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满: 民间文书研究的问题意识

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提炼问题意识，特别是在文书世界里，大家去找什么? 利用这些文书能做些什么事? 究竟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民间文书研究的大方向在哪里? 这些问题，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昨天读了吴才茂的文章《超越地域与民族: 清水江文书研究再出发》一文( 刊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 ，就是超越地域、超越民族，作者提出的几条我觉得都很重要: 一是资料怎么去拓展，做文书不单单只能看文书，还有很多相关资料; 二是比较研究; 三是古文书学的脉络; 四是民族的特性!这些我都非常赞同，可以让学界同行去想更多的问题，去看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学术脉络里!当然，我觉得还需要有更大的野心，去寻找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整理民间文书，这些工作究竟何种程度上能推进学术讨论和整个学科的发展。赵世瑜教授说要用清水江文书重新去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重新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是大方向!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我认为不单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怎么接地气，怎么能够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做出自己的解释。
    我认为民间文书的利用，其实始终还是有点小。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体制下，普通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因为始终都有一套王朝制度，这个是大家都要面对的，不管是内地还是边疆，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实大家都是要面对的。所以，我很赞同吴才茂所说的超越民族与超越地域!昨天我们还谈到，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是不是应该跟台湾的民间文书进行比较，台湾也有很多民间文书，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有的做的很精致。清代台湾面对的同样是王朝国家，那里的很多问题，可能和清水江地区是一样的。
    黎平文书绝大多数是白契，那么它的产权是怎么确认的，产权又是如何交易的? 福建的契约也大多数是白契，虽然福建情况很特别，其山林在宋代就开始私有化了。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山林都是公共资源，它其实没有私有化的。但福建从宋代开始私有化，那些世家大族有权力的人，想办法到政府去报税和注册，然后就说那片山林就是他们的了。但到了明代以后，就开始打官司，很多人就会去抗议说: 我们几十个村，我们很多姓，本来我们就靠这个山放牧、砍柴、水源、墓地，怎么世家大族就给占了? 现在能看到很多明代的碑刻，就是打官司之后刻出来的碑。所以，山林慢慢都转移到乡族，很少私人能够控制山林。清水江文书前几年好像也讨论是共有还是私有，这个是很多人很多层的问题，福建的山地基本上没有私人能够控制，所以，交税的山地其实也很少，大部分都是集体的，或者用乡族的名义占有，或者地方社会的名义占有，当然还有分水的问题，等等。但是，经营基本上是私人，他们真正在使用那些山，所以，这些产权问题非常复杂，民间到底用什么去处理这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另外，我想也是普遍意义的问题，以前说中国是两个社会，一种文字社会，一种无文字社会。但是现在发现这么多的民间文书，文字对普通人太重要了，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懂得怎么用文字来管理这个社会、来处理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事务。特别是在贵州，贵州原来很多人是不会认汉字，不会讲汉话，可是他们会用汉字来处理问题，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 我记得岸本美绪也讨论过，她把徽州文书和清水江文书做比较( ［日］岸本美绪著，张微译: 《贵州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山林契约文书比较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年第2期) ，她发现很奇怪，即清水江文书在内容上有特色，但契约文书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在别的地方，譬如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有个学生做过福建的一个小地方，就考虑文字怎么下乡，怎么进入那个山沟沟里面去，通过研究，他发现在宋代形成的文献，明代形成的文献，清代形成的文献，是不一样的。事实上，但就契约而言，它从宋代、明代以后，变化就非常多，早期的契约大部分是产权交易，后来租佃变得非常复杂，譬如一田二主、山皮山坡等等!这类的东西，到清代中期以后，福建很少这种交易的，连租佃都很少，全部变成债务，看起来是买契卖契，背后其实都是债务，它基本上是典当抵押，就是产权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这背后其实就是商业化组织!契约文书形式的变化，其实体现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我是想，做民间文书研究，既要做综合考虑，又要有开阔的视野。

徐晓光: 善于从契约文书中发现问题

出了这套书要干什么? 还要继续研究、深入研究，出书的目的还不是为了以后的历史文化、民族研究吗? 刚才张新民老师说的好，用新资料，还是老结论、老问题，那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我就说，几次我都提到林芊老师这篇文章，他这篇文章把以前的明代清水江实行皇木征派结论否定了，当时可能是在四川，也可能是在广西，也可能是贵州其他地方，根本没在清水江征浱.就像我写那个碑刻文章，两个村寨差一天发布的款约，实际上增冲的款碑和高增的款碑，这两块碑就差1天( 康熙十一年七月) ，两个村距离90多里，为什么这两块碑基本是一样的? 很相近，当然不是全部一样。那么，肯定就要分析大款之上是个大款联合，因为增冲和高增原来都是大款中心所在地，那么，它上面肯定有个大款联合，大概在联和中订立一个原则的东西，回来以后各个大款又来制定自己的东西，但原则上肯定是一样的!就像我们按照国家大法来制定自己的地方法，所以就发现大款联合的问题。以前，没有人谈到大款联合，都知道有大款联合，这不就是契约、碑刻起的研究作用吗? 所以，要发现新问题。

