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六月己未（25年8月5日），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县随之改为高邑县。数百年间没有不同的看法。北齐天保七年（556年），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界（今河北高邑县高邑镇）。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设立了柏乡县（治今河北柏乡县柏乡镇），鄗县（高邑）故城、千秋亭遗址属于柏乡县管辖。汉光武帝鄗南即位处，由一个高邑县来管辖，变成了与高邑、柏乡两个县有联系。两个县有着先后重叠的辖区，有着交集的建置沿革，有着共同的历史资源，为分歧看法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从唐朝开始对于鄗城、千秋亭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不同说法，甚至有时同一作者同一部书，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明朝天顺年间以来，出现了柏乡县鄗南千秋亭与高邑县千秋台两种不同的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的说法。虽然两个县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争论了五百年，现在事实已经搞清楚，但至今学术界对于鄗南千秋亭刘秀即位处是在柏乡县还是在高邑县的两种看法依然并存^[①]。笔者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发表了《汉光武帝即位处：千秋亭与千秋台异同考》一文，从史料记载比较两者根据，从时间来看两者先后，从形制来看两者不同的类型，从名称来看两者不同的含义，从地理方位距离来比较两者的位置，追根溯源，认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在鄗南千秋亭可信，而非千秋台。但仍然有些问题需要论证，笔者不揣浅陋，再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观察，搜集从东汉至清朝有关鄗城、千秋亭记载的资料，结合考古勘探，稍作梳理分析，对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即位处文献记载的来龙去脉稍作述评，对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略述管窥蠡测之见，抛砖以引玉。

一、东汉两晋南北朝对于汉光武帝即位处记载述论

更始三年（25年）初，刘秀在河北不仅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②]为了凝聚人心，向全国发展，即位称帝建年号昭示天下，提上了议事议程。正月，马武等诸将建议刘秀还蓟城（今北京市西南）即尊位，未果。四月^[③]，兵南下至中山（治今河北定州市市区），“将军万脩得《赤伏符》，言光武当受命。”^[④]诸将再次上奏，刘秀不听。行至南平棘（治今河北赵县赵州镇固城村），耿纯从群臣期望攀龙鳞附凤翼的角度，恳切建议刘秀尽快正号位，刘秀心有所动。

行至鄗县（治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村鄗城遗址），刘秀把在洛阳前线的冯异召回询问前方战况、四方动态，冯异建议刘秀，“天下无主，宗庙之忧，在于大王。宜从众议，上为社稷，下为百姓。”^[⑤]即位称帝。刘秀坚定了称帝信心，并言梦乘赤龙上天。实际上，刘秀表示同意即位称帝。趁热打铁，冯异遂与诸将商议上尊号事。适逢其时，刘秀太学同舍生彊华自关中奉《赤伏符》到，《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⑥]《赤伏符》中，不仅有刘秀的姓名，而且有“四七之际”的预言，刘秀自称：“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起”^[⑦]，以此附和《赤伏符》的“四七之际火为主”。李贤注言：“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⑧]陈苏镇认为：李贤之说有“冗赘附会”之嫌。《河图赤伏符》中的刘秀，有可能是改“刘季”为“刘秀”而成的，最初刘秀指刘歆，“将‘四七之际火为主’理解为孔子预言刘邦建立汉朝的相对年代，更合《赤伏符》等谶记作者的本意。”^[⑨]古人解释各不相同，牵强附会则是一致的。到刘秀大军驻扎于鄗县城时，按照刘秀君臣的解释，刘秀姓名载于符册，与“四七之际”时间相吻合。彊华《赤伏符》与将军万脩在中山所献的相同，因此，诸将上奏曰：“受命之符，人应为大，万里合信，不议同情，周之白鱼，曷足比焉？上无天子，海内淆乱。符瑞之应，昭然著闻，宜荅天神，以塞群望。”^[⑩]两汉之际，符命盛行，王莽曾借助符命代汉称帝，刘秀很注意符命问题，诸将也强调符命，并且相信《赤伏符》。再则，因“汉末有火德之说，故曰‘赤’。符者，帝王受命之信物，即所谓符瑞、符应，谶纬书恒词。”^[11]因此，《赤伏符》成为刘秀即皇帝位的符命。

至此时，刘秀经过在河北艰难而有成效的经营，不仅形成了独立的军事政治集团，有稳固的势力范围，有军事实力的支撑，有政治力量的支持，有财政经济的来源，有符命谶纬的依据，有群臣攀龙鳞附凤翼向往荣华富贵的心理追求等。与此同时，强势的更始集团出现了衰败的征兆，其他集团也粉墨登场或跃跃欲试要称帝号。在这种情况下，刘秀即位称帝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趋成熟，机会不容错过。刘秀“乃命有司设坛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12]六月己未，在鄗南千秋亭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定国号汉，立年号建武。由此，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成为东汉开国的起点，汉光武帝即位成为鄗城历史上标志性事件，载入了史册。

汉光武帝鄗南即位，除《东观汉记》《后汉书》上述记载外，《汉书》载：“鄗，世祖即位，更名高邑。”^[13]又载：“世祖即位于冀州。”^[14]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载：“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刘昭注引《春秋保乾图》曰：“建天子于鄗之阳，名曰行皇。”^[15]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亦载：“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16]《汉书》、《东观汉记》、《续汉书》、《后汉书》等四种纪传体史书与编年体史书《后汉纪》在记述汉光武帝即位于鄗城这一点上，并无差异，注释者引用的纬书亦言：“建天子于鄗之阳”，似乎天意亦如此。具体详细者言：“鄗南千秋亭五成陌”，简单粗略者说：“世祖即位于冀州”、“光武即位于鄗”、“即皇帝位于鄗”，地域范围有大小不同，具体地点有详略之别，但并无矛盾之处。其中《汉书》、《东观汉记》，均是东汉人记述当代的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杜笃的《论都赋》曰：刘秀“受命于皇上，获助于灵祇。立号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运筹出奇；虓怒之旅，如虎如螭。”^[17]班固的《两都赋》言：“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李贤注曰：“跨，据也。言光武度河据北岳，遂即位于鄗，而改鄗为高邑也。”^[18]由于鄗县改名为高邑，杜笃、班固所说的“立号高邑” ^[19]，即刘秀在高邑称帝立号，与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位含义基本相同，是汉光武帝刘秀在鄗南即位称帝的另一种表述。许慎撰《说文解字》亦记载：“鄗，常山县也。从邑高声。世祖所即位，今为高邑也。”清朝人段玉裁引《汉书》、《后汉书》所言为证，说：鄗，“今直隶赵州柏乡县之北二十里有故鄗城是也。”^[20]东汉人许慎说的很具体，清朝人段玉裁注释的很准确。蔡邕的《光武济阳宫碑》亦言：“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己〕未，即位于鄗县之阳，五成之陌，祀汉配天，罔失旧物” ^[21]。记述了汉光武帝即位的时间、地点等。《论都赋》、《两都赋》、《说文解字》、《光武济阳宫碑》四种文献所言，无论是“高邑立号”，还是鄗“世祖所即位”，或是“即位于鄗县之阳，五成之陌”，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都证明了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位的可靠性。

