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为，宗庙问题不仅是刘贺立废的一大关键，并与其政治命运的状态和走向密切相关。具体说来，由于与霍光集团在宫省内的争斗失败，刘贺“未见命高庙”，就汉礼法而言，造成了有帝号而无帝位的尴尬局面，由此甚至无资格称之为“汉废帝”。而从其自号“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中，既可看出与高庙系统相联接的渴盼，更有着对于昭帝承统的内在否决，及向宗藩亲王序列回归的愿景。

[关键词]刘贺 宗庙 号位 嗣子皇帝 南藩

 

一、  问题的提出：从刘贺的“汉废帝”之称与汉礼法不合说起

自南昌海昏侯墓葬发掘以来，墓主刘贺跌宕起伏的命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在各种相关讨论中，这个仅做了二十七天皇帝的人，往往被称之为“汉废帝”。然而，这主要是后人的习称，如果严格按照礼法去看，汉人并不以废帝之号冠之于刘贺之身。

“废帝”是被废之帝，他的首要身份是皇帝。然而，在汉代的官方文献中，皇帝序列里没有刘贺。在《汉书》中，他和惠、文之间的两位少帝一样，不能为之作“帝纪”，他们是不被承认的皇帝。为此，有学者指出：

 

《汉书》对汉废帝刘贺无专门纪传，相关的史料杂见于同时期的其他纪传中，这说明刘贺虽然名为废帝，却如同西汉第三任皇帝前少帝刘恭和第四任皇帝后少帝刘弘一样，不能入汉正统之序列，史官班固从历史角度对汉废帝已做定谳。[①]

 

有人或许会认为：《汉书》的帝系正统，是后来的政治追认，不能由此否定在位时的合法身份。以少帝为例，前少帝刘恭之事明确记载为：“帝废位，太后幽杀之。”时人更明言：“（吕后）擅废帝更立”[②]而后少帝刘弘则在文帝即位后，以“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③]的理由，剥夺了他的政治合法性。既然连先帝的儿子都不是，自然是冒牌货，皇帝资格自动解除，但此前，他们都是被承认的“帝”。然而，刘贺与之似乎有所不同，翻检《汉书》，《张敞传》载：“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在文中，刘贺是以“废王”而不是“废帝”的身份而出现的，而《外戚传》曰：“（霍）光与太后废王贺。”《杨敞传》则曰：“大将军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王更立。”总之，当时对刘贺的称谓为王、为侯，这两种身份是得以正式承认的。耐人寻味的是，虽东汉王符有“（霍光）废帝立帝，莫之敢违”[④]的论述，但一则王符为民间人士，所言又极为笼统；二则总的来看，在正式文本中，不见臣下称其为皇帝，所以在礼制上，他仅是“废王”，“废帝”称号与之相距较远。

难道刘贺真的不曾有过皇帝身份？我们注意到，西汉最后一代皇位继承人刘婴也没有进入“帝纪”序列。原因在于，因年纪太小，一直由权臣王莽以“假皇帝”或“摄皇帝”的称号代行国事，他的真正身份始终只是皇太子。由于他从未即位，也就不存在“废帝”问题了。刘贺也是这样的吗？不是。刘贺确实曾具有皇帝身份，只是身份上具有特殊性。据《汉书·霍光传》，刘贺在自己的书信中曾有“皇帝问侍中君卿”的文句，说明在制度上，他可算是皇帝。而且，在廷议中，给他的定论是：“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既然是“当废”，又曾是皇帝，称之为“废帝”不是很正常吗？他为什么不可以冠之“废帝”之名呢？这里面的关键点在于：“未见命高庙。”高庙，是高祖刘邦的庙堂，为汉代宗庙核心所在。汉代的政治规矩是，新君即位必须拜谒高庙，刘贺没有在高祖庙完成这一程序，在身份上就未获得最后的确认。也就是说，他是皇帝，但不是获得资格确认的充分意义上的皇帝，在完成皇位继承的仪程之前，他被废黜了。也正因为这一原因，汉王朝最终不承认他的皇帝身份，由此，也就没有了“废帝”一说。

为什么宗庙对于皇帝身份有这么大的意义呢？这需要从政权的建立与统治权的传承说起。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最高权力以世袭方式嬗递，最主要的就是父子相承。这一制度自西周以来逐渐形成与完善，遂使得皇（王）位继承制度中有了君统和宗统的分际。简单地说，所谓君统，指的是在国家政治系统内，以君主为核心的继承制度；而宗统则是在家族或宗族内部的一种继承制度，从而使得君主兼具君、父两大身份，作为继承人，他在君统方面，是后一代的帝王对前一代的权力承接；在宗统方面，则是儿辈接替父亲的家长权力。我们注意到，自先秦以来，在以宗法制度来建构身份及权力的背景下，宗庙成为了连接宗统的关键。它不仅是祭祀祖先的庙堂，也成为了政治决策及重大举措的场所。这一点在秦汉之后虽有所淡化，但祖宗的存在及威严，依然是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所在。

就汉王朝来说，它主要表现为，当时的意识形态认为，汉政权通过高祖刘邦获得天命后，具备了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就君统而言，在于承接了五帝三王以来的天子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业。”而就宗统而言，则认为，天命由刘邦家族的成员所承担，他们一代代接替天子与皇帝的号位，统绪不绝，汉高祖由此成为了汉代政权合法性的核心起点。在这样的背景下，谁是高祖以降的宗亲嫡传，谁就具备了继承帝位的合法性，汉代皇帝似乎很像高祖家业的继承人。翻检史籍，也常常出现“汉家”的说法，给人一种私家产业代代传承的印象。《汉书·高帝纪下》载，当高祖得天下后，将自己开创的基业与兄弟的产业相提并论，并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有学者据此评判道：“他明明白白地将天下视同田地、牛马一般的私产。”循此理路，皇帝治下的庞大官僚机构，不过是用来“帮助皇帝管‘家务’。”[⑤]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深究之下，失之于粗放。回到本论题中，如果皇位继承及相关事务仅仅是“家务”，从理论上来说，霍光等群臣有何资格对刘贺的废立横加干涉呢？

