弟德兴，今有山地壹片，坐落本保……尽数立契出卖与同都人谢则成名下，面议价钞陆贯……今恐无凭，立此文契为用……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契

                 谢再兴（押）

                   德兴（押）

    这张洪武二十七年的契约，在书写皇帝年号时采取了平抬的方式。虽然由于资料的限制，还无法确知这种抬头格式转变发生的背景与具体的时间，但从徽州文书的情况来看，从明代洪武朝后期开始，皇帝年号平抬渐成定式。到了明代中后期，徽州契约中开始出现皇帝年号高抬的情况，例如《明天启元年（1621）徽州府余阿蒋卖田赤契》[29]在提到皇帝年号时高抬两格。

凤山余阿蒋，承祖有六保土名塘内……一尽出卖与房侄余一敬边管业。当日面议时值价银贰钱伍分正……恐口无凭，立此手模卖契为用。

天启元年二月十五日立卖契人 余阿蒋  契

           依口代书侄  余一韩（押）

                    （右手墨印）

    这是一张女性将山场并在山木植出卖给房侄的文书，“天启”二字高抬两格。卖主余阿蒋只是署字，并未画押，而是代之在契约左侧印有女性右手手印[30]。

    从现存的契约来看，从明朝洪武后期一直到清末500余年间，民间契约在书写立契时间时，皇帝的年号基本上采取平抬或高抬的样式。

    2. 语言的变化

    前面已经提过，高昌国时代契约中的“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唐代契约中“官有政法、人从私契”，宋代以后的契约“今恐人心无信，立此文契为照”等契约用语的变化都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

    宋代以后契约语言另外一个变化则与土地清丈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绍兴年间，李椿年力行经界，创砧基簿，开始整理田赋，清丈土地^[31]。前引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休宁县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中就提到了“梨[黎]字壹号”，就是按千字文排序的土地字号，用来确定土地位置，这与南宋时期的土地经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元仁宗延祐年间，也在南北诸地“经理田粮”、“括勘田土”，制作“经理册”^[32]。元代延祐二年以后的部分徽州契约中就反映出延祐经理的结果，例如，《元延祐六年（1319年）祁门汪润翁卖山地契》^[33]提到所出卖的山地“元系国字第一百二十八号，经理系出字一千四十五号”，将新旧字号一一标出。

    明朝建立前后，为了核实田土，重建版籍，编制土地册（鱼鳞图册）与户口册（黄册）。土地买卖契约与黄册、鱼鳞图册相互配合，成为确认土地产权的重要凭证[34]。在明代的土地买卖文书中，“经理厶厶号”、“四至保簿可查”之类的套语比比皆是。到了明代万历年间，明朝政府又一次进行了全国性的土地清丈，万历十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土地买卖契约中常常记录了新旧字号，例如《万历十二年汪文观卖田赤契》[35]中提到所出卖的田地“原黎字一千一百十九号、今编鳞字一千六百十一号”，“今编”则为万历清丈的后的土地字号。

    清朝政府虽然停止大造黄册，但明代攒造鱼鳞图册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同时，从清代开始，正式明确了告状时以是否有契约作为案件受理的前提条件，“告婚姻必以媒妁聘定为据，告田土必以契券地邻为据，告债负必以中保及契据为据”[36]。在现存的清代地方诉讼档案中，保存的各种“状式条例”中，也都体现出这一基本的原则。

三  契约的发现与契约文书群的形成

    较早从近代法的角度整理中国的契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侵占中国台湾后，由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政府——台湾总督府下属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从事的台湾旧惯调查。其中由“临时台湾旧惯调查报告会第一部长”冈松参太郎主持编纂的《第一回报告书》（1903年）、《第二回报告书》（1906年）、《第三回报告书》（1909年，即《台湾私法》）及其附录的参考书，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台湾契约。与此同时，晚清及民国政府为了立法的需要，也开始进行全国性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到了1930年，作为这一调查活动的最终成果之一——《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37]正式出版。该调查报告不仅搜罗了中国各地的物权、债权、亲属继承习惯，同时也收录了一部分清代契约，用以解释这些习惯[38]。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契约研究中一系列概念与议题的提出，都与旧惯调查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随着出土与传世文书的大量发现，为从更早、更广泛的区域内研究中国古代的契约提供了可能。1937年，日本著名的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以敦煌以及吐鲁番出土的契约为中心，撰写了《唐宋法律文书研究》[39]一书，使用古文书学的方法，从法律史的角度对于唐宋时代的契约（私法关系文书）展开了系统性研究。他一方面分析了这些契约的源流、材料、花押、印章等信息，另一方面根据契约的内容，将契约分成了买卖文书、交换文书、赠与文书、贷借文书、雇佣文书、承包文书、赔偿文书、养子文书、家产分割文书、遗嘱等类型，考察了每种类型文书的订立过程及其形式与内容。《唐宋法律文书研究》确立了法律史视野之下的中国古代契约研究模式。1939年，中国的学者傅衣凌在福建永安县黄历乡发现数百件民间契约，他后来利用这批契约撰写《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40]，该书利用这批契约考察了当时的租佃关系，开创了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契约研究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土文书与传世文书不断有新的发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法制史研究的深入，契约作为当时各种社会经济行为、法律行为的第一手资料，开始受到极大的关注。中国古代契约的发现与整理进行了空前繁荣的阶段，形成规模不同的契约文书群，丰富了中国古代契约数量与内容。[41]

中国古代契约整理成果一览表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中古时代的契约主要以敦煌吐鲁番文书为主，明清时代的契约，特别是清代民国契约遗存遍及中国各个地区。除了安徽、福建、台湾等传统的契约大省外，贵州因为清水江文书、浙江因为石仓契约的发现而成为契约遗存大省。内蒙古、云南、湖北、四川等地也发现了大量的契约。这改变以往契约研究只能局限于某些地区的弊端，为全面研究古代、近代中国的契约习惯提供了方便。

结语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研究员周绍泉先生发表了《田宅交易中的契尾试探》[45]一文，考察了中国税契制度的历史，分析了始于元、终于清末行用达六百多年的土地税契凭证——契尾的产生与发展过程。这篇文章展示出了跨断代契约研究的重要价值。1988年，厦门大学教授杨国桢撰写了《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46]一书，通过对于中国各地土地买卖、租佃契约的分析，考察了明清时代的土地制度、契约关系，成为跨地域契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本书的“绪言”中，作者提出了“契约学”的概念：

    随着秦汉晋木简、隋唐五代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明清以来各地契约文书的发现，它的研究价值愈来愈为中外法学、史学、文书学、经济学、社会学、文物学、档案学等专门领域的学者所重视，从各门学科的独立研究发展为综合性的新的边缘学科——中国契约学——的前景，已经显现出来了。

    1995年，由北京大学教授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47]出版，该书收录了从西周到民国年间历代契约1402件，分类加以考释。在该书的《导言》中，作者对于“中国契约学”的研究史及研究内容进行了解释，分析了历代契约的特点，指出了跨断代的契约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

虽然“契约学”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响应[48]，但契约的跨断代、跨地域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95年，美国学者韩森撰写了《传统中国日常生活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一书，将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结合起来，考察了从7世纪至15世纪的中国古代契约内容与格式的变化，进而分析了隋唐到元明中国社会的变迁。2013年，王旭利用了《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等史料，撰写了《契纸千年：中国传统契约的形式与演变》[49]，从法史的角度探讨了整个纸质契约的历史。2014年，鲁西奇《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50]考察了中国“买地券”这种特殊的契约的历史，对于跨断代、跨地域的契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契约展开长时段、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将会是今后契约研究的重要方向。

（载《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