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变化

“不能想在前面就会落在后面”已成为当今世界应对快速变化的数字技术的流行语。对于口述历史学家来说，更便携、更实惠的数字音频和视频记录器可以使记录的质量更好，并为访谈的使用及回归被采访的社群提供新的可持续的可能。但技术进步会导致设备过时，威胁设备投资效率，并使访谈所得资料的长期保存变得复杂。无论事先计划多么周密，从项目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段里，技术可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口述历史这样一个受技术驱动的领域里，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从业者将会落后。

所有这些更替也使编写口述历史指南的任务变得复杂。《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一版问世于1995年，旨在提供一部满足收集、保存和传播口述历史需求的最新的、方便使用的指南。我曾考虑过与其他人一起编辑一卷，但这会加大收到冲突意见的可能。既然口述历史是一种对话，我寻求与读者建立一种对话关系。在举办过多次口述历史讲习班之后，我收集了人们提出的议题和疑问，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顺序，在本书中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在2003年第二版问世的时候，数字革命已经到来。20世纪90年代，口述历史学家还在谈论“磁带和文本”。磁带消失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将“磁带”的提法改为“录音”。新生代的访谈者从来没有使用过卷轴或盒式录音机，并对“快进”这样的词语感到困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哪怕是不久之前的设备都看起来很古怪。最初被专家吹捧的微型磁盘记录器很快就被超越了。口述历史在展览和文化遗产旅游领域的应用，已经从盒式磁带和小巧的光盘飞跃到二维码和智能手机软件。项目负责人需要明确地考虑所投资设备的长期使用情况。口述历史学家只是大众消费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影响市场，也不能制定档案录音的质量标准。事实证明，“跟着音乐”反而是明智的，可以合理地假设，最受音乐发行商欢迎的技术占据市场的时间将会最长。

随着口述历史学家对新设备越来越熟悉，他们把口述历史的记录方式扩大到了影像记录，并且发现了利用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发布采访、记录和录音的无限可能性。由于找到了一种将口述历史从档案书架上带进社区的方法，口述历史学家还必须考虑将受访者暴露在更广泛的公众监督之下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实践者们提出了新的关切和共同回应，不仅是在会议和研讨会上，而且还在口述历史网站H-Oral Hist上，这个网站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线网站H-Net的一部分。我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些信息，以判断出现了哪些新问题，以及如何最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互联网已经让我们再没有任何目光狭窄的借口了。随着口述历史的实践越来越国际化，指南也无法只面向自己国家，而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视而不见。国际口述史协会每两年都会在世界不同地方举行会议，吸引来自各个大洲的数百名口述历史学家参与。无论哪里发生了社会、政治或经济动荡，口述历史都记录下了这些变化——因为国家档案往往反映的是旧制度。苏联解体刺激了俄罗斯和东欧的口述历史项目。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转型在亚洲也有类似的影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催生了新的采访项目，因为口述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乔治·华盛顿们和托马斯·杰斐逊们还活着。拉丁美洲和中东政权面临的挑战促使人们尽可能的记录和保存抗议者的记忆和经历。在国际上，口述历史也给那些在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人群发出更大声音的机会，从本土人、土著和原住民，到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群体。

战争、恐怖主义、飓风、洪水、火灾、流行病以及其他天灾人祸，促使口述历史学家去采访那些遭受创伤和折磨的人，并要求访谈者调整他们的方法。对那些遭受痛苦情绪困扰的人的同情日益成为口述历史学家讨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访谈的应用越来越有跨学科趋势，历史学家用来研究田野调察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家的需求，社会科学家用来评估定性研究的效益。新的理论兴趣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围绕记忆的研究。口述历史学家关心的不仅是人们记住了什么，还越来越关注人们忘记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表达这些记忆。

近年来，除了收集口述历史行动范围的扩大，在教学策略、舞台表演、展览和网站上，也出现了大量的对口述访谈的创造性应用。现在，不用花费时间和成本去路途遥远的档案馆就能够聆听、观看或者阅读口述访谈已经成为可能。视频访谈在互联网上尤其引人注目，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因此也促使那些访谈项目从音频转向视频。借助免费的互联网服务，网络摄像头使得虚拟的面对面访谈成为可能。口述历史会议上展示的各种口述历史的新应用反映了其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提出了警告。一方面，视频保存需要耗费大量的存储空间；另一方面，网民通常倾向于在观看一个视频片段几分钟后就转换至下一个目标，很少会像严肃的研究人员那样持续关注整个访谈。无尽的可能性需要与现实情况相平衡。

诉讼文化的兴起同样引发了口述历史学家的关注。有些法律诉讼指控一些在线访谈是诽谤。英国警方为调查北爱尔兰发生的一宗谋杀案而传唤一个保密访谈的尝试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一案件引发了国际关注。口述历史学家密切关注这个案件可能对他们的保密承诺造成的影响。另外的挑战还来自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缺乏一致性的行为给学术项目带来的麻烦。

所有这些问题都使对第三版的要求变得清晰起来。在准备编写这一版的过程中，记录下过去20年间发生的变化令人惊叹，然而看到在此期间有多少信息甚至语言已经过时也令人警醒。新版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后退一步来观看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全景，抛弃过时的参考资料，更新对于仍受关注的问题的讨论。对过去20年的回顾，也在本书的延续性方面提供了些许安慰。

