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度田”，是东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因地方官吏“多不平均”，刘秀下令处死、下狱和黜免的郡国守、相达数十人。及“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纷起反抗，刘秀又不择手段地予以镇压，把成千上万的地主豪右迁徙到“它郡”，从而确保了“度田”的运作，成功地解决了两汉之际户口田亩不实的问题，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但是，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史书“略不见起灭之由”^[①]，后之论者往往臆断，认为度田“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并由此得出“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的结论。^[②]80年代，笔者与孟素卿先生分别著文，对上述结论提出疑义。近年来复有名家，从理论上再加论证，进一步得出度田没有失败的结论。^[③]然综合诸文分析，仍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原始资料挖掘不深，关键性的论据不足，且对史料之理解互有参差。故笔者不揣孤漏，搜求故史异闻，再加考实，企望得出最后的结论。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一、诏下州郡“检核”及出现的问题

    刘秀“度田”，始于建武十五年（39年）六月。此时天下刚刚统一，社会经济在历经王莽的残暴统治和十余年的战乱后，“农商失业，食货俱废”，“庐落丘墟，田畴芜秽”，到处都呈现出一派萧条的景象。与之同时，两汉之际又是豪强势力大发展的时期。虽然在长期的战争中，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创伤，但是鉴于社会失驭，天下纷争，他们往往“起坞壁，缮甲兵”，集结宗族宾客，招纳依附流民，组织强大的武装，以保护其既得利益。因此，“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④]的问题，显得相当突出。而这种状况，对于整顿赋役制度，安定社会秩序，巩固东汉政权，显然是不利的。也正由于这样，刘秀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即注意打击豪强势力，释放奴婢、囚徒，减轻田租赋役，鼓励流民归本，和地主豪右争夺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及至建武十五年六月，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刘秀遂“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度田”。

    需要说明的是：1.刘秀的“度田”令，在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据上文，其“检核”的内容基本清楚，实包括土地数额、户口多少、年纪大小等三项。至于钱谷入出、赋税多少，当完全依据此三项而定，无须赘言。因为汉代赋税徭役之征发，共有田租、刍稿、算赋、口赋、献、贡和力役七项，与其三者密切相关。2.所谓“度田”，并非盲目地丈量土地和登记户口，而是在各州郡县一定程度地掌握了田亩、户口数字之前提下，进行“检核”，即检查、核实。《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胡氏注曰：“核者，考其实也”，说得非常清楚。否则，建武六年刘秀下诏“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⑥]，建武十三年“诸功臣皆增户邑”^[⑦] 等，便不可能实现。3.刘秀诏令“检核”，当是结合本年度“八月算人”即“案户比民”同时进行的。《后汉书·皇后纪》：“及光武中兴，亚雕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云云，表明刘秀时已经恢复了西汉时期的“案比”制度。而下述“诸郡各遣使奏事”，当是经过“八月算人”即“检核”后，向朝廷汇报“检核”的情况。即《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所说：“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薄”。这说明“检核”令，当是六月下达州郡，要求在“八月算人”时一并进行的。

    但是“检核”令下达以后，州郡官吏却执行不力。及“度田”结束，各州郡吏向朝廷汇报情况时，刘秀竟发现他的诏令在执行中完全走了样。对此，《后汉书·刘隆传》载曰：

    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⑧]

这段文字，在《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东观汉记·刘隆传》和《资治通鉴》卷四三中皆有记载，大同小异。可知各郡官吏在“检核”后，皆曾向朝廷汇报其执行情况。而陈留郡吏的书牍，竟暴露出了“度田”中出现的严重问题。

