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金明
（发表于《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年04期）
摘 要：本文以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简《从政之经》，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为基本资料，讨论其思想起源，认为与后世官箴著作相比，称之为“吏道”更为恰当。并探讨汉代没有此类文献的原因，主要因为汉代以诏书、律令等形式对官员进行训戒，而武帝以后，经学地位被确立，并成为官员道德与行为的重要准则。就此讨论秦汉在地方吏治思想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为吏之道 官箴 吏道 经学 差异
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机构与职官设置、吏员升迁、任用与管理，以文书为中心的行政运作等方面。而且，相关研究大多从静态、微观的角度展开，以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简《从政之经》，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等为例，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简文的缀合与释义，以简文内容看秦代吏治，社会思想等。秦代这类对于官员道德约束与行政能力管理的文献，相互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说明此类文献在当时有一定的普及，并可能存在由国家颁布的范本。
也有的学者把这四种简文内容归为秦代官箴类文献，并有专文论及。“官箴”这一名词出现的比较晚，宋代吕本中有以《官箴》为书名的著作，清修四库全书方出现有官箴这一分类，归于政书之下。而且，从秦代“为吏之道”一类文献的内容来看，与后世官箴著作也略有差别，似应当以“吏道”视之，更为恰当。“官箴”与“吏道”仅是名称上有所不同，其内容与功能应该是相同的。
秦简中这类“吏道”文献，在汉简中迄今为止并没有相关发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秦简的数量与汉简相比，差距也比较大。我们虽然不能断定，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并没有类似的“吏道”文献，但这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秦汉地方行政之间的差异。
箴字的本意与鍼、针相同，作为一种缝纫工具，后来又引申为规劝、告诫。至于箴作为一种文体，据《文心雕龙》所说，出现于三代，现存的文字具体有《夏箴》、《虞箴》、《耄箴》、《勤箴》、《商箴》、《周箴》、《大正箴》等。《夏箴》云“中不容利，民乃外次”，要备荒年，否则“至无日矣”。《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盘庚迁殷时作三篇，也具有箴的意义，其中第一篇与第三篇，目的是告诫群臣。而卫武公告戒臣下，不因自己年老而不“交戒我”，“训导我”，作《耄箴》。《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勤箴》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这些只言片语来看，三代的箴文多为王对臣下的训戒之语，包括官与民，并不只对于官吏，其内容也非常广泛。
官箴是专门针对官员进行道德约束，行政规范的文本，《左传》中记载的周太史辛甲箴百官，应当是目前比较早的关于官箴的资料：
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辛甲原作以箴百官，今存只有《虞人之箴》，不过这一篇仍被《文心雕龙》认为是“体义备焉”。从其内容看，是用历史来告诫，没有进行道德说教。而《大正箴》对诸正提出的“思民困”、“正刑”、“循德”、“式监”等要求，除了要以史为鉴外，也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具有官箴的作用。
箴“迄至春秋微而未绝”，经常作为臣下向君王谏争的方式，“箴谏”二字往往连用，这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例证。因此，箴作为一种规劝、告诫的方式，起源很早，但作为一种比较成形的文体，当在汉代。扬雄模仿《虞箴》作《卿尹》、《州牧》等二十五篇，崔骃及子崔瑗，刘騊駼增补十六篇，胡广作四篇，名为《百官箴》。不过，扬雄的十二州箴，虽然有箴戒的作用，但其所谓十二州，并不是当时汉代的制度，而以舜时古制比附，为王莽所采用。
当然，以上所说的《虞箴》或者《百官箴》之类，与现存官箴书相比，还显得不很成熟，文字大多不成系统，往往以单篇存在，内容也比较单一，这也符合这一时期文献流传的特点。而且，从其文字撰写风格来看，也十分接近。扬雄等人对《虞箴》的模仿，不限于文字风格，其思想内容也相似。正如晋人潘岳所说“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规其所司，诚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传》曰‘命百官箴王阙’，则亦天子之事也。”此类文献不仅对于官员有箴戒作用，对于天子也是有规劝之意，故而更重视的是其箴的本意，并不具有后世官箴书的专门性。同时，此类文献对道德约束与行政规范用以史为鉴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从文字还是形式上来说，更偏向于文学作品。
《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职官这一分类，但在“诸子略”儒家类中有《周政》六篇，（注：周时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注：法天地，立百官。）《河间周制》十八篇（注：似河间献王所述也）等类似于官制的著作。又有《谰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功议》四篇（不知作者，论功德事。）等类似箴的著作。而《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汉官六种》之类，仅作为官制仪式规定的著作，也不具有官箴的作用。