上述九种记载中，有六种是东汉人所记述的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事，“地近则易覈，时近则迹真”^[22]，地理位置距离越遥远讹传就会越来越增多，时间年代越久远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时间越是近而原始性强的文献，也就保存了比较多的真实因素。上述所列举的著述都是原始性、或比较原始性的记载，可信度比较高，奠定了后人记述、研究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文献记载的基础，是后世研究刘秀即位处的原始性文献，成为后学引用、注释、疏证的传世文献。

刘秀鄗南千秋亭五成陌称帝后，大军云集于鄗，“高邑军食急。（寇）恂以骊马送谷，前后不绝。”^[23]建武元年七月己丑^[24]，刘秀幸怀县（治今河南武陟县大虹桥乡土城村），离开了鄗城。自即位至离开前后约一个月的光景^[25]，虽然时间短暂，但影响却久远，东汉开国，典章制度的建立开始于此，统一全国的战争开始于此，封侯拜官开始于此等，这里成为东汉的起点。

汉光武帝即位于鄗后，冀州刺史治所驻于鄗城。冀州刺史部辖魏郡、渤海郡、常山国、中山国、安平国、河间国、清河国、赵国等九个郡国，下有邺县、馆陶、井陉、望都、南皮等一百个县邑侯国。先后有庞萌、窦融、郅寿、阮况、应顺、左雄、冯直、周举、苏章、郭旻、蔡衍、朱穆、王纯、杨弼、张方、王考、羊陟、李邵、皇甫嵩、刘焉、公孙度、王芬、巫捷、王闳、贾琮、韩馥等二十六人在此处担任冀州刺史^[26]，这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冀州刺史治所在鄗城时期的名单，随着考古的发现今后也许会有所补充。这是刘秀在鄗城即位称帝带来的政治效应，也是鄗城史上辉煌的年代。东汉末年^[27]，冀州刺史治所迁移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邺镇、三台）。这也从侧面证明鄗城是汉光武帝即位处。

东汉时代，在冀州刺史之下，在高邑县令之上，还有承上启下的常山郡太守或常山相，他们也有一些与汉光武帝鄗南即位处相关的活动。如唐李贤注“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引《水经注》曰：“亭有石坛，坛有圭头碑，其阴云：常山相陇西狄道冯龙所造。坛之东，枕道有两石翁仲，南北相对焉。”^[28]《初学记》卷八《州郡部》引《水经注》曰：“汉明帝北迴，诏高邑于光武即位所建石坛，立珪头碑。”《太平寰宇记》卷六〇《河北道九·赵州》引《水经注》云：“汉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即位于此，有石坛，坛有珪头碑，即帝所建。”上述三种文献，都引用了《水经注》，都涉及到汉光武帝即位处，都说到了石坛、圭头碑，这是共同之点，可见石坛、圭头碑的确曾经存在过。不同之处：一是石坛建立的时间，《初学记》记载为汉明帝下诏，在高邑建立，《太平寰宇记》记载为汉章帝时。二是建造者，李贤注记载为常山相陇西狄道冯龙造，《初学记》记载为高邑建，《太平寰宇记》记载为汉章帝建。何是何非，不妨先看一下有关记载。《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五年冬十月，汉明帝“行幸邺，与赵王栩会邺。”“至自邺。”这里“行幸”、“至自”，是皇帝到何处、从何处归来的习用语。《后汉书·章帝纪》载：建初七年九月“己酉，进幸邺，劳飨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门阑、走卒，赐钱各有差。劳赐常山、赵国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辛卯，车驾还宫。”元和三年二月“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出长城。癸酉，还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明日，又祠显宗于始生堂，皆奏乐。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复元氏七年徭役。己卯，进幸赵。庚辰，祠房山于灵寿。辛卯，车驾还宫。”从《后汉书》记载看，无论是汉明帝、汉章帝都没有到过高邑县城，可见《太平寰宇记》所引用的《水经注》不可靠，所谓的汉章帝建不可信。《初学记》所言汉明帝下诏高邑建石坛，当有此事，不会是汉明帝北巡时，因为永平十五年四月封皇子刘昞常山王之后，才可能有常山相，永平五年时不可能有常山相冯龙出现。前人引用他人著述往往各取所需，不是照录原文，所以上述三种引文都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水经注》原文，再加上今本《水经注》无此记载，已经属于是佚文，还有在传播当中发生一些讹误都是可能的，相比较李贤注详细些。笔者认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石坛、圭头碑，当是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四月以后下诏建立的，具体主持建造者中有常山相陇西狄道冯龙。这是目前所知最早建立的汉光武帝纪念碑。近两千年过去了，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石坛、圭头碑，虽然早已遗失，并不影响作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存在的证据。

鄗城在东汉时，不仅是冀州刺史的治所，而且是高邑县的治所。元和三年（86年）“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29]祭祀汉光武帝于即位坛，成为高邑县令的职责。东汉众多得县令在此任职，因年代久远，职卑位低，史籍中记载下来的县令很少。如东汉汝南（治今河南平舆县北）人周熙^[30]、河内修武（治今河南获嘉县南阳故城）人蔡湛^[31]等。鄗县、高邑县令的名单，有可能也会随着考古的发现知道的越来越多。此事也可以证明汉光武帝即位于鄗南千秋亭。

对于鄗城、千秋亭的位置，从东汉时开始就学者进行注释说明，南阳人李奇注“军败鄗下”曰：“鄗，音羹臛之臛，常山县也。光武即位于此，故改曰高邑。”^[32]说明了汉代鄗城隶属于常山，汉光武帝即位于此地，改名为高邑。晋朝人杜预注《春秋左传》鲁哀公四年的“鄗”曰：“鄗即高邑县也”^[33]。北齐人魏收记载：“高邑。二汉属常山。前汉曰鄗，后汉光武改，晋属。有墠亭祠、汉光武即位碑。有高邑城。”^[34]以上的注释与记述，均是在北齐天保七年（556年）高邑县治所未迁往房子东北地界之前所作，所说鄗、高邑、故鄗、高邑城的地望，均指今柏乡县固城镇固城店鄗城遗址而言。