笔者以为，“汉家”之事既是“家务”之事，又不完全是“家务”事。所谓“汉家”，严格说起来，非仅为私家之谓，而有“公家”的意味存在。换言之，所谓“汉家天下”，不是说将天下视作为所欲为的私产。世袭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天下的代表，是承天受命的最大家长，是公产的世间法人代表，而非仅为私产拥有者。[⑥]循此理路，“汉家天下”在理论层面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下一家”的共有性和分利性。据《汉书·高帝纪下》，刘邦在求贤诏中曾这样说：“今吾以天之灵，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我共安利之，可乎？”这里面有三大关键词：1、“以为一家”；2、“共安利之”；3、“世世奉宗庙亡绝。”从文句上来看，在汉王朝建立后，天下既然已混同为一家，大家都可以共同享受成果，也就是1、2点所涵盖的内容，是比较好理解的。但“世世奉宗庙亡绝”在此有什么政治含义呢？由前已知，所谓“汉家天下”是以刘邦家族为代表来施行管理的政治模式，作为天下家长的承担者，“汉家”最核心的部分当然就是宗室，作为高祖子孙，宗庙是联结他们的血缘纽带和政治起点，当然是要“世世奉宗庙亡绝”的。但非刘氏宗亲何以要共同尊奉汉家宗庙呢？

这其中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天命”。《史记·外戚列传》载：“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按：“继体谓非创业之主，而是嫡子继先帝之正体而立者也。守文犹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据此可知，汉高祖作为合法性的起点，是所谓的“受命帝王”，而后世汉帝则为接续统绪的“继体守文之君”。汉高祖作为“受命帝王”，他所创下的基业乃是“天命”所授，后世“继体之君”当谨守规矩。由此，从高祖开始的皇位传承，成为“天命”代言人在皇室之内的传递。所谓“汉家天下”，实质上就是“汉家”统领“天下”，前者以汉宗庙为核心；后者与社稷相连通。所以汉人又常将宗庙与社稷相提并论，当天命归汉之时，大家需共同维护宗庙的核心地位。要之，宗庙寄托着“天命”，“世世奉宗庙亡绝”不单单是刘氏宗亲的事情，而是全天下共同尊奉的准则。从这个意义来说，宗庙乃“天命”所系，摧毁或改易它，就是“天命”失坠，是万万不可大意的事情。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汉宗庙本是刘氏独有，其他民众如何参与其中呢？

甘怀真指出：“家的原义是一神圣的建筑物，亦即宗庙之类。家即指在此宗庙内举行仪式的团体。或许我们可以说原始的‘家’是祭祀团体，共同参与家之祭祀者才是一个家的成员。”[⑦]我们注意到，秦汉以来的帝制社会与先秦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当“天下一家”时，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各种分层的世袭家族，即所谓世官世禄来控制社会；而是整个社会都整合在皇权之下，当年的宗法血缘的分层控制被中央集权所替代。严格说起来，世代世袭的家族只有皇室，其他家族不再具有因宗法所延伸的政治权力，而只是皇权之下的臣民群体。也就是说，就严格的宗法而言，能掌控政权的“家”只有皇家，所有人都必须纳入这一系统。由此，甘怀真进一步指出：“天下一家为皇帝制度的理想。即普天之下，皇帝统治力所能及的区域内，都应为一家。所谓一家，是指‘天下’内的人民（包括官与民）皆以臣妾的身份，隶属以皇帝为家长的‘家’，并共组一个政治团体。”[⑧]这样一来，在“天下一家”的格局下，每一家族、每一人群都成为了“汉家”政治网络上的一个部分。天下之民非宗室，即汉臣，宗庙不仅仅是属于刘氏家族的，也是天下共有的政治核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当汉王朝鼓吹和实践“天下一家”的理念时，不仅使得刘氏宗庙成为了“汉家天下”的合法性所在，也成了整合民众的重要资源。当“天命”归之于刘氏之后，全体民众作为“汉家天下”的参与者，不仅可从中分利，更需共同维护之。在共尊宗庙中，推进汉王朝的建设和发展。汉人曾向皇帝进言：“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亡穷。统业至重。”[⑨]综合上述材料和认识，我们认为，当皇位继承人“见命于高庙”时，不仅是子孙接受高祖开创的汉家基业，实质上更是宗庙所承受的“天命”在此得以传递。

回到本论题，刘贺要真正君临天下，获得“天命”，就必须在高庙完成最后的身份确认。按照汉人的思维，他是“继体”之君，需将高祖开创的基业发扬广大。承接宗统是获得君统的前提和保证，也即前所言及的“宗庙重于君”。失去了这一点，他的皇位就没有了最后的合法性，从礼法上来说，他本质上就只能是“废王”而非“废帝”。尤为重要的是，宗庙问题不仅是刘贺立废的一大关键，也伴随着他此后的政治生活。下面，笔者就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展开，在史迹钩沉中，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未见命高庙”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权力博弈

作为刘贺最终丧失皇帝身份的一大要素，“未见命高庙”不仅反映着汉代礼法的若干问题，背后更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蕴，隐藏着残酷的政治斗争。下面，具体论之。

（一）帝位与帝号

要厘清刘贺的皇帝身份，帝位与帝号的分际极为关键。简言之，由于刘贺“未见命高庙”，造成了有帝号而无帝位的尴尬局面，这为后来的废黜埋下了隐患。

《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中国传统思维下，“位”是政治的核心关键词。作为最高等级，皇帝是当然的最高之“位”，所谓皇位、王位等语词就很能反映这一意识。所以，做帝王也可称之为即位。但在秦汉制度中，即位有着广狭二义，广义的即位是笼统言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刘贺可以称之为即位，所以《汉书·霍光传》载：“（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但狭义的即位，指的是“即皇帝位”，从汉制来说，这一环节是以“谒高庙”的形式加以完成的，由此，它不仅宣告了合法性的最后确认，也明示天下，通过这一礼法，真正获得了帝位。[⑩]刘贺也正是因为这一环节的缺失，而失去了合法性。翻检汉籍，可以发现，在西汉除了惠帝因高庙未建成，在太上皇庙拜谒，武帝因史文失载外，其他皇帝都在高庙举行了“即皇帝位”或“即阼”大典。[11]在此，帝位已不是一个模糊的名词，而是专有的政治概念，它与帝号相辅相成，统称为“号位”。《汉书·叙传上》在论及王莽篡汉时，曾曰：“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所谓“能窃号、位”，应做这样的理解，王莽在篡汉时所窃取的，为两种身份资源：帝位与帝号。总的来说，帝位高于帝号，是成为皇帝的真正标志。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帝号与帝位有何差别？特点如何呢？由于王莽篡汉之事最具典型性，下面就以此为切入口来作分析。

