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晗

（发表于《形象史学研究》2017上半年）

一般认为，南越王赵佗死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之后传位于孙赵胡，赵胡即南越“文帝”。其依据是《史记·南越列传》：“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陀孙胡为南越王。”《史记集解》引徐广曰：“皇甫谧曰：‘越王赵佗以建元四年卒，尔时汉兴七十年，陀盖百岁矣。’”这一点颇为值得怀疑。《汉书》的记载省却了《史记》中的“卒”字：“至武帝建元四年，陀孙胡为南越王。”只是说汉武帝建元四年，赵胡被立为南越王。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引王鸣盛语：“案汉传无卒字，此疑衍。建元四年，陀孙胡嗣位之岁也。非陀卒于是岁，史汉皆不书陀子，盖外藩事略。”吕思勉先生也说：“史记盖本无卒字，如（皇甫）谧者臆补之也。”“佗果至百十余岁，安得汉人绝无齿及？”

《公羊传·隐公三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赵佗的地位相当于汉朝的诸侯王，使用“卒”是不合适的。参看赵胡、赵婴齐死后《史》《汉》均使用与他们身份相匹配的“薨”字，很难相信“至建元四年卒”中的“卒”是指赵陀的过世。根据出土的“赵眜”印，广州象岗发掘的西汉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眜。许多学者由“墓主身上随葬九枚玺印，最大的一枚是‘文帝行玺’龙钮金印”，“确认‘文帝’与赵眜应是一人，赵眜即史汉中的赵胡”，并由此反推“依胡死，赐谥‘文王’例，赵佗死，汉廷很可能是追谥他为‘武王’的”。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认为“至建元四年卒”中的“卒”是指赵佗的死亡，以此作为赵佗死后传位赵胡的佐证；一方面又把推论当作证据，以赵胡就是“文帝”为前提，认为既然赵胡谥号是“文王”，那么生前曾自称“武帝”的赵佗死后极有可能被赐予“武王”的谥号。又因南越武帝可能谥号“武王”，得出谥号“文王”的赵胡极有可能是南越“文帝”的结论，陷入了循环论证。试问：如果汉廷确曾赐予赵佗“武王”的谥号，《史》《汉》为何绝口不提？此其一。

其二，尽管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极少数活过百岁的人瑞，但生活腐朽、诸事劳神而能寿过百岁的帝王却极其罕见。除了传说中的圣贤，翻遍史书，也就仅有赵佗一人。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而比较符合常理的推断是：赵佗的确长寿，但实际也就活到了八九十岁。此后其子赵眜继位，并自称“文帝”。但由于相隔遥远，信息不通，汉朝政府当时并不了解个中详情。及至赵胡继位，考虑到国力渐衰，为了表示“归顺”，并掩盖其父继续称帝的事实，遂把此事皆推到朝廷早已知晓的祖父身上。这样才有了赵佗寿过百岁的说法。

其三，即使赵佗真的寿过百岁，从自然规律来说，实际在其晚年也不可能事必躬亲，而理当需要一个帮手。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帮手很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儿子。赵眜的情况与此完全符合。他早先被立为“泰子”，后来又僭称“文帝”，乃是当时的实际政务处理者。再就政体来说，像这种共同执政的方式实际也比较常见，基本类似于后世太上皇和皇帝的执政方式。只不过太上皇往往死在前面，赵眜则不排除死于父亲赵佗之前罢了。

其四，认为赵胡就是南越“文帝”赵眜，既不合乎逻辑，也缺乏证据。显而易见，若赵胡确曾称帝，比照赵佗称帝之例，汉朝政府不可能不知情，又怎么可能在他死后赐予他“文王”的谥号？这岂不是变相地认可赵胡称帝并向南越让步甚至讨好吗？更何况此一时非彼一时，汉兴七十年至于武帝，正是鼎盛时期，与南越实力强弱悬殊，高下立判。赵胡也没有胆量公然称帝。

况且，赵胡侍奉汉朝一向毕恭毕敬。闽越入侵时，他请求汉朝出兵援助：“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及兵罢，武帝遣庄助为使来到南越，赵胡又顿首谢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并表示正“日夜装”准备“入见天子”。赵胡的这种表现，让人找不到称帝的迹象。即使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建元六年唐蒙上书云：“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也只是说南越王的阳奉阴违，并没有说赵胡称帝，甚至还有可能说的不是赵胡。

其五，从南越王墓随葬的“泰子”龟钮金印和“泰子”覆斗钮玉印来看，如果赵佗直接传位给赵胡的话，此事也很难解释。赵胡以赵佗之孙的身份作为王位继承人，是不可能被称为“太子”的，而应当称为“太孙”。有学者提出：“墓中出土‘泰子’金印、玉印各一枚，原应是赵佗之子（赵眜之父）的遗物，因陀子未及嗣位而亡，印归赵眜掌管。眜死，又是婴齐把这二枚‘泰子’印随同‘文帝’金印一起入葬。”既然如此，那为何就不能把赵眜视为赵佗之子呢？实际上，根据以上分析，赵佗之子也确曾做过南越王，而且正是所谓“文帝”。他死后传位于赵胡，自赵胡起，南越才去其“故号名”，这与南越前两代国王称帝的说法相吻合。而赵眜墓中发现的文帝金玺——“文帝行玺”（参见图一），则直接证明了赵眜就是南越“文帝”。何况《汉书》明确说过，“婴齐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如果赵眜就是“武帝”赵佗的太子，那么在其墓中发现“泰子”印就自然顺理成章了。

因此，所谓“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所说的五世，如果指的是武王佗、文王胡（眜）、明王婴齐、王兴和王建德，则可能有两种误解。一是由于缺乏资料，《史记》、《汉书》都作了错误记载，实际当为六世，即“武帝”赵佗、“文帝”赵眜、文王赵胡、明王赵婴齐和赵兴、赵建德兄弟。二是《史记》误记，《汉书》不误，使后人产生误解。关键乃在于：《汉书》的记载是《春秋》笔法，所谓“五世”指的是“武帝”、“文帝”、“文王”、“明王”和赵兴，本来就没有把赵建德算成一世，而后人却根据《史记》把他误算进来。因为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不仅是南越丞相吕嘉反叛的同谋，而且是弑杀其弟赵兴和王太后的帮凶，他的自立并没有得到汉廷的认可。如武帝下诏平叛即强调：“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所以不宜把赵建德另算一世，而应当把他归并于赵兴之世。若就此补上赵佗之子“文帝”赵眜的话，则恰好符合“五世”之说，同时也有助于厘清赵佗何以寿过百岁、其晚年在南越国究竟如何执政的问题。

至于为什么《史》《汉》没有陀子“文帝”事可考，除了南越国的蓄意掩盖，王鸣盛说的“盖外藩事略”即可以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