如果说上述仅仅是传世文献的记载，那么在实物史料方面，有保存至今的鄗城遗址、千秋亭遗址等遗迹。

鄗城遗址的范围，目前已经基本勘探清楚，东西、南北各一千六百米，总面积二百五十六万平方米。城墙宽二十五米，最宽者四十二米。城三面有城门，城内有四条道路，目前发现有四十二处文物点^[35]。鄗城遗址曾出土古铜箭簇，形制与邯郸市插箭岭出土者相同。虽然鄗城古城墙在逐年颓残消磨，但破碎的汉砖、陶器、布纹瓦等触目可见。城内春秋战国、两汉、唐宋文化层多处存在。在鄗城遗址周围，东小京村出土的有铭文的战国象牙干支筹^[36]。鄗城遗址是一处春秋以来的古城是可信的。

千秋亭遗址位置的范围，目前也已经勘探清楚，在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村西，南北四百六十米，东西四百八十米，坛宽一百二十米，坛体分三层^[37]。在千秋亭遗址曾出土的带有“鄗”字的陶碗和带有“千万”铭文的瓦当残片等。千秋亭遗址周围，还有汉光武帝庙，出土有汉代石人等。千秋亭遗址有即位坛也是可信的。

上述所列举的考古勘探资料，都可以证实传世文献记载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记载是可靠的。

东汉时代，笔者目前所知记述汉光武帝鄗南千秋亭即位的六种文献，是研究汉光武帝即位处的文献源头所在，是学者研究、论证的原始文献，是学人注释、疏证的元典文献。两晋南北朝人撰著的相关文献，丰富了前人的记述，留下了当时有关遗址、遗物情况的记录，是不可多得珍贵文献。现在的考古勘探证实了相关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有关鄗城、千秋亭遗址的地点方位、数据，有助于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十分宝贵。

二、唐宋对于鄗城、千秋亭记载述论

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作为东汉开始的标志，不仅东汉两晋南北朝人有记载，而且继续为唐朝人所关注，留下了可贵的文献资料。

《金石录》载：“唐立汉光武皇帝碑。李云撰，卢规行书。开元十九年十月。”^[38]可惜未著录其内容，未说明立于何处。宋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170年1月11日）路过柏乡县汉光武庙的使者楼钥《北行日录》记载，汉光武庙“碑石露立者凡四：一开元十九年，本郡进士李云撰，范阳卢规书；一开元廿二年立，皆对偶文也。”^[39]《金石录》与楼钥《北行日录》相对照，可知唐立汉光武皇帝碑，是竖立在柏乡县汉光武庙前的碑刻，并具体说明李云是本郡即赵州进士，卢规是范阳人，这条记载可补《金石录》等文献之阙。所谓“开元廿二年立”者，是“唐光武即位坛碑。王预撰。行书。开元二十二年四月。”^[40]楼钥《北行日录》记载了唐开元年间所立的两碑，“皆对偶文也”，说明了碑文的体裁。在乾道六年正月十二日癸亥（1170年1月30日）归程中，楼玥“又六十里宿柏乡县，与去伪以马前行，再读光武碑。”^[41]两次亲眼阅读而记载下来的资料是可信的。唐玄宗开元年间立的两块碑刻，说明唐朝人认同此处是汉光武帝即位坛的位置。

李吉甫曰：“汉世祖庙，一名坛亭，〔柏乡〕县北十四里，鄗县故城南七里，即世祖即位之千秋亭也。后于此立庙，故《后汉书·帝纪》云：肃宗孝章帝元和三年三月丙子，诏高邑令祠光武于即位坛，是也。”^[42]李德裕把汉世祖庙记载于柏乡县辖区，说明了汉世祖庙，与鄗南千秋亭汉光武帝即位处的密切关系，并具体标注了千秋亭的地理位置，留下了千秋亭的具体坐标。

同时，对于鄗城地望的注释出现了一些变化。

有的学者根据实际情况将高邑改成了柏乡。如唐章怀太子李贤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曰：“其地在今赵州柏乡县。” ^[43]根据行政建置变迁，注明了其地在唐朝的赵州柏乡县，这种说法成为后世的主流看法。

有的学者仍然沿袭了赵郡高邑的说法，如杜佑记述“后汉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前汉元始中郊祭故事。”自注曰：“今赵郡高邑县”^[44]。“鄗之阳”，应在在唐代赵州柏乡县鄗城之南，而唐朝“赵郡高邑县”治所，实在赵州柏乡县鄗城西北十五里处，并非是“鄗之阳”而是在“鄗之阴”了，杜佑此注还停留在高邑县未与柏乡县分离之前的认识上，与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不符合，这种说法亦被后人继承^[45]。

但我们应当看到，李贤在注明“其地在今赵州柏乡县”的同时，注释《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的 “行至鄗”也说：“县名，今赵州高邑县也。”^[46]杜佑在注明鄗是“今赵郡高邑县”的同时，也说：“高邑，汉之鄗县。光武即位，更名高邑。”“柏乡，汉鄗县地。汉光武即位坛在此。”^[47]李贤、杜佑在同一部书说同一个地点时，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并且都为部分后学所认同，这是唐朝以来直至现代两种看法的源头所在。

唐朝人刘希夷曰：汉世祖刘秀，“长驱过北赵，短兵出南燕。太守迎门外，王郎死道边。升坛九城陌，端拱千秋年。”^[48]九城陌当为五成陌，千秋年中蕴含着千秋亭之意，表达了刘秀即位于千秋亭五成陌之意。

有时鄗城仍然是兵家必争之地。天祐七年十二月丁丑（911年1月24日），后梁将王景仁率军进驻柏乡，晋军扎营于野河（今槐河）北，两军夹河对峙。十二月癸未（911年1月30日），因时度势，晋军主动退保鄗邑。天祐八年正月丁亥（911年2月3日），两军在鄗南列阵交战，晋军精心谋划，扬长避短，诱敌出战，以逸待劳。下午，乘梁军饥渴斗志锐减之机全面反击，呼声震天动地，士气锐不可当，“自鄗追至于柏乡，横尸数十里，景仁以十余骑仅而免”^[49]。鄗邑之战，改变了梁晋的战略格局。有人也用高邑来表示鄗城，如对上述梁晋鄗邑之战，《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周德威传》等均载晋王李存勖军驻鄗邑，而《资治通鉴》载：周德威曰：“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因此，晋军“拔营，退保高邑。”胡三省注曰：“高邑，汉鄗县，光武更名高邑，唐属赵州。”^[50]这里的“高邑”注明了是“汉鄗县”，即仍然是指鄗城而言。

五代唐庄宗李存勗东都称帝，在鞠场中筑即位坛，又下令修鞠场。张宪言：“即位坛，王者所以兴也。汉鄗南、魏繁阳坛，至今皆在，不可毁。”别治宫西为鞠场。场未成，庄宗怒，命毁坛以为场。张宪曰：“此不祥之兆也！”^[51]张宪所言表达了对王者即位坛神圣性的认识和敬畏之情，当然亦有社会忌讳心理蕴含在其中，并提供了汉光武帝鄗南即位坛在五代后唐时代仍然存在的信息。