秦汉传世文献中具有后世官箴书内容与形式的并不见著录，但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就没有对官员进行道德约束、行政规范的文献。以上所说的有关箴文的情况，时间包括上古与汉代。那么，秦代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秦简“为吏之道”等文献的发现，补充了这一环节，如睡虎地秦简《语书》、《为吏之道》，岳麓书院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秦简《从政之经》，王家台秦简《政事之常》等。这类文献常被简称为“吏道”。学者多据此讨论秦代关于吏治的相关问题。其实，借鉴阎步克先生关于爵本位到官本位转变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秦汉之前周代，品位结构为“爵—食体制”，“爵”指公、卿、大夫、士，它是贵族官员的身份尺度；“食”指无爵胥吏的报酬方式“稍食”。故而在这一时期，官与吏处在两个不同的体制下，爵即是身份，同时又是官阶。如《国语》在论及周代《秩官》称：
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行理以节逆之，候人为导，卿出郊劳，门尹除门，宗祝执祀，司里授馆，司徒具徒，司空视途，司寇诘奸，虞人入材，甸人积薪，火师监燎，水师监濯，膳宰致饔，廪人献饩，司马陈刍，工人展车，百官以物至，宾入如归。是故小大莫不怀爱。其贵国之宾至，则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吏，则皆官正莅事，上卿监之。若王巡守，则君亲监之。
这里列举的自关尹至工人等，就是周的“百官”，其所作所为与后世的吏相似，故被称作“王吏”。这里代表官的是有爵位的公、卿、大夫、士，而吏则没有爵位，官与吏的差别在于身份。而战国以降至秦汉时期，爵级通过军功获得，仅具有身份的意义，以“职位分等”的官吏之别就建立起来了。这一时期官与吏的区别并不如后世那么严格，汉代称“吏二千石”的情况也存在，后世所谓的官箴与秦简“吏道”应当在内容要求和实施对象上有相似之处。
对于世卿世禄时代士（官）的教育，我们可以从齐桓公与管仲的一段对话中得到一些了解。齐桓公以管仲为相，问管仲如何“处士农工商”，即如何使士农工商得到教育的问题。管仲回答道：
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这种做证了保证世卿世禄，而对于士的教育，更多的是以父辈的言传身教，个人经验的传承。对于其他农工商也是如此。
而官吏职位分别的出现，使得士阶层的世袭被打破，而且这一时期行政性的官制也逐步建立，官的属下又有丞、监，“今恃多官众吏，官立丞、监。”而对于这些官员的管理，除了权力的运用、法令的执行，还需要有道德规范和行政教育。这种做法无法再像以前那样，依靠父辈的经验，就必然需要国家编订相关学习文本，供官吏学习。秦简中“为吏之道”文献的出现，就这种趋势的产物。另外，这也与秦国强大过程中奉行的指导思想有关。商鞅求见孝公，以“帝道”说之，孝公怒景监，五日后又见，以“王道”说之，“未中旨”，孝公“复让景监”。 以“霸道”说之，孝公“善之而未用”，“罢而去”。再复见，“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秦孝公以为五帝三王“太久远，吾不能”，对于之前的历史，并不以为然。故在强国利民的愿望下，就不能“法古”、“循礼”。这也决定了秦国在改制方面创建颇多。
“为吏之道”类文献对吏的规定，其思想渊源当可以往此前追溯。如《六韬》中借武王问太公之说， 认为吏有十项重罪，分别是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贪汗；四，吏以威力迫胁于民；五，吏与史合奸；六，吏与人无情；七，吏作盗贼，使人为耳目；八，吏贼，买卖贵于民；九，吏增易于民；十，吏振惧于民。这十项重罪均针对吏与民的关系而言，与之对应的，就应当是吏该奉行的准则。秦简“为吏之道”类文献也有类似内容，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善度民力”，“毋使民惧”，“临事不敬，倨骄毋（无）人，苛难留民，变民习浴（俗），须身旞过，兴事不时，缓令急征，决狱不正，不精于材（财），法（废）置以私。”吏之五失中“居官善取”、“见民倨敖（傲）”、“兴事不当”等。
又如《管子》对于吏啬夫、人啬夫的要求：“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教在百姓，论在不挠，赏在信诚，体之以君臣，其诚也以守战。如此，则人啬夫之事究矣。吏啬夫尽有訾程事律，论法辟、衡权、斗斛、文劾，不以私论，而以事为正。如此，则吏啬夫之事究矣。人啬夫成教、吏啬夫成律之后，则虽有敦悫忠信者不得善也；而戏豫怠傲者不得败也。如此，则人君之事究矣。”在岳麓简《为吏治官及黔首》也有“丈量斗甬（桶），□，升䈁（籥）不正。”“审智（知）民能，善度黔首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反若其身，不居其宇。”以简文的内容来看，对于吏的职能，也以吏啬夫、人啬夫分工，一个负责政事，一个负责教化。
秦简“吏道”类文献具体的写作时间并不是很明确，主要因为其文字并非属于同时代，也并非由某一个人完成，而是对相关内容的杂抄。这种文字的内容并不单一，我们以此来讨论其思想流派，就显得不十分明智。不过，我们也可以认为，无论是秦统一之前，还是统一六国之后，其官僚系统中一直存在这种治吏的意识和文本。如秦始皇刻石中所说的“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对于官吏既有法式遵循，又确定职责，使治理更加规范有序。
并且，为数不多的秦代吏的事迹也说明，这种吏道文献对吏的要求，也并非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可以作为官吏评价的标准。如汉初名臣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所谓“文无害”，《集解》引《汉书音义》云“有文无所枉害也。律有无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无害者如言‘无比’，陈留间语也。”。陈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公平是官吏职业道德的重要方面，而《史记》引《过秦论》评价秦始皇“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除了对所谓暴秦的批评外，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当时对于官吏言行的规定，已经到了“刻深”、“弗能纪”的程度。
