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朔的历史定位

东方朔（前161—？）字曼倩，西汉平原县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先秦以来的河、济，连同江、淮，都是非常有名大河，在文献中经常被提到。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流向曾长期与今相异，是在今天的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入了渤海的，而不是后世的黄海。东汉初年黄河才稍稍向南摆动，把平原县抛于其北。济水在黄河之南，也是贯穿魏、宋、齐的大河，并与黄河一同入了渤海。河济之间自古是文化繁盛之地，是本文所要论述的西汉才子东方朔的故乡。

作为一个历史名人，要给他以正确的历史定位，首要的问题是确立他的真实形象。从整体言行来看，东方朔是一个标准的儒者即知识人，只是比其有些儒者的迂腐空疏，性格中多了机灵、诙谐和善变的特点。这里的“儒者”，并非单指儒家学者，而是读书人、知识人的意思。读诗书者，不一定非得儒家，而是各等身份的人都有的^[1]。从记载东方朔事迹最为集中的《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来看，东方朔是具有一般知识人所具有的基本素养的。据《汉书》东方朔本《传》记载，武帝初即位，招天下文武之士，东方朔在他的自荐书中说到：

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

按这些话或有夸大，也可能有附会朝廷举贤方向的嫌疑，但由被擢进后的历史表现来说，东方朔自是有真才实学“文学”之士，并非“水货”，他的自我陈述，基本事实应该是成立的。东方朔的个人素养，是文武兼备的，又有口才。因为多才，所以历史上才演变出多面的东方朔形象，傅斯年先生干脆把他与淮南王一样，归于杂家。对于东方朔的定位，我们可以描述为：形象如儒而学问属杂家，这样或许才是准确的。

本传所记东方朔事迹，并非一味地为了升迁的机智善变，也有反扩上林苑、罢董偃，以及反对侈糜趋末的“直言切谏”而“上常用之”等正面之举，反映了一个儒者、一个知识人的道德良知。如果从时下的角度去看，这正是我们需要继承发扬的“正能量”。

再从东方朔所上书以及其他处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朔的性格，自负、好自夸，此即如上武帝书之特征，“文辞不逊，高自称誉”。本《传》对他的性格又有“多端”、喜欢“不根持论”的评价，总的看来是聪明而多诡计，善于狡辩和应对。深究这个性格，除了天生的资质之外，自然有个人素养的高下，还有上述“文学”修养，给他提供了聪明机智、善于应对的的资本。

东方朔儒者的本质，注定了他的行为，如同大多数身怀家国的知识分子一样，利天下者多而害少，在西汉历史上，发挥的多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作用，是一个基本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人是文化的产物，素养、性格与行为都是一定文化传统的反映，下文所要简单分析的，就是儒者东方朔与生俱来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土壤。

二、东方朔的地域文化背景

齐鲁故地，鲁在南而齐在北，文化发达，学术繁盛，从先秦到秦汉，这里培育了世代的知识人，这集中体现在诸子学的发达，从东方朔言行中可以看出，他充分吸收了齐地学术的精华，甚至是兵学的部分。

谈到先秦、秦汉学术，人们经常以人或学派划分，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本阶段的学术还有明显的地域特征^[2]。

先秦学术，以战国为顶峰，战国中晚期的“百家争鸣”正是战国学术最盛的时代。战国学术的兴衰，与国力盛衰相始终，故齐学术之盛，就在战国中晚期的威、宣、泯之时。此时的齐国，学生昌盛，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 “稷下学宫”的存在。稷下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田完世家》也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术兼容并包，许多人都是“国际学者”。若按人分，属于齐国本土的学者有淳于髡、尹文、彭蒙、田骈、季真、王斗、颜斶、邹衍、邹奭、田巴、鲁仲连、吁子等，还有其他国家的如孟轲（邹）、宋钘（宋）、接子（邹？）、荀况（赵），还有慎到（赵）、环渊（楚）、儿说（宋）等地^[3]。按学派则有儒、墨、道、法、名、阴阳等等。按著作分，《汉志》所记则有《太公》、《管子》（二者都列在道家）、《晏子》（列在儒家），内容主要是政论一类；还有兵学的《吴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太公兵》等。

虽然经过该朝换代以及多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齐地还是保存有浓厚的战国学术根底。战国学术，主要有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学，兵学则是诸家都所涉及的。墨学至于汉已经式微，但以稷下学为代表的齐地学术，还为汉代学术留下丰厚的遗产，其中又以阴阳、黄老（道）、儒几家，包括兵学为最为流行，东方朔自然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如本《传》记载东方朔“十九学孙吴兵法”，就是继承的战国学术的特色。具体说来，齐地文化和学术影响到东方朔的，有以下几个可以明确观察到的方面。

