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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仁术”说对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9-02-12 原文刊于:《史学月刊》2018年06月30日
徐仪明

内容提要:孟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对北宋时期儒医文化的发展曾产生过巨大影响,其中以“仁术”说最具代表性。“仁术”说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对“为仁之道”的阐发。随着孟子地位在北宋的不断升格,孟子学术思想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孟子“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北宋诸帝无不提倡医学,使之成为行“仁政”的重要措施。另外,北宋尊孟一派的儒者,无不医儒互参,这也是孟子“仁术”说重要影响的一个具体体现。

关键词:孟子、仁术说、北宋、儒医文化

 

 

孟子被官方封为“邹国公”以配祀孔子在北宋,《孟子》由“子”部升入“经”部亦在北宋。显然,如果要研究孟子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就不能不首先提到北宋。然而对北宋以及北宋以后医学产生最为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当数孟子的“仁术”说。“医为仁术”,在中国古代后期封建社会中已经家喻户晓,今人亦多沿用此说,但未见深考者。

 

“仁术”说考辨

“仁术”一词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为孟子与齐宣王讨论以牛易羊以行衅钟之礼时所说。其上下文较长,现择直接提到“仁术”一词的一段话录此。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1](p15)历来研究《孟子》的学者对这段话都非常重视,做了许多阐释与发挥。总的来说,多是将“仁术”解释为“仁道”。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说:“孟子解王自责之心曰,无伤于仁,是乃王为仁之道也。时未见羊,羊之为牲次于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远庖厨,不欲见其生食其肉也。”[2](p2670)意思是齐宣王不忍见牛哆嗦可怜之态,因此决定以未见之羊以易之,孟子认为这便是“为仁之道”,君子之所以“远庖厨”便是出此不忍人之心。赵岐这一解释在后世颇有影响。明末人王夫之说:“术者,道也,是四通八达之道。《月令》‘审端经术’‘术’字,原不但作变通说,乃仁中所自有之周行,千条万绪处处逢原者也。则全此觳觫之牛,岂患与先王乐器必衅之礼通达不去。而老老幼幼不忍人危之心,抑岂必坐困一国,而于王者平祸乱。一天下之道有所阻塞哉!”[3](p508)认为道术以不害仁为原则,但其不应拘泥于一,而可以随时变易。清人焦循从训诂考据之学以申此说:“贾子《新书·道术篇》云:‘道者所以接物也,其末者为谓之术。’《说文》行部云:‘术,邑中道也。’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皆以道释术,故赵氏以仁道解仁术。”[3](p8485)其广征博引,证明孟子“仁术”说与其“仁道”说相一致。孟子确有“仁道”说。《孟子·尽心下》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p329)即是说,“仁”的定义便是“人”,而人之所以为人,则正是因为具有以“仁”为核心的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的来源就是人的善性。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与生俱来,“仁”则是恻隐之心扩充的结果。孟子不仅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p80),而且直接将恻隐之心归结为“仁”,《孟子·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仁也”[1](p259)。正因为此,孟子认为“仁”就是人心内在固有的,那么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行“仁道”便有内在与外在的两条路径。内在路径,就是不断自觉地扩充恻隐之心,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使仁爱之道在内心中上下贾通。而外在的路径,则是要坚持将仁爱之道贯彻体现在各种言论与行动上,其最重要和首要的表现就是爱亲事亲,《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1](p183)事亲尽孝和事君尽忠,便是人立身行世的规范和准则。这种内在的仁爱精神与外在的仁爱行为的结合,便构成了“仁道”的基本内容。孟子这一思想对理学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二程、朱熹对此都有论述。程颐说:“‘合而言之道也’,仁固是道,道却是总名。”[5](p156)指出“仁道”就是社会人伦道德的总原则。朱熹受此说影响,亦说:“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6](p436)“仁道”则是就人之“全体之理”而言的。朱熹又说:“吾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然之实理也……人事当然之实理,乃人之所以为人而不可以不闻也。”[6](p180)强调“道”又是社会人伦关系中的“当然之实理”,就是说“道”不仅是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而且又是践履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因此“仁术”还可以作为具体实施的方法。朱熹《孟子集注》卷一说:“术,谓法之巧者。”[6](p242)王夫之则更明确地说,“广术之功则在学问思辨,格物穷理之事”[3](p512),就是说社会文化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推广“仁术”。治病救命的学问是最贴近民生日用的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系,随着孟子地位的不断升格、孟子学术思想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医学逐渐被定名为“仁术”。北宋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视医学的朝代,其与这一时期的尊孟思潮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医为仁术”的格局正是在北宋时期奠定的。下面,笔者就这一问题再作一些具体的论述。