    那么，陈留郡吏为何接受“郡敕”并采用写在书牍上的形式，向刘秀汇报呢？“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以及“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又各隐含着什么意思？《资治通鉴》卷四三胡氏注曰：“敕，教也，戒也。相方，求问其垦田之数以相比也。”《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东海公阳因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垦田相比方耳。”两相参照其意甚明，所谓“吏受郡敕”，就是郡吏接受郡守的教戒，在汇报检核情况时，只可参照颍川、弘农二郡之数额，而不可与河南、南阳相提并论。原因就是河南、南阳多“近亲”、“近臣”，其土地、人口“不可为准”。或云“这儿的‘垦田相方’就是指和过去比较而言，就是指郡守要求上计吏在上报时按过去的数字做计书，避免出入太大，以掩盖过去度田不实的真相”，“就是指各地长吏在垦田的统计数量上已达成了默契，上计数字和以往不要有大差别，避免引起怀疑，难以继续优饶豪右”，^[⑨]这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是与“过去比较”，“按过去的数字做计书”，又何云“颖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又如何骗得过朝廷呢？同时“吏受郡敕”，只是郡吏所受的教戒，亦或郡吏所编造的谎言而已。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云云，绝非陈留郡守写在计书上的。因为其教戒，完全可以用口头的形式来嘱托郡吏，而不必写在书牍上。否则岂非等于把度田不实的情况主动向刘秀汇报？再者，此牍与计书也没有关系，而是一块单独的书板。《说文解字》：“牍，书版也”，是为明证。否则郡吏如何“抵言于长寿街上得之”，难道计书能在长寿街上得之不成？因此，从种种迹象来看，“吏受郡敕”只不过是陈留郡吏的编造而已。其目的就在于把度田不实的情况，婉转地汇报给朝廷。故高敏先生说，度田中的问题，乃是“由于陈留一个小吏的揭露，才引起光武帝的重视”。^[⑩]

    然而不管怎样，“检核”中出现的问题，全都暴露出来了。其问题就在于州郡官吏“多不平均”，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刘秀的“检核”诏令，从而使“度田”政策变了味，走了样。不过从具体情形来看，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情况。

    就河南、南阳两地而论，虽然同是度田不实，但主要问题是不敢度田。因为河南郡治洛阳，功臣居多；南阳系刘秀故乡，近亲尤众。有的则既是功臣，又是近亲。他们无不占有众多的土地和人口，“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因此，在未搞清楚刘秀“度田”的真实意旨之前，这些“帝城““帝乡”的父母官们，的确是不能不犯嘀咕的。他们既怕处理不当而得罪朝廷，又怕搞不好得罪偌多的“近亲”、“近臣”。所以不敢向这些人度田，是自在情理之中的，而度田的结果，也自然是“多不平均”了。后来，河南尹张伋等被因此治罪，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对于其它州郡来说，地方官吏虽不象河南、南阳那样，担心得罪偌多的“近亲”、“近臣”，从而不敢度田，但因朝廷对待“近亲”、“近臣”的态度不够明朗，其本身又多是地方豪强，再加上他们与地方豪右千丝万缕的联系，便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多不平均”的严重后果。即对于地方豪右多予以“优饶”，使其大量隐瞒土地和户口的数额；而对于下层平民百姓，则横加“侵刻”，以使赋税徭役的负担转嫁到他们头上。于是“百姓嗟怨，遮道号呼”的情形，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然而不管怎样，“度田”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其问题出在州郡官吏身上。而最关键的问题，则在于对朝廷“检核”的态度存有疑义。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刘秀便不能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去解决了。

二、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那么，针对上述问题，刘秀又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是进一步对那些“近亲”、“近臣”予以优宠，还是对“多不平均”的州郡官吏加以惩罚，这自然是摆在刘秀面前的重要问题。然而严酷的现实告诉他，只能取其后者。就那些“近亲”、“近臣”而言，其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的确立下了汗马功劳，刘秀也理应考虑其实际利益。也正因为这样，刘秀把他们封为王、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无不给予优厚的安排。但是，刘秀也反复强调，要他们“人情得足”，“如临深渊，如屦薄冰”，“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告戒他们要遵纪守法。^[11]而与之同时，“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12]，刘秀要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就不能不尽力地争取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以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这些“近亲”、“近臣”就理应在既得利益的条件下，向国家提供自己的义务。因此，他绝不能容忍这些人和地方豪右的“田宅逾制”，更无法容忍州郡官吏“多不平均”的做法。于是当他了解到“检核”中出现的问题时，遂即下达了有关“度田”的第二道诏令：“遣谒者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13]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到当年十一月，其所派出的谒者，便首先在前汝南太守、时任大司徒的欧阳歙头上开了一刀。并在同年年底，不顾其“学为儒宗，八世博士”的老儒身份，以及“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的压力，果断地将他下狱处死。^[14]

    刘秀诏令“考实”之后，不仅欧阳歙之类被下狱处死，而且随着“考实”的深入，一大批“度田”不实的官吏，也被不断“考实”出来。及至建武十六年九月，这些官吏，都被刘秀下狱治罪。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关于此事，《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后汉书·五行志》和《资治通鉴》卷四三均有记载。而除《后汉纪·光武皇帝纪》云：“是时天下刺史、太守以垦田不实下狱死者十余人”，即其中也有“刺史”之外，其它皆云“诸郡守十余人”。而除河南尹张伋之外，其他均无名姓记载。然据“诏下州郡检核”，“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以及“考实二千石长吏”等情形来看，被治罪者应有刺史（州牧）。

