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来，在多重因素，如民国初期反满思潮的持续性影响，1949年之后56个民族的确立，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族政策全面推行的作用下，清代的旗人与今天的满族并不能完全对等。历史中的上层风云总是更容易引起后人的关注，旗人到满族的变化也是如此，学者们强调产生此种不对等性的官方因素，从自上而下的角度考量该问题。这种考量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笔者认为不能忽视主体人群的自我意识，满族的形成是辛亥直至今天官方与民间双向互动的结果。
2007年以来，笔者对北京、天津、河北省等地针对旗人群体进行多次田野调查。让笔者最感意外的并不是很多旗人后裔呈报汉族而非满族，而是老百姓的记忆中没有旗人，面对笔者的访问，大部分旗人后裔所在村的村委会工作人员和村民都会茫然，“我们这里没有满族”、“没听说过祖上有旗人的”是人们普遍的第一反应。很多旗人后裔，依然生活在祖辈的村庄里，但却对祖辈旗人的身份感到陌生，他们的祖先建构常常是汉族式的，对祖上旗人的记忆相当淡漠，甚至完全不记得祖上旗人的身份。[1]
本文以北京、河北等地区的田野个案为例，希望能从下层主体人群的视角，通过他们的记忆与遗忘探讨清代旗人群体与今天满族群体的“不对等”性，反思辛亥革命至今，一百多年来“旗人——满族”的变化。
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今天的满族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北京等地[2]，人们会说这是一个白山黑水养育的民族，也常常会下意识地在“满族”与清代“旗人”之间划上等号。实际上，满族与旗人范畴并不完全一致。简单的说，旗人指八旗制度下的人群，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数量甚多的隶属于内务府、各王公贵族的服务于八旗贵族及兵丁的人群以及其他群体构成。满族则是1949年建国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确立的中国的56个民族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了一系列民族调查工作。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开展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批规模巨大、涉及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对明确划分56个民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3]
具体到满族，相关调查工作开始于1958年。需要注意的是，从族群本体来说，这次调查对满族人群的界定并不明确。有清一代，八旗内部等级分明，满、蒙、汉、佐领、管领以及其他旗人群体从外部管理方式到内部人群认同等各个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就整体而言，清廷的统治政策以“旗”“民”而非“满”“汉”分治为主，即“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各种类型、各种阶层的旗人群体，被视为八旗体系的成员（至少在其他非旗人看来），与此相对的则是非旗人的“民”。[4]民国初年，北京市户籍管理分类也是“旗”“民”而非“满”“汉”，反映出“旗人”作为一个整体身份被当时的官方与民众所接受。[5]五十年代的民族调查中，对于谁是满族、哪些人群应该划为满族，是广泛的旗人群体还是狭义的满洲旗人，各种文件、报告都没有明确规定，具体实践中也各种情况均有。1949年元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向中央请示：开封郑州现有满族人（在旗）2000余人，在联合政府或人民代表会议中是否按民族单位派代表参加[6]，这里的满族明确指“在旗”的，即旗人。与此同时，不少八旗下的民族则选择回到本民族，比如成都的八旗后裔即呈报了满、蒙古两族（约2000人），中央还于1956年10月批准了成都满蒙族代表提出的建立本民族群众组织的要求，建立“成都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7]王锺翰先生也曾在访谈中说过：“北京城里原来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都算满族的，可是后来好像他们就不报了，蒙古当然就报蒙古了……”[8]。然而，普遍而言，对于非满洲的其他旗人群体，比如汉军旗人等，在选择民族方面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否认和排斥，《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相当普遍的记载了汉军旗人以及其他旗人呈报满族的情况。[9]