口述历史的重点在于“做”

尽管看起来似乎与口述历史实践有关的一切都已发生了改变，但访谈本身却是基本不变的。无论是坐下来面对面还是使用某种电子通信工具，访谈中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未改变。因此，口述访谈的基本步骤是不变的：采访者需要做先期研究；了解如何操作设备；精心设计开放式的问题；与受访者建立融洽的关系；仔细聆听并提出进一步的问题；以及竭尽所能引出受访者坦率和真实的回应。口述历史也一直在保持着对标准的要求，这鼓励着口述历史协会不断更新其对最佳口述史实践规范的建议。

我不断追踪口述历史学家们在口述历史协会、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出版物中进行的讨论；参加过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捷克共和国、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口述历史会议。尽管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演讲主题都基于当地特色，但是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学家们分享着共同的方法和技术。我还编辑了《牛津口述历史手册（2011）》一书，它汇集了来自五大洲的40位作者的原创佳作。我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并且在本书这一版中吸收利用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接触到的口述历史都倾向于混淆而非肯定我们的推测，将矛盾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鼓励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历史事件。口述历史的价值不是来自去否定那些意想不到，而是要享受。通过加入更多元广泛的声音，口述历史并不会简化历史叙事，而是使之更加复杂——也更加有趣。

为了尝试更好地了解口述历史，一位朋友曾说：“哦，你是在做有声的历史。”这只说对了一半。口述历史是靠对话而存在和发展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采访者。访谈者的工作是向被访谈者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仔细倾听，同时要抑制自己同被采访者谈话的冲动。口述历史学家们在访谈时往往非常自律地保持着静默，而在参加专业会议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健谈。事实是，口述历史学家们是喜欢谈话的。作为唯一一类只和仍然在世的见证者们打交道的历

史学家，他们必须足够友好，能够与被采访者建立融洽的关系，让他们放松，并鼓励他们坦诚相待。在提问的同时口述历史学家们也在不断质疑自己的概念、方法和对新技术的应用。那些收集历史的声音的人，也在就如何从事和利用口述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

口述历史运动的真正影响可能要到未来很久才会完全呈现。从当代人物那里寻找证据意味着，研究者并不总是需要等待口述历史的档案馆公开某个访谈。只要有了自己的录音设备，他们就可以采访任何愿意回答问题的人。但是，随着一代代人的逝去，历史记录的参与者不再活在世上，未来的研究者将不得不依赖于早年间被收集、处理和存储在档案中的访谈资料。他们将怎样评价我们的工作？今天的口述历史会塑造未来人们所写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吗？还是会被视为肤浅的和多余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少将会被保留？又有多少会丢失？口述历史学家要超越他们自己当下的需要，而去思考他们的工作会为未来留下什么。

现在并不缺乏口述访谈手册和工作指南。它们反映了许多进行访谈的技术准则，因为写作的时期不同，作者的背景兴趣不同而在标准、实践、技术等方面存在差异。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记者、语言学家、老年学家等都为这一新兴的写作实践作出了贡献。这本书不仅吸收了上述学者的思想，还有我个人经验的总结。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不仅把访谈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还承担了美国参议院历史办公室（U.S. Senate Historical Office）的一个口述历史档案项目。

并不是每一位口述历史学家都同意这本书里提出的每一个观点，因为还没有一个关于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统一路径，非常规的方法有时候也会特别有效。公认的最佳实践模式的确立基于充足的理由，但每条规则都有例外。口述历史学家乐于接受创新和想象。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口述历史实践者首先考虑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然后意识到潜在的后果，而不是试图让所有的访谈者都像士兵一样整齐划一地前进。接下来的问题和答案涉及如此多的原则问题和潜在的陷阱，可能会吓到一些刚刚开始起步的口述历史学家。不要让对这些问题的顾虑阻滞研究的进程。口述历史访谈可能并不容易，但是通过与令人难忘的人见面并进行对话，并为未来保存那些曾经被忽视的侧面，这对研究者而言是极大的满足和回报。

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是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我们对访谈理论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是滞后于而不是超前于访谈实践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这本书想要为那些计划进行口述历史访谈和收集口述史料的人们提供实用的建议和合理的解释。它的重点在于“做”。计划对于一项口述历史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是我见过项目的执行者为多年没有实际地进行任何访谈而烦恼。他们担忧如何筹集资金，担忧什么类型的问题才是恰当的，担忧应该访谈哪些人，担忧哪些附加的问题是其他项目已经能够解决的。我的建议一直是，停止担心，而去实际地开展访谈。项目可以从小规模开始，随着筹措来的经费的增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再慢慢做大。只完成一次访谈就可以展现出项目的一些可见成果，资助者可以看到成绩，志愿访谈者则有一个可参考的模板。即使是一个不成功的访谈，也可以让一个项目从中吸取教训。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犹豫会带来风险：你非常想要采访的那些人物，在接受采访之前就去世了。因为口述历史学家永远都是在同生命的时钟赛跑。

（本文摘自唐纳德·里奇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邱霞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