 

“仁术”说促进了官方对医学的重视

“仁术”说或“仁道”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恻隐之心”,即今人所谓的同情心、怜悯心。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1](p79)认为由“不忍人之心”而“推恩”于民的“仁政”即所谓“不忍人之政”。孟子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1](p16)强调统治者只有将自己的“恩泽”由近及远逐渐推广开去,方能安定天下,否则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住。后世帝王对孟子“仁政”说都较为重视,其中北宋诸帝表现得尤为突出。

宋太宗赵光义诏令臣下翻刻五代时期后蜀之王孟昶所刻《孟子》石经,孟子之书方正式由一统天下的正统王朝升入“经”部。赵光义以重医为推行“仁政”的重要手段,即帝位后立即命令翰林医官王怀隐主持整理前代方书,自太平兴国三年(978)至淳化三年(992),以十四年时间编成百卷本的《太平圣惠方》,并亲为作序,云:“昔自潜邸,求集名方,异术玄针,皆得其要。兼收得妙方千余首,无非亲验,并有准绳。贯在救民,去除疾苦……朕尊居亿兆之上,常以百姓之心,念五气之或乖,恐一物之所失,不尽生理,朕甚悯焉。”[7](p495)序中反复强调“贵在救民”、“朕甚悯焉”,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孟子“推恩”之意。真宗赵恒“道遵先志,肇振斯文”[8](序),命孙奭校刊《孟子》赵岐注,同时又数次下诏向民间颁行《太平圣惠方》,并将太医赵自化所撰《四时养颐图录》更名为《调膳摄生图》,再制序于篇首,以彰其书。仁宗赵祯更是躬行孟子“不忍人之政”的典范,史书、笔记中记载甚多。如宋人邵伯温载:“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不第,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水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呜呼!可以谓之仁矣。”[9](p14)又如邵伯温之子邵博载曰:“谏官韩绛面奏仁皇帝曰:‘刘献可遣其子以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之失,不敢不闻。’帝曰:‘朕不欲留人过失于心中,卿持归焚之。’呜呼!与世主故相离间大臣,使各暴其短以为明者,异矣。”[10](p4)这两例都显示了仁宗的“侧隐之心”。其在医学方面更有作为,曾命设立“校正医书局”,以医官掌禹锡、高保衡、林亿、孙兆等人负责,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历代重要医籍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又创办太医局,并诏命全国进行药物普查,编纂《嘉祐本草》,统一针灸经络腧穴标准等。除此之外,还下诏严厉惩处巫医:“自今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医食、汤药,断绝亲戚,意涉陷害者,并共谋之人,并比类咒诅律条监之。”[11](卷一○一)仁宗关心民瘼,尝以医药救疫。《宋史》卷一七八载:

尝因京师大疫,命太医和药,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视之,其一“通天犀”。内侍李舜举请留供帝服御。帝曰:“吾岂贯异物而贱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钱十日,令太医择善察脉者,即县官授药,审处其症状予之,无使贫民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12]