一是多文辞，此与楚相类似。与此相联系的是口辩之风，又与魏相似。

多文辞的特点，从东方朔的身上表现得极为充分，他也因此被尊为许多行当的鼻祖。武帝曾经因为东方朔“口谐辞给”，乃“好作问之”，即向他提问。本《传》记载武帝曾问东方朔：“先生视朕何如主也？”，东方朔是如此回答的：

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以谕当世。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弁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赣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孔父为詹事，孙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候。

东方朔的回答风趣而诙谐，又暗含讽谏。

东方朔好辩论，本《传》记载他“指意放荡，颇复诙谐”，可能因为对自己的文采很是自负，东方朔曾“设客难己”，这是十分异于常人之处。在这些设难与应对之中，东方朔的文采又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中以非有先生设难的两篇，被本《传》作者褒赏：

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

齐地学术，多名家辩士，这些人多是宾客，如齐名家尹文，与赵公孙龙属于一派。又有齐辩士田巴，《史记》之《正义》引《鲁仲连子》云：“齐辩士田巴，服狙丘，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上文已言，口辩之风，齐与魏最盛。魏以改革较早，在战国早期的文侯时代，便有“西河之学”，齐则有稷下。稷下学宫就是不同学派人论辩之处，所关心的有天人、世界本原、名实、性之善恶、德治法制、本事末事、用兵寝兵、王霸之辩等诸多方面。^[4]可以想象，稷下学者的许多思想就是这样辩论得来的。这样的遗风，显然被汉所继承，其中就包括东方朔。

二是政论。齐地文化与学术，有关政论的，代表性的为产生于战国晚期-汉前期的《管子》、《晏子》。学者们认为，在稷下存在着一个管子学派，其政论的核心，是以法家政治思想为主线、以变法图强为目的的^[5]。《晏子春秋》托于晏子，体裁接近历史小说，论政为其主要内容^[6]。政论是经世致用的，往往对现实有感而发的，身处皇帝之侧、具有天下思想的东方朔，自然脱离不了这一系的学问。在东方朔《传》中，东方朔论政的内容随处可见，例如东方朔谏武帝扩建上林苑道：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䵷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

夫殷作九巿之宫而诸侯畔，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不可不省。

东方朔所上此书，其实是一篇非常典型的政论文章，其他在本《传》中的政论，已不烦备举。东方朔的政论，表现了一个知识人对现实的强烈关心，往往多是一些深邃的思考，并非单单卖弄文辞。

三是兵学。齐国有悠久的兵学传统，人杰地灵、名将与军事家辈出，例如姜太公、司马穰苴、孙膑、田单等等^[7]。我们知道，战国后期，列国最为流行的学问，是法家以及兵家之学，一如《韩非子·五蠹》所记载的那样，“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齐国也不例外，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了汉。1972年发现的武帝初年的临沂银雀山汉简中，《汉志》所说的兵学四种——权谋（《齐孙子》即现在俗称的《孙膑兵法》、《汉志》列在儒家称《周史六弢》的《六韬》的部分篇章）、形势（《兵令》上下）、阴阳（《地典》、《三十时等》等）、技巧（《守法》、《守令》等）著作，都有所发现^[8]。如果再加上传世《吴孙子兵法》（俗称《孙子兵法》）、《司马法》（《汉志》属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太公兵》（列在道家）、《齐孙子》（俗称《孙膑兵法》，属兵权谋）、《管子》中的《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等兵家篇章，可知齐不但是兵学的流行地，而且也是“出产”地。傅斯年先生早年总结齐诸子学术的特征，其中并无兵学，李零先生则明确指出此点，并有“齐国兵学甲天下”的论点^[9]。先秦兵学最盛的是齐、魏两国。谈兵的风气，在齐地的传扬，历时悠久。东方朔所研习的“孙吴兵法”，其中前者就是齐人作品《孙子兵法》，后者即《汉志》中列于兵权谋家的《吴起》，先秦、秦汉也是齐地流行的兵书。

三、结语

后人所看到的多面的东方朔，本质还是一个具有广泛学识、文武兼备的儒者，即一个具备固有道德的知识分子。他的学问、素养、机智善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齐地文化学术的丰厚土壤的。

故齐地的文化与学术，虽然由于改朝换代以及不同时期文化政策的改变，表现出不同的特色，但从先秦到秦汉，一直是那么的不绝如缕，并表现出一些一以贯之的特色。才子东方朔，就是这个绵绵瓜瓞上的耀眼硕果。由东方朔其人，我们可以反窥齐地的文化传统，此时，东方朔所具有的重要的“标本”价值，正是我们研究东方朔的当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