考察汉史，可以发现，王莽在正式篡汉前，在名分上其实已有了皇帝称号，即所谓“假皇帝”、“摄皇帝”。究其实，这是对帝号的一种窃取。但至为重要的是，那时的王莽并未被痛斥为乱臣贼子，甚至还被尊奉为周公再世。这一现象的出现，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在汉人看来，皇帝有一个重要的侧面，乃是一种最高“职务”，有此身份，就可以承担相应的事务，具备号令天下的权力。极端一点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最高的，统辖天下所有官僚的特殊的“官职”。甘怀真指出：“（在汉代），皇帝已不是一种特殊的尊号，与正统的延续性也无关，而成为一种职称，表示天下之最高领导人。”[12]在奉为汉代“国宪”的《白虎通》[13]中，它被称之为“号”，作为对官僚系统起作用的称号，《号》篇这样说：“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也。……帝者天号，……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要之，帝号是这样一种尊号，凭此身份可对臣下发号施令，它主要关联着皇帝玺印。所以，不仅是王莽以此获得身份权力，刘贺入京后，也是如此。史载：“受皇帝玺绶，袭尊号。”[14]我们注意到，刘贺接受“皇帝玺绶”后，与之相配套的是“袭尊号”，所谓的“尊号”，就是皇帝之号，《史记·高祖本纪》载：“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可为旁证。

但前已论及，“号”仅为名号，“号”之外还有着更为重要的“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统一天下后，要求群臣“其议帝号”，“上尊号。”此时，秦始皇为什么不去要求属下“议帝位”，而仅仅着眼于“帝号”呢？因为“帝位”是实质拥有的，一般来说，谁统治了天下，谁就属于“天命所归”，自然拥有了这一最高之“位”。所以，始皇君臣在“议帝号”时，“帝位”已然存在。必须一提的是，由于“君权天授”的观念存在，在“帝位”存在时，一般来说，它还与“天子”的名号相辅相成，由此证明“天命”在兹。所以，王莽可以僭越皇帝的名号，以“假皇帝”等称谓来擅权，却不可以拥有“假天子”的名号，因为它是与“帝位”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简言之，“帝位”与“天子”一样，代表着“天命所归”，是最高的标志性身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皇帝在即位时，不仅要是皇帝，更要是天子身份，天子也有“号位”问题。

限于主题及篇幅，对此问题不作进一步展开。但可注意的是，开国君主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总是要强调自己的“受命”正当性，这就使得在即位的过程中，原则上不仅要有皇帝即位的程序，还要通过祭告天地等形式来登天子之位。为此，日本学者尾形勇指出：“与王朝交替相伴随的继位礼仪中存在的首先‘皇帝’即位、接着‘天子’即位的两种礼仪和两个阶段。”这两种礼仪和两个阶段在开国的“受命帝王”那里可能会较为繁复，而到了“继体之君”那就可以简化。因为“只要‘历数’延续，天子位几乎能自动的代代继承。同一王朝内部的继承，无须采用由上帝——受命的神秘形式，即可举行‘天子’即位仪式。”[15]也就是说，王朝的接位者只要“帝位”正当，“天子之位”是可以自动获得的，二者往往同时加之于身。质言之，当“天命”归之于刘氏家族之后，家内权力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汉家天下“乃高皇帝天下”，作为“继体之君”，他的使命就是接续和发扬这一祖业，不符合者不仅皇位不保，也附带失去了高祖所获得的天子号位。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帝位必须在高庙获得。因为这里不仅是祖业传承，也是“天命”递嬗之地，在“号”、“位”二分的思维下，“号”可假借，“位”却不可出让。因为“号”与玺印符节相关，是可以事毕收回的，就如同秦汉时流行的假官一样，权力可暂时授予。[16]而“位”则不同，它事关皇帝身份的最后确认，是“天命”攸归的关键。这一属性如果失去，就是天命转移至他姓，属于王朝覆灭了。所以，当刘氏子孙在高庙“继体”“承命”，才可算是真正的皇帝。也所以，当王莽改汉为新之时，也要去高庙“受命”，作出“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的政治表演，以证明“天命”实现了转移。[17]此时，他不仅拥有帝号，也因帝位的获得，最终成为了“真皇帝”。总之，完整的皇帝号位分为帝位与帝号，前者重于后者，并直接“受命”于高庙，后者则联系着玺印，为号令所出。如果只有后者没有前者，算不得真正的皇帝。

当然，一般来说，在实际操作中，帝位与帝号的分际没有这么复杂，二者的获取应当合并进行。但刘贺袭尊号后，为什么没有照例去高庙谒见，以取得帝位呢？有学者提出：“在西汉中后期的嗣皇帝即位后，似乎应待三十六日丧期结束，除丧服后才能举行拜谒高庙礼。”[18]但这一看法并不适用于刘贺时代。翻检《汉书》中的各《帝纪》，可以发现，除了惠帝是在高祖下葬后即位，文帝、宣帝事出突然，情况特殊外，景帝是在文帝驾崩8天后即位；武帝是在景帝驾崩的当天即位；昭帝在武帝驾崩的第二天即位；甚至刘贺之后的元帝也是在宣帝驾崩21天后即位；而且除了武帝史有阙文外，其他皇帝在即位时，都同时“谒高庙”。也就是说，刘贺拜谒高庙并不需要等到丧期结束。在当时的政治习惯中，他理应通过“谒高庙”而获得帝位的合法认同。由此，刘贺之例便属反常。他上台后，于情于理，都应尽早拜谒高庙，这种对己极端不利且违反礼法之事，不可能由刘贺本人及其集团自主作出，打破这一政治规范的，唯有霍光集团，并为最终废黜刘贺埋下了伏笔。

（二）从昭宣之际的宫省政治看刘贺的立废与“庙见”

据《汉书·霍光传》等材料，刘贺以所谓的“淫乱”之名被废，并网罗出1127件乱事。但诚如廖伯源指出的：“实则昌邑王贺见废之原因，是其与霍光之权力斗争。”[19]众所周知，自秦汉以来，政治制度的主流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皇帝亲掌大权为政治常态。由此，刘贺希望上台后能乾纲独断，获得一个皇帝应有的权力。但问题是，那时的朝廷大权已在霍光的掌控之下，《汉书·魏相传》云：“禄去王室，政繇冢宰。”皇帝不过是一个虚名。昭帝驾崩后，作为权臣的霍光为了继续独揽大权，寄希望于刘贺像昭帝一样，继续做一个傀儡，这样，二者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总的来看，在这一次政治冲突中，争斗的场所被限制在宫省之中。作为一次小范围的宫廷政变，冲突空间的狭小起到了控制事端，以最快速度消弭负面影响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态势也由当时的权力格局所决定。简言之，当时的权力中轴集聚于宫省之内。下面，由本论题出发，以昭宣之际的宫省政治为切入口，对刘贺的立废及“庙见”问题作一讨论。

