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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再议

发布日期:2018-12-26 原文刊于:《兰州学刊》2010年第6期

 

杨宝玉

 

摘要:本文在梳理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活动的大致情形的过程中,提出:今日可确知的首批入奏正使仅高进达一人,首批使者很可能仅为十人左右的一队而非十队,他们的主要作用是通报消息;悟真并非首批派出的使者,他率领的乃是较正规的后续使团,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系为再后更高规格的张议潭使团作铺垫;张议潭所率领的才是最为郑重其事的请节使团,他们的到朝最终争取到了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因而大中五年至少有三个沙州使团陆续到朝,使团规格越来越高,收获也越来越丰硕,该年乃是张氏归义军政权入奏最为频繁的年份之一。

关键词:归义军  高进达  悟真  张议潭  大中二年至五年

 

“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唐朝边军内调之机很快占领了唐朝西北地区的大片疆土,沙州敦煌也沦为吐蕃统治区,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当地豪强张议潮率众起义,一举推翻了吐蕃在沙州长达60余年的统治。据现存史料,自领州务后,张议潮很快就遣使赴唐廷入奏,此次入奏对归义军政权的建立及随后近200年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关于这次入奏的使者人数、使团数量、正使姓名、行进路线等,敦煌文书和传世史料中的记述零乱纷杂,错综难辨,以致相关学者对它们的认知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在从事9-11世纪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课题研究时,对此颇感困惑,同时亦深知其无法回避,故今在前贤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重新汇总辨析相关史料,勉力梳理此次入奏活动的大致情况,并对其中一些特殊问题略陈管见。由于此诸问题牵涉既广,笔者学力识见有限,文中恐有不少疏误,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笔者先此致谢!

 

关于起义成功之后的入奏活动,敦煌文书和传世史籍中的研究价值较大的史料主要是下列四条:

其一,敦煌文书S.6161S.3329S.11564S.6973P.2762《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以下简称《张淮深碑》)在追述归义军政权历史时记:

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年,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以)献天子。,上达天闻。皇明披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岂虚也哉!”百辟欢呼,抃舞称贺表达天庭,大中大悦,叹曰:“关西出将。”将者,即祁连古往出于名将卢思道之辈是也。。便降驲骑驲骑者,即驿马传递是也。,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授兵部尚书万户侯。

其二,敦煌文书P.2748卷背抄有多种诗文,在悟真《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的序言与诗之间粘连有一件天德军所上奏状的断片,学界普遍认为所涉为大中五年最先到朝的沙州使团,表明此次入奏活动得到了天德军的帮助。该残片字迹工整清晰,惜首尾具残,下部亦残,今仅存13行文字的上半行,各行存3-10字不等,依原卷行款,残存文字为:

1.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天德〔后缺〕

2.已下七人至,忽奉〔后缺〕

3.赐臣金帛锦彩〔后缺〕

4.蒙荣赐,荷泽承〔后缺〕

5.诚欢诚惧,顿首〔后缺〕

6.当回发使,细人探〔后缺〕

7.拟接掠,所以淹〔后缺〕

8.等七人于灵州〔后缺〕

9.猎吐浑不知委〔后缺〕

10.不敢说实情,住〔后缺〕

11.知不达〔后空白〕

12.六人奉河西地图〔后缺〕

13.上,今谨遣定远〔后缺〕

其三,《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亦记录了此次入奏活动的一些细节,并可与上录P.2748v《天德军奏状》相互印证:

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譟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防御使李丕以闻。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

据该传叙事顺序,上引文中的“明年”似当为大中四年,《通鉴考异》已正其误,谓当为大中五年。

其四,《资治通鉴》卷二四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大中五年条更记下了唐廷收到天德军奏章的具体时间:

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

关于上引文中的“正月”,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云:“十二行本‘正’作‘二’;乙十一行本同;退斋校同。”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大中五年正月张义潮降”条谓:“据《考异》引《唐年补录》,本年正月甲戌朔,月内无壬戌,壬戌为二月十九日,正月乃二月之讹。严书未予改正,《考异》引《实录》固作‘二月壬戌’。”

仔细揣摩上引史料,笔者认为关于此次入奏活动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首批使团派出于大中二年,规格非常低