从地域来说，此次调查的重心明显倾向东北三省，尤其是辽宁一地。根据六十年代出版的各种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诸如黑龙江、四川等地的民族调查均涉及满族，但这些调查一般针对本省，与省内的各个少数民族调查同时展开。带有全国性质的满族调查主要由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该调查组成立于1958年8月，此后几年中，该调查组“在中共辽宁省委的关怀下，与辽宁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辽宁组开展了关于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满族简史简志的编写工作”[10]，以“辽宁省内满族居住的城乡进行重点调查”，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北京、河北、四川、宁夏、广州等省市搜集资料”[11]，先后参加工作的高校、科研院所以东北三省为主，尤以辽宁省高校、科研院所、民族事务单位居多[12]，最后报告的撰写内容涉及辽宁、吉林、黑龙江、北京、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四川、广东、山东等省份（参见文末附表1）。由此可见，辽宁省调查组工作从调查内容、参与单位到最后的报告撰写，其框架均覆盖全国，所涉范围与其他省份针对本省的满族调查差异较大[13]，但也有很明显地地域倾向，即以辽宁省为核心。1982年，辽宁省民委又组织专家、学者重新编辑整修《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其后记更为明确的写道：“满族虽然散居全国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以辽宁省为最多”。五十年代末的此次围绕东北，尤以辽宁为重点倾向的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六十年代初的少数民族人口统计数据，即全国81%的满族生活在东北的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14]
定宜庄先生与胡鸿保先生曾在《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一文中，对此种偏重东北的调查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文章以北京和东北作为对比，认为“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际，‘满族’就已经成为一个‘都市民族’。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年，至少到1949年前后，尽管历经沧桑，他们大多并没有回到农村。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这个调查对象不是选在城市、反而是在农村，不是在北京、反而是在东北”，“这是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由当时诸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活动，对于日后无论是民族工作的决策还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影响都具关键性而且非常深远”。[15]
笔者以为二位先生提出的至清军入关始，“满族”已经成为一个“都市民族”还可商榷。但二位先生的主要论点，即“如今的满族，并不能与清朝的旗人完全等同”,以“满族”来界定清代的旗人，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影响很大，笔者是认同的。二位先生在讨论中，尤为突出了“官方”的作用，认为五十年代社会调查的官方性质对满族的圈定是决定性的，在政府的主导之下，政界、学界以由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确立了满族的范围。
满族形成中的官方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但如果仅从由上而下的视角，单向思考满族的形成，恐怕会将这一问题简单化。且不说满族的形成应从更为长期的时段来考量，即便是五十年代的这场由官方主导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有不少下层因素隐现于其中。实际上，相关情况在定先生和胡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有所提及，二位先生曾对数位参加过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如王锺翰、李登弟等老先生们做过口述访谈。老先生们的亲身经历，让他们意识到“（老先生的）口述中仍然谈到一些我们如今不太容易考虑到的关键问题。首先是很多旗人后裔隐瞒自己的民族成份，北京尤甚。第二是当时民族工作者急于搞‘民族融合’，满族被认为被融合得差不多了，特征不那么明显，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满族没有自己的代表”。
这里提到“北京的满族都不报满族了”、“北京满族没有特点了”，对当时官方决定满族社会调查以东北为中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而如今却成为后人判断该问题时极易忽略的盲点。定先生与胡先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讨论，这也为笔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
