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晗
（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关键词] 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巡游；楚地；亡秦必楚
[摘 要] “东南有天子气”缘起于楚地流传甚广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它与楚人强烈的反秦情绪，以及秦对东南地区等楚地的控制相对薄弱有着重要关联，“亡人”、“群盗”乃至小规模叛乱的频见皆其表现。“东南有天子气”引起了秦帝国统治者的极大关切和焦虑。秦始皇亲巡楚地，企图以破坏“天子气”的厌胜方式，震慑不服其统治的楚人，然而却更加刺激了楚人的反秦情绪，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史记·高祖本纪》谓“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晋书·元帝纪》亦曰：“始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厌之。”可见秦始皇东游与“东南有天子气”之间应有直接关联。以往对“东南有天子气”的探讨，主要着眼于东南与西北地区之间区域文化的对立和斗争，兼及东南地区政治格局的演生；对“东南有天子气”和秦始皇东游的内在联系，则缺乏相应的关照。可以说，“东南有天子气”的缘起及其与秦始皇东游的沟通，实际是以楚人强烈的反秦情绪，以及秦对包括东南地区在内的楚地的控制相对薄弱为基础的，并在秦末引发了事态的连锁反应。
何谓“望气”？概言之，根据天文、气象以及自然界的变化附会人事，便是望气。秦始皇广揽神仙方术之士，“候星气者至三百人”，其中就应该包括了一些“望气者”。洪卫中先生指出，望气者所望之气，是将天文、气象、环境、社会形势和人事等信息综合起来，进而加以分析、推理作出的解说。
问题是，“东南有天子气”又缘何而起？查《史记·项羽本纪》，范增说项梁曰：
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我们认为，“东南有天子气”当缘起于范增口中的楚南公，由“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变易而来。楚南公，《集解》引徐广曰“楚人也，善言阴阳”，《正义》引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识废兴之数，知亡秦者必于楚”。又《汉书·艺文志》有“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人”，在阴阳家流。作为阴阳家学派的大家，南公说“亡秦必楚”，理当有其凭据——《越绝书》载范蠡与文种“俱见霸兆出于东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便暗含东南必将兴起的预示。对于所谓“霸兆”，范蠡的解释是“天运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亦即根据星象分野，地户位处吴越二国，霸王的气数历经千年，将会显现于地户。由是吴国和越国果然相继称霸。
据《国语·越语下》及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等文献可知，范蠡的思想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及阴阳数术有紧密的关系。冷鹏飞先生说楚南公继承范蠡衣钵，“善于推衍天运历数”，甚是。因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不仅是楚人反秦情绪的集中体现，还是楚文化与阴阳学说长期历史渊源的产物。以范增为代表的楚人之所以对“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深信不疑，除了强烈的仇恨和自信，也与阴阳数术在楚地的广为流行有关，此二者构成了这则谶言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基础。宋人王应麟甚至发出这样的感叹：“坏秦者非妖言，而坏于楚南公‘三户亡秦’之一语，吕政亦愚矣哉！”
秦始皇身边亦多有传阴阳家之术的方士。按《史记·封禅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亡秦必楚”的谶言他们想必也不陌生。实则从“亡秦必楚”到“东南有天子气”，其间基本上只存在角度转换的区别。因此，很可能正是某些方士投合“秦始皇览怪迂，信禨祥”的心理，将“亡秦必楚”的愿景改换成了“东南有天子气”。而除却东南地区可能符合“天子气”在自然条件方面的要求，本于人事的原因则大抵有三：
一是要赢取荣华富贵。晋人皇甫谧《高士传》记载，传说秦始皇与方士安期生语，“三日三夜，赐金璧直数千万”。秦始皇本人也说，为徐巿等人求仙药“费以巨万计”，“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是以像“东南有天子气”这样关乎社稷安危，且能够给秦始皇以借口扼杀潜在威胁的谶言，所得的赏赐应非常可观。
二是怀有政治目的。秦始皇所蓄方士以燕齐之人为多，如燕人卢生、齐人徐巿。有学者推测卢生奏言“亡秦者胡也”，意在促成秦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借以转移秦始皇对燕齐故地的注意力，耗损秦的国力，与韩国水工郑国鼓动秦人凿山开渠如出一辙。依此类推，方士们鼓吹“东南有天子气”也应含有舆论造势或疲敝秦人的意图。
三是秦对东南地区等楚地的控制存在隐忧。如前所述，望气对事物发展做出的某种推理，需要依据规律并掌握相关的知识与信息。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地跨江汉、江淮流域，奄有东南地区的广阔疆土，是实力一流的大国。及至战国末年，楚国的力量虽已较为衰弱，秦的灭楚仍然一波三折，经历了极其艰苦的战争。另一方面，战国末期楚都从郢都到陈再至于寿春的东迁，在导致大量楚人东徙的同时，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东南地区的开发与经营，造成了楚文化中心的东渐。因之怀疑东南地区存在反秦的可能，并不足怪。
