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玉

摘要：本文论证了敦煌文书P.2094所存题记“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中的“于唐”二字可证金山国不可能成立于天复八年（908）四月之前，敦煌文书中有关张氏归义军最后一次朝贡活动的记述表明金山国的建立不会早于使团归来的909年，而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中“己巳……张奉以沙州乱”的记述又证明其时金山国已经存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天复十年题记不足以证明金山国成立于其后，故主张有关金山国成立时间的惟一最合理解释只能是公元909年。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直觊觎大唐疆土的吐蕃乘乱占据了河西西域，敦煌地区自然不能幸免，直到公元848年，沙州豪强张议潮才率众推翻了吐蕃统治，使敦煌地区重归唐朝治下，敦煌历史从此进入归义军时期。至唐末五代之际，中国大地上战乱不断，中原王朝自顾不暇，而远离中原的沙州归义军政权却处于西部少数部族的包围之中，尤其是日益强大的回鹘政权更对归义军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归义军首领张承奉遂建立了独立小王国西汉金山国。西汉金山国是长达近二百年归义军史的一个中断，也使敦煌在继李暠的西凉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成为京畿，因而它在敦煌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时期。

但是，传世史书中有关西汉金山国的记载非常少，以致后世学者难以了解这五代十国之外的又一国的基本史事，甚至连该国的成立年代都不易确定。

关于金山国究竟成立于哪年，学界曾存有多种说法，概括起来主要有：

1.905年，王重民先生《金山国坠事零拾》据P.2594+P.2864《白雀歌》尾部杂写“乙丑年二月”首倡此说，因李正宇先生已正确地考证出此杂写为后人补书，而不是《白雀歌》的题记，905年立国说已被否定。

2.906年，李正宇先生《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谈〈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等文分析了敦煌文书中保存的905-907年三年内一位八十多岁老人所书多卷写经题记中的纪年方式，指出在其使用天祐年号纪年至906年旧历四月以后，敦煌文书中的年号又为天复，认为这一现象与金山国的建立有必然联系，表明张承奉系于此时废除朱全忠操纵的唐朝的天祐年号，而使用被杀的昭宗天复年号，从而進一步推论金山国建立于换用年号的906年。

3.908年，王冀青先生《有关金山国的几个问题》认为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中的记载可靠，又指出归义军终唐之世都忠于唐室，奉唐正朔，故假定金山国建立于唐亡后的908年。

4.910年，卢向前先生《金山国立国之我见》认为金山国的建立应在使用唐朝年号以后，故据其所见相关敦煌纪年文书，把立国时间定在天复十年七月初一日。荣新江先生则补充以英藏敦煌绢画《观音像》题记，并通过分析P.3633v《龙泉神剑歌》的写作时间，认为“张承奉之建金山国当在开平四年（910）七月末以前不久”。

上引四种说法中，目前学界仍有学者分别持后三说。笔者在探讨敦煌文书中所存佛教灵验记的史料价值和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问题时偶有所感，今试刊出个人的浅见，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P.2094纪年题记可证金山国不可能成立于908年四月之前

P.2094为长卷，所录内容包括：《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开元皇帝赞金刚经功德》、《奉请八大金刚文》、《大身真言》、《随心真言》、《心中心真言》、《金刚儿咒》、《佛母咒》、《文殊菩萨心中真言》等多种真言咒语，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卷中保存了一则很重要的纪年题记，即抄于真言之后的三行小字：

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添之流布，后为信士兼往亡灵及见（现）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罪若秋苗，必定当来，具发（登）佛会。

这乃是今知标记“唐”的最晚纪年文书，其纪年方式对金山国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可以为重新思考金山国建国时间问题提供新的启示。