《张淮深碑》明确称言首批入奏使团出发的时间为大中二年,我们认为此说应是可信的,因为张议潮夺得政权后一方面急需得到唐廷的支持,哪怕是声援,另一方面他也必然非常清楚是否及时入奏乃是政治态度问题,是向唐廷表忠心所必需的,派出使团自为掌州务后的第一要务。据李正宇先生考证,张议潮起义发生于大中二年三、四月间,那么遣使也应在当年夏秋之际。

只是其时刚刚推翻盘踞敦煌60余年的吐蕃,沙州内部百废待兴,一时之间难以组建高规格的使团,更重要的是,当时瓜沙以东仍旧受控于吐蕃,赴中原的使者当然无法堂皇穿越河西走廊,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绕道潜行是惟一的办法,即《张淮深碑》所说的“题笺修表,纡道驰函”。张议潮等对时势自然有深刻认识并作了充分准备,为保证入奏成功而采取了相当谨慎的办法:令使者(更准确地说恐应是化装密报)操梃而走北路,而这些使者的身份乃是《新唐书·吐蕃传》所记的部校,使团的规格当然也高不起来。

2.今日可确知的入奏使仅高进达一人

关于执行此次入奏任务的使者,《张淮深碑》独举高进达为例,这恐怕是今日惟一可以确知的大中二年出发的入朝使者,并且很可能是最终经由天德军到达长安的那一小型使团的头领,故才得以入碑记功。今知敦煌文书中与他有关的记载很少,其中S.4622v《百姓高盈信状》颇为重要,可证高进达最终又回到了河西,并继续在归义军中任武职军将,该状谓:

百姓高盈信状  右盈信家兄先随从  空(司)徒东行,司徒归  阙后,落在温末。经数年间,信息不通。又先寅年闻达灵州,咨陈  大夫,蒙随般次东行,取兄至凉州,被麴□□勒般次,却回至玉关,夺却驼马,空身到来,竖立不得。经今数年,兄亦不来见。盈信一身被诸居兄弟欺屈劫夺,存活不得。今兄在加(嘉)邻(麟)镇将军高进达边。今自辨微弱□□,因便取兄将到沙州,伏事  大夫阿郎,死亦甘心。不敢不申。伏请处分。

状中的司徒指张议潮无疑,其于咸通七年(866年,干支为丙戌)八月之后东行归阙,那么高盈信之兄的随行东往也当在此时,状文中的寅年就当为庚寅年,即咸通十一年。再经数年高盈信向“大夫阿郎”呈上此状,则其时当为咸通末年或乾符初年,高进达正驻守在凉州城西北70里许的嘉麟县,已称将军。

3.悟真并非首批派出的使者之一,他率领的乃是后续使团

以往学界多认为大中五年到朝的悟真一行也是大中二年首次派出的团队之一,笔者对此说颇存疑惑。理由有四:

其一,《新唐书·吐蕃传》明确记载使者身份为“部校”,未言僧人,与《张淮深碑》所记“押牙”相合,更与此行完全为政治任务的性质相符。

其二,《张淮深碑》未记悟真而仅记押牙高进达可反证悟真并非首批使者。众所周知,悟真之师乃是吐蕃后期的都教授和归义军初期的都僧统洪辩,悟真自己也亲身参与了张议潮起义,刻立《张淮深碑》时更贵为敦煌僧界最高首领的都僧统,其声望、地位、影响远非高进达辈可比,若他真的是最先派出并且成功到朝的使者,那么被刻入碑文的理应是悟真,轮不上当时仅为押牙,20多年后驻守嘉麟的高进达。该碑在记载政治事件的同时,以大量文字描述了张淮深的佛教功德,故如以碑文举俗不举僧来解释,恐怕也是说不通的。

其三,大中五年时悟真在长安的活动情况表明其该次出使相当从容,与首批使者的出使情形完全不符。前已述及,张议潮派出的首批使团的规格不高,使者们不仅要间道而行,连给皇帝的奏表都要秘藏于梃中,这些使者必然难以在长安久留,而如下文所述,悟真却在长安逗留了较长时间,巡礼长安佛寺,与高僧往还唱和,留下了大量诗作,悟真如果真是第一个到朝的沙州使者,虽为僧人却也肩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并且其离开沙州已有三年,怎可不急于西返复命而在长安留连?

