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从汉代开始，关于“重瞳”的记载逐渐增多。这些“重瞳”的记载对象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君王圣贤为主，说明先秦人物的“重瞳”应多为后世补叙或附益之说。“重瞳”等等“异相”的内涵在汉代经历了从“相”到“天”再到“人”的深化扩展过程，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思想，也是一种造神现象。司马迁将“重瞳”作为项羽与舜帝相连的纽带，实际是表达了他对“天命”的怀疑和对英雄失败的感慨，与汉代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关联。

关键词：重瞳；舜；项羽；汉代；天人感应

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评论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

何谓“重瞳子”？史学界众说纷纭。有人按照字面意思将其解释为“一只眼睛中有两个瞳孔”；有人认为“重瞳”即双眼瞳孔内聚导致目光重叠，俗称“对眼”[①]；还有人称“重瞳”可能是白内障等眼病的早期症状[②]。

以今度古，一只眼中有双瞳孔之人闻所未闻，似乎缺乏说服力。而司马迁记录“重瞳”的短短一句话中，接连使用了“吾闻之”、“盖”和“又闻”三个推测词。同时，在推导两人关系时，更采用了设问句，将判断权留给了读者。从这种模棱两可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也认为这些说法并没有确凿证据。

倘若抛开局限于“重瞳”一词的考据，将目光投向“项羽重瞳说”的整体语境，则不难发现，“重瞳说”只是作为项羽与古代圣王舜相连的一条纽带而存在，主要目的是将读者的思路引至“项羽是舜的后代”之处。换句话说，只要能将项羽与舜附会，证据的具体内容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瞳亦可，其它似乎也并无不可。

既然舜与项羽重瞳的证据均不充分，那么司马迁为何要在无可无不可之间选择“重瞳”作为二者的联系呢？“重瞳”究竟是一种病变抑或还有其它内涵？本文试作一些分析。

一、“重瞳”的起源与记载对象

关于“重瞳”的记载虽然在古今文献中并不罕见，然而究其源头却集中于《史记》与《尸子》、《荀子》之中。

查阅先秦典籍，唯有《尸子》记载“舜两眸子”[③]，《荀子》记载“舜参牟子”。有意思的是，恰恰在“重瞳”问题上，《史记》与《尸子》、《荀子》形成了互证。如清人王先谦将“参牟子”训为“二瞳之相参”[④]，证据是裴骃的《史记集解》；而《集解》在注释项羽“重瞳”时，则征引《尸子》“舜两眸子，是谓重瞳”之语。但今本《尸子》卷下辑佚中此语却有一字不同——“舜两眸子，是谓重明。”[⑤]是否《尸子》在西汉还有其它版本，今人已不得而知[⑥]。总之，逻辑循环一周后，明确使用“重瞳”一词的文献记载，最早仍应从《史记》算起。

细读《史记》原文，“重瞳”的记载仅仅涉及舜与项羽二人。其中，“舜目重瞳”闻自“周生”，周生是何许人今亦无从得知[⑦]，而“项羽亦重瞳”并未说明出处。

除舜与项羽之外，在古代文献资料中还有许多关于重瞳人物的记载。为便于行文和讨论，笔者对其资料[⑧]进行了粗略整理，列表如下。

根据上表，可以对“重瞳”得出三条结论：

    其一，先秦人物少，汉代以降人物多。本表共统计13人，其中先秦人物4人，接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其二，先秦人物的生活时代与出现“重瞳”记载的文献时代有很大差异，而汉代及以后人物生活与“重瞳”的记载时间基本吻合。表中所列先秦人物的生活与记载年代，仓颉与尧、舜均相差近三千年，颜回相差一千多年；对秦汉项羽、王莽的“重瞳”记录基本属于当代人记近代事；而汉代之后各人则大多见于当朝正史之中。