仍以北京城为例，根据宣统二年（1910）《京师内、外城巡警厅统计书》公布的数字，北京内、外城八旗人口共计94,879户，约计474,395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0.6%。再加上城属旗人56,536户，北京旗人总计725,950人。[16]1919年，据甘博调查，北京及四郊的旗人仅剩30万左右，不及辛亥革命前的一半。[17]1949年10月，北京满族约计31,012人，达到了统计数字的最低点。此后，北京满族人口的统计数字开始迅速回升，几个月后的1950年，即增加到69,970人；1956年，达到81,216人，较之1949年增加了二倍半；1957年，85,301人；1959年9月统计为89,181人，占全市人口的1.45%。[18]很明显，无论是民国期间的消减，还是1949年之后的增加，如此巨大的数据变化，都不可能是人口的自然增减。
这种情况，在五十年代调查的当时，既已引起调查者的注意。“北京市满族调查报告”中，反复提到“因为清王朝覆灭后直到解放前，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对满族的歧视，有些满族人已不报自己是满族了”，“军阀统治时期排满更厉害，一提到是旗人，根本找不到工作，就是有工作的，也要被解雇”，“解放前……不少满族为了不惹是非，好找职业，改为汉姓，隐瞒了真实的民族成分”，“有的在外地工作连自己是北京人也不敢讲，怕别人追问是满族”，类似的叙述频繁出现。[19]
作为亲历者的王锺翰先生，在后来的访谈中也提到：“但是北京多，你今天说可以，在过去，北京多不算，怎么叫不算呢？他不报啦，比如像民国初年他敢报吗，欺负你啊。他不敢报满族。辛亥革命以后本来的满族都不敢报了，都改姓了。解放以后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北京满族只有十万人，他不报嘛，你怎么着？”[20]辛亥革命之后，为了生存，不少旗人刻意隐瞒自身身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调查者也因此提出“从北京市9万（约）满族来看，这种不显著的民族差别正是满族在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也是满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的地方”。[21]当时的调查，虽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而不尽如人意，但这一判断，即便是现在看来基本上也是中允的。
旗人不愿意报满族，并非一时一刻之事，北京满族数量远远弱于东北，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一纸行政命令，旗人长时间隐没于其他族群的生活状况，在当时起到了不可小视的影响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包括旗人自己逐渐忘记了他们曾经的旗人身份，隐没、消失在其他人群之中。即便笔者通过清代档案寻到的旗人家族，不少老人却讲述着汉人祖先的故事，不知道自己祖上是旗人，对百年前旗人身份相当漠然。此类的“没人在意”较之“刻意为之”，更让笔者惊讶。[22]
从这个角度来看，满族的形成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由上而下的行政化过程，我们必须承认官方在这个问题上所起到的导向性作用，很多时候也是很决绝的行政命令。但与此同时，对于下层老百姓的主观选择，也需要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本文即希望从探讨民间的路径入手，采用下层的视角，对旗人后裔的记忆、认同、自我族群建构等问题进行讨论。
既然今天的满族群体与清代旗人群体并不完全对等，用倒推的方式，从满族来找寻旗人后裔的路径，恐怕会有很多缺失，需要另辟蹊径。通过档案文献追寻清末旗人的遗踪，或许是我们可以尝试的方向。
追寻清末旗人的遗踪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整理出清末京直地区所有旗人的人口信息，但现实操作难度太大。一方面，虽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大量清末旗人户口册，笔者可以通过这些户口册的信息寻找其后人，但上万件旗人户籍档案，以笔者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全部整理[23]；另一方面，寻觅旗人后裔，需要掌握如姓氏、居住地等基本信息，并不是所有的户口册都有完备信息，只能选择合适的样本进行考察。
1644年清军进入中原后，除了将关外大批旗人带入关外之外，清廷还在华北地区施行大规模圈地政策，这些被圈占的土地，被清廷拨给皇室、八旗贵族和八旗官兵，形成不同的庄园、旗地。经过长期的摸索，笔者发现这批庄园人群在本项调查中，具备多项优势：
首先，庄园里的庄头、亲丁、壮丁及其家属，一直到清末都保持了旗人身份，与其他八旗人丁，如汉军在乾隆朝即开始出旗为民相比，他们的身份比较稳定；
其次，对于八旗驻防来说，庄园旗人的数量更大、分布更广，遍及直隶地区，而顺天府则是人群较为集中，所存史料最为齐全的地区；
第三，清末至今，百年风云，行政区域的变动、人口迁徙流，城市的变动远胜于农村，寻找农村庄园旗人比城市八旗兵丁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庄园旗人户口册记录了每一个家族坐落的村落、姓氏、世系等信息，目标明确，易于寻找；八旗兵丁户口册则强调其所在旗分，居住地点不详，同时，满/蒙旗丁在清末使用满/蒙名，没有姓氏，以此为依凭展开调查，难度较大。
综合来看，选择顺天府庄园旗人后裔作为考察对象较为现实，也更为理想。笔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留下了的内务府户口册中，选取了顺天府427个庄头家族，作为本文清末旗人的讨论样本。[24]