还有人把“鄗邑之坛”作为即位称帝的象征，如后晋少帝称：“先皇帝昔当草昧，方在龙潜，未登鄗邑之坛，始有晋阳之难”^[52]。这里的“鄗邑之坛”是作为历史典故说的，比喻即皇帝之位。南宋人亦把“鄗邑筑坛”作为即位称帝的喻称，如周必大言赵子崧，“又能诋诃闰位，纠合齐盟，鄗邑筑坛，遂参佐命。”^[53]用“鄗邑筑坛”来表示宋高宗赵构即位称帝。可见刘秀鄗邑即位，已经转化为皇帝即位的标志，对于后代影响深远。

后人在鄗南千秋亭汉光武帝即位坛附近建造了光武庙，树立了汉光武即位碑，不仅是汉光武帝即位处的纪念地，是文人学者缅古抒情的场所，是黎民百姓的许愿还愿之地，有时也成为帝王的祈祷之处，晋王李存勖在天祐七年十二月“乙酉，致师于柏乡，帝祷战于光武庙。”^[54]祈祷汉光武帝的威灵助战保佑自己克敌致胜。

宋朝人也关注汉光武帝鄗南千秋亭即位处问题，留下了自己的看法和记载。

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六〇《河北道九·赵州》高邑县载：“光武碑。《水经注》云：汉章帝北巡至高邑，亦光武即位于此，有石坛，坛有珪头碑，即帝所建。”同卷柏乡县载：“高邑故城，在（柏乡）县北二十一里，本汉鄗县也。汉光武庙，一名坛亭，即千秋亭，在县北十四里，光武于此坛登位。”同一书同一卷同一州记载同一件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事，但有两个不同的表述：高邑是“光武即位于此”，柏乡是“光武于此坛登位”，光武帝刘秀与大臣们会分身术吗，在两个地方分别即位、登位？乐史把东汉的高邑与宋代的高邑混淆为一，把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和唐朝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两个不同角度记载本来不错的资料放错了位置，这既是他对名同地异认识不清，也是未亲临其地考察造成的弊端。

南宋王应麟注释“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曰：“更名高邑，今赵州高邑县。后汉注即位坛在柏乡县。柏乡，熙宁五年省入高邑。”^[55]注释“鄗”曰：“光武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因改曰高邑。高齐移高邑于汉房子县东北，今高邑县是也。隋于汉鄗城南十八里改置柏乡县，属赵州，故城柏乡县北二十一里。”^[56]注明了鄗县更名为高邑，因王应麟身在南宋对于北方行政建置、区划变迁说的不准确，各地之间的距离也并非十分准确，但大体位置没有错误。

隋唐以来的鄗城、千秋亭，因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大道的重要位置，是商旅宾贡往来、黎民百姓迁徙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宋出使金朝使者的途经之处。宋朝使者有些人撰写日记，如周煇《北辕录》、范成大《揽辔录》、楼鈅《北行日录》、程卓《使金录》等，记述了他们途经千秋亭、鄗城时的情景，记下了汉光武庙的状况。如楼鈅《北行日录》乾道五年十二月十八日（1170年1月11日）载：“道中过汉光武庙，有塑像坐而侍者四人，云是宰相不著姓氏，壁间画二十八将，庙屋止一间，廊庑故基甚广，碑石露立者凡四：一开元十九年本郡进士李云撰，范阳卢规书；一开元廿二年立，皆对偶文也。余皆本朝所立。有二石人皆腰斩道傍，俗云，光武欲北渡滹沱，有二人捧浆以进，行数里，恐追袭者得其踪，复还斩之。或云，夜遇二人问途不应，怒而斩之，已乃石也。”^[57]程卓的《使金录》嘉定四年十二月十七日（1212年1月22日）载：“行二十里许，光武庙在道旁，壁绘二十八将，皆左衽。庙前二石人腰断，俗传光武经过遇道上人，问途不应，以龙辉剑斩之。大小石碑二：其一《后汉光武皇帝庙记》，一云《重修光武庙记》。”^[58]楼鈅《北行日录》，记载了当时光武庙的规模止有一间，内部塑像、壁画的情况，碑刻露天树立等情况。程卓记述了光武庙的位置在道旁，二十八将皆左衽，大小石碑两块等情况，两人不约而同地记述了光武斩石人的传说，楼玥还记载了两种不同的石人传说。楼玥《北行日录》，记载了唐代开元年间所立碑刻的情况。上述记载可与赵明诚的《金石录》相互参证，既可以知道作者的时代，又可以了解作者的籍贯，十分珍贵。对于宋碑，则笼统地说“余皆本朝所立。”程卓《使金录》则曰：“大小石碑二：其一《后汉光武皇帝庙记》，一云《重修光武庙记》。”使楼玥《北行日录》的记载具体化，两者相互补充，互相认证。诸如此类的记述，提供了宋金时代光武庙的信息，弥足珍贵。

宋金时代，有些人以光武庙等为对象，撰写诗篇抒发自己的感受。如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贺金章宗生辰使者许及之，路过柏乡祭拜汉光武庙，撰写的《光武庙》诗曰：“真人祠殿柏乡边，下马焚香我谒虔。思汉民心今戴宋，密祈兴运早中天。”^[59]既说明了光武庙在柏乡，又表示了自己心中的愿望。范成大的《光武庙》诗序曰：“在柏乡北。两壁有二十八将像。庙前有二石人，皆自腰而断，俗传光武夜过，以为生人，问途不应，剑斩之云。”记载了宋金时代刘秀斩石人的传说。“云台列像拱真人，野老犹夸建武春。不用剑锋能刜石，冰河一瞥已通神。”^[60]记述了当时柏乡人对于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此的自豪情感，描绘了刘秀打天下的神奇传说。金人赵秉文作诗曰：“山川扶鄗邑，日月拱东都。社稷千秋里，风云四达衢。”^[61]鄗邑、东都、千秋，不仅说明两者存在的情况，而且说明了光武庙与汉光武帝即位处的关系，鄗邑与东都并列，点出了鄗南千秋亭即位处的历史意义。金末元初的元好问，不仅撰有《柏乡光武庙》，赞颂汉光武帝，而且还写了《秋日载酒光武庙》，记载河南宜阳县三乡的光武庙等。