    其三，被记载为“重瞳”的人物身份地位均比较崇高，以君王圣贤为主。在上表统计人物之中，圣贤与君王超过总人数的四分之三，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由此可见，“重瞳”记载的对象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君王圣贤为主，从汉代开始流行。先秦人物的“重瞳”应多为后世补叙或附益之说。这大体印证了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假说——所谓古史，其实更多是后人关于历史的种种“造说”的累积[⑩]。后世的统治者和文人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为“重瞳”增添了新的内涵，并寄托于古代圣贤身上，因而先秦人物的“重瞳”直至千年甚至几千年后才开始被文献广泛提及。

二、“重瞳”的内涵及转变

“重瞳”一词在文献记载中的常见义项，主要可以归为两类：

（一）重瞳是一种病变或缺陷

持这种观点的文献较少，笔者所见主要有《荀子·非相》：

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从者将论志意，比类文学邪？直将差长短，辨美恶，而相欺傲邪？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容貌之患也，闻见之不众，论议之卑尔。[11]

荀子将“参牟子”等与“长巨姣美”相对比，显然认为“参牟子”是一种不美的缺憾，然而瑕不掩瑜，身存病变或者缺陷并不能掩盖尧、舜、禹、汤作为明君圣贤的光辉。由此可见，在荀子的眼中，“重瞳”并没有被赋予神圣的意味。类似认为丑貌或特殊体貌并非圣人象征的文献还有一些，如《尸子》卷下：“禹长颈鸟喙，面貌亦丑矣。”[12]《孔丛子·居卫》：“禹汤文武及周公，勤思劳体，或折臂望视，或秃骭背偻，亦圣。”[13]

（二）重瞳是一种圣人异相

与先秦朴素直观的“重瞳缺陷论”相对，两汉乃至而后，人们大多不再认为“重瞳”是一种病变，而是将它看作一种“圣人异相”来称颂。所谓“圣人异相”，在班固等东汉主流学者看来，就是“天人感应”亦即“受命”的体现。天地万物将其特征反映在圣人身体上，而使之表现出与常人相异的面（体）貌。《白虎通·圣人》：

圣人皆有异表。《传》曰：“伏羲日禄恒连珠，大目山准龙状，作易八卦以应枢。”黄帝龙颜，得天匡阳，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颛顼戴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帝喾骈齿，上法月参，康度成纪，取理阴阳。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舜重瞳子，是谓滋凉，上应摄提，以象三光。《礼》曰：“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河疏江。皋陶马喙，是谓至诚，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汤臂三肘，是谓柳翼，攘去不义，万民咸息。文王四乳，是谓至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武王望羊，是谓摄扬，盱目陈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偻，是谓强俊，成就周道，辅于幼主。孔子反宇，是谓尼甫，立德泽所兴，藏元通流。”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14]

甚至著名的无神论者王充也认为“重瞳”是一种“天命”在圣人身体上的表现：　　　　　　　　　　　　　　　　

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见]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传言黄帝龙颜，颛顼戴午，帝喾骈齿，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汤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阳，周公背僂，皋陶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圣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辅主忧世，世所共闻，儒所共说，在经传者，较著可信。[15]

根据现有文献，这种“圣人皆有异表”的解释至少应产生于西汉前期。从前揭《尸子》“舜两眸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以及“文王四乳，是谓至仁”[16]看，似乎在战国后期“重瞳”和“四乳”便开始蕴含着“圣人皆有异表”的意味。但既然作者认为“禹长颈鸟喙，面貌亦丑矣”，并强调“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夫黄帝、尧、舜、汤、武美者，非其面也”，也就充分说明实际他还是主张身存病变或者缺陷并不能掩盖圣贤的光辉。因此，对“圣人异相”的真正表述还应该在此之后。具体时间虽不详，但根据《淮南子·修务训》：

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17]

从中亦可看出，在《淮南子》编撰之时，所谓“八彩”、“重瞳”、“参漏”、“四乳”和“马喙”等都已被视为圣人的“异表”或“异相”。稍后，司马迁写《史记》，在《项羽本纪》里称“项羽亦重瞳子”，在《高祖本纪》里称刘邦“隆准而龙颜”（这是正史中“龙颜”的最早记载），更说明“重瞳”和“龙颜”都是当时公认的“圣人异相”。