由以上可知,赵祯庙号为“仁宗”,按儒家的正统观念来看确有其道理。神宗赵顼诏令国子监开刻小字本医书,以低价向民间发售。逮至徽宗赵佶,竟亲撰医著《圣济经》并于重和元年(1118)颁布。其御制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偏阴偏阳谓之疾。不明平道,未见能人之疾者。……可以济一世之民于仁寿之域,用广黄帝氏之传,岂不美哉?”[7](p496)其人虽向有“佞道”之名,但其传岐黄之术的目的仍是遵循孟子“与民同乐”[1](p27)之教,以期达到孔孟所向往的“仁寿之域”。徽宗以《黄帝内经》与儒家其他经典共同作为“大经”,列为士人猎取功名的必考之书。[11](卷九三)另外,他还组织修订了《本草》、《局方》,主持编写了大型方书《圣济总录》等等。显然,孟子的“外王”之学对北宋诸帝触动颇大,以医学为“仁术”、为“仁政”的重要手段或措施,就是其中的荦荦大者。

 

“仁术”说为宋儒研究医学的强大动力

北宋士阶层中存在着尊孟与非孟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学术界对此状况已经甚为了解,此处不再赘述。而据笔者考察发现,凡是尊孟的、倡言孟子“仁术”或“仁道”说的,无不是潜心于医道或重视医学研究的。

开此尊孟与重医并举风气之先的即为范仲淹。这位理学先驱在仁宗朝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其名篇《岳阳楼记》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13]此段名言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其却滥觞于孟子之教。《孟子·梁惠王下》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p33)这种孟子首倡的忧乐观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范仲淹身上有着充分的体现。范氏尚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旷世箴言。据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记载,范仲淹“微时”即反对“良医之技失之于卑”的观点,其云:

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未之有也。[14](p381)

良医之所以与良相同等重要,因两者同为“大丈夫”之学,同样能体现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精神。良医无论是对君亲、贫民,还是自身,皆为不可须臾或离的,表现了孟子“仁术”说的基本精神,良医之技显然不能被看做是低卑的。从范仲淹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其对孟子“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1](p322)等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因此,范氏先忧后乐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两段话被朱熹认为是“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15](卷一二九)。

在不少宋儒看来,习医可以救世济民,学儒也是为了救世济民,二者殊途同归。而且,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习医养生是儒者重要的修身功夫之一。“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有一弟子某先生就学京师汴梁,将从家中所带钱财挥霍一空,且患重病于旅舍,“适其父至,闵而不责,携之谒安定(胡瑗),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教谕之以道也。’乃取一帙书曰:‘汝读是,可以知养生之术。知养生,而后可学矣。’视之,乃《素问》也。读未竟,惴惴然惧伐性之过,自痛悔责。安定知已悟,召而诲之曰:‘知爱身,则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圣贤书次第读之。既通其义,然后为文章,则汝可以成名。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勤勉事业!’先生锐颖善学,取上第而归”[16](p59)。胡瑗这里关于身、心、性、命的议论,明显也是受到孟子的影响。孔子不讲心、性问题,至孟子方重视存养功夫的“内圣”之学。修身养性之说在《孟子》一书中处处“可得而闻”,如“先立其大”、“养浩然之气”、“收放心”、“存心养性”、“不动心”、“存夜气”、“集义”、“持敬”、“反身而诚”、“养心寡欲”等等。而作为医典的《素问》在很多地方汲取了先秦儒家包括孟子等的心性修养之说,因此胡瑗以此书警策其弟子,从此中也可以看出医儒之间的内在联系。