所谓“宫省”，指的是皇帝居所，在这里面围绕着皇帝服务的近臣和侍从人员组成了一个行政班子，自武帝后，权势日重，被称之为中朝或内朝。与之相对的外朝，则是以宰相为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是帝国政府所在地。在政策颁布和执行过程中，二者往往会有矛盾。所以三国时期，诸葛亮曾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三国志集解》注引李周翰曰：“宫中，禁中也。”引胡三省曰：“建兴元年命亮开府治事，所谓府中，盖丞相府也。”[20]我们看到，在诸葛亮时代，外朝宰相权重，皇帝势弱，皇宫之外的帝国政府作为权力执行机构，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但霍光时代不是这样，那时以“内”凌“外”，“府中”完全听命于“宫中”。 祝总斌甚至认为，中朝制度的正式建立，就是在汉昭帝之后，“是出于霍光的特殊需要。”[21]由此，霍光要擅权，就必须借皇帝之躯壳，才能行己之私意，否则将一无所有。这与外朝具备一定的独立性，权重之时，可分庭抗礼，甚至凌驾皇权，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由此，霍光集团对权力的控制主要在两大方面，一是宫省内的人事及拱卫权力，皇帝的行动乃至人身自由可藉此被掌控。二是对皇帝文书的掌控，成为霍光擅权的又一关键。查考史籍，霍光在大将军大司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务——领尚书事，朝臣奏章和皇帝下达的命令都汇聚于此，这样就全面把控了汉王朝的话语权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尚书本是为皇帝提供文书服务的工作人员，是皇帝和群臣之间的联系管道。在皇权不受干扰时，领尚书事者虽权重，但只有建议权，并无决定权。但据《汉书·魏相传》：“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根据这段材料，可以知道，西汉的领尚书事一度可以先查看奏章副本，将不合己意者摒弃在外。由于领尚书事制度设立于武帝时期，废于宣帝时期。祝总斌指出：“这一故事，估计大权独揽的武帝之时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而只有形成于霍光辅政之时。”[22]也就是说，霍光利用领尚书事这一核心位置，通过控制朝廷公文，可以切断皇帝与群臣之间的政治联系，使得朝政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方向加以发展，内朝权力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为重要的是，霍光权力的获得，并非完全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处置之举，而更多的是在权力欲下，为了自己及集团的私利，通过阴谋和非常手段，一步步形成的。且不说他对同为辅政大臣上官桀、桑弘羊的诛杀，手法凌厉，前所少见，甚至连昭帝的私生活都被控制，[23]这固然反映了霍光的贪婪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汉家皇权简直被视若无物。

对真正的皇帝尚且如此，当刘贺入京承袭大统之时，霍光又焉能放权呢？刘贺以外藩入承大统，势单力弱，霍光能选中他，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便于控制。此时，刘贺的应对之术，应以韬光养晦，逐渐蓄积力量为宜，而不应与霍光争权，否则将遭祸殃。《汉书·王吉传》载，当刘贺被征召入京时，昌邑国中尉王吉劝谏他不要轻举妄动，“慎毋有所发”，他说：

 

先帝（武帝）弃群臣，属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将军惟思可以奉宗庙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岂有量哉？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愿留意常以为念。

 

王吉的这段话语看似表彰霍光。但作为一名臣子，不管如何位尊功高，哪有成年皇帝对其“政事壹听之”，“垂拱南面”的道理呢？而所谓的“大将军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内晏然”，更是违背历史实情之言。昭帝即位时已年满八岁，根本不是“襁褓之中”的婴儿，更何况他驾崩时早已是一名青年。当霍光被视之为“周公”之时，倘说因昭帝年幼尚需揽权于身，随着皇帝的逐渐长大，就应逐渐移权。事实上，霍光一直大权独揽，不因皇帝成年而有本质的变化。王吉难道不知道这些基本事实吗？当然不是。从特定意义上来看，所谓“抱持幼君襁褓之中”正反映着昭帝时代的政治事实，那就是，皇帝终生不过是被霍光操弄的“襁褓儿”。王吉所言不过因时而动，隐晦地劝谏刘贺注意政治上的凶险而已。就实力而言，刘贺更弱于昭帝，此时的策略只能是“慎毋有所发”，只是王吉不能明说，刘贺必须自加体会。

但刘贺显然没有领悟这一道理，不仅没有“常以为念”，甚至根本没有“留意”到凶险的政治情态。刘贺想要做的，是效仿文帝，奋发有为。习汉史者皆知，汉文帝由代王而登基为皇帝，并依赖自己的代地之臣，迅速控制了朝政。当时的文帝只有二十多岁，与刘贺年纪正相仿。一代明君榜样在前，刘贺很是希望接踵其迹，再造功业。关于这一问题，宋超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指出刘贺与昌邑旧臣在架构上，颇似文帝与代地之臣，但刘贺仿效文帝的结果，带来的不是手握朝纲，反倒是加速了废黜的命运。[24]这一后果的出现，固然有着各种因素在起着作用，但就本论题而言，宫省内的权力之争是关键所在。

我们注意到，文帝入京后依赖代地旧臣，迅速控制了宫省，并典领南北军，起到了掌握权力中枢，震慑朝臣，稳定局势的作用，刘贺也希望依例而行。据《汉书·武五子传》、《霍光传》等材料，刘贺入京时，带了大量的侍从，虽经昌邑郎中令龚遂劝谏，“令还郎谒者五十余人”，但身边还是有两百多人追随，后来在遭废黜时，他们在金马门外被羽林骑强行拿下，随后全部诛杀。这些人跟随刘贺入京时，“马死相望于道”，入京后，“更持节从”，并且变易节的颜色，取官绶相配。虽然霍光等人说这些昌邑旧臣“常与居禁闼内敖戏”，“游戏掖庭中”，“夜饮，湛沔于酒”云云，但从他们的种种迹象，及临行时所呼号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可推论的是，他们的到来，绝不仅仅是来为刘贺树排场，陪伴吃喝玩乐的，他们更想来做出改变。如果他们真的是毫无抱负，岂不正中霍光下怀，何必全体诛杀呢？质言之，刘贺及旧臣不是没作为，恰恰是太想有作为。而作为的起点与核心，就在宫省之内。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宫省内安排自己的旧部，组建一套自己的行政班子，从而摆脱和架空霍光。如果权力能顺利转换，这二百多人将成为内朝的新成员，构建新的权力中枢。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是当年文帝的翻版。但诚如廖伯源所指出的：“昌邑王贺与霍光之情况，则与汉初之局势完全不同。”不同在哪呢？文帝时代外有诸侯王对汉廷的权力制衡，内有朝臣力量的不统一，固然是大势所在，但就本论题来看，特别需要注意的则是，文帝时期没有中外朝之对立，宫省之内与大臣没有矛盾。

