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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综述

发布日期:2018-12-25 原文刊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05期
汪润


    自2009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连续举办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论坛的前身是郑振满教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民间历史文献研习营(2005—2007年)。依据历届文献论坛的论文情况,计划出版系列“民间历史文献论丛”,目前已经出版《族谱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还将陆续推出其他文类研究论丛。现在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已经初具规模,既聚拢了一批怀有共同志向的学术同仁,又促成了系列成果的出版。2013年12月28—29日,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协办的“第五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于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先后有39位专家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会议分为地方文献、海外华人文献、碑刻铭文、契约文书、民俗曲艺、家族文献、公私档案、信仰科仪等八个专题展开讨论。现根据会议论文所侧重的问题意识及研究方法进行介绍。

一、区域文献中的民间社会。
地方文献:贺大卫的《从古壮文本来看广西明清代移民走廊、族群迁徙、土司政权与民间宗教执行者》从实地考察出发,不仅追踪了地区历史脉络,而且讨论到了民间文献的方法论问题,地方上的师公发明的书写方式是什么,干什么用,不同类型的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文献与使用文献等问题都是文献解读的基础出发点。谢缇分析了《宁溪所志》上记载的南岭卫所军屯的户籍变化,此志被当地人称为“共同的族谱”。赵思渊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所藏的几十万件地方文献的整理过程。另外,陈永福《明清太仓州志考》、徐斌《明清水域所有权的变迁与水上社会》也讨论了地方与国家的关系。

海外华人文献:林德顺《安息处、知识库、争议场:马来西亚华人义山研究》讲述了马来西亚华人义山从坟墓到文化场所的改变,指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华侨文化的多元性。刘伯孳的闽南侨批相关文献研究、蒋楠的长崎华侨社会研究都探讨了闽人建立的华侨社会在海外与故乡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碑刻铭文:现在地方社会的研究已经比较重视碑刻的史料价值,并且自觉地将其放人历史与地方脉络中考察碑刻与各种文献的联系。此次论坛小组的相关文章,多是以碑刻为史料,对地方社会的研究。温春来以碑刻新资料研究了清代的云南铜矿业,罗艳春重点研究湘鄂赣交边山区的人群,江田祥提交的是《汉末政局与桂阳、零陵二郡地方势力》,黄瑜研究了广西融县宗族。

家族文献:罗士杰《〈张柄日记〉的史料价值》呈现出一种个人的日常生活史,类似现在的,日记是给人传阅的。其他论文以族谱为主要史料,分别探讨了军事、会社、宗族、商业等多种问题,如李永菊研究了明代河南归德府的军事权贵,李平亮针对《新昌县天宝乡龙冈邹氏家族会册》探讨了会社与家族的关系,黄忠鑫考察了徽州图甲绝户承继问题,朱忠飞探讨了诏安二都的“复合姓”宗族,李灵玢以羊楼洞茶商雷氏族谱为中心进行了经济与家族方面的研究。这四组论文所用的地方文献种类较多,都是通过文献梳理旨在解决传统社会的结构形态、社会阶层及其权力变迁的问题;可以看出对民间文献的使用,日趋规范,研究方法逐渐成熟。

二、契约、档案的文献整理与反思。
契约文书:作为一种文类的契约,其背后是复杂的制度与社会发展脉络。当前的研究趋势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以其为史料来研究经济与法律问题,而是更多思考契约的编纂过程、保留文本、使用的权力与意义。此组主题有:吴滔以瑶人文书对卫所与州县关系进行的探讨,罗桂林的《福州湘产契据汇刊》研究,阙越洮州卫地契研究,陈志刚的新疆哈密地契解读。