其四,首批沙州使团于大中五年二月壬戌(十九日)到朝,据莫高窟第17窟西壁所嵌《洪辩受牒碑》及敦煌文书P.3720《悟真文书集》所收《第一件告身》和《黄牒》,唐廷对悟真及其师洪辩的封赐是在五月廿一日,距首批使者到朝已有三个多月,以当时的政治形势考量,唐廷对沙州首次入奏的处置不应如此迟缓,五月廿一日的告身可以说明悟真并非首个到朝的入奏使者,他到达长安的时间应较晚,西返的紧迫性已不似首个使团。

笔者推测,悟真所率当属后续使团,其出发时间约在大中五年初前后,因为P.3720《悟真自序》即直谓其“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其时甘、肃等州早已收复,悟真的东行虽远远晚于首批使者高进达等离开沙州的大中二年,但旅途所需时间却少得多。试想,自大中二年派出首批使者之后,至大中五年仍未得朝廷消息,在这两三年间再遣新使乃是情理之中,甚至是必然之事。派出他们时,很可能有僧人易于东行的考虑,张议潮自然也赋予他们与首批使者近同的使命,故唐廷在赐予悟真的告身中同样表彰其奉图籍归诚献款之功。与此同时,悟真等人在长安的活动情形表明他们也是一批进行宗教外交的文化使者,为再后几个月到朝、负有请旌节使命的规格更高的张议潭使团在人际关系等方面做了良好铺垫。

4.首批派出的使者很可能仅十人左右

理清了悟真非首批使者的问题之后,我们再集中探讨首次入奏活动的具体情况。关于前引《新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传》中的“十辈”,以往论者多解释为十队,谓张议潮为保证入奏成功而将使者分为十队,执持同样的奏表,分走不同路线前行,以求广种薄收之效。笔者对此持有不同意见。

“辈”字确实有批、群之意,但该字另一个很常见的用法是指人的个数,如《新唐书》卷一九七《薛元赏传》即记:“元赏到府三日,收恶少,杖死三十余辈,陈诸市”。笔者认为,从《新唐书·吐蕃传》的上下文来看,张议潮派出的使人既然皆“东北走天德军城”,便不大可能是分为十队或十批,故这里的“十辈”解为十人或十人左右当更合理一些。以前论者或许认为高进达与悟真各率一队,甚至还有学者误认为李明振所领使团也是大中二年出发,即至少有两、三队使者,从而将“十辈”推论为十队,现在我们已证悟真所率使团并非张议潮初领瓜沙时即被派出,而大中二年时李明振年方十岁,率团入朝是多年后的事,那么对“十辈”一词的解释自可重新考虑。再从当时的形势看,起义刚刚成功,瓜沙周边均是敌对势力,张议潮们还要面对众多战事,正是最需要军将战士之时,若一次即遣出十队,每队以十人记,也需百人,而这其中至少得有十人担当得起入奏正使的大任,其时战事连绵,百废待兴,张议潮恐怕很难遴选出这么多合适人才。

所以,笔者以为张议潮最先派出的使团不过十人左右,高进达很可能就是其中的正使,他们为在敦煌地方政权与晚唐中央政权之间建立臣属关系和确立前者的合法性立下了汗马功劳。

5.入奏使团得到了天德军的帮助

根据前引史料,张议潮最初所派使者于大中四年底五年初到达了天德军城,当时河西道路尚未完全打通,所以使者们不得不从遥远的北路绕行,这一路线也许可以避开吐蕃、嗢末等少数族大规模的侵袭,但是仍可能遭遇各种武装力量的劫掠,大概艰苦备尝,加上道途悬远,所以敦煌的使人们走了很久才到达这里,并最终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帮助下,于大中五年二月十九日将张议潮奉土归唐的消息成功传递到朝。据《通鉴》原文,沙州入奏使应是附天德军使人而来的,他们应是沙州与中原隔绝数十年之后的首个到朝使团,只是这一使团人员既少,规格更低,当然难以自行到朝,而需要天德军的护卫帮扶。《新唐书》只说到朝廷因天德军的奏报得知消息,“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其实沙州肯定上了表,只是规格不够高,史官叙事时便将本末细节省略了。至于“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则更是后来的事。