题记中的“天复”为唐昭宗李晔的年号，史载天复四年（904）闰四月改元天祐，当年八月昭宗卒，子哀帝立，不改元。至天祐三年（907）四月，朱温篡唐，是为梁太祖，改元开平。因而一般说来天复年号应该只用到四年。但是改元天祐时昭宗已被朱氏挟制，西川等地认为天祐不是唐号，仍然沿用天复年号纪年，以示眷恋唐朝。敦煌偏处西陲，得到中原改年号的消息本就相当晚，五代时敦煌与西川地区仍有联系，很可能受其影响亦有维护唐朝正朔的想法，所以敦煌文书中出现与西川等地相同的略沿旧号的现象本不足为奇。天复八载时当公元908年，相当于后梁开平二年。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则纪年题记在“天复八载”前特意冠上了“于唐”两字，十分清楚地点明了所用的是唐朝的天复年号。笔者认为，这“于唐”二字完全可以否定906年立国说，因为它表明至少到908年四月，沙州人还认为自己是唐朝的子民。如果说张承奉已经宣布独立却还让境内人民称“唐”，那他立国称天子便没有任何意义。故本条题记可确证当时金山国尚未立国。

那么，有没有可能当时金山国已经成立，抄卷子的人不明就里而误书，即这条纪年题记的史料价值是否有懈可击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因为本则题记中记录的抄写者翟奉达不但绝非与世隔绝之人，而且是敦煌的历学名家并曾在归义军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根据向达、苏莹辉等学者的考证，翟奉达本名再温，字奉达，后以字行。他生于中和三年（883），至迟于天复二年（902）四月二十岁时已为敦煌郡州学上足子弟，继为伎术院礼生。后唐同光三年（925）翟奉达已任归义军节度押衙守随军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后周显德三年（956）为登仕郎守州学博士，显德六年为朝议郎检校尚书工部员外行沙州经学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宋建隆二年（961）三月翟奉达尚在世，时年七十九岁。可见，908年时翟奉达已26岁，从题记中自称“布衣”而非“学士郎”来看，此时的他已经完成了学业。一个曾为礼生通晓国家礼制又精通天文历法并能自编历书的人自然深知历法年号国号对一个政权的重要性，绝对不可能在这方面出错。故此，由翟奉达亲笔书写的这则题记的史料价值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应该在“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之后追寻金山国的立国时间。

二、金山国当成立于张氏所派最后一个朝贡使团归来之后

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一些有关张氏归义军最后一次朝贡活动的记述，惜以往学界并未措意。张承奉遣使朝贡必然发生于成立金山国之前，在动荡变乱时刻入贡自然也有特殊动机。因而确定该次朝贡的发生年对我们推断金山国的成立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文书P.3518v《张保山邈真赞》记述了张曹两氏归义军时期重要军事将领与朝贡使节张保山的任官经历和主要事迹，赞文中记张保山于张承奉统治时期最后一次率团入贡后“回骑西还，荐兹劳绩，当佥（迁）左马步都虞侯（候）。一从注（驻）辖，五载有余”，之后即逢“谯公秉节”。学界普遍认为谯公曹议金秉节于朱梁乾化四年（914），从该年上溯五年余，正是909年，由此可知该次朝贡当发生于后梁开平二年至三年（908-909）。当时中原混战正酣，张承奉派出此一使团的目的之一正应该是了解中原形势，为确定今后的发展方向制定政治策略提供参考。关于该卷，笔者已与吴丽娱先生合撰《归义军朝贡使张保山生平考察与相关历史问题》一文，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兹不赘述。

除P.3518v外，P.2945也可为推算该次朝贡时间提供重要佐证。该卷共抄有由七纸组成的一件大书状和一封《凉州书》，所反映的是曹氏归义军进行首次成功朝贡之前的准备工作情况，其中的一首《别纸》中有言：“十五季来路鲠（梗），艰危阻绝”，谓敦煌与中原隔绝已有十五年，而这种隔绝自然也是指双方没有发生正式接触，即归义军已有十五年没能入贡。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撰的《P.2945书状与曹氏归义军首次成功的朝贡活动》、《跨越河西与五代中原世界的梯航——敦煌文书P.3931校注与研究》两文已考出P.2945书状的写作时间为同光元年（923）七月或稍后，从923年上溯十五年亦是908年，换言之，P.2945书状也可以证明张氏归义军于908年进行了最后一次朝贡，而该使团回到敦煌正是909年。