事实上，灭秦过程中贡献最大的项羽和刘邦，皆起兵于东南地区，并且都曾有过“逃亡”的经历。前者因叔父项梁“杀人”，而与之“避仇于吴中”，后者则因押送刑徒渎职，与追随者“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作为一个流动群体，“亡人”是衡量地方统治稳定与否的标尺，其出现往往意味着政府对人口管理的失控。特别是“亡人”中还有像项梁这样的楚国名将之后，更增添了对秦帝国的威胁。
推及整个楚地，还有很多关于“亡人”的记录。譬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稷辰》数见“亡者，不得”、“亡者，得”、“亡人，自归”，龙岗秦简有“亡人”、“追盗贼亡人”，里耶秦简有“亡者二人”，周家台秦简《日书》有“追亡人，得”、“追亡人得之”、“追亡人，得而复失之”、“追亡人，弗得”等。从传世文献来看，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考虑到楚地距遣戍地最近，所发“亡人”当不乏楚人。楚地“亡人”现象之普遍，可见一斑。
不独乎此，入秦以后楚地的“群盗”亦频频出现，甚至引发小规模叛乱。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均有群盗扰乱治安的案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南郡卒史盖庐、挚田、叚（假）卒史瞗复攸
等狱簿》更是详细记载了苍梧郡攸县利乡发生的乡民叛乱。“反盗多”、“今新黔首实不安辑”、“荆新地多群盗”都说明秦的统治遇到了很大阻力，楚人不服，叛乱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如睡虎地秦简《语书》所示，秦在南郡凭借法制推行的文化整合，也遭到楚人的阻抗。彼时秦统治南郡虽已届五十年，坚守本地文化传统的楚人仍大有人在。“今法律令己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便是明证。
要之，秦对楚地的控制并非严丝合缝，无论东南地区还是其他地方，实际都存在着一些漏洞。而楚人对秦的统治，则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这就使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类谶谣的流布，具有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和感召力，再经过渲染，种种原因便决定了“东南有天子气”的潜在可能。
同时还应看到，秦始皇固然迷信方士，但关涉国家的大计方针，帝国决策层不会简单盲从于二三方士。尽管也有“亡秦者胡也”的例子，似乎卢生的一句话就让三十万秦军挥师匈奴，但此背后匈奴对秦帝国腹心可能造成的威胁却往往被忽略了。说到底，秦始皇对“东南有天子气”的态度一样脱离不了实际，即不是因为望气者预言“东南有天子气”，他就言听计从，而是秦对包括东南地区在内的楚地的控制确实出现了漏洞，给了秦始皇利用这则谶言借题发挥的机会，才使得后者格外引人注目。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曾五次出巡，有两次便经过楚地：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过彭城，……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浮江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荣成山，……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
其中尤以三十七年的最后一次巡游，从咸阳出发径直前往云梦，在楚地游历的范围最广。关于巡游的起因，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荧惑守心”，在星占学上常被视为影响统治者命运的大凶之兆。《开元占经》卷三一引石氏曰“荧惑守心，大人易政，主去其宫”，又引甘氏曰“荧惑守心，大臣为变，谋其主，诸侯皆起”。此后发生了两件离奇的事，矛头不约而同但毫不奇怪地指向了秦始皇。特别是预言“今年祖龙死”的神秘人物所遗之璧，竟然就是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时祭祀江神的那块玉璧，实在是个诡异的巧合。本来就“恶言死”的秦始皇，惶惶不可终日，只好找来方士卜问凶吉——“卦得徙游吉。”也就是说，秦始皇巡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给自己消灾免祸。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与其巡游能够“示强，威服海内”有关。当不祥之兆给帝国的未来蒙上阴影时，秦始皇一行直趋云梦，恰恰说明了楚地乃是秦帝国最大、最紧迫的忧患所在，因而也最需要通过巡游予以震慑。据李瑞、吴宏岐的估算，从咸阳到云梦今直线里程约1500公里，巡游的车队历时一个半月走完，平均每天的行驶速度为33.3公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徭律》载：“事委输，传送重车重负日行五十里，空车七十里，徒行八十里。”而秦始皇的庞大车队竟日行近80里，可见其巡游楚地的心情是多么急迫。
具体到如何震慑楚人，除了通过浩荡的车驾仪仗炫耀威严，便是利用“东南有天子气”的谶言而大做文章。秦始皇及其手下方士以此为名，在东南一带曾极尽凿地脉、改地名、掘污地表之能事。如《史记正义·绛侯周勃世家》引《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润州丹徒县东南十八里，汉丹徒县也。……《徐州记》云‘秦使赭衣凿其地，因谓之丹徒。凿处今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岘东南连亘，盘纡屈曲，有象龙形，故秦凿绝颈，阔百余步，又夹坑龙首，以毁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龙、月二湖，悉成田也’。”《三国志·张纮传》注引《江表传》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水经注·沔水》引《吴记》曰：“谷中有城，故由卷县治也，即吴之柴辟亭，故就李乡槜李之地。秦始皇恶其势王，令囚徒十余万人污其土表，以污恶名，改曰囚卷，亦曰由卷也。”不一而足。除此以外，还有像绍兴印山越王墓这样的考古证据。该陵墓在古代即已遭到严重盗掘，“7个古代圆形大盗洞均对准墓室，并基本呈一字形排列，相互之间无打破关系”，“墓内随葬品几乎被洗劫一空，玉剑、石矛均断成数块散乱分布”。考古工作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盗掘应属集团所为，有灭族掘祖坟的嫌疑。而盗墓者遗留的疑似盗掘工具“铁镬”则表明，“墓葬被盗于战国之后，极有可能是统一越地的秦人所为”。是亦从侧面印证了以上见诸史乘的种种破坏“天子气”的行为。