关于P.2748v《天德军奏状》的内容性质,荣新江、余欣《沙州归义军史事示例》认为:“似为天德军使上宣宗之牒。其中奉河西地图而来之七人,或即沙州使人高进达辈。”而李军《晚唐中央政府对河陇地区的经营》则认为后六人才是张议潮派遣的,与先此提到的七人不是一回事,文中起首的“大中四年七月廿日”也非沙州六人到天德军的时间,李军并认为状中的“定远”应是指李丕麾下的某位定远将军,而不是朔方节度治下的定远军(城),使者们的行进路线也未必经由灵州。笔者赞同李军先生的解释,并拟再做两点补充。首先,天德军使上宣宗不能用牒而只能用表状(状一般附于表),此件文书称臣,当为奏状无疑。其次,七人如李军解释,是朝廷派到天德军的使臣,他们因已从“细人”处得知可能会遭劫掠而淹留未归,状中言七人到天德军的时间是大中四年七月廿日,后又淹留了一段时间,那么写状的时间便很可能在数月之后,或许就是同年年底前后。后六人是敦煌使人,大约一路上的艰辛历程和因历时太久需有人中途回去报信等原因使得他们的人数又减少了,至写状时他们刚到天德军不久并拟再带着河西地图继续向长安进发,到达京城的时间正可与《通鉴》记载的大中五年二月相合。至于该状为何粘贴于悟真诗文中,笔者推测或许是由于悟真在高进达等之后不久到朝,对前一使团的情况相当关注,故抄集了相关文书并带回敦煌。

6.首批入奏使团并未给张议潮请来旌节

《张淮深碑》声称首次入奏即为张议潮请来了旌节和兵部尚书之称,荣新江先生已根据其对归义军节度使称号的研究成果指出这应是张议潮“在境内的自封或撰碑人的附会。” 今日我们对此次入奏活动具体情形的分析也可为此观点再补充一些论据。

前已述及,张议潮最初派出的使团的规格相当低,使者们的主要作用乃是向唐廷报告情况,打探消息,为继续遣使作铺垫,因而首批使者为张议潮请来的至多不过是沙州防御使一职,请旌节的任务是后续派出的比较正规一些的入奏使团完成的。再从唐廷的角度讲,试想,唐廷怎会在与沙州隔绝数十年,仅仅接到六、七个部校呈递的暗藏于梃中的奏表即颁授旌节,《张淮深碑》的描绘无疑是当地人的自夸。关于张议潮所获官职,《新唐书·吐蕃传》等传世史书中的记载要可信得多。至于敦煌文书中为何没有留下张议潮任防御使的记录,当正如前揭荣新江、余欣文所言:“宣宗以议潮为沙州防御使诏,应即是《赐洪辩、悟真诏》所云‘所赐议潮诏书’。因是年末复有节度使之任命,故沙州防御使一职未在沙州行用,敦煌文书不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中二年张议潮首次遣使入奏的大致情形应是:起义成功后张议潮很快就派出了以高进达为首的部校约十人化装潜行赴中原入奏,在历经两年多的艰难困苦之后,这一低规格使团终于于大中四年底五年初绕道北行至天德军,并在天德军防御使李丕的帮助下最终于大中五年二月到朝。他们的主要作用是通报消息,为后续较正规的使团作铺垫,唐廷因他们的到来而将奉土归唐的张议潮任命为沙州防御使。他们是最先到朝的沙州使团,但并不是当年到朝的惟一的一个,数月后悟真率领的主要由僧人组成的使团亦到长安,在为敦煌僧界领袖洪辩请得都僧统之任的同时,又为后续更高规格的张议潭使团打下了良好基础,曾亲身参与起义、精通佛门教义、儒学功底亦深的悟真等人积极与当地学问僧交友往来,向长安佛教界文化界展示了敦煌风采,其人其行堪称文化使者宗教外交。又数月,张议潭率领的最为郑重其事的朝贡使团抵达长安,并最终争取到归义军的建立和节度使的旌节。因此,仔细比对分析各种相关史料之后,笔者认为大中五年时至少有三个沙州使团陆续到朝,使团规格越来越高,收获也越来越丰硕,大中五年从而成为了张氏入奏最为频繁的年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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