辛亥革命至1959年的北京旗人人口，前文已有述及，宣统二年70余万，1949年3万余人，1959年回升至8.9万人。天津及河北地区，民国期间旗人人口数量不详。1949年后，随着国家进行民族识别以及对少数民族推行优待政策，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由汉族改报满族的人口增加迅速。增长最迅速的是河北省，1953年，河北满族仅58,699人，全国满族人口比率由2.45%；2010年，河北满族达到2,169,311人，占全国满族人口比率猛增至20.88%。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满族人口分布较为平均，位于怀柔区的喇叭沟门和长哨营两个满族乡的满族人口并不明显的多于北京其他城郊各区、县。
天津市、河北省的满族分布状况有所不同，其呈报满族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各个满族自治县和自治乡。天津市唯一的满族自治乡位于蓟县：孙各庄满族乡（28,224人），占天津满族人口（83,624人）的33.75%。[25]
河北共有4个满族自治县，34个满族自治乡，共计38个自治县、乡。4个满族自治县：青龙（秦皇岛，382,032人）、丰宁（承德，237,117人）、围场（承德，228,069人）、宽城（承德，192,625人）[26]，青龙属于秦皇岛，后面三个均隶属承德。34个满族自治乡，分布在滦平县（承德，176,036人）、易县（保定，19,542人）、隆化（承德，180,149人）、平泉县（承德，140,865人）、遵化县（唐山，86,081人）、涞水县（保定，17,427人）、文安县（廊坊，6,473人）、承德县（承德，45,482人）、兴隆县（承德，25,073人）等9个县份。这13个县份中的10个位于北京东北部，其中8个属于承德市（丰宁、围场、宽城、滦平、隆化、平泉、承德县、兴隆），青龙县属于秦皇岛市，遵化县属于唐山市，二者均紧邻承德地区。还有三个位于北京南部，其中易县（隶属保定市），是清西陵所在地，此外还有涞水县（保定市）、文安县（廊坊市）。38个自治县、乡的满族人口共计1,736,971人，占河北满族人口（2,169,311人）的80.07%，河北其余地区的满族人口有限。[27]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选择的顺天府427个皇庄样本，仅仅是清末京直地区旗人群体的一部分，因此，图1并不能说明在今天的满族区域内，如承德等地，清代没有旗人。但对于本文的考察目的，即大量的清末旗人没有呈报满族，图1具备说服力。
二十世纪初期，“记忆”研究走进了学者们的视野，“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作为记忆研究的重要概念，一直为学人所关注，与此对应的则是“集体遗忘”（collective forgetting）。[1]《想象的共同体》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民族的叙述源于遗忘：
依据其自身的性质，所有意识内部的深刻变化都会随之带来其特有的健忘症。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叙述就从这样的遗忘中产生……这些叙述也是被放在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中。因此它们的架构是历史的，而它们的背景是社会学的……适用于现代人物的“叙述方式”，同样也适用于民族。[2]
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3]，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遗忘也同样是对过去的重构。
清末旗人数据，虽然还不够完整，但图1依然能让我们对“满族”与“旗人”的不对等性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两组数据的重合度较低，说明绝大部分庄园旗人的后裔如今没有呈报满族，他们目前的身份是汉族。
历史并不仅是一串串数字、一幅幅图表、一页页铅字，它是众多不同的、鲜活的个体，每一个个体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旗人后裔们遗忘了什么、记住了什么？我们如何认识他们的记忆、如何看待他们的选择？带着这样的思考，笔者走进居住着旗人后裔的华北村落，开始寻找这群今天的汉人。
“燕王扫北”、“山西洪洞大槐树”等传说广泛流传于华北民间，洪洞被人们认定为祖先的发源地，是他们的“根”，心目中的故乡。这种对故土、老家的塑造，是对自我意识的汉族认同的需求，成为众多无根人群对于汉族祖先的假托性追溯。[4]
2007年以来，笔者依凭户口册，寻访了北京、河北的数十个村庄，访谈了50余名旗人后裔。这些村庄分别是北京顺义区牛栏山镇下坡屯、马坡镇萧家坡、马坡镇大营村、李桥镇北河村、李遂镇沟北村、李遂镇柳各庄，河北省霸州市后营村、永清县千人目村、庞各庄村、塔儿营村等。调查初始，笔者自认为有旗人的姓氏、居住地点、家族世系等关键信息，寻找其后裔不应该太过困难。可实际情况，却大大出乎预料，找不到这群人，在不短的一段时间，成为笔者巨大困惑。其中，最让笔者意外，或者说最有所感触的即是旗人后裔对“燕王扫北”、“山西洪洞大槐树”等故事记忆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的下意识判定。访谈中，不少旗人后裔会脱口而出，声称其祖上是“燕王扫北时来的”、“从山西过来的”，然而对祖先在清代曾经是旗人身份却记忆模糊。