    除此之外，对于某些功劳较大犯罪较轻予以刑、免、左转的官吏，史书中也有一些记载：

《后汉书·刘隆传》：“十一年，守南郡太守……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明年，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为庶人。”

        《后汉书·隗嚣传》：王元“初拜上蔡令，迁东平相，坐垦田不实，下狱死。”

  《后汉书·鲍永传》：“（永）出为东海相，坐度田不实，被征，诸郡守多下狱。永至成皋，诏书逆拜为兖州牧，便道之官”。注引《东观记》诏书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雪，精神亦已劳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为兖州牧。”

        《后汉书·儒林传》：牟长“稍迁河内太守，坐垦田不实免。”

  《后汉书·酷吏传》：李章“出为琅邪太守。……后坐度人田不实征，以章有功，但司寇论。月余免刑归。复征，会病卒。”

    此外，建武十六年许，不知何故离任或左迁的牧守还有：鲍永逆拜州牧之前的兖州州牧，赵熹的前任平原太守，伏恭的前任常山太守，时任扬州牧的樊晔等等。这些人都可能与被“考实”有关。^[15]另外，刘秀于建武十八年，“罢州牧，置刺史”^[16]，将其秩禄由二千石降为六百石，也不啻一次沉重的打击。

    根据上述情形，我们可以看出：1.在被治罪的地方官吏中，即有“帝城”的河南尹张伋、“帝乡”的近亲功臣刘隆，也有刘秀之子东海公刘阳的国相鲍永、东平公刘苍的国相王元。这说明对于“帝城”、“帝乡”及“近臣”、“近亲”的“考实”，是相当严格的。其它地区，犹当如此。2.从范围上来看，所涉及的地域尤广。其中包括荆州之南郡，豫州之汝南，兖州之东平，徐州之东海、琅邪，司隶之河南、河内，等等。而据下述民变事件“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则此四州尤当严重。3.从人数来看，因“度田”不实被处死的郡太守达十余人，被下狱、黜免和左迁的郡守、国相以及州牧等，也所在多有，再加上以“赃罪”等被处死或刑、免的官吏，至少也有数十人。至于将所有州牧都降级处理，更不啻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至度田之后，刘秀本人也不能不感到过分，从容对虎贲中郎将马援曰：“吾甚恨前杀守、相多也！”当然，刘秀这样说，只不过是他行使“柔道”的惯用手法而已。故当马援对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时，他不禁“大笑”起来。^[17]这说明其“度田”的态度是多么坚决了。

三、平息大规模的民变事件

    刘秀下诏“考实”之后，不少州郡官吏被先后治罪，而那些未被下狱者，也不免紧张起来。至于被治罪官员的继任者，自然更不敢掉以轻心、胡作非为。故当建武十六年八月的“案户比民”即“检核”工作再次进行时，他们再不敢随意玩弄“优饶”、“侵刻”的那套把戏，而是一改“多不平均”的做法，纷纷板起面孔来。然而，这种做法，却又导致了新的问题，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曰：

    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

此条史料，范晔系于建武十六年九月河南尹张伋等被杀条下，显具惠眼。^[18] 

    从“聚人田中”的情形来看，州郡官吏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因为“案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核实其姓名、年龄与特征，即如唐人李贤注曰：“案验以比之，犹今之貌阅也” ^[19]，故检核户口时需要“聚人田中”。同时，这种做法也利于指认土地之归属和丈量其田亩。但是“并度庐屋里落”，就不免太过分了，因为这与“检核”垦田没有关系，也非属国家赋税征收的范围。因此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民变事件，便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记载张伋等“皆下狱死”后接着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民变事件之所以此时形成气侯，当主要由以下原因所致：一是地方官吏“不务实核”，引起“聚人遮道啼呼”，因而阻力甚大，进行缓慢。即在八月“案比”之时，尚未完成“检核”任务。二是河南尹张伋等被集中治罪。刘秀之所以在此时杀掉张伋等，目的本在于表示决心，以促使“检核”工作的顺利完成。但是，张伋等地方官吏，本与地方豪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代表着豪强地主的利益。刘秀杀掉他们，就意味着对豪强大姓的打击，这自然激起了地方豪右的愤怨。再加上天下刚刚统一，“起坞壁，缮甲兵”的状况尚未改观，他们仍具叛乱的基础和条件。于是民变事件便就此形成了。

