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宝玉
摘要：本文主要根据P.3718《梁幸德邈真赞》等敦煌文书及传世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曹氏归义军清泰元年入奏活动的某些情况。其一，归纳了该使团自清泰元年七月离京西返至到达张掖之前的各主要时间节点。其二，认为回鹘人主要是因贪图沙州使团携带的财物而扣留了使人，但并未杀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疾病。其三，认为与三州使团一同西行的还有前来宣诏的后唐使臣，他也被回鹘滞留于甘州，故刚刚接掌归义军正面临重重困境的曹元德遂修撰P.2992v第一通书状，极力争取回鹘能放天使西来。
关键词：归义军 入奏 梁幸德 清泰元年
在归义军政权进行的大量入奏活动中，曹议金派梁幸德于清泰元年（934年）实施的那一次备受学界关注，曾有多位学者在相关论著中提及或论述，并形成了一些固定说法，比如认为西归时沙州使团只是与瓜甘州使团同行、梁幸德是在张掖被回鹘杀害的，等等。在进行“九至十一世纪敦煌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课题研究过程中，笔者亦曾沿用学界成说，但近日仔细研读敦煌文书P.3718《唐故河西归义军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上柱国梁府君邈真赞并序》（以下简称《梁幸德邈真赞》）时却发现其中的某些重要文句被忽略甚至误读了，以致对相关历史事件的阐释存在问题，对事件经过及其背景影响的揭示不够深入具体。故笔者重新汇校研读了能够查找到的全部相关史料，认真拜读学习了前贤论著，草成此文，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前贤对本次入奏的情况已经做过考证，本文拟主要针对有争议的问题论证笔者的观点。
一、使团离京时间应为清泰元年七月，至张掖前的各时间节点可大略考出
关于使团西返时离开后唐都城的时间，以前学界曾有应顺元年闰正月和清泰元年七月两种说法，且各有史料依据，前者系据《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褒异》三所记：“闵帝应顺元年正月，赐回鹘入朝摩尼八人物有差。闰正月，瓜州入贡牙将唐进、沙州入贡梁行通、回鹘朝贡安摩诃等辞，各赐锦袍银带物有差。”后者则据同书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所记：“末帝清泰元年七月，以回鹘朝贡多为河西杂虏剽掠，诏邠州节度使康福，遣将军牛知柔率禁兵援送至灵武，虏之为患者，随便讨之。”对于后者，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作“末帝清泰元年七月己巳”，但该月没有己巳日，《资治通鉴》卷二七九将“己巳”记为“丁巳”，当以此说为是。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探讨的是第一条史料中的梁行通是否就是敦煌文书中的梁幸德。就笔者目前知见，以前相关学者均直接将二名视为同一人，未作解说，但据P.3718《梁幸德邈真赞》，梁幸德字仁宠。笔者认为，二名指同一人的可能性的确相当大，理由有三：其一，据P.3016v《天成二年（927年）慕容归盈致曹议金状》，在同光四年（926年）到朝的那次入奏中，沙州使团正使为张保山，副使即为梁幸德，那么数年后随着张保山的年老体衰，已接替张保山任左马步都虞候的梁幸德被提升为正使并单独率领使团东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二，据现有史料，此间沙州并未出现其他梁姓外交人才；其三，或许梁幸德系为表达希冀旅途顺畅的愿望而于入奏时改名“行通”。
不过，笔者推测梁行通很有可能为梁幸德并不表示认同使团离京时间为闰正月，而是认为若第一条史料所记时间无误，那么闰正月时梁幸德或辞而未行，或西行后又因故迅即再次入朝，总之其最后一次离京时间为当年七月，因为综合排比分析相关史料之后，我们今日已可考出使团西归过程中的众多主要时间节点。
关于使团离京后的情况，敦煌文书P.2992v抄存的第二通书状有详尽记述，该状全文如下：
道途阻僻，信使多乖，每于瞻企之余，莫尽笺毫之内。方深渴仰，猥辱缄封，备详周奖之仁，深积感铭之恳。所示入守众贡人使，具委来情，况接疆场，莫不专切。