河北霸州陈厨营邓氏家族是该类型的典型个案[5]，在清代，邓氏家族隶属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正黄旗。从文献来看，这个家族一直到清末都是旗人，家族在清代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是旗人的，甚至在同治七年（1868）——光绪十八年（1892），家族中的一支人还曾去掉“邓”姓，改为满名，如赓音泰、清开泰、清永泰、清长泰、赓音泰、清瑞泰、清应泰、清满堂、清聚泰、清金玉、清宝海、清源泰等等，说明他们认可自身的旗人身份。
然而，如今邓氏家族的人们对旗人以及曾经有过的旗人身份对此却相当茫然。访谈中，受访者对家族来源最直接、最清晰的记忆是“燕王扫北带过来的”，原来的老家在南京大柳树底下，后来迁移到山西，最后落脚此处。家族长辈在民国时，曾回到南京寻访族源，并获得一本家谱。应该说，这些记忆是受访者本能的一种反映，在讲述中，老人流露出的情绪很自然。
“我们这儿后营（陈厨营）姓邓的这儿老串一句话：‘南京有个大柳树，北京有个沈万三’”，“说我们姓邓的在那个大柳树底下搬来的，是燕王扫北带过来了”。
但受访者的记忆到了清代，则变得模糊而矛盾。他知道他们的祖上在清代曾经是庄头，也不无自豪的说好像是皇帝的近亲，地是跑马占圈得来的，管收租子，并将租子交到到北京城去。这些细节描述非常有趣，耕种土地与清初八旗跑马占圈紧密相关、负责租银的征收和缴纳，都是典型的旗人庄头的特征。至于说他们与皇帝是近亲，很可能因其皇庄庄头的身份，在当地势力比较大，给村民们留下的一种印象，附会之说。
当笔者问到邓家是不是旗人时，他却给予了否定：
“说是姓邓的呢，说是旗人，又不是旗人，也不怎么着，反正有那么个说法”，“叫‘带地投旗’也不是什么，依靠着那个呗……真正的旗人不是”。
整个访谈中，受访者流露出的情绪，没有丝毫要刻意掩盖，或者有所忌讳的地方。他对明代祖先来自南京、“燕王扫北”的记忆最为清晰，对清代入旗历史的印象却远没有这么强烈。他没有回避邓家清代庄头的身份以及庄头的某些生活细节，但却并没有意识到“庄头”就是“旗人”，更没觉得他们清代祖先的身份（旗人身份）与明代祖先的身份（汉人身份）有何不同。
陈厨营个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受访者提到邓姓家谱是民国时，他的三爷从南京“赁来的”。当时这位三爷在南京打听到一个叫大柳树的地方，“他就上那儿联系去了。到那儿一说，全对”。就这样，三爷“挂”了家谱，还印了一本带回来。也就是说，邓家祖上由“燕王扫北”而来这件事儿，是在民国时期才确定的，此前家族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跟所谓的南京族人也没有任何接触。而且，这些寻根的行为都是主动的，三爷主动去南京打听，主动挂了家谱，还印了一本带回来，老人的记忆中没有被迫的痕迹。
忘记或虚构祖先以重新整合族群，被学者称为“结构性失忆”（structural amnesia）。邓家在寻找故土、认同汉人祖先的过程，带有很主动的自我选择，没有受到显著的外力因素干扰，官方影响或者导向作用不明显。类似情况在笔者的访谈中，并不少见，甚至有的老人还称是从“山东老槐树”[6]来的，同样彰显出浓厚的“老槐树”故土情节。
自民国起，不少旗人开始寻找自己的祖先，建构或假托汉族祖先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当时主流社会对旗人的排他性当然是重要的影响，但群体内在自我意识趋向的主观因素也不能忽略。汉人的记忆在各种强化中逐渐膨胀，旗人痕迹被一点一点挤压出人们的大脑，最终消失。从这个角度来看，1949年之后中央确定56个民族时，华北众多旗人后裔不再呈报满族，并非不可思议，也不见得是官方施加压力而致，某种程度上，却反倒显得自然而然、合乎情理。
今天的北京市顺义区，在清代隶属顺天府，民国隶属河北省。《畿辅通志》曾记载，清初顺天府圈地中，有4个县的圈占率甚至达到了100%，也就是说，该县境内所有的土地都变成了旗地，顺义县即是其中一个。[7]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日本曾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有六个村落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8]。河北省顺义县境内，调查人员以沙井村为中心，对沙井村周边以及从北京到沙井村路途共35个村庄进行附带调查。根据这次调查，可以看到，民国之后较长的时间内，沙井村的旗地依然占全村耕地的70%，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良乡县吴店村，村里70%以上的土地都是旗地。[9]庄园制度，始于努尔哈赤时期，旗地主要由庄头负责管理，虽然到清代中后期，有部分地亩租典给民人，但大部分耕种旗地的亲丁、壮丁及其家属都是旗人。换句话说，旗地越多的地方，相对而言，旗人的比重也就越大。
笔者目前找到的资料，清末顺义县共有34个庄头、204份户口册。这34个庄头后裔中，仅有下坡屯村商姓家族有明显的旗人认同[10]，并以家族整体而非个人零散的状况呈报满族，其他人群现在都报汉族。
沙井村是1940年左右，日本对华北地区调查时的重点村落。当时的调查中写道，传说该村是明代初期从山西省洪洞县来的移民开创的，而且村民所有地当中包括各种旗地，包括内务府造办处、周庄头、韩庄头、谢庄头、匠役地、德公府地、雍和宫香灯地等类型，占全村七层耕地。