罗康隆: 清水江文书的价值

《黎平文书》的出版，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黎平文书》的出版为“清水江学”进一步夯实了基础!最先有唐立、杨有庚、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之后有张应强、王宗勋整理出版了《清水江文书》，再后有张新民整理出版的《天柱文书》，今天又有李斌团队整理出版了《黎平文书》，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文书被发现，并陆续地整理出来!这些文书的整理出版为“清水江学”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黎平文书》的出版不仅丰富了清水江学的文书内涵，更是将“清水江学”的地域范围得以拓展，超越了“清水江流域”的空间，扩大到了都柳江流域。
其次，“清水江学”是以清水江流域存留的大量文书为基础的学科。但它不是一个地域学科，而是既依托地域，也超越地域的以“地方文献”( 文书) 为基础的具有地方特色学科，它不同于以文书为基础的徽学和敦煌学，它是以“在地文书”为研究内容、方法、理念的地方性学科。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清水江学”，它可以超越清水江流域的地域概念。不以清水江流域的地域为界限，而是以在地聚落“文书”为内涵的基础学科。不论是在清水江流域收集整理的文书，都柳江收集整理的文书，还是在舞阳河流域整理的文书，抑或在渠水流域整理的文书，其地理范围可以扩大到沅水上游各支流的广大区域，大都可以称为“清水江文书”。这样一来，以“清水江文书”为载体的“清水江学”才会真正具有学科的内涵特性。
再次，“清水江文书”是一部区域性的“百科全书”。在该区域遗存的上百万件文书，包括林地契约、农田契约、山地契约、坟地契约、买卖契约、分成契约、婚姻契约、分家契约、养老契约、宗庙管理契约等等，可以说，清水江文书是清水江流域民众的“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从明清以来就成为指导该区域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它凝聚着该区域民众的生产智慧、生活智慧、管理智慧、政治智慧、交往智慧等生存智慧。对这些生存智慧的研究，乃是“清水江学”的使命所在。可以说，清水江学对这些智慧的研究正在起步，甚至可以说还没有起步!因此，清水江学的形成、发展、壮大与成熟还有漫长的道路今天，我们的资料基础工作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清水江学”的空间还很大，还需要几代学人的艰辛努力，我期待在座的青年人积极地投身到这个具有极大潜力的学科中来，大有作为。
    最后，我想讲一点凯里学院在创建“清水江学”的历史使命。说真心话，这呼之即出的“清水江学”是凯里学院的一件大好事，这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我认为凯里学院只要抓住了这个机遇，凯里学院的学科建设就找准了方向，提升了内涵。因为这个以“清水江文书”为基础的“清水江学”，可以带动几乎所有学科的发展，诸如理工类的林学、农学、植物学等，人文社科类的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字学、方言学、经济学等。如果这些学科都能够围绕“清水江文书”( 或者以“清水江文书”的资料为基础) 展开研究，其成果可以井喷式呈现，在此基础上建构出清水江学的理论与方法。这样一来，“清水江学”就水到渠成。这既是凯里学院的学术担当，也是凯里学院的学术使命，更是凯里学院的学术荣耀。