及至谶纬兴盛，到王莽改制，在“五德”、“三统”说的解释下[18]，上述“异相”不仅被完全固定下来，而且还“造作”了一些新的“异相”。前揭《白虎通》所提到的“戴干”、“骈齿”、“再肘”、“望阳”、“背偻”和“反宇”，就是“《传》”、“《礼》”即谶纬之书“造作”的成果[19]。终于，到东汉前期，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重瞳”的义项便完成了从一种病变或生理缺陷到“圣人异相”的转变。而且不仅“重瞳”，还有十一种“异相”，亦即“龙颜”、“戴干”、“骈齿”、“八采”、“三漏”、“再肘”、“四乳”、“望阳”、“背偻”、“马口”和“反羽”，也都被完全确定下来。所谓“十二圣相各不同”[20]。甚至作为圣人，在一人身上竟有几种“异相”。如《艺文类聚》卷一一《帝王部一》引《孝经援神契》曰：“舜龙颜、重瞳、大口。”[21]又《史记》卷四《周本纪》注引《帝王世纪》云：“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所以也无怪乎，作为一种身份和道德文化的象征，“重瞳”等等“异相”自汉代便大量进入了文献记载，乃至在《晋书》以后的各代正史和其它史料中都屡见不鲜。

至于“重瞳”等等的内涵为何会在汉代发生转变，则要从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中探寻。

三、“圣人异相”与汉代的造神运动

徐复观先生认为，在西汉前期曾流行一种人与“天”通的观念。如董仲舒云：“身犹天也。”[22]它不仅以身体器官模拟天地万物，而且强调“天”的作用也必须通过人来实现。“这实际是由以天为中心的天人关系，转到以人为中心的天人关系。”[2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瞳”等等“异相”的内涵在汉代发生了从“相”到“天”的转变，即从一种与“天”毫无联系的单纯的肉体性病变，转而成为“天命”在“圣人”身体上的映射，并由此还进一步使人联想到凡“受命”者都可以通过其面（体）相反映出来。因此，种种“异相”的内涵再由“天”到“人”，而化为“天命”赋予“圣人”的统治权。这就使得“重瞳”等等由一种或几种“圣人”才拥有的“异相”，被进一步引申为凡“异相”者都应是“天命”的赋予者。

不过，与其说“重瞳”等等“异相”乃是“天命”和“圣人”的象征，毋宁说是汉代的一种造神现象。如前所述，关于“圣人异相”的记载在先秦时期基本没有，这与春秋战国推崇“霸道”即功利主义有着莫大关系。尽管其“天”、“帝”、“神”、“鬼”系统并没有被完全破坏，但“当今争于气力”[24]的看法却无疑是整个时代的潮流。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25]、“彼可取而代也”[26]，就足以证明。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随着秦亡汉兴，统治阶级日益感受到了“神道设教”的重要与必要。因为亡秦的历史教训已经充分证明：仅仅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并不能长治久安，要想更好地维护统治，还必须采用防患于未然的精神武器。否则的话，只要一有风吹草动，人们便会萌发“彼可取而代也”的反叛意识，甚至于揭竿而起。所以，尽管汉家王朝的建立完全是“争于气力”，但为了证明其统治的合理性，以消弭各种可能的隐患，许多儒生，也包括皇帝在内，还是逐渐否认了“争于气力”的事实，并试图采用自殷周以来的“天命”说来进行解释[27]。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在“天人感应”的具体描述下，汉王朝便完全确立了可以为自己罩上神圣光环的“受命”理论。史载元朔七年（公元前122年），武帝“幸雍祠五畴，获白麟”，因终军以为“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武帝便“由是改元为元狩”[28]。