居住于顺义的正白旗于姓庄头家族，是清末的大户人家。根据清末旗人户口册，笔者查到，这个家族出了7名庄头，2名头等庄头、1名四等庄头、3名半分庄头，分散居住在比邻的3个村庄内（李桥镇北河村、李遂镇沟北村、李遂镇柳各庄）。从清末最后一次户口册来看，头等庄头于池有亲丁167口（清末[1]），半分庄头于维烈有亲丁7口（宣统二年，1910），半分庄头于沼有亲丁40口（宣统二年，1910）。也就是说，清末于家共计庄头、亲丁214口，都是旗人，有名有姓，每个人之间的关系都登记的非常清晰。然而，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李遂镇沟北村共1370人（于姓户主家庭有84人），全部呈报汉族。[2]北河村、柳各庄的情况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人呈报满族。
另一个家族萧家坡吴姓，据民国时期的后人讲述，他们的祖先隶属镶白旗[3]，种旗地18顷[4]。1940年代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记录了该家族不同人员的访谈记录，村民们反复提及吴姓曾是庄头旗人，其祖先自清初随八旗入关至此，并提供了9代庄头的姓名：吴春、吴守仁、吴深、吴徽浩、吴杰、吴永清、吴锦、吴玉山、吴崇瑞。[5]说明人们对祖上旗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但也同于家一样，1949年之后，有关吴家的诸多档案中，吴家人均报汉族。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肖家坡（萧家坡）大队共232人，汉族229人，满族仅3人，来自户主吴秀英的一户人家。[6]
这样的情况在顺义的几十个庄头后裔家族中非常普遍，为什么1949年后，这群人不报满族？依据现有文献，很难找到确切原因，但生活在现在的后人，却给予笔者很有趣的解答。访谈中，很多老人从小就填报“汉族”，直到现在也没有改，满、汉没啥区别了，是他们本能的反应。九十年代后，为了给儿孙辈参加高考的孩子加分，部分人家把孩子改为“满族”，但老人自己却也没有变，“我本身没改”，“我拿着又没用，不改了，就孩子改了”。同时，不影响孩子加分的其他家庭成员也大多呈报汉族，比如嫁出去的女儿、娶进来的媳妇，“闺女没改。闺女嫁人了，嫁人就不能改了”；“对，女的，媳妇就都是汉族了”。老人呈报汉族、儿孙呈报满族的案例，在笔者的调查中颇为普遍。甚至有的老人，虽然已经改为满族，但他自己却记不得了，不敢肯定，“我得瞅瞅，我这户口本，我改了没有啊”。老人当着我们的面，翻看户口本后，才确认，“我也是满族”。这些举动给笔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7]
但并不能以此判断老人们没有旗人情结，当笔者第一次去北河村采访时，80多岁的于大爷还没进屋，就嚷道“我们是在旗的”、“是皇粮庄头”。老人们谈到旗人、谈到满族时，则会自然流露出天然的亲近感，诸如此类源于内心的民族情结不能被否认。
老人们对于旗人、满族的情感，笔者普遍感受到的是一种自然状态，并非没有，但也安静淡然。如果不是我们的采访，也许老人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民族，更不会去查看自己户口本上是如何登记的，因为这不会影响他本人的生活，也不会去影响每一天的柴米油盐，如果不去追问，老人甚至不会向你提起，他的祖上曾经是一名旗人。
当然，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个人感受去妄断六十年前的状况。但我们也需要客观的看到，随着国家进行民族识别以及对少数民族推行优待政策，尤其是在1980年代之后，由汉族改报满族的人口增加迅速。河北省即是增长最迅速的地区，1953年，河北满族仅58,699人，全国满族人口比率由2.45%；2010年，河北满族达到2,169,311人，占全国满族人口比率猛增至20.88%。在河北其他地区满族人口急速增加的时候，笔者调查的区域并没有发生大面积由汉改满的情况，上文第二部分的数据与图1也显示，该区域目前的满族人口很少。谁成为满族？这是另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论题，需要另外撰文讨论，在这里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部分旗人后裔对旗人的认同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剧烈。
[1] 该户口册编撰时间脱落。册中记有“于吉稳二十三岁”、“于吉生十三岁”，二者即是采访中反复出现的“于大庄头”、“于二庄头”，且二者均都已不是初生子，有一定年龄了。所以，该户口册虽不能确定编撰年份，但当属清末无疑。
[2] 顺义档案：“顺义县人口普查办公室 李遂公社手工汇总过录参考表（二）”，全宗号：63，目录号：1案卷号20：2。
[3] [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一卷“概况篇”，日本：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192页。据康熙《顺义县志》，康熙年间萧家坡有一个庄头叫吴徽诰，该庄属于镶黄旗下屯田，康熙《顺义县志》卷1，第18页。
[4] 康熙《顺义县志》卷1，18页。
[5] [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二卷，日本：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515页。
[6] 顺义档案：“顺义县人口普查办公室 马坡公社手工汇总过录参考表（二）”，全宗号：63，目录号：1案卷号：64：2。
[7] 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150页。