    此次变乱，起主导作用的是“郡国大姓及兵长”。所谓郡国大姓，就是雄霸一方的地方豪强。他们既具雄厚的经济基础，更有众多的宗族、宾客、部曲和依附民。既有一定的武装势力，又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所谓“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20] 就是指的这部分人。至于“兵长”，则或为旧割据势力的残存代表人物，或为郡县执掌兵权的地主豪右，同样是称霸一方的豪强势力。他们“直以扰乱，乘时擅权，作威玉食”，一有风吹草动，往往“昌炽纵横”。史称“小民负县官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盖以为此也。^[21]至于“群盗”，固然是指下层贫民，他们早在州郡“检核”时，即曾不断受到“侵刻”，以至“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及至“并度庐屋里落”，更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愤懑。他们在豪强大姓及兵长的煽动、诱惑下，无不卷入“攻劫”的洪流，纷纷起来进行反抗。尤其是青、徐、幽、冀一带，由于“民稠土狭，不足相供”，人民生活最为困苦，而豪强势力异常强大，加上曾为张步、董宪、王郎、彭宠和张丰等割据势力的旧巢，故“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反对“度田”最为强烈。

    与之同时，南方各地也出现了很大骚乱，给朝廷带来了很大威协。建武十五年，因交趾太守苏定等“张眼视钱，牒目讨贼” ^[22]，引起了麋泠贵族征侧、征贰姊妹的暴动。及至次年，“九真、日南、合浦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麋泠。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23]与之同时，在今安徽一带，李广领导的农民起义，也闹腾得非常厉害。《后汉书·马援传》载：“初，卷人维汜，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这两件事，是否与刘秀的“度田”有关，缺乏证据。但从征侧建立政权后，实施“民二岁调赋”^[24]的政策，以及与李广之举兵规模来看，至少可以说都有其滋生的社会条件和土壤。他们与民变事件相互作用，无疑对东汉政权带来了重大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刘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识到此事若处理不当，不仅“度田”难以成功，赋役制度得不到整顿，而且还会适得其反，使初建的东汉政权重新受到严重威协。因此，为迅速平息民变事件，刘秀旋即下令，释除“沈命法”的制约，采用武装平叛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式予以镇压。对此，《后汉书·光武帝纪》云：

    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由此可见，针对民变事件，刘秀采取了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的两种方式，一方面派遣使者下到郡国，传达朝廷命令，让“群盗自相纠擿”，以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的方式，加速“群盗”的内部瓦解。另一方面，则诏除“沈命法”的束缚，对“逗留回避故纵”与惧“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以及“畏愞捐城委守”的官吏，皆摒弃前嫌，“不以为负”，只以“获贼多少”为条件，让他们立即进行镇压。此种方式，赵翼称之为“前事之师”^[25]，王夫之称为“不易之良法”^[26]，真可谓不择手段了。然自“听群盗自相纠擿”来看，此法只是“诏许”^[27]而已，而绝非刘秀本人所创。至于朝廷为何如此宽容地对待这些官吏，一是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然，二是这些人“度田”认真，与张伋等性质不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刘秀下达诏令之后，各地官吏如释重负，纷纷起来进行镇压。与之同时，刘秀又派张宗等“督诸郡兵讨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 ^[28]民变事件迅速平息。