所以，笔者认为，以朝贡为名赴中原打探情况的朝贡使者的归来对金山国的建立有直接影响，他们带回的后梁政权已无暇西顾的消息最终促使张承奉下定决心自立为王。那么，王冀青先生推测的908年金山国立国说也可重新考虑，因为张承奉既然派出了使者就不会在未明实情的908年匆忙建国。

三、《皇极经世书》中的记载可证金山国至晚成立于909年

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6下有一条史料明确记载张承奉自立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己巳岁：

己巳，梁自汴徙都洛阳，交（郊）祀天地，赵光逢、杜晓为相。张奉以沙州乱，刘知俊以同州叛，丹、襄军乱。泉南王审知、南海刘隐附于梁。刘隐卒，弟岩立。河东李存勖、淮南杨渭、山南李茂贞行唐年。

这条史料为李正宇先生揭出，杨秀清先生在其《敦煌西汉金山国史》中引用并分析了其可靠性，我们认为其说很有见地，兹引于下：

邵雍（1011—1077），与《新唐书》、《新五代史》撰者欧阳修（1007—1072）、《资治通鉴》撰者司马光（1019—1086）为同时代人，邵氏与司马光私交很好，司马光且以“兄事雍”，是北宋著名的学者。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全采各朝实录》指出，宋太祖时期，五代各朝实录均完好无损，其修撰者或犹在史官之任。至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所据除《五代史》外，各朝实录仍是主要依据。《宋史》卷203《艺文志·史部编年类》有《五代梁太祖实录》二十卷，说明邵雍在世时，《梁太祖实录》犹存。《四库提要》说“其作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该书一至六卷“以易卦配元会运世，推其治乱”。邵氏既要“推其治乱”，所记决非凭空捏造。邵雍既与欧阳修同时，又与司马光友善，故而邵氏所记，很可能本之《实录》。

但是关于其史料价值，杨秀清先生却坚持其金山国建于906年的说法，认为事实上梁廷得到的已是“沙州乱”成为事实之后的迟到消息，“张奉以沙州乱”亦并非发生在开平三年。

与杨先生的结论相反，我们却认为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记载准确无误。因为与此事列在同年的“梁自汴徙都洛阳，交（郊）祀天地，赵光逢、杜晓为相”和“刘知俊以同州叛，丹、襄军乱。泉南王审知……附于梁”等事基本都可以在其它史料的同年找到印证，只有最后记的刘隐事略有出入。因为刘隐附于梁已在开平三年以前，而“卒，弟岩立”其它史料却记在开平四年或乾化元年。但是《旧五代史》卷4《梁太祖纪》四和卷135《僭伪列传》二分别有开平三年四月“广州节度使刘隐封南平王”和“梁祖郊禋，礼毕，加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又命兼领安南都护，充清海、静海两军节度使，进封南海王”的记载，所以《皇极经世书》可能为此将刘隐事集中于此年。无论如何从大多事例看，该书还是尽量记载当年事的，因此若没有特别的证据似不应怀疑其纪事的年代有误。

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关山阻隔信息不畅，晚唐五代时期中原史书对敦煌史事的记述往往滞后，却不可能提前，传世史籍关于张议潮收复敦煌时间的记录就是很好的例证。因此，笔者认为，金山国最晚成立于909年，不会晚至卢向前、荣新江两位先生主张的910年。

四、天复十年七月题记不足证金山国成立于其后

荣新江先生检出的使用天复年号的最晚文书为英国国家博物馆藏BM.SP.14（Ch.liv.006）画卷，其中有两条纪年题记：

时天复拾载（910）庚午岁七月十五日毕功记。

时天复拾载（910）庚午〔岁〕七月十五日彩绘大圣一躯兼尼法律貌真功毕记。

关于卢向前、荣新江两位先生所持“金山国的建立应在使用唐朝年号纪年以后”，从而断定金山国成立于910年七月末的观点，笔者认为似可以重新考量。我们知道，对于任何一个古代政权来说，年号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割据政权而言，采用什么年号更象征着它究竟是有所依附寄托，还是完全独立：如继续使用以往的年号，则表明对前政权或某个统治者的继承；如另立新号，则表示改朝换代，因为年号乃是国家建成和行正朔的标志，一般说来，成立小王国都是要改年号的。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卢、荣两位先生的考虑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历史上确实也有一些自立而不改年号的特例，如《资治通鉴》卷286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载“辛未，刘知远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晋，又恶开运之名，乃更称天福十二年”，就是越过了晋出帝的开运年号而远承晋高祖。关于此类现象，李崇智先生曾进行过相当全面的解说：