[8] 参见[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成——（家庭）历史的沟通传承》，[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9] 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版；[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2007年版；[美]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10]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1] “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理论的开创者[法]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他试图告诉我们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在的情势将会影响某一群体对过去的选择性感知。“记忆”成为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与记忆相对应的，遗忘的研究也随着学界对记忆的关注而产生。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版；[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2007年版；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2]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第199—200页。
[3]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2年版。
[4] 参见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乔新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研究的回顾和思考》，《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 邱源媛：《口述与文献双重视野下“燕王扫北”的记忆构建——兼论华北区域史研究中旗人群体的“整体缺失”》，《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4期。
[6] 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43页。
[7] 邱源媛：《土地、继续与家族：八旗制度影响下的华北地方社会》，待刊稿
[8] 河北、山东的6个村庄：顺义的沙井（河北）、栾城的寺北柴（河北）、历城的冷水沟（山东）、恩县的侯夏寨（山东）、昌黎的侯家营（河北）、良乡的吴店（河北）。
[9] [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会编：《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第5卷，日本：岩波书店1957年版，第513—521、615—626页。
[10] 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32—105页。
[1] 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第三章，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186、187页。
[2]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家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3] 相关内容请参见：王建民等：《中国民族学史》下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年版；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对于满洲、满人、旗人的定义以及相关问题，众多学者进行过讨论，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八旗内部虽然等级分明，清廷对满、蒙、汉、佐领、管领等人群虽然在各方面均体现出较大管理差异，但整体而言，清廷的统治政策仍以旗民而非满汉分治为主。参见[美国]Mark Elliott（欧立德）：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刘小萌：《清代的北京旗人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路康德：《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5] [美] Owen Lattimore（拉铁摩尔）：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满洲：冲突之源》），Macmillan Company（麦克米伦公司）1932年版，第62页。关于“旗族”作为满人的一个标签，参见滕绍箴：《满洲满人名称辨析（续）》，《满族研究》1995第4期，第51—52页。
[6] 胡岩：《从对满族问题的处理看党的民族政策》，《中国民族报》2002年10月15日第3版。