上述记载说明了唐宋金时代鄗城、千秋亭、光武庙的存在状况，诉说着他们缅怀古人、感慨现实的情感，体现着汉武帝刘秀鄗南千秋亭即位的深远影响。

唐宋金时代，学者们在前人记述鄗城、千秋亭的基础上，用三种方法表达了他们对于鄗城、千秋亭的看法。一是用注释诠释地名的方法，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由于对于地名变迁不太了解，对于同地而异名、异地而同名、地析而民散等复杂情况不清楚，对于地存而改易其名、名存而迁移他地的纷纭变化不熟悉，或者材料来源不同、失于考辨等导致了有时注释的错误。二是运用编著的方法，记载了鄗城、千秋亭的地理位置、行政建置沿革等情况。三是用笔记记载了鄗城、千秋亭、光武庙的当时情况，用诗歌的形式以汉光武庙为题抒发了他们的缅怀汉光武帝刘秀的情怀。诸如这些都保留了珍贵的资料，说明了唐宋金时代鄗城、千秋亭、汉光武庙的情况，证明了人们对于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即位处的认同。

三、元明清对于鄗城、千秋亭记载述论

从周代起，今北京就是燕国、蓟国的都城，两汉时代作为燕王、广阳王都城，辽金作为南京，都是作为地方性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中心存在。元世祖忽必烈改名大都，成为大一统的元朝都城，燕赵之地随之变成了腹里京畿。明成祖迁都北京，燕赵故地转化为北直隶。清朝定鼎北京，北京周围地区成为畿辅之地、首善之区。柏乡县正处于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干线上，南北往来的学者、官员、外国人经过鄗城、千秋亭、光武庙等，留下了许多记载，当地文人学者也撰写了一些诗文篇章，通过这些著述文章，我们得以了解元明清时代鄗南千秋亭光武帝即位处的情况，知道人们对于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的看法。

元朝人胡三省注周显王十二年(前357年) “魏、韩会于鄗”曰：“班志，鄗县属中山郡。此时为赵地，后汉改曰高邑，唐为赵州柏乡县、赞皇县地。”^[62]胡三省注虽然把“常山”误为“中山”，但所说建置沿革还是比较准确的。

王恽多次来到柏乡光武庙，写下了《谒光武庙》、《柏乡光武庙》、《光武庙》等诗作，记载了光武庙的地理位置，当时情形，称：“奉诏趋龙朔，驱车过鄗南。坛倾余里陌，庙古老松杉。”^[63]说明元朝时，鄗南汉光武帝即位坛，已经是“坛倾余里陌”，汉光武庙是“庙古老松杉”。陈孚的《鄗南光武庙》，被《明一统志》、《柏乡县志》等多处、多次转载。无论是《柏乡光武庙》，还是《鄗南光武庙》，都说明元代时鄗南光武庙在柏乡县境内的古鄗城之南。

《元一统志》载：五城陌，“在柏乡县北十八里，汉光武即位处，有二石翁仲尚在。至今真定府赵州境内。”^[64]虽然把“五成陌”说成“五城陌”，距离说为十八里与其他记载不同，但说汉光武即位处位置在“柏乡县北”等，还是比较准确的。

明清时代，鄗城、千秋亭在南北交通大道线上，“凡皇华星昭之出入，朝觐宾贡商旅之往来，无不由斯道也。”^[65]成为政府官员出入京师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经过鄗城、千秋亭的官员、学者，有的撰写笔记记录其事，如清代云南沅州知州王定柱《鸿泥五录》、湖广总督林则徐《丁酉日记》，河南学政瞿鸿禨《使豫日记》，华学润《辛丑日记》等。有的撰写诗篇，抒发思古情怀，如明人黄甲《庄谒汉光武皇帝祠用韵》，明清之际李芳莎《柏乡北光武祠下作》，贵州乡试副主考官潘奕雋《千秋亭光武祠》，礼部侍郎钱载《汉光武帝庙》，中书舍人赵文哲《赵州城南旧有千秋亭是汉光武即位处》，户科给事中赵吉士《贺新郎柏乡途中谒光武庙观斩石人处》，广东学政钱大昕《柏乡谒汉光武庙》、学者沈钦韩《光武庙》，张问陶《鄗城弔古》等，尤其是凌廷堪《固城店在柏乡县北为古鄗城，其南五里有光武庙，后汉书光武帝于鄗南即皇帝位即此地，后更名高邑，非今之高邑县也》诗^[66]，从题目上就可以体会到他对于固城店是汉光武帝鄗南即位处的认同。还有些官员的随员也撰写了一些笔记，如随同陕甘总督陶模进京的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等。这些记载，不仅说明路过此地的学者、官员认同鄗城、千秋亭是汉光武帝即位处，而且告诉我们当时鄗城、千秋亭还有些遗迹存在。

 明清时代地理总志、地方志的发展，完善，为记述鄗城、千秋亭、光武庙增加了新载体，也引起了新的争论。天顺《明一统志》卷三《真定府·宫室》载：“千秋台，在髙邑县南二里，汉光武至鄗因诸将请筑台，即位于此，遗址犹存。”资料的来源当是由高邑县上报的资料，由此引起了汉光武帝即位处的五百年争论。正德《赵州志》卷七《柏乡县志·亭榭》载：“千秋亭，在〔柏乡〕县治北一十八里。按：《后汉书》光武自蓟南驰至鄗城，命有司设坛场，即位千秋亭，即此是也。遗址尚存。”柏乡县针对性地做了回应。隆庆《赵州志》卷一《沿革》载：“柏乡，即古鄗邑地。”“高邑即鄗邑地。按：古鄗城，在于柏乡县北二十里，即俗呼王莽城者，或曰为王郎所据，或曰为新莽二年所筑，未详其故。西汉置鄗县，东汉光武即位鄗南，改曰高邑县，非今之高邑也。”同书卷一《古迹》载：“千秋亭旧址，在柏乡县北十五里，即汉光武即位之所。”并指出：“高邑南二里，亦有千秋亭，土人相传为光武即位处，此非也。盖光武即位在古鄗之南，非今高邑之南也。今之高邑乃后北齐改建于房子地界，距古鄗城尚远二十余里，又去光武数百年，安得云即位于彼哉！意者距县西北有光武庙，乃因而附会之也，识者详之。”从地理位置、建城时间、两城距离三方面指出了高邑千秋亭（台）为光武帝刘秀即位处的谬误，其原因，当是因附会存在于高邑县西北的光武庙所致。这种看法为后人所认同。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三二《赵州·古迹》记载：“千秋亭，在柏乡县北，《后汉书·郡国志》髙邑县有千秋亭五城陌，光武即位于此。旧志在今县北十四里，去旧鄗县七里。”并载：“千秋台，在髙邑县南二里，稍西北有观星台，东南有将台，三台冈阜相连。”把柏乡千秋亭、高邑千秋台都收入书中，千秋亭是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千秋台为古迹名胜，两者性质区别的比较清楚。《畿辅通志》、《真定府志》、《赵州志》等地方志书也多是这样处理的，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明清人著述中，也有些篇章记述了鄗城、千秋亭、光武庙的情况。《读史方與纪要》记述了刘秀经营河北的历程，曰：“既而燕、赵悉定，乃即位于鄗南。”自注曰：“今北直柏乡县北二十里故鄗城是。光武改曰高邑。”^[67]清朝把“赵州直隶州属柏乡县境内，有东汉光武帝庙”，列在了《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〇《工部·防护·古昔陵庙》中，祭祀、维护光武庙变成了政府行为。因为东汉光武帝庙与千秋亭事同一体，也就等于从朝廷角度认同了汉光武帝即位处在柏乡县境内。