神宗朝以“熙宁变法”而闻名的宰相王安石,既酷爱《孟子》又推崇医道。元丰六年(1083)十月戊子,神宗下诏封孟子为邹国公,次年五月壬戌,又下诏自今春秋释奠,以邹国公孟轲配食文宣王孔子,设位于兖国公颜回之次。孟子的政治地位上升到如此高度,其中王安石显然予力多焉。作为权倾一时的朝廷首辅,王安石下令将《论语》、《孟子》加进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中,于是上述两书备受士人重视,训释者络绎不绝,较著名的有陈祥道的《论语全解》、许允成的《孟子音义》等。而同时作为“新学”学派的创始人,王安石服膺孟子“深造自得”之教,厌恶那些“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17](卷一三)的俗儒,强调读书要“及于《难经》、《素问》、《本草》”[17](卷一三)等医典。他还精心研究了阴阳五行与五运六气学说,并与人专门讨论了太素脉问题,明人李濂《医史》卷五引王安石语云:“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18](p79)其认为太素脉之所以有其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君臣父子之间的德行可以互相感应,仁内而义外息息相关,这大约也是来自于对孟子学说的体认。《孟子·离娄上》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1](p172)《孟子·梁惠王上》则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1](p1)儒家的道德原则是维护古代社会宗法血缘关系的思想基础。显然,王安石是依照孟子的道德哲学来融摄医家之方技的。王安石之学得力于《孟子》,其治《孟子》也最劬勤,著有《孟子解》十四卷。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是王安石实施新政的积极参与者。他在治学方面也是王安石的同调,同样非常喜爱《孟子》,经常称道《孟子》。他在《答同人书》中说:“一身所为,尚多可以为孟子者,岂直须不见齐王然后为孟子哉。孟子曰:‘是以论其世也。’彼此异时,某亦安能拘拘效古人起居也?”[19](卷二○)他认为自己在精神实质上能够与孟子契合,而不是简单地模仿孟子的一些生活细节。沈括还亲自作了一卷《孟子解》,完整地保存在他的文集《长兴集》第三十二卷中。沈括曾较详细地阐发过孟子的“仁术”“仁道”说。其云:“善者,仁之质;不忍者,仁之动。性之命于天者,莫不善也。杂于物然后有不善者,人之常。不善者,德之害也。全其常者谓之仁,仁人一也,仁言其德,人言其体,四体不具不足以为人,仁亦如此而已矣。如是者仁之质也,由是善也怵于心,而为不忍者仁之动也。言其术,虽一日之不忍谓之仁。”[19]这里,沈括强调作为“仁之动”的不忍人之心,之所以称其为“术”,即便是只有较短时间(一日)的“不忍”,也可以被认定为“仁”。这是对孟子“仁术”说从时间角度上作了发挥。沈括还阐发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他说:“善不至于诚不尽其心者也,知性则知天矣。天之与我者,存而不使故也,养而无敢害也,是之谓事天。寿夭将丧我不得而知,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所遇者则不命也。所谓修身也,不能穷万物之理,则不足择天下之义,不能尽己之性,则不足入天下之道德。”[19]在沈括看来,人之寿夭虽由天定,但修身养性可以知命。而修身的重要途径就是要“穷万物之理”,否则就不能选择天下之义理,也不能达到天下之道德的最高标准。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的观照之下,沈括研究了包括医药学在内的“万物之理”。其医药学方面的著述,除在《梦溪笔谈》中有一些内容外,尚有《良方》、《灵苑方》(已佚)、《别次伤寒》(已佚)。沈括虽未曾悬壶行医,但却精通医术,对医理有很深的研究。《良方》一书中,记录了不少他自己的临床实践,如用金液丹治小儿吐痢,用黑神丸治急惊风、慢惊风,这些都是较凶险的病症,而沈括却能做到药到病除。他对治疗妇产科疾病也很有把握,用四神散治妇女气痛、用白术散治孕妇伤寒也效验如神。他还用火灸法治愈一患咳嗽气逆的病危者。沈括所作《良方序》实际是一篇牧系统的诊疗理论,他指出:“予尝论治病有五难:辨疾,治疾,饮药,处方,别药,此五也。”[20](p361)其实这五难最重要的还是医生对待病人的医疗态度问题。只要出于仁者爱人之心,就能够在诊断、治疾、处方、用药诸环节上审慎从事,全面诊察,缜密考虑,尽量做到万无一失。沈括说:“治疾者先知阴阳运历之变,故山林川泽之窍发,而又视其人,老少肥瘠,贵贱居养,性术好恶,忧喜劳逸,顺其所宜,违其所不宜,或药或火,或刺或砭,或汤或液,矫易其故,常捭摩其性理,捣而索之,投几顺变,间不容发,而又调其衣服,理其饮食,异其居处,因其性变,或治以天,或治以人,五运六气,冬寒夏暑,阳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盛衰强弱,五脏异禀,循其所同,察其所偏,不以此形彼,亦不以一人例众人,此人事也。”[20](p362)这里沈括详尽地对“天理”、“人事”诸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探讨,体现出了对治病救人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孟子的“仁术”精神,所以宋人林灵素赞扬沈括具有“爱物好生之理”[20](p364)