[7] 成都市满蒙人民学习委员会编印：《成都满蒙族志》，1993年，第21、27页。转引自佟悦：《新中国满族的发展及其特征》，《满族研究》2016年第2期，第59页。
[8] 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2页。
[9]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中记载了很多非满洲旗人呈报满族，以及满洲旗人呈报汉族的实例，参见《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1963年版。
[10]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上册）“说明”，1963年版，第1页。
[11]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后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
[12]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上册）“说明”， 963年版，第1页。
[13] 1958年前后，其他省份也有满族调查，比如黑龙江省满族调查、四川省满族调查等，但这些调查一般都针对本省，与省内的各个少数民族调查同时展开，与辽宁省以全国为框架的满族调查存在差异。参见《黑龙江省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1959年版；《四川省苗族傈傈族傣族白族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版。
[14]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简志》（初稿），内部铅印本，1963年版，第1—2页。
[15] 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6] 《京师内外城巡警厅统计书》；《北京市志稿》，第8页；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转引自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以满汉关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7—188页。
[17] [美国]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会调查》第五章“人口·种族”，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版，第86—88页。
[18]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北京市十年来民政工作的成就和民政工作基本情况统计表》，藏于北京市档案馆，全宗号：2，目录号：11，案卷号：44；中国科学院吧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1963年版，第1、24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1、103页。
[19]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82、116、120、121页。
[20] 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2—43页。
[21] 中国科学院吧民族研究所、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市满族调查”（二），1963年版，第84页。《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后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22] 邱源媛：《找寻京郊旗人社会——口述与文献双重视角下的城市边缘群体》第三章，北京：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23] 邱源媛：《清代旗人户口册的整理与研究》，《历史档案》2016年第3期。
[24] 邱源媛：《清代畿辅地区内务府庄头户口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25] 天津市统计局、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天津市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26] 青龙满族自治县，建于1987年5月10日；丰宁满族自治县，建于1987年5月15日；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建于1990年6月12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建于1990年6月16日。田雪原主编：《中国民族人口》（一），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7] 河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河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