然而，尽管秦始皇苦心孤诣地镇压“天子气”，但是在纪念此次巡游所立的会稽刻石中，他的忧虑之情依然溢于言表。较之以往的刻石，会稽刻石花费了更多笔墨斥责六国的无道：
六王专倍，贪戾傲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黄宛峰先生指出，秦统一至此已逾十年，而刻石仍用大量文字阐明武力平定六国的必要性，足见六国反秦势力的强大以及秦始皇的恐惧。“孰谓秦之法密，能胜天下也？”“东南有天子气”的背后，楚地的不安与神秘相互交织，恐怕更是秦始皇无法解开的心结。
事实正是如此。秦始皇非但未能达到震慑楚人的目的，还适得其反。他死后翌年，陈胜、吴广便揭竿而起，建“张楚”之号——“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楚地群雄并起，项梁、项羽举吴中精兵八千渡江而西，刘邦等人收沛中子弟行略地，里耶秦简中迁陵县的文书档案下迄秦二世二年，当地楚人也极有可能投入到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反秦战争中。楚人所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无疑是压抑许久的反秦情绪的总爆发。秦始皇巡游楚地不仅未能缓和楚人的反秦情绪，其野蛮粗暴的所作所为，反而将这种情绪进一步激化。“东南有天子气”是谶言，也是一条导火索。被其不幸言中的秦帝国，最后果真因“楚人发难”而亡。
综上所述，“东南有天子气”虽缘起于楚地流传甚广的谶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却并不仅仅基于楚人强烈的反秦情绪，还与秦对东南地区等楚地的控制相对薄弱有着重要关联。它引起了秦帝国的极大关切和焦虑，秦始皇甚至亲巡楚地，企图以破坏“天子气”的厌胜方式，震慑不服其统治的楚人，然而却更加刺激了楚人的反秦情绪。以至于秦始皇死后不久，就爆发了楚人首事、天下响应的大规模反秦战争，秦帝国遂宣告覆亡。
作为贯穿终始的主线，楚地局势的不宁实乃“东南有天子气”甚嚣尘上的幕后推手。方士对“东南有天子气”的鼓噪，又通过秦始皇东游进一步加剧了楚地的动荡。最终，随着楚人的反秦情绪在压抑中找到出口，转化为推动故六国联合反秦的强大动力，刘邦建立的汉帝国继之而起。而“东南有天子气”在秦汉之际的应验，也为后世类似谶言在东南地区层出不穷埋下了伏笔。
A Study of “the Aura of Son of Heaven in the Southeast” and the Inspection Tour of Emperor Qin Shihuang to the East
Zhang Menghan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Key Words: The aura of son of heaven in the southeast; Emperor Qin Shihuang; Inspection tour; Chu region; The one finally overthrow Qin empire must be Chu
Abstract: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the origination of “the aura of son of heaven in the southeast”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widely spread prophecy in Chu region which called “even if Chu has only three households left, the one finally overthrow Qin empire must be Chu”. It had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pularity of Yin-Yang thoughts and divination in Chu region, strong resentments of Chu people against Qin empire, and the weak control of southeast area and some other places of Chu region by Qin empire. “Escaped criminals”, “cluster of robbers” and even some small scaled rebellions were all evidences of the unstable situation. “The aura of son of heaven in the southeast” triggered great concern and anxiety of the rulers of Qin empire. Emperor Qin Shihuang made an inspection tour of the Chu region to deter Chu people who did not obey his rule by exorcising “the aura of son of heaven”. But it just stimulated the resentments of Chu people and accelerated the fall of Qin empi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