根据诸多经学家的阐释，汉代“受命”论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受命”而王所应具有的种种标志和象征，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灵芝、龙颜、重瞳等。此即所谓“祥瑞”、“符瑞”或“异相”。仅就后者而言，在史书和谶纬中都有着大量记载。诸如：伏牺“蛇身人首，有圣德”；炎帝“人身牛首，有圣德”；黄帝“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颛顼“首戴干戈，有圣德”；帝喾“生而骈齿，有圣德”；尧“眉八彩”，“身长十尺，有圣德”；舜“目重瞳子，故名重华。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禹“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钤，胸有玉斗，……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汤“号天乙。丰下锐上，晰而有髯，句身而扬声，身长九尺，臂有四肘，是曰殷汤”；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武王“骈齿望羊”；汉“高帝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29]；等等。这就使得“异相”如“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成为汉家“受命”的一个重要标志[30]，并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又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造神运动。以王莽为例，为了名正言顺地夺取西汉政权，便根据尧舜禅让、汉家尧后而编造了王氏舜后亦当有“重瞳”异相的《自本》[31]。可以毫不夸张说，这才是“重瞳”等等“异相”的内涵在汉代发生了从“相”到“天”再到“人”的转变的主要原因。

当然，和“祥瑞”相比，“异相”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居于次要地位。这主要是由于前者的操作空间大，实际也就是造假的余地大，效果好，也比后者更易于宣传和掩饰。譬如黄龙、麒麟、凤凰、甘露、朱草和灵芝等，这些“祥瑞”均可谓说有即有、说无即无的东西[32]，关键乃在于认定。如《论衡·验符》记载，在宣帝时，关于“凤凰”下于彭城是否可视为“祥瑞”的争论，就是一例。

宣帝时，凤凰下彭城，彭城以闻。宣帝诏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凤凰当下京师，集于天子之郊，乃远下彭城，不可收，与无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为一家，下彭城与京师等耳，何令可与无下等乎？”令左右通经者语难翁一。翁一穷，免冠叩头谢。[33]

而“异相”作为一种体貌，则很难造假。因为除了古人无法验证外，如果哪个帝王将相真有某种“异相”的话，世人或多或少都能够看到。所谓“仓颉四目”，即已成了神话（附图）。而且历史证明，即使真有“异相”，实际也未必真有“天命”和作为。且不说项羽，王充便明确指出：“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晋文骈胁，张仪亦骈胁。如以骨体毛色比，则王莽虞舜，而张仪晋文也。”[34]所以也无怪乎，许多频繁出现在汉唐文献上的“异相”以后都很少记载[35]。同样，由于“重瞳”很可能是一种眼疾，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因而也决定了它比其它“异相”要更多地见于记载。在前揭《晋书·载记》中，便描述后凉吕光为“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36]。在《新五代史》中，亦记载了北汉刘崇（旻）“美须髯，目重瞳子”[37]；南唐李煜“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38]；后梁康王朱友孜“目重瞳子，尝窃自负，以为当为天子”，以至于做行刺末帝朱友贞之事[39]。

再回到项羽的“重瞳”记载看，司马迁对《史记》的撰写正处于西汉王朝接受“受命”理论而“天人感应”学说开始兴盛之时。这应该是他采纳项羽“重瞳”传闻，并将其写入《史记》的一个根本原因。

众所周知，在《史记》中，司马迁并没有戴着成王败寇的有色眼镜将项羽写作汉朝的逆贼，反而始终抱有一种赞赏与同情他的态度。因此，在当时那种将“重瞳”等等“异相”神圣化的思潮下，对项羽的“重瞳”记载实际就是要表达作者的怀疑和感慨——同样是拥有“重瞳”，舜帝成为了传说中的圣人，项羽却身死功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天命”的存在，也不能不令人感慨英雄的悲剧。而刘胜项败究竟是因为“天命”，还是取决于“人事”，一句“何兴之暴也”便已说明。

（作者简介：晋文，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怡冰，女，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烟台市开发区工委群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