公私档案:档案相对于其他民间文献而言,资料量大,问题相对集中,也就容易形成连贯的逻辑线索。从档案反思民间文献的实践过程与地方意义尤为具有颠覆性。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利用龙泉司法档案中记录的契约使用过程,反思契约是如何进人司法证据链的,契约不是天然证据,而要不断地被解释,并与各种证据发生对抗。那么,也许实践中契约的作用并不如解释者的作用大,重新反思契约有什么用的基本间题。此外,周琳、汪润、廖华生关注了档案中经济与法律的问题,梁勇讨论了八省会馆的组织情况,也都各有特色。此两组论文更关注文献本身的搜集整理,问题意识也多涉及文献的产生过程、社会意义与文献之间关系。大部分论文主题不是讨论社会变迁,而是谈论文献的价值,回到史料学、文献学的取向进行史料探讨与反思,进一步思考契约等文献如何为当事人所理解和使用,档案的书写描述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三、宗教科仪与民俗唱本中的表演。
民俗曲艺:程美宝《试释广东南音〈男烧衣〉中的“芽兰带”》对一个词的考订,涉及了声音表演、中西文化等多种角度。口头传统随着声音的改变,意义有可能消逝了,重新寻找的过程就不再局限于文字系统了。这也是民俗唱本区别于正式文字传统的核心。杨玉君《民间年画中的钟馗形象》、谢宏维的歌谣文本考察、陈嘉顺的汕头妈宫故事研究都跳出了文本的局限。

宗教信仰与科仪:民间信仰的史料最难被史学界利用,各种文化系统杂糅、文字与仪式、表演和意义的解读都很复杂。这组论文涉及范围广,内容专深,主要有:覃延佳对广西上林师公宽书的研究、洪丽完的台湾建醮、吴小红的《隐藏玄象图谶》解读、吴秀玲的上党赛社抄本研究、魏德毓的大乘教经堂与家族、章毅的象溪“讨劄”、陈贵明的闽西蛊毒、谢晓辉的湘西苗疆“畏鬼”与“畏法”。唱本、科仪书等更依赖表演仪式的资料走进了学者的视野,成为民间文献中独特的新领域。这既是史料范围不断扩充的必然,也是与人类学、民俗学相互借鉴的结果。发掘此类文献的史料价值必然需要新的解读方式,仪式表演与当事人的解说可能比文字本身更重要,这样可以对以往的文字崇拜式的史学研究有所扩展。

小组讨论结束后,会议进行了圆桌讨论。与会专家对民间文献的研究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次论坛表现出以下的几点新问题与新趋势:民间文献数字化,建立统一的数据库,为学术界公开使用。王秋桂介绍说自年起计划建立数据库,将各界学者搜集的第一手资料上传网络。计划分几个团队进行,但是只有族谱建立数据库比较简单,已经上传,其他如唱本、科仪书、剧本等数据难以分类整理。刘志伟倡议学者们在发表论文之后,开放自己的特有史料,技术上可以指定开放日期与下载限制。学术乃天下公器,田野调查搜集的史料不仅为一个学者群体使用,而且可为后世永远共享。此次会议论文,以民间文献为史料,研究区域社会史的内容,并讨论国家与社会权力互动的文章较多。郑振满指出民间文献仍然要回归文献学本身,可以思考各种文本背后的权力与社会结构,最终再回到文献生产过程与解读。理论反思与建立理论体系应该同步进行。赵世瑜指出民间文献论坛已经第五届,但是仍然没有一套完备的概念和理论,既不利于教学,也不利于学者使用。同时,我们现在对文献的解读主要是两个趋势,一是社会科学化的方法,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进行解读分析内在机制,一是受后现代影响,分析文献背后的权力生产与权力结构。但是,这两种解读实质都是科学化的工作,而缺少了民间文献的人文关怀。民间文献的解读如何与当前的大历史、与历史学传统书写模式进行整合,仍然需要反思与理论建构。

民间文献的研究经过自傅衣凌、梁方仲以来几代学者的努力,已经不再仅是一种对传统史料和正史的补充,而是发展出相对独立的问题意识和史料运用规范。其研究形式上借鉴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从田野训练中激发出不同以往的解读文献的视角和方法。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碎片化”问题多有批评意见。但是,从此次论坛可以看出,虽然每篇论文的研究区域不同、史料不同、问题意识不尽相同,但是都有共同的研究方法与旨趣,社会史研究并没有“碎片化”,而是从更具体的文献与事件出发,思考学术发展大问题,这是一种对学术脉络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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