今则前邠州康太傅及庆州苻太保承奉圣旨，部领大军援送贡奉使人及有天使。去八月廿一日得军前太傅书牒，云：与都监牛司空已于八月十六日到方渠镇，与都监商量定，取舟傔，近者九月五日发离方渠，于六日平明至土桥子应接者。当道至八月廿二日专差军将袁知敏却赍书牒往方渠镇，谘报军前太傅，已依此时日应副（付）讫。见亦点龊兵士，取九月三日发赴土桥子接迎，于九日到府次。伏况般次行止，已及方渠，兼得军前文书，合具子（仔）细披启。今差都头白行丰与居（？）密已下同行，持状谘闻，便请可汗斟酌，差兵迎取。
冀因人使备情仪，但缘走马径行，不果分外驰礼，虽有微信，别状披伸。幸望眷私，尽垂照察。谨状。
朔方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张
关于本状内容，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反映的正是清泰元年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通知甘州回鹘接应出使归来的包括梁幸德在内的甘沙瓜使团之事，笔者亦赞同此说，以下试据此梳理相关时间节点。
依本状可知，八月二十一日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已得到亲自带兵护送的前邠州康太傅的书信，信中称他和都监牛司空护送入贡使和天使已于八月十六日到达方渠镇，康太傅与牛司空商量后决定将于九月五日自方渠镇出发，以便六日平明时分赶到土桥子，让张希崇派人届时在土桥子应接。张希崇立即派手下军将袁知敏于收到康太傅信的次日，即八月二十二日前往方渠镇，以告知尚在那里休整的康太傅他已看到书信，并依嘱做好了相应准备，即“已依此时日应副（付）讫”。大约与此同时，张希崇又修本状给甘州回鹘可汗，告知回鹘他已经选派好了应接兵士，将于九月三日向土桥子进发，按计划九月九日时应接士兵和使人们就将回到张希崇的府衙，并称既然现在使人们已到了方渠，他本人也看到了康太傅的书信，就该将详细情况通报可汗，所以差遣都头白行丰、居密等持本状前往，请可汗作好从他手中迎接使人的准备。
故本状应写于使人们尚在方渠之时，即状中提到的清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或稍后不久。若逐一考察状中出现的诸历史人物的活动情况，这一推论也可得到进一步印证：
状中的前邠州康太傅应即后唐明宗的宠臣康福，他于应顺元年正月甲午日被封为邠州节度使检校太傅，到当年亦即清泰元年的五月戊申日，邠州节度使就改由杨思权充任，至同年腊月（935年1月）乙亥日康福被封为秦州节度使，则从清泰元年五月戊申康福卸邠州节度使任之后至腊月乙亥任秦州节度使之前，康福便被称为“前邠州康太傅”，本状的写作正在此时段之内。本状在称康福为“前邠州康太傅”的同时还称其为“军前太傅”，表明康福应是亲自率军与都监牛司空一同护送入贡使和天使西行的。据孙修身先生考证，本状中的庆州苻太保名符彦卿，“其在庆州的任职，亦在清泰元年五月到十二月时”。至于本状的修状者张希崇，曾两度出任灵武（朔方军）节度使。他第一次任使在长兴四年（933年）五月，“居四年，上书求还内地，徙镇邠宁”，清泰元年正在其朔方军节度使任期之内。
因而，据前引《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和P.2992v第二通书状可知，从护送的角度看，使团行程可分为三段：自京城至土桥子由康福负责，自土桥子至灵州由张希崇接转，自灵州再向西则当由甘州回鹘接管，现知前两段无疑是顺利平安的。
关于使团被张希崇移交给甘州回鹘可汗之后的情形，今日则只能主要依据敦煌文书考索。相关文书主要有两件三段。
P.3718《梁幸德邈真赞·序文》称：
于是贤臣降世，应节以顺君情。奉贡东朝，不辞路间之苦。乃遇睿慈合允，累对频宣。封赐衣冠而难量，恩诏西陲而准奏，面迁左散骑常侍。兼使臣七十余人，意（衣）着珠珍，不可筹度。一行匡泰，逍遥往还。回程届此鬼方，忽值奸邪之略，西瞻本府，不期透达烽烟，进使百有余师，俱时如鱼处鏊。
P.3718《梁幸德邈真赞·赞文》称：
前贡东阙，所奏俱圆。……后进京洛，累朝圣天。恩宣常侍，内使陲（垂）边。路隘张掖，猃狁侵缠。翔鸾值网，难免升乾。
P.3564《莫高窟功德记》称：
故父左马步军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安定梁，讳幸德。……父入秦凉，却值回时，路逢国难，破财物于张掖，害自己于他方。
是知梁幸德等人一路春风得意，以为返程有大军援送，便可“一行匡泰，逍遥往还”，放松了警惕，没料想到达张掖地区后，烽烟顿起，遂如鱼儿被困鏊中一样，遭包围劫掠，“奸邪之略”应指故设圈套，定计坑害。从前引张希崇书状中的交接安排和事件发生的地点来看，事发时间当为九、十月间。