柏乡县文人墨客撰写了一系列有关鄗故城、千秋亭的诗词歌赋，仅乾隆《柏乡县志》卷一《古迹》就收录了咏颂古鄗城和信陵君汤沐邑（即古鄗城）的十四首诗，歌颂千秋亭的十一首，歌颂了刘秀的功业，描述了鄗城与千秋亭的现状，系统地证明汉光武帝即位之处在柏乡县古鄗城南千秋亭，其成果为后人所继承。吴梅村赞扬其中的佼佼者魏裔介的怀古诗，“忧时危论书千卷，怀古高歌酒百壶。自是汉廷真谏议，萧王陌上赋《东都》。” ^[68]将“五成陌”称为“萧王陌”，把魏裔介怀古诗比作班固的《东都赋》。说明他们是认同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的。

有时鄗城、千秋亭也是外国使者出京游历的经过之处。如日本驻华外交官竹添进一郎曾于明治九年（1876年）五月十一日从赵州出发，经过固城店（即鄗城）、光武即位处，到达柏乡县^[69]。作为日本人记述难免有不准确之处，但记载了当时鄗城、光武即位处的情况很珍贵。

有时柏乡、鄗城、千秋亭一带也是皇帝、皇太后出入京师的经过之地。嘉靖十八年三月癸巳（1539年4月13日），明世宗撰写了《寓柏乡县定陵次规制有感》，其一曰：“回次长途寓柏乡，徘徊南北触衷肠”^[70]。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癸未（1704年1月18日），清圣祖玄烨从西安回京 “驻跸柏乡县城东”^[71]。乾隆十五年九月辛亥（1750年10月11日），清高宗前往嵩嶽。十月庚寅（1750年11月19日）归来，路经柏乡县，均“驻跸正元寺大营”^[72]。正元寺在今柏乡县固城店镇正元寺村。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三十二《赵州》言：柏乡光武庙，是“本朝乾隆十五年，皇上清跸所经。御制有诗”。所谓“御制有诗”，即乾隆皇帝撰写的《光武帝祠》诗，注明“汉鄗县，今在赵州柏乡之间”^[73]。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庚辰（1901年12月28日），从西安回京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驻跸柏乡县。辛巳，上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自柏乡县启銮”^[74]。“由三里铺西新筑跸路北行，至鄗城午餐”^[75]。这是最后一次皇帝、皇太后光临鄗城。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八日（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运行，标志着以蒸汽为动力的火车就要取代牛马拉动的车辆，近代的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就要取代古老的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古老的鄗城失去了南北大通道的位置优势，逐渐由繁华变成“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76]，无可奈何地走向了衰落。

元明清时代，北京作为大一统国家的都城所在，环绕北京周围地区变成了腹里京畿、首善之区，柏乡成为位处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鄗城、千秋亭作为行旅居停凭吊之地，南来北往的使者、官员、文人墨客用自己的眼光观察，用自己的笔调记录，记下了古鄗城的变迁，记下了千秋亭的兴衰，记下了刘秀斩石人的传说^[77]，这些记述说明文人学者、官僚使者对于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的怀念与认同。明清地方志书中，也记述了鄗城、千秋亭、光武庙的情况，虽然有些争论，但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南仍然是主流的看法被许多人所认同。

四、行政建置变迁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管见

本文前面的第二、三部分，涉及到对于汉光武帝即位处不同的看法、说法等，有的是随着行政建置变迁而产生不同看法，有的是行政建置变化了仍然按照原来的说法，有的属于学者纯学术问题的争论，有的属于利益相关者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争夺。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积淀的产物，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以物质形态体现的古代建筑、古代遗迹等，也有以非物质文化体现的技艺等，还有以书籍等为载体的思想意识等。名人故里、居住地、陵墓等，以及皇帝即位处、战争鏖战处等都属于历史文化资源。凡属于在上述范围内发生争论、争夺者，都可以称之为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的争议、争夺。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的争议、争夺，现象形形色色，原因千差万别，既有其共同性，又各有其特点，其中虽然有规律性可寻，但整体说明并非一篇文章就够说的一清二楚，容待将来仔细爬梳剔理。这里仅从与汉光武帝即位处联系密切的异地同名、同名异地、行政建置变迁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谈一点自己的管窥蠡测之见。

历史文化资源，从整体上来看，是一种属于社会共享的资源，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研究没有任何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探讨其奥秘，不仅当地人、外地人、中国人、外国人、学者专家、平民百姓等，只要有兴趣，有能力，有自己的看法，都可以挥笔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历史名人的纪念，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纪念性设施——祠、庙、碑刻、故居、纪念馆、展览馆等，当地、外地、南方、北方、四面八方，五洲四海，无处不可，多多益善。就现实来看，在这些方面具有开放性、广泛性。历史文化资源影响越大，有关活动搞得更多，有关设施建的越多，也就进一步放大了其影响，形成良性循环，在这方面是没有也不应当有所限制。有些历史文化资源，地域辽阔，分属于多地，如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北京、浙江等八省市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具体到历史名人资源，有些可以归属于多地，如明代许多人属于双籍将军、双籍进士、双籍官员等，他们的籍贯，可以两地同时拥有；他们的光荣辉煌，可以两地共同享有，如戚继光、樊深等双籍将军、双籍官员等人的籍贯^[78]。有些历史名人的籍贯、故居、坟墓、事件发生地等，具有不能交换性等，是不允许也不应当遍地开花，多处伸手，各地掺和，真假混淆的，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来了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的争议、争夺。

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的争议、争夺产生的原因，择其主要者，列举几条如下。

有的属于原始文献记载不详细，很容易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西汉时曾任常山王太傅的韩婴的籍贯，司马迁、班固记载为“燕人也”，很笼统，燕国疆域广阔，为后人争夺韩婴为本地先贤提供了机会，明清以来，有两府一州四县认为是韩婴籍贯所在地^[79]，这种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真正彻底解决。