张应强: 清水江文书的研究路径

非常高兴地看到以“清水江文书”的这样一个命名，又有新的一套影印资料面世。其实，当时提出这个命名，是出于对整个区域、或者说是地域社会的整体性考虑，这背后有一个在逻辑上的预设;选用“清水江文书”这样一个名称，作为前提的一个预设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所说的区域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关系，实际上是要去论证的，而不是它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所以呢，恰恰是在这点上特别有意义——能够在围绕“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的时候，着力去考虑和探索这一内在的逻辑性以及区域的整体性的问题。刚才前面老师的发言都非常好，特别是讲到了这样一个流域或者区域的整体性。清水江流域当然首先就是西南山地的一个部分，是西南地区这一个整体的一个部分。就像刚才讲到的，“三千里苗疆”进入到王朝国家的版图，已然将苗疆视为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如果离开了将苗疆、清水江流域作为文化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整个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的这样一种考虑，可能我们做的很多具体的研究，肯定就会要么是望文生义，要么是隔靴搔痒，这是有问题的。从我们这些年研究的实践来看，基本上还是在推动与主张一个所谓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就拿清水江文书来说，它是清水江流域保留下来的民间历史文献，是过去苗侗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记录，围绕这些文献我们开始进入区域社会历史场景，展开相关的探索和思考。
    尤其是当我们聚焦于人，其实问题会变得非常复杂，因为实际上生活在清水江流域的这样一些人群，当我们尝试要对他们怎么过日子达到理解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你甚至可能很难实现这样一个研究的目标;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不一定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学力不够、智力不够，很可能是方法、路径等方面的探索与思考还不太够，换句话说就是不得其门而入。非常难得和幸运的是，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都特别具有启发性，大致还是可以知道大概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可以去接近研究的目标，可以走进一个真正的学术殿堂。今天我在这里说这些话，其实更多的是在考虑还是有很多比较年轻的同仁在这里。对于我们去了解这样一个区域、理解这里的人和事，清水江文书提供一个非常宝贵的线索，一种可能性，一种路径; 就像刚才罗康隆教授所说的，它们是最贴近我们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的文献资料!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比如，假设从文书出发，能不能够提炼出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杨庭硕老师差不多要颠覆掉惯常思维的意见，反思对于一个地方展开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我觉得他的这个意见特别具有启发性，就是你真的要去想清水江文书和地方性的这样一些经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再去考虑有没有可能真的去做一点发明的工作，其实真的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一些具有地方性的、学术性的概念可以提炼出来，可以贡献给不同学科的人，去分享、让大家去讨论一些有共性的问题。我想，说得更远一点，可能就是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可以真的是在中国的学术历史发展、本土观点发明这点上，可以算作是我们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当然，这些年来，我们的确是比较接地气地做了一些积累性的工作，但是这还不太够; 我觉得，如果说有历史学背景的学者比较多地围绕文书做了比较多的有方向感的探索的话，那么，对人类学的或者说有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来说，田野调查普遍不够，这是一个共同的突出问题!事实上，当我们打算要去弄懂清水江文书里面所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时，就像刚才杨庭硕老师说的涉及到那么具体一些细节的时候，没有足够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差不多就是拍脑袋的见解和想法。所以回到人类学本位，必须要落实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任何问题的提出和探讨，可能都要考虑到清水江文书所反映出来的那个特定空间和特定的时间节点。在这个意义上，是可以继续去做一些基础性的梳理工作，尝试去讲出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时光流逝的故事。虽然人类学家宣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但是在围绕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工作中，其实还没有看到很好的故事被讲出来，或者说还在这个讲故事过程之中。我想，去讲这样一个真实的非常美的时光流逝的故事，可能也差不多就是我们所有学术工作的最终归宿，舍此，其实没有我们要做的更伟大的事情了。
    在讲述清水江故事的过程中，让我本人感受特别深刻的，是区域社会生活某种特有的节律，包括杉木种植采伐大约20年的周期，以及其间的管护、采伐、运输、买卖交易等等。仔细看去，其实这个节律是很多不同层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定区域社会生活中的特有的节律，是否也可能变成新的一种叙事的方式? 或者在我们新的叙事结构里面，成为层次非常丰富的一个乐章? 那样的话，也许可以把清水江的故事讲得更加有点意思。这其中真的是有很多更加细致的工作需要做，也有更多的真情实感要付出。这一点，也是我特别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表达的期望。当然，我也特别想说一点，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些年轻的学者，他们真的是奋不顾身全情投入到清水江文书研究中来。从刘志伟老师、陈春声老师带的学生，到后来我自己这十多年也陆续带了一些学生。我们有个计划大概是从今年开始，陆陆续续将这些前前后后做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研究的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每年大概推出五六本。其实并不是说好像清水江研究到了这个时候需要去做一个小结，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项工作，检视一下在这些取向各异的研究中，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他们分别讨论的问题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可以抽取出来，大家再去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当然，这项工作还可以包括对凯里学院等其他很多年轻的朋友的研究。就像刚才老师们在发言中也特别提到过的，他们年轻的这一代学者也许视野会更开阔，有更多的学术敏感性，有更强的问题意识。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学术的热情，能够在围绕清水江文书的解读，立足于一个个具体的小地方，深入展开田野调查，同时还能够更多更经常地交流切磋，更多地相互启发，是完全可以在清水江研究这个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做出一番事业的，是完全可能在学术上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并为相邻学科的学术研究带来启发!这是我对年轻的这一代学者一个美好的期待，随着清水江文书整理研究工作的继续和深入，我们清水江研究会一步步的走向世界舞台。
( 本文由吴才茂、吴学成、罗康智、王键根据会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