具体说来，“功臣列侯不参与宫内之事务，盖与其职掌无关。文帝用其旧臣亲信掌握京师及皇宫之武力，功臣列侯视之为正常措施，且此举动不影响丞相及其他政府大臣之权力，文帝与汉初之大臣可以和平相处。”[25]加之陈平、周勃作为外朝首领，对宫省内的吕氏势力已做了一次清洗。宫省空荡，正需要填补空白。而刘贺时代，宫省内都是霍光的势力，刘贺集团的举动遂成为对霍氏集团的公然排挤。前已言之，霍光擅权靠的就是掌握内朝，且内朝人员在朝臣中数量较少，而且品级相对较低，在正规场合并无独立发言权，他们是顶着皇权旗号而存在的群落。所以，我们注意到，当霍光召集群臣会议欲废黜刘贺之时，霍光亲信，给事中田延年疾呼道：“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似乎刘贺的作为已引起了众怒。然而，与之相反的是，“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26]这里面的臣子大部分为外朝人员，从他们的反应中，看不出“洗牌”对他们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只有事出突然与事态严重所带来的惊恐。要之，大部分的臣子没有痛感。这一痛感从何处来？应该就是以霍光为首的内朝官员。而他们的“鼎沸”之所以发展到要倾覆政权的地步，无外乎就是权力的剥夺，如任由刘贺的行动发展下去，这一集团将逐渐失去昔日的荣光与权势，这是他们难以忍受的。刘贺旧臣中头脑清醒者已看到了危险的逼近，龚遂提出：“宜进先帝大臣子孙亲近以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谄谀，必有凶咎。”所谓“左右”，就是内朝的侍从官员，按照他的看法，必须将昌邑臣子换成当年昭帝时代的那套班子，说白了，就是恢复霍光集团独掌内朝的局面，否则就要遭殃。然而，“贺不用其言，卒至于废。”[27]总之，刘贺与霍氏集团的斗争集聚于内朝，此后，霍光废黜刘贺，也是在宫内通过太后之命召见刘贺，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其与昌邑群臣分割开来，一举将刘贺控制住，并迅速完成了废黜的程序。

就本论题来看，在这一进程中，还需注意的是，刘贺与霍光的交恶应该是从受帝号之时开始的，此后不断恶化，终于无法调和。据《汉书·霍光传》，刘贺在受帝号之前，先立为了皇太子，如果此时霍光想将其拿下，就不会有后面的周折，废止程序会更简单一些。看起来，虽然刘贺带来了大量的随从，但由于还没有在宫省之内对霍氏集团构成实质威胁，霍光对其处于观望以至期待之中。但当刘贺“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时，情况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了，《霍光传》载，刘贺“就次发玺不封”，颜师古注曰：“得令人皆见，言不重慎也。”但综合判定，刘贺“发玺不封”可能还不完全是不慎重的问题。按照制度，皇帝玺印确实应该封存，而且还应该交给专门的管理人员——尚符玺郎加以保管。但问题是，尚符玺郎为内朝官员，属于霍光的管辖范围。玺印一旦被封存起来，霍光是否会私自僭用，甚至管控起来呢？

《霍光传》中曾载有这样一件事情，昭帝初即位时，“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霍光刚把持朝政时，即借故要将皇帝玺印夺在自己手上，只是因尚符玺郎强硬的态度未能得逞。在此需特别注意的是，这段故事发生在昭帝初即位时，那时霍光的权势还未能一手遮天，宫省内尚有上官桀等人的势力加以牵制，而他就敢于夺皇帝玺印。在刘贺时代，霍氏早已全面把持朝政，宫省内几乎无一不是霍氏党羽，此时他借故再要玺印，简直是易如反掌。所以，刘贺在接受玺印之后，一直不离于身，在被废黜时，霍光“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是强行抢夺下来的。看来刘贺对这一资格凭证是极为在意的，他的态度应该是珍视与小心，而不是怠慢与不慎重。还可注意的是，刘贺的许多“乱举”都是通过玺书加以实施，如果玺印封存起来，用印必须通过尚符玺郎。需知在霍光控制之下，短短27天内，竟然可以记录下所谓1127件“乱事”，刘贺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在监控之中，那时，是否能顺利用印，是未可知的。由此，从特定意义上来看，刘贺的“发玺不封”，是一种对本属于自己权力的抢夺，也充满着对霍光的不信任感。此情此景之下，霍氏集团当然不会满意，刘贺通过“庙见”，正式即帝位的程序也就不寻常地拖延了下来。

由于史料有限，在“见命高庙”问题上，刘贺究竟如何被阻扰，在细节上已难以复原。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在霍光辅政下，皇帝基本上是被控制在宫省之内的，《汉书·郊祀志下》载，宣帝初即位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共己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当然，由于刘贺事件的发生，“庙见”这样的“宗庙之祀”不可以再拖欠取消了。但《霍光传》载：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剌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我们看到，“庙见”时，大将军霍光要伴驾而行。霍光对宣帝的控制尚且如此，对于意欲收权的刘贺，一个稳妥的办法就是不随行高庙，在使得皇帝即位程序无法充分完成的同时，更可将刘贺控制在宫省之内。总之，不能“庙见”，不仅为刘贺之废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宫省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应是霍光集团所操弄。

 

三、从“嗣子皇帝”到“南藩海昏侯”

由前已知，由于刘贺“未见命高庙”，宗庙问题成为了被废黜的重要依据。元康三年（前63年），刘贺的政治命运再次出现转折，宣帝将其分封至豫章（今南昌），成为了海昏侯。然而，在封侯之际，有近臣奏请道：“贺天之所弃，陛下至仁，复封为列侯。贺嚚顽放废之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28]这一建议当即被采纳。作为一名无权进入宗庙系统的王子侯，一如为帝之时，宗庙问题再一次成为了刘贺的政治困扰。可注意的是，在这两个不同阶段，刘贺曾分别自号为“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笔者以为，这种自号与刘贺政治命运的状态和走向密切相关。那么，透过这类名号，在寄情托志的背后，可以勾稽出哪些遮蔽的历史？并体现了刘贺怎样的政治命运和心态呢？下面，具体论之。