理学创始人之一的邵雍精于养生术,其诗集《击壤集》中多养生寿老方面的内容,如《百病吟》云:“百病起于情,情轻病亦轻。可能无系累,却是在依凭。秋月千山静,春华万木荣。若论真事业,人力莫经营。”[21]指出疾病与情感的关系,奉劝人们不要为情所困,从中也可看出邵雍受到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思想的影响。

理学奠基人之一,关学领袖张载也颇通医道。《邵氏闻见录》卷十五记载有张载为邵雍诊病之事:

子厚知医,亦喜谈命,诊康节脉曰:“先生之疾无虑。”又曰:“颇信命否?”康节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谓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9](p160)

知医与谈命相结合正是宋儒特有的情趣。关于“命”,张载指出:“天授予人则为命(自注:亦可谓性),人受于天则为性(自注:亦可谓命)。”[22](p324)邵雍关于性命的认识基本与张载同,所以两人时常在一起切磋,十分投机。将性、命与天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如溯其源也当寻至《孟子》。《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p302)存心、养性、修身,都是为了事天。立命,就是顺应天命。孟子此说被宋儒反复阐发。但是,张载、邵雍为何又将知医与谈命联系在一起呢?孟子有较强烈的贵生思想,他既同意孔子的“仁寿”观,同时又强调要通过“守夜气”、“养浩然之气”的修养功夫来达到心、性、体、志同养的健身效果。此说也影响了张、邵诸人,如张载说,“‘仁者寿’,安静而久长,寿之象也”[22](p308)。所谓“安静而久长”正是指孟子的持静功夫,这种功夫在《黄帝内经》中则得到了较为详尽、具体的论述,成为中国古代医疗保健活动中的一个专项,被称做导引、行气、气功等等。这也许就是张、邵等人医命并论的原因。张载还在《经学理窟·义理》中将《黄帝内经》等医书与“四书“五经”同称为“圣人存此”[22](p278),可见他也如孟子一样将生命与道德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体。