后唐朝廷派军援送本是由于路途遥远，需经党项、嗢末等游牧民族居地，这些民族骠悍凶猛，往来使团商队难以保护财物，张希崇致信回鹘可汗让其接应也和这一顾虑有关。但《梁幸德邈真赞》明确记载“路隘”事件发生于张掖，且是“猃狁侵缠”，张掖乃回鹘牙帐所在，党项人等恐难在此地打劫，敦煌文书中的“猃狁”一般均是指代回鹘，故知阻碍归义军使团继续西行的恰恰是回鹘人，从日后曹元德为此特意致信甘州回鹘众宰相来看，他们正是可汗部属，甚至有可能就是被派去接应三州使团的那拨人。
那么，甘州回鹘究竟对沙州使团做了些什么呢？
二、回鹘因贪图沙州使团携带的财物扣留了使人，但并未杀害梁幸德，梁的直接死因是疾病
以前相关研究者一直认为梁幸德是被回鹘杀害的，笔者亦曾人云亦云，近来重读P.3718《梁幸德邈真赞》，才注意到其赞文中明言：“倏加凑疾，掩世（奄逝）俄然”，即梁幸德是突患急症很快去世的，可确证他的直接死因是疾病，并非一直以来以讹传讹的被回鹘杀害。据上引《梁幸德邈真赞·序文》，梁幸德是在这次入奏时获得“面迁”左散骑常侍殊荣的，这通常是中原王朝授给归义军朝贡使团正使的，说明梁幸德是此次沙州使团的首领。作为入奏使团的正使，其直接死因究竟是什么会对事件的严重程度，甚至事件性质有莫大影响。那么，现在我们恐怕也应稍稍转换一下角度重新审视整个事件了。
近年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作，已探究查考了多次归义军政权入奏活动的情况，我们注意到，甘州回鹘阻隔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往来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沙州使团能否东行入京，而是在于能否顺利返还敦煌，因为甘州回鹘一般都是留难西归的沙州使团，归义军与可汗交涉也主要是要求对方放归义军贡使“西回”。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入奏使团大多还兼有经济目的，往往会带回大量西部部族贪爱的中原珍宝，其对掠夺成性的少数部族首领的刺激远远超过了他们东行时的携带物。因而，回鹘侵袭沙州使团基本都是由于垂涎使团携带的奇珍异宝。同样，清泰元年的这次事件也不例外，至少贪财越货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梁幸德邈真赞》记沙州使团西归时“意（衣）着珠珍，不可筹度”，P.3564《莫高窟功德记》也强调“破财物于张掖”，可见他们此行携带的财物太多，勾起了回鹘统治者的贪欲。
不过，贪财归贪财，杀害使人，特别是正使还应是回鹘顾忌的事情，因为获利就好，何必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呢？如果真是正使被杀，归义军首领恐怕就不会寄希望于给回鹘宰相写书状来解决问题了（详后）。所以《莫高窟功德记》在上引“破财物于张掖”之后紧接着说道“害自己于他方”，表明梁幸德的儿子愿清、道林等很清楚是钱财惹的祸，梁幸德等携财过多误了自己。
P.3718《梁幸德邈真赞·赞文》对梁幸德等人在张掖地区遭遇的描述是：“路隘张掖，猃狁侵缠。翔鸾值网，难免升乾”，即在张掖受阻，被回鹘人侵袭纠缠，使者们如飞鸟落网，难免遭逢不测，也就是说使团成员被虏获扣押了。这与我们以前所理解的被打杀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被扣留后的情况，《梁幸德邈真赞·序文》写道：“遂恋苏武而授敌，不顾陵公之生降。守节亡躯”。这是很耐人寻味的。西汉名臣苏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历来被视为使节的楷模，他出使匈奴被羁十九年，始终持节不屈终返汉朝的故事千古流传。而同为西汉人的李陵则颇受争议，人们虽然同情他败降匈奴之后被汉廷夷灭三族的遭遇，但对其生降匈奴总是难以释怀。唐五代时的敦煌人对苏武和李陵的故事非常熟悉，藏经洞中保留有多件《李陵苏武往还书》（S.173、S.785、P.2498、P.2847、P.3692）、《苏武李陵执别词》（P.3595）、《李陵变文》（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新0866）等即是明证。因而邈真赞以李陵作反衬，用效仿苏武来颂扬梁幸德，是对他很高的评价，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梁幸德系被扣留而非被杀害。