有的籍贯记述规范，没有后裔生活在当地，也很难具体到乡里，如赵云的籍贯，《三国志·赵云传》记载为“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人也”，记载符合规范，但仍然有正定、临城相争夺，还有在东汉真定县（治今河北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辖区内寻找的看法^[80]，相对来说，讲清楚要容易些，使有关方面真正心服口服地放弃争议、争夺很难办到。

有的籍贯记载很详细，因为理解不同产生出诸多说法，如刘邦籍贯，《史记》、《汉书》都记载为“沛丰邑中阳里人”，郡、邑、里，行政建置因素齐全，但有人认为是秦泗水郡之沛县，丰邑为沛县属邑，也就是刘邦为今江苏沛县人。有人认为“沛丰邑”之“沛”应为汉之沛郡即秦泗水郡；丰邑，战国甚至更远即为封邑，在秦为丰县之治邑，即丰县建县时间应在秦代。汉初丰邑、丰县应该是并存等级的^[81]，也就是刘邦是今江苏丰县人。这种看法的争论，已经从东汉末年开始，至今一千七百余年，统一尚需要时日。

有的因异地同名，导致历史名人籍贯的多种说法。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史记》载：“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索隐》曰：“韦昭云：阳城属颍川，《地理志》云属汝南。不同者，按郡县之名随代分割。盖阳城旧属汝南，今为汝阴，后又分隶颍川，韦昭据以为说，故其不同。他皆放此。”《正义》曰：“即河南阳城县也。”《汉书·陈胜传》载：“陈胜字涉，阳城人。”颜师古注曰：“《地理志》属汝南郡。”陈胜籍贯阳城，在唐代就有隶属于颍川郡、汝南郡、汝阴郡等三种说法。《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阳成（城）、阳城。前者属汝南郡，后者属颍川郡。《汉书·地理志》中阳城县有三个：颍川郡有阳城县，汝南郡有阳城侯国，南阳郡堵阳县王莽改为阳城，现代对于陈胜籍贯的说法更多，有说是今河南登封人，有说是今河南商水县舒庄乡扶苏村人，有说是今河南方城堵阳人，有说是上蔡阳城人，有说是今安徽宿县南谷阳人，有说是今安徽界首养城人，有说是今安徽阜南人，等等，多种说法。根据五花八门，说法扑朔迷离，牵强附会，相互指责。把这些观点统一起来，不仅需时甚长，而且还有可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增多。

有的因行政建置变迁，而发生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的变化。有的因原来的行政建置取消，历史文化资源归为现在的行政建置而没有争议，如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西柏坡，当时隶属于建屏县，1958年建屏县并入平山县，如今西柏坡隶属于平山县，没有争论。有的因为行政建置归属变化，历史文化资源归属现在的行政建置。如“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82]再如“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生于1724年，卒于1805年，享年82岁。祖籍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人”^[83]，两书记载的准确无误。抗日战争时期，崔尔庄划属建国县。1945年建国县撤销，崔尔庄划归沧县，纪晓岚故里崔尔庄由属于献县管辖变成了隶属于沧县。有些现代著述，就表述为“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观弈道人，又称孤石老人。清朝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84]沧县成立了纪晓岚研究会，出版了《纪晓岚》期刊，办起了“纪晓岚研究会”网站，建起了纪晓岚文化园，还有两种版本的《纪晓岚故里》行世。献县政府信息网介绍历史名人时有《一代文宗纪晓岚》，说：“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直隶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人（今划归沧县）。”行政建置变迁、历史与现实行政区划位置介绍的清清楚楚。两县没有产生不必要的争议、争夺，可见汉代河间献王实事求是的精神影响深远。

至于其他的历史因素、现实原因等，还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对于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的争议、争论，对于学者来说，多属于因异地同名而误的。唐李贤注释《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的“鄗”地位置，自己就有两种说法，相互矛盾。唐杜佑撰《通典》卷四二《礼二·郊天上》与卷一七八《州郡二·古冀州上》，一书前后两卷的说法相互矛盾。宋乐史撰《太平御览》卷六〇《河北道九·赵州》高邑县、柏乡县，同一书同一卷同一州记载同一件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事，把相关资料放在了两个县，没有明确地归属于一县，使人迷惑。追根溯源，主要在于对于鄗城异地同名而误，没有考虑到鄗城、高邑两个地名，既有异名同地现象，鄗邑、鄗县、高邑先后为名，治所都驻于鄗城，可谓异名同地；又有同名异地问题，高邑一名，汉魏北魏等治所驻于鄗城，北齐天保六年以后，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境内，可谓是同名异地。此外，有的资料来源不同，有的疏于文献的考辨，也与学者主要依据传世文献来研究，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涉及到的地名，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有关。出现上述问题也是正常的。这种现象，不仅古代有发生，而且现代仍然在发生。在主张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为“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即今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的主流看法下，还有认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在高邑县者，《张问陶年谱》载：“鄗城（今河北高邑）”^[85]。《东汉开国》曰：“鄗县，就是今天的河北高邑”^[86]。认同这种说法者人数较少。有些行政建置已经变化多年了，有人仍然在写原来的行政建置，如河北省冀县，1993年9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冀县，设立冀州市^[87]。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在注释古地名时夹注冀县。如《战国策精解》注释“取扶柳”时说：“扶柳：中山国地名，在今河北冀县西南。”^[88]不仅外省市人如此写、如此说，本省人也在这样写、这样说，如《河北科学技术史》载：“刘焯(公元544—610年)字士元，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县)人”^[89]。固然这里有资料陈陈相因、失于考察地名变化的因素，但也可见习惯性思维惯性之大。鉴于此，我们对于唐朝以来学者因异地同名、同名异地而误注“鄗城”地望的原因也就可以理解了。

历史文化资源的归属是一个动态问题，不是一朝拥有，就千秋万代永远不变，而是经常随着行政建置、行政区划等变迁而变动。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的争议、争论，对于柏乡县、高邑县来说也是如此。天保七年（556年）十一月^[90]，北齐文宣帝高洋针对着郡县数量多，官员众多，百姓负担沉重等问题，下诏精简州郡县，“移高邑县于汉房子县东北界，今高邑县是也。隋开皇十六年，于汉鄗城南十八里改置柏乡县，遥取古柏乡县以为名，属栾州。” ^[91]高邑县治所迁移到汉房子县东北地界（今河北高邑县高邑镇），房子县辖区并入高邑县，扩大了高邑县所辖区域范围。在此四十年后，隋开皇十六年（596年），在原高邑县、柏人县部分辖区内设置柏乡县（治今河北柏乡县柏乡镇），使用了五百七十多年的高邑名称留在了汉高邑、房子县部分境内，鄗城、鄗南千秋亭隶属于柏乡县。从鲁哀公四年十二月（前491年11、12月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92]算起，到隋开皇十六年设立柏乡县，鄗城先后有鄗邑、鄗县城、高邑县城等名称，历时一千零八十七年之后，逐渐从冀州刺史部、鄗县、高邑县治所变成了柏乡县的一个乡镇。宋朝“熙宁五年，省柏乡、赞皇二县为镇入（高邑）焉，元祐元年皆复。”^[93]前后历时十四年，这是四百七十余年来，柏乡与高邑的又一次分合。此后，柏乡又有与隆平、内丘、隆尧等县的合并分开，但与高邑县就没有分合关系了。