有些政权自己不建号改元而追承前代或沿用当朝其它政权的年号纪年，如后晋天福年号用至九年（公元九四四年）便改为开运元年。过了三年，后汉刘知远称帝时不自立年号也不用开运四年，而追承天福十二年。同用天福十二年的，还有吴越钱弘倧、楚马希广、荆南高从诲等。吴越钱氏政权，先后沿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纪年，其间有时也自立年号纪年。

可见，五代时期立国而用前代年号的现象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乃是当时割据政权狐疑权变的真实写照。所以，是否继续使用天复年号恐怕不能作为判定金山国立国与否的绝对标准，张承奉成立金山国自称为“白衣天子”后，很有可能沿用他以前尊奉的唐朝年号，以用天复来暗示接续唐昭宗，这样既可以表示效忠唐朝，又可以在西北地区借唐声威以自重，只是他也肯定不会再于年号前冠以“唐”字，这和刘知远的国号为其新立的汉，而不是其前的晋一样。

五、金山国成立时间及纪年方法推论

综合考虑以上诸种因素后，笔者认为，关于金山国成立时间的惟一最合理解释只能是张保山朝贡归来后不久的公元909年。于此还有几个问题需要阐释：

其一，新旧《五代史·吐蕃传》记：“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

关于这条史料，王冀青先生前揭文中已指出：虽然王重民先生考证此条记载可能是得自乾化元年（911）回鹘可汗仁美遣往梁廷朝贡的使者，因而怀疑它的准确性，“但是回鹘和张承奉在这以前已经进行了数年的战争，对敌手的情况应该是相当了解的，尤其是张承奉自立为天子这样的大事，回鹘贡使所报告张承奉自立为天子在梁开平中绝不会是无稽之谈。”至于所谓开平中，王冀青先生提出可以指开平五年（907-911）中的二年、三年或四年，认为定在开平二年（908）似乎比较妥当些。

笔者以为，“开平中”最恰切的解释应是开平三年（909），至少909年与“开平中”之说完全吻合，而前引传世史书中仅见于《皇极经世书》和新旧《五代史·吐蕃传》的这两条有关金山国成立时间的记载又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更增加了909年立国推论的合理性。

其二，李正宇先生曾指出P.3633《龙泉神剑歌》原稿被涂去之句有“自从登祚十三年”的话，认为“登祚”在这里是指张承奉于乾宁元年（894）执掌归义军之事，由“十三年”，可推知《龙泉神剑歌》即作于天祐三年（906），又从此歌有“一从登极未逾年”之句，推测张承奉登极建国亦在天祐三年（906）。

今核查P.3633，因该句曾被涂抹，右半部被遮盖，李先生所录之“三”字更有可能为“五”，若此，则894年之后的十五年恰为909年。即便原为“三”字，若自张承奉真正掌权理事的896年算起，十三年后亦为909年。我们之所以提出这第二种可能性，是因为考虑到一则894年时张承奉的节度使称号只是敦煌境内的自封，获朝廷正授要远到光化三年（900）；二则他那个自封的任使也是由于张议潮之女李明振夫人扶助，当时操控归义军政权的是李氏诸子，张承奉仅徒具虚名而已。《龙泉神剑歌》的作者将该句从诗中划去，或许也是顾虑其采用的计算方法难以周全，不敢确定。因此当对P.3633《龙泉神剑歌》被涂文句作出正确解读后，会发现它不但不能推翻909年立国说，反而可以支持此说。