不过，梁幸德没能像苏武那样生归故里，在被羁留期间即病故了。据前引“害自己于他方，不达本乡，中途殒殁”，他是客死异乡的。关于梁幸德病故的时间，就现有资料已难确考。P.3718《梁幸德邈真赞》的落款时间是“于时清泰二年乙未岁四月九日题记”，一般说来，邈真赞的撰作当在赞主去世七日之内，但这恐怕并不适用于梁幸德，因为他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为入奏使团正使的梁幸德系在被回鹘扣押后病逝于遥远的异乡，七日之内亲人们都不太可能获得讯息，此后与回鹘的交涉和灵柩的运回更需要时日，所以邈真赞题记反映的应该是沙州亲属知悉他的死讯并开始祭拜的时间，甚或是他最终归葬故里，亲知为其补办葬礼时的时间。P.2638《清泰三年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等状》记：“乙未年……梁马步临圹衣物，唱得布伍百壹拾尺”，其中的“乙未年”即为后唐清泰二年，“马步”即梁幸德逝前最高官职“左马步军都虞候”的简称，是知梁幸德的确是于乙未年在沙州下葬的。
至于瓜沙使团的其他成员，应该是生还故乡的。
在前揭笔者与吴丽娱先生合作撰写的《P.2992v书状与清泰元年及长兴元年归义军政权的朝贡活动》一文中，我们曾论证了P.2992v抄存的第一通书状的作者问题，认为是曹议金去世后不久，继掌归义军的曹元德写给甘州回鹘众宰相的。目前笔者仍持此观点，只是认为当初对该状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的解读还应当修正和深化（详后），对状中某些文句的理解也有问题。该状首称：“众宰相念以两地社稷无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许西回，即是恩幸”，我们曾误认为这是在请求众宰相帮助说服可汗，请可汗放将要到达甘州的沙州朝贡使者西回，实际上我们原来的这一看法至少有两个问题。
其一，与该状后文内容不合。后文一味强调的只是天使西来之事，若是沙州使团还被扣于甘州，或者还未获得可以西回的允诺，曹元德不可能完全不顾及他们。
其二，时间不合。从上下文看，状中“人使”到达的地点无疑是指甘州，从“允许西回”揭示的行进方向来看，这些人使又只能是自东而归的入奏使者们。那么，假设这些话是曹元德提出的请求，“人使到日”就应是指修撰该状时的将来某日，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话是曹元德对众宰相的请托，沙瓜甘三州使团就应还在向甘州进发，尚未到达张掖，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使团西归行程各时间节点的排比分析，该状的写作就不应晚于清泰元年九月。但是，该状末署修撰月份为二月，且已提到“大王奄世（逝）”，即曹议金刚刚去世，而曹议金逝于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已是学界定论，这样该状的修撰时间自然为清泰二年二月中下旬，距清泰元年九月已有半年之久。可见，上述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这些文句既然不是修状者对未来之事的期盼和请托，便只能是对现在之事的反映，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修撰该状时，曾被虏至回鹘牙帐的沙州使人已经归来，另一是回鹘已口头应允放他们西归，即事实上，至少是事件发展方向上，瓜沙使人是已经获准西回的，所以曹元德才向众宰相表示感谢（准确地说，是在套近乎），极其谦卑地称这是回鹘众宰相对沙州的“恩幸”。只是综合《梁幸德邈真赞》和《莫高窟功德记》，可知生还“人使”并不包括梁幸德，他很不幸地病故于异邦他乡了。
那么，P.2992v书状中修书者措辞为何如此隐忍呢？
三、与三州使团一同西行的还有前来宣诏的后唐使臣，故曹元德修撰P.2992v第一通书状以争取其西来
据上引《宋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外臣部·征讨》六、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八七、《资治通鉴》卷二七九等史料的记载，此次瓜沙甘三州使团的西返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武力护送，敦煌文书P.2992v第二通书状对部分护送过程还有详尽记述。何以如此呢？荣新江先生分析道：“敦煌文书P.2992v（2）《清泰元年朔方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书》详细记载了这次护送经过，并得知张希崇要求回鹘可汗派兵到灵州迎接。可见后唐对这次遣使特别重视，其原因之一恐怕是其中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沙州右马步军都押衙张保山和左马步都虞候梁幸德当在这个使团中。”关于重要人物到底是谁，荣先生没有明说，从其上下文看似乎是指张保山和梁幸德。笔者认为此说似未安。