汉代关于官箴的文献也没有传世，而出土简帛文献也较少见类似的资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发现一些类似的文字。以诏书的形式来对官吏进行规劝，如汉五年，刘邦“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文帝“朕闻之，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孰计之。”景帝时，“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货赂为市，朋党比周，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令亡罪者失职，朕甚怜之。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甚亡谓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昭帝地节三年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宣帝元康二年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又如官员上疏中，也有类似的文字。如公孙弘：陛下有先圣之位而无先圣之名，有先圣之名而无先圣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笃。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听。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异也。臣闻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汉官六种》作为官制仪式规定的著作，不具有官箴的作用，但其中也有以针对官员官箴的内容，哀帝元寿二年，诏：
诏书殿下禁吏无苛暴。丞史归告二千石，顺民所疾苦。急去残贼，审择良吏，无任苛刻。治狱决讼，务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帅劝农桑，思称厚恩，有以赈赡之，无烦挠夺民时。今日公卿以下，务饬俭恪，奢侈过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帅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请谨以法，养视疾病，致医药务治之。诏书无饰厨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归告二千石，务省约如法。且案不改者，长吏以闻。官寺乡亭漏败，墙垣阤坏不治，无办护者，不胜任，先自劾不应法。归告二千石听。
又：
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茂才不显者言上。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苦，务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务于得中，恶恶止其身。选举民侈过度，务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得无有群辈大贼，对上。
另外，在贾谊、司马迁、桑弘羊、董仲舒等人的奏疏或著作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所谓人臣之道。如贾谊：
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怍于乡曲，道语谈说，不怍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业，服一介之使，能合两君之驩，执戟居前，能举君之失过，不难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贪于财，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谋。君有失过，虽不能正谏，以其死持之，憔悴有忧色，不劝听从者，侍御也。柔色伛偻，唯谀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眦之闲事君者，厮役也。
人臣之道，思善则献之于上，闻善则献之于上，知善则献之于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故官有假，而德无假，位有卑，而义无卑，故位下而义高者，虽卑贵也，位高而义下者，虽贵必穷。呜呼，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穷困及之。
从以上比较来看，秦汉之际，国家对于官员的道德约束与行政规范，应当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秦代为了庞大帝国的需要，对于官吏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官吏为了应对国家的各种要求，不得不在平常注意抄录学习相关文本，而且在秦的各个时期，其内容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汉初，其内容和思想与秦代差别不大，廉平成为评价官吏的主要标准，不过汉代似乎并没有这种专门的文本，更多通过自上而下的诏书等来完成。而武帝以后，吏治不再需要此类文本，而是“以经术润饰吏事”。或许正如公孙弘的上疏：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
这应当也是汉代没有出现此类文本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