    民变事件平息之后，刘秀又采取“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29]的方式，对“豪强大姓及兵长”予以沉重的打击。对此，《后汉书·赵熹传》载：建武十六年末，熹迁平原太守，“时平原多盗贼，熹与诸郡讨捕，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熹上言‘恶恶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师近郡’。帝从之，乃悉移置颍川、陈留。于是擢举义行，诛锄奸恶。”据此可见，刘秀在镇压了民变事件后，确曾实行了“徙其魁帅于它郡”的政策。而从平原一郡迁徙者达“数千人”的情况看，当时各郡所迁徙的人数众多，其打击的力度也是相当沉重的。东汉中后期徙豪少见，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但是，对于刘秀徙豪一事，史界的评价却颇多微词。究其原因，就在于“赋田受禀，使安生业”之八字。他们认为，刘秀对这些带头闹事的“魁帅”，不但“不予处罚”，还反而“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这岂非一种“妥协政策”，岂非给予“妥善的”、“优厚的”安排？于是遂得出向地主豪右“让步”、“妥协”以及度田“失败”的结论。^[30]这是很不客观的。因为这些“魁帅”都是地方上的豪强大姓，或武断于乡曲的割据势力，而在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下，将他们迁徙到其他地方，就等于剥夺了所有财产，剥夺了在地方上的一切权力和影响。否则，对于这些田连阡陌、资财盈积的地主豪右，又何须“赋田受禀，使安生业”呢？众所周知，在秦汉时代，统治者为限制土地兼并以达“强干弱枝”的政治目的，把豪强权右、富商大贾等兼并之家迁徙到其他一些地方，是屡见不鲜的。而历代政论家无不认为是对他们重大的打击，是即可“外销奸猾”，“不诛而害除”，^[31]又可“衰弱诸侯”，“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32]的好办法。也正因为这样，当时的地主豪右、富商大贾，无不视迁徙以为畏途。对此，王符在《潜夫论》中指出：“且夫士重迁，恋慕坟墓，贤不肖之所同也。民之于徙，甚于伏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诸亡失财货，夺土远移，不习风俗，不便水土，类多灭门，少能还者”，以至有些人“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狐死首丘”。^[33]那么，既然如此，刘秀又为何“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而不是予以杀戮呢？把他们杀掉不是更沉重的打击吗？这是因为此种做法，一是承继前朝之传统办法而已，并非刘秀独创。如高祖刘邦时，“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昭帝时，“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宣帝时，“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平帝时徙江湖贼帅成重于云阳，“赐公田宅”等等，都是如此^[34]。不过这种做法，只是“使安生业”，予以自食其力的生活条件，以避免不安定的社会因素而已。二是采用杀戮的办法并不策略。因为此种办法，“伏法不过家一人死尔”，而对于他们的家属、宗族、部曲、宾客，则毫无触动，反而还会带来更加不安定的因素。此外，“民之于徙，甚于伏法”，运用举家迁徙的方式，也是对他们更加沉重的打击。

    总之，此次民变事件，刘秀是采取了有效措施予以平息的。而且在其过程中，对豪强大姓也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正因为这样，“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35]，出现了一派太平的景象，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

四、度田的终结──“更正”与“坐租”

    上文已述，刘秀平息了大规模的民变事件，主要是采用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方式，而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的确是相当奏效的。但是我们不禁要问：刘秀仅仅靠这种办法，而不是对那些被“并度庐屋里落”的豪民百姓予以更正其户口田亩，就能草草地了结了吗？就能如此迅速地出现“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局面了吗？刘秀杀了那么多的州郡官吏，度田的态度如此坚决，就能到此结束了吗？也就是说，刘秀在平息民变事件的过程中，是否又采取了其他什么措施，才使民变事件迅速平息，才结束了“度田”的呢？

    然而对此，史籍却并未给我们留下圆满的答案。除了《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论述了民变事件平息后“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之寥寥数字外，《太平御览》、《艺文类聚》及《初学记》等类书所引《东观汉记》，以及诸家《后汉书》的辑佚中，均未留下任何的评价。于是，几乎所有的通史著作，无不作出这样的推断：刘秀在解决土地问题上，“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或“随即下诏停止检田，向豪强地主让步”^[36]。近期论者也只能从当时“案比”制度的实行等方面，论证其相反的结论，而始终缺乏有力的证据。

    然而尽管如此，浩如烟海的史市蜃楼，毕竟还是映现出了些微的蛛丝马迹。

    首先，“随即下诏停止检田”的说法，在史书中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只不过是论者的主观臆断而已。故而无须多加赘述。

    其次，“度田”并没有“不了了之”，而是采取“遣谒者为更正”的办法，对“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后果，皆予以“更正”，然后才结束“度田”的。对此，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四“后汉书间有疏漏处”条中，即曾作过明见的分析，指出：

    《光武本纪》，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讨之则解散，去又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长坐界内有盗贼及弃城者，皆不以为罪，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罪之。于是更相追捕，并解散。按是时天下初定，民方去乱离而就安平，岂肯又生变乱？此必有激成其祸者，而本纪全不著其根由。但上文有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则是时民变，盖因度田起衅也。按《刘隆传》，天下户口垦田多不以实，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有诏核检，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帝见陈留吏牍有云：……于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守令等十余人皆死。据此则十六年之民变，必因十五年之检核户口田亩不均而起衅也。其解散，也必非令盗贼自相捕斩遂能净尽，盖因守令皆以检核不实坐死。遣谒者为更正，然后解散耳。而范《书》略不见起灭之由。