从行政建置沿革的角度来说，天保七年迁移治所前的高邑县管辖着鄗城、千秋亭，汉光武帝即位处毫无争议地属于高邑县；迁移治所后的天保七年到隋开皇十六年和宋熙宁五年到元祐元年，这期间五十四年高邑县管辖着古鄗城、千秋亭，汉光武帝即位处无疑应当属于高邑县。同样，鄗城、千秋亭属于柏乡县管辖时，汉光武帝即位处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柏乡，当柏乡被其他县合并之时，鄗南汉光武帝即位处自然也就归属了其他合并者，对于高邑、柏乡县来说如此，对于内丘^[94]、隆尧县^[95]来说也是如此。也就是哪个县的辖区内有鄗城、千秋亭遗址，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就归属于那个县，这应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疆域所在，即职守所在也。”^[96]行政权力只能在其辖区内行使，一个县官不能、也不可能随便支配其他府州县境域内的土地、人员等，那是侵权、侵官，是官场的忌讳。再则，“志笔不能越境而书”^[97]，是中国地方志书恪守的传统准则，府州县志书不能把曾经隶属过本府州县、现在已经不再隶属的地方，仍然视为有隶属关系，也就是不能超越现实所管辖的具体境域侈谈管辖，随心所欲地说归属。历史上曾经归属于你，那已经是过去的历史，你可以留恋，可以诉说，精神上拥有无可厚非。现实不归属于你，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是你无法随便改变的现实。以可以精神上拥有的东西，非要说成事实上的拥有，明摆着别人已经拥有，还非要指责别人无理，只能制造争议，增加混乱，给别人制造麻烦，给自己增添痛苦，徒劳而无益。

实际上，郡府州县、乡里村镇，行政建置、区划可以因人因事而变化，名称、疆域可以随时随地而变动，但自然地理位置亘古至今基本不动，鄗城、千秋亭就是如此。鄗邑、鄗县、高邑、柏乡、内丘、隆尧等县级建置名称变换了多次，晋国、赵国、中山国，常山郡、栾州、赵郡、赵州等国郡府州的隶属关系随时代而变动。一个名称可以命名多种事物，一个地名可以在多处存在^[98]。鄗城之名，可以作为县名，也可以作为驿站名称^[99]，千秋亭也可以作为亭名，也可以作为地名、封爵名、建筑名称等^[100]。因此，不仅有名同而地异，而且有名异而地同等情况，但无论如何自然地理位置不会迁徙。春秋战国以来的鄗城遗址受地理磁场影响，鄗城遗址形状可能会发生些变化，但是不会随便走动，汉光武帝刘秀即位的千秋亭遗址也是不会到处迁移，只是随着行政建置名称的变化和隶属关系的调整而换上不同的名称而已。鄗城，有鄗邑、高邑故城、故城市、故城镇、故城店、固城店等不同行政建置名称的变迁，有俗名王郎子城^[101]、王莽城^[102]等名称的变化，还有当地人所传说的王八城；鄗南千秋亭，有千秋亭、十五里铺、光武庙村等地名的不同^[103]。即便淤泥掩埋了鄗城的街道，即使地震毁坏了千秋亭的建筑，即使鄗城、千秋亭地面上全无踪影，但鄗城、千秋亭地理位置仍在原地而不移，区别在于人们是否清楚其所在而已。

固定的自然地理位置，变动的行政建置、行政区划，三者吻合在一起不会产生历史文化资源的归属问题，三者的分离一般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争议、争夺，是合乎情理的。在这里应当以实事求是的心态，面对历史与现实，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尊重现实。因为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活动着的历史。不能以历史否认现实，也不能以现实否认历史，两者的合理分界在于划清时间断限，分清行政建置、行政区划沿革。那段时间历史文化资源属于此处，彼处应当承认；这段时间历史文化资源属于彼处，此处不必争夺。现实归属者应当尊重历史归属的事实，历史归属者应该尊重现实归属的实际。历史归属者以我祖上就拥有而与现实归属者相争，或制造假冒伪劣的遗迹相对抗，并不能改变现实不能归属的遗憾。现实归属者否认历史曾经归属过，也不是明智的态度。因为学术是天下的公器，自有评判的标准，历史的真相不会以一时天花乱坠的说辞而改变，自然地理位置也不会因为你强势就听从你的调遣。以尊重历史与现实归属的心态，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与现实归属的时间断限、行政建置、行政区划等，才是解决历史文化资源争议、争夺的比较科学的办法。

综上所述，从春秋到清朝，对于鄗城来说，起初为晋国鄗邑，后为赵国鄗邑，又为中山国鄗邑，再为赵国鄗邑，秦西汉为鄗县治所，几经变化。新莽灭亡后，刘秀奉命镇慰河北，几经征战，发展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修筑即位坛场，隆重地告天即位，这里成为东汉的起点，汉光武帝刘秀改为鄗县为高邑县，鄗城为高邑县治所，并为冀州刺史治所，成为了冀州的政治中心。东汉人记述了这段历史，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并为两晋南北朝学者所继承。北齐天保七年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界，鄗城、千秋亭仍然属于高邑县，隋设柏乡县，鄗城、千秋亭属于赵州柏乡。从唐宋到明清，虽有柏乡县行政建制变革、区划合并分立，而鄗城、千秋亭隶属关系随之变化，但自然地理位置仍在原地未曾移动，鄗城、千秋亭位处于南北通道的重要位置，人们仍然在关注着鄗城、千秋亭、光武庙。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诗人、学者、官员、使者、皇帝等人，经过鄗城、千秋亭、光武庙者，接踵而至；纪传体史书、编年体史书、地理书、方志、日记、诗词、歌赋等传世文献，记载鄗城、千秋亭、光武庙者，持续不断；汉碑、唐碑、宋碑、明碑、清碑、民国碑^[104]、现代千秋亭遗址碑等实物史料，前后相连，传世文献与实物史料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连接的证据链体系，证明了鄗城遗址的位置和行政建置沿革、记述了千秋亭即位坛变迁的情况，人们认同鄗南千秋亭是汉光武帝即位之处。除了有些学者局限于东汉高邑与隋唐高邑地名相同、位置相异区别不清以及有些官员为了争夺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处历史文化资源外，认同汉光武帝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者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秦进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初刊于《石家庄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