其一，此次沙州使团中并无张保山。以前学者们之所以认为本次出使有张保山同行，是因为将P.3016v书状所属朝贡活动误判为清泰元年，并误认为张保山是梁幸德的后继者，实际上，P.3016v书状所涉为同光四年到朝的那次朝贡，张保山是梁幸德的前任，而本次入奏梁幸德又获得了左散骑常侍的封赐，为使团正使，因而官职高资格老年龄大（甚至有可能已经病故）的张保山是不可能作为梁幸德的副手东行的。
其二，重要人物当指后唐使臣。就笔者所见，以前的研究者都未提到本次西行队伍中有中原使臣同行，可实际上P.3718《梁幸德邈真赞》对此有明确记述，即：“兼使臣七十余人”、“内使陲（垂）边”。“使臣”是天子所遣使者的专称，是相对帝王而言的，地方政权的派出人员则只能称“使者”、“使人”、“人使”等，因为是相对于其长官而言的，断不可用“臣”字，极其重视等级礼法的古人绝对不会将有本质区别的这两种称谓弄错，撰写本邈真赞的“释门僧政兼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灵俊”既是高僧，又是当时的沙州硕儒，在敦煌文书中留有大量作品，更不会误用此类关键性词语。同时，“内使”也是指朝廷所派中使，不是归义军的朝贡使者。况且，同记此事的P.2992v第二通书状亦云“前邠州康太傅及庆州苻太保承奉圣旨，部领大军援送贡奉使人及有天使”，“天使”指称天子所遣使者向无异议。因而笔者认为此行最重要的人物即是天使，后唐派兵护送也是为了保障天使的安全，只是由于他自身官职未必很高，使命又非册封可汗那样重大，且系与回鹘使团同行，传世史书遂仅记载了回鹘使团常遭劫掠的派兵背景。
那么，天使为何西来呢？
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记：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癸丑，简（检）较（校）刑部尚书瓜州刺史慕容归盈转简（检）较（校）尚书左仆射。时瓜、沙附回鹘来朝贡，今使归，故有斯命。
癸丑为丁巳之前四日，而据前引《资治通鉴》记载，丁巳日正是后唐决定派兵护送三州入贡使团西归的日子，是知此次天使西来应与后唐册封慕容归盈有密切关系。笔者认为，这位后唐使臣的存在，正是后来曹元德修撰P.2992v第一通书状的原因。该状谓：
众宰相念以两地社稷无二，途路一家，人使到日，允许西回，即是恩幸。
伏且朝庭（廷）路次甘州，两地岂不是此件行使，久后亦要往来？其天使般次，希垂放过西来。近见远闻，岂不是痛热之名？幸矣！
今遣释门僧政庆福、都头王通信等一行结欢通好。众宰相各附白花绵绫壹拾疋、白绁壹疋，以充父大王留念，到日检领。况众宰相先以（与）大王结为父子之分，今者纵然大王奄世（逝），痛热情义，不可断绝。善咨申可汗天子，所有世界之事，并令允就，即是众宰相周旋之力。
不宣，谨状。
二月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曹
书状第一段说的是笔者上文已经探讨了的瓜沙使者西归问题，第二段表达的则是曹元德修状的真正目的，即希望“路次甘州”的“天使般次”能被“放过西来”。“路次”的“次”字表明天使本应只是途径甘州，真正的目的地还在更西。笔者认为，曹元德之所以反复论说迫切恳求，一方面是因为将受册封的瓜州刺史慕容归盈是从属于归义军的，身为归义军首领的曹元德应当为其主张；另一方面则浸透了曹元德自己的诉求，其时他刚刚接掌归义军政权，亟需向中原朝廷报告并求得认可，而天使西临当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这位册封使后来是否最终亲至瓜沙，受史料所限，目前尚难下定论，从此后甘沙急剧交恶和到曹元深上台后中原朝廷还不知道曹元德的存在来看，最大的可能恐怕是天使受回鹘阻遏并在回鹘裹胁之下从张掖折而东返了。关于此点，笔者已与吴丽娱先生合作发表了《P.3197v〈曹氏归义军时期甘州使人书状〉考释》一文，此不赘述，这里仅分析曹元德此状的写作背景。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梁幸德使团被扣留事件发生于清泰元年九、十月间，为何到次年二月还在交涉天使西来之事，并且是与回鹘众宰相交涉？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此事的处理本就具有极大难度外，至少还有两大原因不可忽视。