据此分析，刘秀在镇压民变事件的过程中，并未不了了之，而是“遣谒者为更正”，即对于地方官吏“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某些问题据实“更正”，然后才使民变事件平息下来的。虽然赵氏在此只是一种推断，但是这个推断，却是合乎逻辑、很有见地的。因为刘秀仅仅靠武装镇压，而不是对“并度庐屋里落”所造成的问题予以更正，这样规模的民变事件，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迅速平息下去的。而从刘秀“度田”的态度来看，不达到他的目的，则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则，这偌多的二千石官吏，不是白白被杀掉了吗？这和刘秀自始至终的坚决态度，不是完全相抵牾吗？与此同时，刘秀先曾“遣谒者考实”，复又“遣使者下郡国”，在其过程中，也完全可能下令采取予以“更正”的办法，并结合武装镇压和分化瓦解的方式，来平息叛乱的。而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下令取消了“庐屋里落”的计算，或说明该部分不征收田租、赋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在当时采取了“更正”的办法，当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如此大规模的民变事件，是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平息下去的。故翦伯赞先生谈及此事，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变乱之平息“是由于后来政府派出的‘谒者’，代为更正，然后叛乱才解散”^[37]的。

    再者，最重要的是，《后汉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铁的事实依据，也为赵翼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此载之如下曰：

    （建武）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蚀之，在胃九度。胃为禀仓，时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以谷为言，故示象。

这条史料，弥足珍贵。虽然从表面上看，说的是五行灾异，但在实际上却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信息，反映出了刘秀“度田”的直接后果。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坐租”事件是“新”的，是建武十七年二月前刚刚发生的。从范围上来说，“坐租”是在“诸郡”发生的，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而从后果来看，“度田”是以“诸郡”“坐租”，即对于那些原先隐瞒了户口田亩，历经州郡牧守的“优饶”“侵刻”，后来又被“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最后复被谒者“更正”之结局结束的。这些人在被“更正”之后，不仅要按其实数从此向国家缴纳赋税，负担徭役，而且还要补交由于“优饶”而少向国家缴纳的租税。所以才出现了“坐租”的事件。否则，在建武十七年前后，我们再难找出因其他事件而导致“诸郡坐租”的因由，更无法理解“诸郡新坐租之后，天下忧怖”这一事象的出现。而只能说明，刘秀在平息民变事件的过程中，确曾采取了“遣谒者为更正”或类似的方式，校定了编户的户口田亩，然后迫使被“优饶”者补交了少交的租税，退回了因“侵刻”和“并度庐屋里落”多交的租税，才结束度田的。当然，那些带头闹事的“魁帅”，都被迁徙到其他地区，其土地和财产全被没收，就更应该说是“坐租”了。这表明刘秀的“度田”，决不是“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而是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的。否则，又怎能迅速出现“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太平景象呢？

    再次，我们从“度田”之后“案比”制度的正常运行和时人的评述中，也可窥见其一斑的。《后汉书·江革传》云：“（革）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动摇，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这说明在“度田”之后，国家的“案比”制度已经进入了正常的轨道，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言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后汉书·酷吏传》云：“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自中兴以后，科网稍密，吏人之严害者，方于前世省矣。”这种局面的出现，显然是与“度田”以及对豪强地主的沉重打击分不开的。而这里的“政在抑强扶弱”，主要就是“指‘度田’、检籍斗争而言”^[38]。如果刘秀的“度田”不了了之，又如何能出现这种局面呢？

    此外，魏晋南北朝距此不远，我们从时人对“度田”事件的评述，也可窥见其一斑。如《晋书·傅玄传》载泰始四年（268年）玄“上便宜五事”于晋武帝曰：“以二千石虽奉务农，犹不勤心以尽地利。昔汉氏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臣愚以为宜审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皆以死刑督之。”《晋书·慕容皝传》载封裕谏慕容皝曰：“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北史·李彪传》载彪“上封事七条”于魏孝文帝曰：“《记》云：国无三年之储，谓国非其国。光武以一亩不实，罪及牧守。圣人之尤世重谷，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劝农，相切如此。”如果说刘秀的“度田”果真失败了，白白地杀了那么多的二千石官吏，他们又如何会作为历史的经验，建议朝廷“宜审汉氏旧典，以警戒天下郡县”，又凭什么说因此而带来了“明章之际，号次升平”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