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学派,一向被看做理学正宗。二程兄弟对医理造诣之深,超过其他宋儒。关于切脉,二程说:“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的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之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5](p54)所谓“气口”又称“寸口”或“脉口”,指两手桡骨头内侧桡动脉的诊脉部位。但二程理解的并非现在中医学所常用的独取“寸口”之法,而是《素问·三部九侯论》中提出的“三部九侯”的全身遍诊法,所以说脚上的“大冲”即太冲穴,也是诊脉部位。切脉为望、闻、问、切四诊中之最难者,因对脉象的体认完全凭医者的经验积累。而二程居然能像医家一样可以悟出“弦紧浮芤,展转相类”的复杂脉象,分辨出人有无寿考,可见其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二程甚至对人的全身生理解剖问题都甚感兴趣,说:“至如人为人问‘你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如何行动,腹中有多少脏腑’,皆冥然莫晓。今人于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问着,己不能知,却知为不智,于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甚物是没底?”[5](p428)明确指出认识人的生理状况是为了反求天地之理、万物之理。正因为二程对医道有了深入的研究,方能悟出“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的道理。二程亦懂药物学,《二程遗书》卷十五说:“医者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后,其又如何?假如诃子黄,自矾石,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白则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则一二亡,离而为一二而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则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5](p162)这是讲药物的化合与分解,强调要对单味药的色、臭、味仔细辨识,方知构成方剂后的性能与功效。当然,在诸种医药学知识中,二程对于精神卫生知识似乎更为熟谙,这显然与孔孟以来儒家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有关。他们认为人之所以无病自疑,是因为“疑病者,未有事至时,先有疑端在心”[5](p65)。对于视物皆狮子的幻觉,患者“以见即直前捕执之,无物也,久之疑疾遂愈”[5](p415)。又如对于恐惧情感,他们认为,内心的恐惧只因不明了事物的性质和道理,提出“明理可以治惧”[5](p12)的一般性治疗方法。“怒”是人类情感中最易发作和最难控制者,过度之怒对人体危害甚大,如何制怒自古以来便是儒家修身中的重要课题,二程提出以理制怒的方法,说:“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能以方怒之时,遽忘怒心,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道亦思过半矣。”[5](p461)就是说将要发怒时,需要有一个调整,即以“理”来观察一下其中的是非曲直,即会消去怒的诱因,回到心平气和的中庸状态。这显然不失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疗法。与此相伴的是二程主张人应当时时处处浸润在“乐”的情感当中,这种“乐”是恬淡闲适、从容自得之乐,显然有着养生学方面的价值。由此可知,二程的医药学知识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出二程思想体系中颇富特色的“知医为孝”论,以揭示二程如何秉承孟子之教,将儒家事亲尽孝与医道相提并论的儒医合参之说。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3](p425)就是说侍奉双亲自己一定要懂得医道,否则交由庸医乱治,自然是不符合孝道。即使自己有病,也不可如此轻率,否则就会使父母背上“不慈”的恶名。可见大程对庸医误人有较深刻的了解。程颐也认为人子事亲学医“最是大事”,他说:“今人视父母疾,乃一任医者之手,岂不害事?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故可任医者也。”[5](p245)当然,一般人未能谙熟医术,如果心存某种偏见,反而更会坏事。伊川针对这种疑问,又说:“且如图画人,未必画得如画工,然他却识别得工拙。如自己曾学,令医者说道理,便自见得,或己有所见,亦可与他商量。”[5](p245)即是说,只要懂得些医理,便可有一定的见解,就能与医者相互商量斟酌,而不会任人摆布。二程的知医为孝说明显受到孟子的影响。尽管孟子没有明确地将事亲尽孝与医道结合在一起。但孟子确实把事亲尽孝与“仁”密切相连。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1](p153)又说:“亲亲,仁也。”[1](p307)所以,也可以说孟子实行“仁术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事亲尽孝。这些理论在宋代得到二程兄弟的发挥。二程说:“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5](p183)即认为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亲情之爱为最大者,所以要想践履实行“仁”,首先必须从“孝悌”开始做起。“孝悌”是行仁的具体表现形式。程颐云:“夫子曰: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不敢慢于人,不敢恶于人,便是孝悌。尽得仁斯尽得孝悌:尽得孝悌,便是仁。”[5](p310)即认为敬亲孝亲不可轻慢、得罪他人,以免使父母受到牵累。这样便能尽得其“仁”,尽得其“仁”也就能尽得其“孝悌”,反之亦然。然而如未有具体的行为,仁孝二字便是空话。加之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事物之累”,更会消磨仁孝之心。所以程颐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5](p310)程颐认为:“夫以一身推之,则身者资父母血气以生者也。尽其道则能敬其身,敬其身则能敬其父母矣。不尽其道则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则不敬父母,其斯之谓欤?”[5](p310)人之身来自于父母之“血气”,所以关心爱护自己的身体可视为孝敬父母。这样“敬亲”与“敬身”便结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曾产生广泛影响的知医为孝说。

近人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23](p245)北宋科学文化的普遍繁荣,其时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应该被视为一重要原因。其中孟子所高扬的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在儒学复兴运动中逐渐得到了朝野上下有识之士的认同,从而激发了人们致力于创造美好人生的愿望与力量。笔者在本文中所探讨的孟子“仁术”说与北宋儒医文化发展的关系,应该说只是其中一个特别令人瞩目的地方。总之,宋人尊孟与宋文化的迅速发展之间的深层原因值得认真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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