其一，曹议金的病重和去世对此事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他病重期间，归义军处理此事的力度和速度自然难以尽如人意，甘州回鹘及被其挟持的天使难免观望，此事遂一拖再拖。待曹议金去世后，局面更加不好控制，曹议金的地位一时无人能够取代，继任的曹元德的名望与实力远远不够，以致他无法直接致书可汗，只能卑辞曲意地走回鹘众宰相的门路，并一再以“充父大王留念……况众宰相先以（与）大王结为父子之分，今者纵然大王奄世（逝），痛热情义，不可断绝”之类的话来说服众宰相，显然，曹元德非常希望父亲曹议金的光环能够照亮自己的前途。
其二，此前不久甘州回鹘刚刚换了可汗，新可汗对归义军的态度更加强硬。《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闵帝应顺元年正月）是月，沙州、瓜州遣牙将各以方物朝贡。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玉团、玉秋辔、硇砂、羚羊角、波斯宝绁、玉带。”是知在P.2992v第三通书状中被曹议金称为“弟天子”的甘州顺化可汗仁裕已于长兴四年秋冬故去，后来被册封为奉化可汗的仁美代替了他。我们推测，新可汗仁美与沙州归义军领袖的交情恐怕不深甚至不睦，非但曹元德跟他说不上话，甚至在他眼中甘沙之间曾经有过的兄弟情义根本无足轻重，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才更加实惠。
所以，笔者认为，修撰P.2992v第一通书状时，曹元德正陷于错综复杂的困境，而回鹘正利用了这一时机来为难归义军，在获悉曹议金死讯后不久即送后唐使臣东归，并派出了携带有大量入贡物品的庞大使团随行，《宋本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五记：“〔清泰二年〕七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陈福海而下七十八人献马三百六十疋、玉二十团、白疊、斜褐、牦牛尾、绿野马皮、野驼峰。”沙、瓜二州虽也有使者随行，但事出突然和无奈，携带贡品少，准备不充分，规格相当低，《宋本册府元龟》在上引文之后紧接着记道：“沙州刺史曹义金、凉州留后李文谦各献马三十疋；瓜州刺史慕容归盈献马五十疋”，明本《册府元龟》更将沙州献马数记为三疋。不管怎样，沙州此次入贡规模尚不及前来答谢的瓜州，与甘州相比更是十分不堪。不过，更糟糕的还是此后沙州连入奏都做不到了，归义军与中原的官方往来被迫断绝了多年，直到后晋天福七年（942年）秋冬之际，册封于阗王的后晋使臣张匡邺等人与于阗使刘再升一起入朝，沙州才得乘机遣使随之进贡，而此时撰作P.2992v第一通书状的曹元德早已去世，当政的已是其弟曹元深。反观此间的甘州回鹘却是经常入贡，在传世史书中留下了大量记录，这既说明清泰初年后甘沙关系堕入低谷，元德和元深统领前期难有作为，同时也折射出其时中原朝廷对归义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甘州回鹘，有可能还抵不过西域于阗。
以上笔者对清泰元年归义军政权入奏活动谈了几点个人看法，草拟此文系起因于对《梁幸德邈真赞·赞文》中“倏加凑疾，掩世（奄逝）俄然”的重新认知，笔者以为，该赞文的谋篇布局也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知道，邈真赞的写作一般都受到了逝者子女亲属的请托，扬善抑恶自为宗旨。具体到本赞，虽谈不上抑恶，但为逝者唱赞歌，以使其形象更加光辉，却是必然的。或许正因为这样，作者释灵俊遂在大家格外重视的序文部分极力歌颂赞主类似于名臣苏武的行为，而将真正死因的因疾去世于赞文中虽则交代却尽可能淡化，古人的心思何其细密微妙！那么，今日的我们若想了解事实真相及其背后的动因，恐怕就应高度重视所谓的“细枝末节”，因为它们很可能是可以让我们知秋的一叶。同时，上述围绕清泰元年入奏活动发生的诸多事件也表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影响往往是由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所留下的痕迹即便零散也会可寻。在进行归义军入奏史研究过程中，笔者对此两点多有感悟，正是对多件敦煌文书之间关系的排比分析每每为我们示现启牖开径的锁钥，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界的敦煌学研究已取得了大量可信成果，因而我们也愈益感念和敬佩前贤先哲为学界做出的卓越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