其三，金山国有无自己的年号。

关于此一问题，笔者完全赞同荣新江先生的推论：

至于《龙泉神剑歌》所称颂的“改年号，挂龙衣，筑坛拜却南郊后，始号沙州作京畿”，大概与诗中其它许多理想一样，并未得以实现……可以确证金山国没有年号。

但是关于没有自己年号的金山国究竟是怎样纪年的，荣先生则断言金山国只以干支纪年。笔者认为，没有自己的年号并不表示金山国不使用年号，无专属年号所导致的很可能是其纪年法无法恒定而不得不出现变故，具体说来，仅存在了五年左右的西汉金山国及由其降格改制而成的敦煌国的纪年法有可能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建国初期，系沿用唐朝的天复年号，但不再标记“唐”、“大唐”，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910年七月中旬，藏经洞中的下列文书题记均属此一阶段：S.2174《敦煌神沙乡百姓董加盈兄弟分书》“天复玖年（909）己巳岁润（闰）八月十二日”、S.3877《安力子卖地契》“天复玖年（909）己巳岁十月七日”、P.3764《太公家教》“天复九年（909）己巳岁十一月八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1943v（收043v，北5149v）《杜通信便粟麦契》“天复九年（909）己巳岁十二月二日”；Дх.00295a《礼忏文》“天复十年（910）庚午岁□月十五日”、BM.SP.14（Ch.liv.006）《天复拾载（910）七月十五日彩绘观世音菩萨像一躯兼绘故普光寺法律尼严会及故弟试殿中监张友诚二貌真题记并赞》“天复拾载（910）庚午岁七月十五日”，等等。

第二阶段为建国一两年后至由金山国降格改制而成的敦煌国灭亡，大约是感觉只用天复年号也不甚妥当，或许还与金山国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失败多少有些关系——甘州回鹘与灭掉唐朝的后梁友善，故金山国不再用唐年号，而改为只用干支纪年，如P.3638《沙州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辛未年（911）正月六日”、S.5544《佛说阎罗王受（授）记令四众逆修生七斋功德往生净土经》“辛未年（911）正月”、P.3633《沙州百姓等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辛未年（911）七月”、S.1563《西汉敦煌国圣文神武王敕》“甲戌年（914）五月十四日”等即是。

年号的混乱反映出张承奉政权在建立金山国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和犹疑，《龙泉神剑歌》中的某些奇怪描述可为佐证：该诗在“改年号”下尚有“挂龙衣”一语。这个“挂”字在以往的录文中没有什么歧义，也未引起注意，但却是有必要深究的。何谓“挂”龙衣？皇帝即位理应身穿龙衣，但张承奉为什么“挂”而不“御”或“加”？吴丽娱先生认为，挂的本意似乎是张挂在那里展示而并不真地穿在身上。可以作为参考的是宋代皇家丧礼中即有“举哀挂服”与“举哀成服”的差别。成服指的是帝、后真正要在丧礼仪式中换穿丧服，而“挂服”只需要暂时穿着素服，回去后就可换穿常服了。因此对于丧礼而言，“挂服”只有象征作用而无实质意义。那么这里的“挂龙衣”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用意呢？

张承奉既不建年号，又未举办正式的即位郊庙大礼而穿起龙袍，很有可能是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敢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做皇帝，他的金山国在建立时就是不甚确定和有顾虑的。由此可以推论，张承奉不一定真地愿意完全放弃奉中原正朔的既往政策，而在国家的意义上——哪怕就是从占有归义军名义上领有的甘、凉、瓜、肃等十一州的角度出发，也最多只有空名而无实效，瓜沙政权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建立独立国家的程度，不称皇帝其实对节度使行使其权威并无影响，要不是有回鹘的逼迫与周边少数族的威胁，本来是不必有此虚声恫吓、激亢奋进之举而与中原完全断绝往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旦被回鹘打败，就赶紧将金山国降格称敦煌国，而天子也变成天王的缘故。所以，《龙泉神剑歌》中的豪放之语对金山国的实力实在是有所夸张，但其文字间流露的蛛丝马迹及金山国在年号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又无法完全遮掩瓜沙政权内里虚弱的事实，这也决定了金山国的短命，因此曹氏取代张氏后，就必然重新修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从而为归义军找到合理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