（一）嗣子皇帝

“嗣子皇帝”之称见于《汉书·霍光传》，它关联着刘贺被废时的一条罪状：“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师古注曰：“时在丧服，故未祠宗庙而私祭昌邑哀王也。”按照这一说法，刘贺的过错在于，在为昭帝服丧期间，先不去祭祀宗庙，而私自祭奠自己的父亲。细绎文本，在这条罪状中，关键词为三个：“祖宗庙祠”、“三太牢”、“嗣子皇帝”。颜注仅对“祖宗庙祠”有所交代，对于“太牢”及“嗣子皇帝”的问题存而勿论。但事实上，后面的两大关键词，尤其是“嗣子皇帝”才是要害所在。虽然在霍光集团看来，它属于“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的举动，但笔者以为，它应该是刘贺对自己不能“庙见”的政治反抗，并隐然关联着武昭时代的皇位正统性问题。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要问的是，刘贺当时已自称为皇帝，作为梦寐求之的身份，在此处为何不继续沿用，而要冠之于“嗣子皇帝”之名呢？它仅仅是一种不经意的称谓吗？应该不是。需知“为玺书使使者持节”，是很慎重的事情，何况作为对父亲的祭拜，一则颇有衣锦还乡的意味，二则一路上耳目所接者众，刘贺的个人称谓应该不仅不能荒乱随意，往往还会在慎之又慎之下，传达出某种政治信号。

事实也正是如此。

就语义来看，嗣子在后世一般指的是过继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刘贺作为昭帝的“嗣子”，于礼可通。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汉书·霍光传》所载请求废黜刘贺的联名奏章，一开始即说：

 

天子所以永保宗庙总壹海内者，以慈孝礼谊赏罚为本。孝昭皇帝早弃天下，亡嗣，臣敞等议，礼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后，遣宗正、大鸿胪、光禄大夫奉节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缞，亡悲哀之心，废礼谊……

 

奏章的最后又与之呼应道：

 

五辟之属，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郑’，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也。宗庙重于君，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

 

细绎这段材料，刘贺入京继承大统，是从以昭帝儿子的身份典丧开始的。所以，它孜孜强调的，是昭帝过世后，作为“嗣后”的他，要谨守“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制度约束，但刘贺毫无“儿子”的孝道本分，这是他被废黜的核心理由。在此，无论是“宜嗣后”，还是“为人后者为之子”，都表明刘贺作为昭帝的“嗣子”，虽不是亲生子，但在法律上是具有合法认同的接续者。由此，刘贺称“嗣子皇帝”，倘若是接续昭帝之意，就不仅没有“大不孝”，甚至是在昭告天下，自己对昭帝满怀的孝心。那么，所谓的“废礼谊”、“繇不孝出之，绝之于天下”云云，就无的放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与后世不同的是，在汉代，“嗣子”并非都是指过继子。习秦汉史者皆知，当时盛行军功爵制，在继承制度上，普遍性地存在着爵位传续问题。在张家山汉简中有《置后律》，就是为此而做出的制度安排。虽然在“置后”中，妻子甚至父母都可以接续爵位，成为“后”的覆盖范围，但一般来说，以儿子接续父亲的爵位为常态，这一具有继承地位的儿子就可以称之为“嗣子”，亦称“后子”，所以《荀子·正论》注曰：“后子，嗣子。”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系统中，“为人后者”的“嗣子”当以亲生子为主，如《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汉书·金日磾传》载：“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赏。”皆是如此。加之按照传统，继承制度中嫡子为优，遂又有了所谓“嫡嗣”之称。《汉书·主父偃传》载：“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適）嗣代立。”总之，在汉代，“嗣子”不仅主要指向于可继承爵位的亲子，而且以嫡子为优，过继子作为“嗣子”，是无子之后的无奈之举。这一状况不仅存于秦汉，还一直绵延至唐，为此，清儒王应奎指出，汉唐的“嗣子”与后世在意义上完全不同，主要指的就是嫡长子。[29]

由此，当宣称“为人后者为之子”时，刘贺作为昭帝的“嗣子”是非常态的，是昭帝无子之后的无奈选择。时人云：“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忧惧，欲亟闻嗣主。发丧之日以大谊立后，所立非其人，复以大谊废之。”师古曰：“虽无嫡嗣，旁立支属，令宗庙有奉，故云大谊。”[30]也就是说，刘贺及此后的宣帝，虽非其嫡系，但由于昭帝“早崩亡嗣”，不得不选择他们作为“后”，以承接香火。而这样的选择作出后，尤其是在帝位系统中，他们自己的亲生父母，反而要被排挤出去，失去了人子对他们本有的祭奠权力。汉宣帝即位时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据《汉书·武五子传》，当他想让自己的父母享受相当的祭奠待遇时，遭到了阻扰，有司奏请道：“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虽说宣帝独握权力后，情况有所变化，但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扭转，甚至还成为了此后历代“礼议”的一大聚讼点。

在此背景下再来审视本论题，就可以发现，由常态而言，刘贺作为“嗣子”，本应直承亲生父亲——昌邑哀王刘髆，或者也可以说，他本就是刘髆的“嫡嗣”。然而，当刘贺成为接续昭帝的“嗣主”时，转而算作了昭帝的“嗣子”，对哀王刘髆不能再作祭奠，至少不能归入皇室宗庙系统的祭奠之内。要之，对于刘贺而言，不能再以皇帝名义祭奠父亲。尤为重要的是，刘贺时代经学之风已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春秋》学强调的是“慎辞”与“正名”，[31]“嗣子”作为易生纠纷的语辞，已不宜随意用之。刘贺是饱读经籍之人，[32]不容不知这一道理。所以，当刘贺以“嗣子皇帝”的身份来祭拜父亲时，我们就不应以表面上的所谓“昏乱”来看待他的行为。笔者以为，不仅以皇帝身份祭拜，而且用此易生纠纷的称谓，实质上是故意为之，很可能包含着某种“《春秋》笔法”。

循此理路再来看刘髆所享的“太牢”之礼，就显得很不寻常和耐人寻昧。《白虎通·社稷》曰：“宗庙俱大牢，社稷独少牢何？宗庙大牢，所以广孝道也。”也就说，在汉代制度中，太牢礼应为宗庙所享，体现的是孝道精神。以“嗣子皇帝”之名来祭奠，就刘髆层面而言，他已享受了一个皇帝才有的待遇；从刘贺的称谓来说，在关联宗庙的“广孝道”之举中，此“嗣子”所对应的就不太可能是昭帝，而只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刘髆。再进一步言之，在刘贺的潜台词中，自己的父亲，而不是昭帝才应该是皇帝。但这种隐而未发的观念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上一任的汉家嫡嗣不是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就本论题而言，这实质上是一种对宗庙地位的抢夺。

由前已知，在常态上，嗣子应为嫡子大宗，由此具备了合法的继承身份。这一理论运之于皇位传承，则任何一名合法的皇帝，都应该是承接前任的嫡嗣。当昭帝即位时，虽为幼子，但凭此，他的身份跃居诸兄之上，成为了大宗所系。《汉书·霍光传》曰：“（昭帝）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既可说明昭帝的大宗嗣子地位，也可看出在汉礼法中，皇帝系列就是由一代代大宗嗣子连接起来的谱系。而这一谱系的发端点无疑就是高祖，所以，皇帝必须在高庙中获得认可。也所以，在昭帝驾崩后，因没有留下子孙，有“大宗毋嗣”[33]之论。但在刘贺本人及其集团看来，昭帝作为大宗是不够格的，他们所做的是在“拨乱反正”。

这样的行为，最直接的刺激就来自于霍光。由前已知，刘贺“见命高庙”受阻，作为“嗣子皇帝”而不能入高庙，内心的愤满是可以想见的。而其“嗣子”之称不仅在昭示天下自己是高帝大宗所在，又在隐然否定昭帝法统的过程中，否决着霍光的执政合法性。因为没有了“昭帝”这张“皮”，霍光之“毛”又将焉附呢？也就是说，作为嫡传嗣子，刘贺本就应该入高庙，但进入的门径不是来自于昭帝，而是自己的父亲。

刘贺能做出这样的否决，根据何在呢？我们注意到，在昭帝即位后，一度盛传其“非武帝子”，合法性受到过皇室及民众的强烈质疑，霍光由此面临着极为困难的局面。[34]刘贺入承大统后，即使对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也不会对昭帝的大宗正统有多少的认可度。更重要的是，他的祖母李夫人本有着皇后的规格，按照《公羊春秋》隐公元年所谓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刘髆本来才是那一代的“嫡嗣”所归，刘贺由此自命为“大刘”，在内心深处，早就怀有不满。[35]而反观昭帝，据《史记·外戚世家》，其母钩弋夫人曾被送入掖庭狱，《汉书·外戚传上·孝武钩弋赵倢伃》则曰：“钩弋倢伃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虽然“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倢伃为皇太后。”但作为安慰性措施，从礼法上说，不能改变当时由李夫人“配食”武帝的政治格局。钩弋夫人实际地位是低的，甚至是罪人之身。张小峰指出，虽然史书“没有记载这个‘过’的具体内容”，但“从 ‘以忧死’来判断，这个‘过’相当严重，受到武帝的‘谴责’，显然是罪不可赦。换言之，赵夫人是背着重大‘罪过’而死的，这个罪名是武帝在位时议定的。”[36]更为重要的是，钩弋夫人因罪人之身，按照名分应为“弃妻”，汉律规定：“弃妻子不应与后妻子争后。”[37]揆之于史，汉武帝有两个著名的“弃妻”，一为卫子夫，“巫蛊之祸”皇后位号被废；另一个就是钩弋夫人。倘依律法来讨论接续武帝的正统问题，显然昭帝“为人后”的合法性是有重大瑕疵的。

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刘贺为昭帝之后时，内心本就不满，加之被霍光控制不能“见命高庙”，在情绪的蓄积之下，通过称“嗣子皇帝”，以宗庙太牢之礼祭奠父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有着对于昭帝承统及霍光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否决，以及与高庙系统相联接的渴盼。当然，这些隐约的表达在没有实力的前提下，不仅没有演化为己方进攻的“号角”，反倒成为了推动霍光集团对其废黜的刺激物。

（二）南藩海昏侯

考察海昏墓葬的出土文物，在刘贺的奏牍文本中，出现了“南藩海昏侯臣贺”的称号，在作为酎金的金饼上，则有“南藩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的字样。由于“藩”字有残，此前，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名号应为“南海海昏侯”，但现在已基本被否决，“南藩海昏侯”的释读是正确的。[38]

“藩”，在《说文》中释为：“屏也。”“屏”有屏障、屏卫之义，在西周时代，实行“封邦建国”制度，诸侯们肩负着拱卫中央的任务，“藩屏”遂成为了专有名词。《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汉代接续这一传统观念，《汉书·武五子传》载：“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由此，“藩”在汉代可作为诸侯的代称，诸侯国可称作“藩国”。如《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曰“（长沙王）为藩守职”；《太史公自序》则曰：“诸侯大小为藩”，而《汉书·武帝纪》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刘贺封于豫章，地处帝国南部。由此，就字面上来加以理解，“南藩海昏侯”是刘贺作为南方诸侯的一种自称。

但问题是，如果所论仅及于此，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在意蕴就会被表象所遮蔽。笔者以为，这一称号是深具含义的，作为一种《春秋》笔法，它打破了汉制中的称谓习惯，隐约表达出了刘贺内心的诉求，反映出政治生态的艰难，更为重要的是，由本论题来看，它又一次关联到了宗庙问题。下面，具体论之。

笔者以为，严格说起来，“南藩海昏侯”的称谓是不合汉代礼制的。

首先，列侯不可随意自称为“藩”。

习汉史者皆知，汉代诸侯分为二等，诸侯王和列侯，刘贺早年为昌邑王，归为前类；后封海昏，属于后者。由于他是以宗室中的王子身份受封，故归于“王子侯”序列，《汉书》根据这一点将其列入《王子侯表》，而不是《诸侯王表》，对其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而由本论题出发，可注意的是，从广义上来说，诸侯王和列侯虽然同属诸侯系列，都可以称为“藩”，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表》曰：“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藩辅京师。”就将王与列侯皆包含在内。但在狭义上，在汉代，尤其是西汉，“藩”一般指的都是诸侯王一级。如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有《藩伤》、《藩强》篇，“藩”所指向，皆为诸侯王，《史》、《汉》中的材料也大抵如此。尤为重要的是，以藩自称者，毫无例外，皆为诸侯王，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奏疏：“两越俱为藩臣”；《汉书·武五子传》载燕王刘旦之命曰：“获奉北藩，亲受明诏”；《哀帝纪》载哀帝为诸侯时的话：“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皆可佐证。由此，刘贺以“藩”自称是不恰当的。

其次，在汉臣的奏疏中，诸侯称谓之前一般是不需要加上“南藩”这一类前缀的。考诸史籍，朝臣的上书在标明称谓时，都是官名加臣某的模式。如在《汉书·霍光传》中，在要求废黜刘贺的联合上书中，有四位诸侯，他们联署的名义是：“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全部是侯之后连接臣某这样的称谓，没有前缀。其他可见材料一般也是如此，仅在《汉书·高帝纪下》有一条这样的记载：“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其中，“长安侯臣绾”之前加了太尉的官衔，但考虑到这只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不是上奏的原始文本，列侯上疏时还是应以不加任何前缀为标准。不仅如此，为了简洁起见，在群臣的奏疏中，官称或爵称也只写最为重要者，那种将冗长繁复的官称冠之于名前的作法，为后世所流行，并不符合汉代习惯。所以，我们看到，在废黜刘贺的奏疏中，领衔的丞相杨敞、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都省去了他们的爵称，霍光的领尚书事更是付之阙如。这样，可确定的是，即使“南藩”之称符合礼制，但在奏疏之上，也是不需要将其反映出来的。

而这样一来，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刘贺如此强调南藩，必定有着别样的意义。在他的内心深处，想表达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在废黜并改封海昏之后，刘贺对自己身份定位的内在态度。倘分而言之，至少需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刘贺对自己号位的最终期盼不是列侯，而是诸侯王；二是这种诸侯王作为“宗藩”身份，应享受本有的礼遇，尤其是宗庙方面所给予的身份认同。

据《汉书·武五子传》，刘贺来到海昏后，对于自己未来的走向与一位名为孙万世者有过交流，孙氏认为，“贺且王豫章，不久为诸侯。”刘贺的回答是：“且然，非所宜言。”从这欲言又止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刘贺对于自己列侯的身份是不满意的，他最终的政治理想是再次封王。还值得一提的是，前已论及，作为列侯的刘贺属于王子侯。但一般来说，王子侯属于旁支所出，嫡嗣继承王位，王子侯则“随王就国”，住在王国都城，[39]寄居于父王羽翼之下。但刘贺不仅是昌邑嫡嗣，还曾袭爵为王，如不是政治原因，他与王子侯序列毫不沾边。而现在，他作为特殊的王子侯，昌邑王国已废，既无法“随王就国”，更为重要的是，据有关学者研究，在西汉的诸侯王都内，可立先帝宗庙。[40]作为堂堂的嫡嗣所出，刘贺失去了在地方上获立宗庙的权力。这不仅是当年皇帝时代的政治之痛，也关联着自己应有的权力，由前已知，刘贺获封海昏时，“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是有着附加歧视条件的，如果他能由侯而王，这一条或许可以自然破解。这不仅是地位的恢复，也是尊严的获得。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南藩”有着强烈的宗室及宗庙指向。

习汉史者皆知，汉高祖在平定异姓王后，与群臣定下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41]自此，除了少数民族政权具有特殊性之外，在王朝内部，为王者皆为宗室，也即所谓“宗藩”。[42]他们与号称“北藩”、“南藩”的匈奴、南越等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藩臣。[43]质言之，他们与汉帝同宗同祖，都是高帝之子孙，所谓“骨肉同姓”。[44]这种获封，其依据在于所谓的“亲亲”之义，作为亲戚骨肉，共同捍卫着汉家天下。事实上，前引《左传》中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即是建立在“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的理念之上的。所以，当刘贺以“藩”自称时，应该就有着“亲亲”的理念在内。但问题是，这种藩臣不仅没有享受到亲戚礼遇，而且被打压排挤。与刘贺有相类境况的，是武帝时代的中山靖王刘胜，《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有一段他与武帝的对话：

 

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

 

丛刘胜愤懑的话语中，我们看到一个被侮辱、被隔离的亲王形象，武帝为此深受触动，史载：“具以吏所侵闻，于是上乃厚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诸侯事，加亲亲之恩焉。”有了这段发生在武帝时代的故事作为铺垫，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藩”之称，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藩臣，刘贺颇似当年“东藩”刘胜的再版，而且境遇更为悲惨。尤为重要的是，刘贺称“南藩”之时，宣帝帝位已经稳固，那时在合法性上正强调着接续武帝正统，政治以效法武帝为特点。[45]刘胜在武帝时代，虽因“吏所侵”，而“宗室摈却”，但最终因皇帝的醒悟，命运有了转变，被“加亲亲之恩”，享受了一个宗室应有的待遇和尊严。当此之际，“南藩”之称作为一种政治提示，应该是符合情理的。质言之，宣帝能否效法当年武帝之待“东藩”，是刘贺的政治期盼。

可注意的是，“南藩海昏侯”的称谓不仅发现于奏疏，还出现在酎金之上。酎金，是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由前已知，刘贺封侯之时，特别规定：“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他已被明确排摈在宗庙序列之外，酎金可说是毫无用场。还可注意的是，酎金上的落款为元康三年，这正是获封海昏侯的时间。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制造酎金，是希望皇帝不久就会收回成命，还是在金安上奏请之前已经做好，因材料所限，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刘贺希望自己纳入汉家宗庙序列的心情是急迫而真诚的。

总之，在奏疏和宗庙之器上出现的“南藩海昏侯”之名，应体现了刘贺的良苦用心，他无意争夺大宝，只想恢复宗藩的地位，做为刘氏宗亲，这应该是他最大的政治愿景。然而，当这些奏疏和酎金文字湮没于黄泉之下，永伴在刘贺的身旁时，我们所看到的，却只是政治之梦破灭后的绝望与无奈。

 

四、结论

本文认为，由于刘贺“未见命高庙”，致使没有获得充分的皇帝身份，从礼法上来说，他本质上只能是“废王”而非“废帝”。由此，宗庙问题不仅成为刘贺立废的一大关键，也伴随着他此后的政治生活。具体说来：

1、宗庙连接宗统与“天命”，作为“继体”之君，要具备最后的合法性，就必须在“受命之君”的宗庙完成最后的身份确认。承接宗统是获得君统的前提和保证，也即“宗庙重于君”。

2、汉代皇帝在身份上“名号”二分，帝位高于帝号，它不仅是成为皇帝的真正标志，也是狭义上的即位，即“即皇帝位”。从汉制来说，这一环节是以“谒高庙”的形式加以完成的。由于刘贺“未见命高庙”，造成了有帝号而无帝位的尴尬局面，这为后来的废黜埋下了隐患。

3、刘贺不能“庙见”，不仅为最后的废黜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是宫省内权力斗争所致，应是霍光集团控制宫省的结果。

4、刘贺先后自号为“嗣子皇帝”和“南藩海昏侯”，这种自号涉及宗庙政治，并与刘贺政治命运的状态和走向密切相关。他废黜前通过称“嗣子皇帝”，以宗庙太牢之礼祭奠父亲，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有着对于昭帝承统及霍光执政合法性的内在否决，以及与高庙系统相联接的渴盼。再封海昏之后，自称“南藩海昏侯”，则旨在提示汉廷，自己无意于皇位，应有的身份和地位，在宗藩亲王之列。

总之，无论是在传世文献还是地下文物中，都可以看到刘贺与宗庙政治间隐而若现的关联，它不仅为观察刘贺的立废及最终命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了解和体会中国古代政治的一扇门窗。

 

 

原刊于《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刊发时篇幅有压缩，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