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沛林
摘要：唐初杨士勋在其《春秋穀梁传疏》中引用了大量所谓“旧解”、“旧说”、“一解”以及“或以为”等先唐关于《穀梁传》研究的佚文。本文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与分类，分析其内容并推定其来源。
关键词：穀梁 杨士勋 注疏 旧解
唐初孔颖达等学者为“经”、“注”所作的“疏”，大多都参考了前人的“义疏”成果，是对六朝“义疏”之学的集成与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孔颖达所作《五经正义》的序，尤其是《礼记正义序》及《隋书·经籍志》等书目中得出较为直观的结论。但由于《春秋穀梁传》传习相对于《诗》、《书》、《三礼》及《左氏》为寡少，甚至长期好似为《左氏》、《公羊》的附庸，只有数家注解为人所知。六朝“义疏”之学好像在《穀梁》这一经典上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一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对前代《穀梁》述注书籍著录出入无多，在杨士勋为范宁《集解》所作《疏》前并没有“穀梁义疏”一类著作的记载。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较为复杂，且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史料不多。如果作一种合理的推测，那大抵由于《穀梁》本身简要、平实，不比《左氏》的“艳而富”较为“吸引”学者关注。且其在两汉设立博士官的时间较短，不比《公羊》严、颜两家长期设为学官，能使传习者走上仕途。虽然曾出现过刘向这样优异的学者，但终究难比董仲舒、何休有较为精深、系统的阐释，其后也未形成《左氏》“贾服注”及“杜注”这样的较为“权威”的注本。如麋信、徐邈、范宁等人的注解虽都有流传，但未形成某家或某几家成为专门之学的风气。
但这种推测不代表历史上真的没有学者去研究、疏释这些《穀梁》非“权威”的注本。如在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中可以看到诸如“旧解”一类的说法。这些“旧解”在《疏》文中往往与麋信、徐邈等人的“注”相区别相比较，并且有解释范宁《集解》的内容。如在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的《疏》中便有多次出现，俱列如下：《序》：“鬼神为之疵厉”。《疏》：“旧解以为‘鬼神’即宗庙。是也”。《序》：“天垂象，见吉凶”。《疏》：“独言天象者，旧解云：‘尊作法之本，明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以为川岳崩竭，亦是天使为之，故总言垂象以包之’”。《序》：“四夷交侵，华戎同贯”。《疏》：“旧解‘四夷交侵，华戎同贯’，指谓当《春秋》之时”。《序》：“孔子睹沧海之横流”。《疏》：“旧解引扬雄《剧秦篇》曰：‘当秦之世，海水群飞。’海水喻万民，群飞言散乱。又引《孟子》云：‘当尧之世，洪水横流。’言不复故道，喻百姓散乱，似水之横流”。《序》：“鼓芳风以扇游尘”。《疏》：“旧解以正乐为芳风，淫乐为游尘。乐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风。淫乐鬼神不享，君子不听，故曰游尘。或以为善之显著者为芳风，恶之烦碎者为游尘，理亦足通耳。但旧解云范氏别录如此，故两存之”。《序》：“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疏》：“旧解若公子翚假桓公之势，匿情于隐，可谓非人臣也”。又“或以为‘匿非’谓隐匿其非，便于旧解”。《序》：“瓌望硕儒”。《疏》：“旧解云：‘瓌望者，据容貌言之；硕儒者，大德之称’”。《序》：“《公羊》辩而裁”。《疏》：“旧解以为‘裁’谓才辩，恐非也”。
以上“旧解”无疑是解释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的，且如“鼓芳风以扇游尘”一句的《疏》兼存两解，可见不止一家解释该《序》。在六朝及隋一段时间内，多有为某家经注之“序”作注者，如刘寔集解《春秋序》一卷、刘炫《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等。惟以上诸处“旧解”的来源，不知是为范《序》单作注者，还是解“范注”兼注《序》的。但也可以反映出，“范注”作为一家之学，也是受人重视的。
除《序》之外，“传”文中的《疏》中也有称“旧解”而为解“范注”的，杨士勋引用这些疏释“范注”的“旧解”也有着不同的目的：
有引“旧解”证“范注”者。如僖公九年《传》：“国人不子”。范注：“诸侯在丧称子，言国人不君之，故系于其君。”《疏》：“旧解诸侯在丧称子，今国人不以为君，故不直谓之子，而系之于君也。”这种以“旧解”证“范注”的情况，大多是杨士勋以为“旧解”正确，或作为自己解释的佐证。除以上一则，还有五则略述如下：僖公二十四年《传》：“天子无出”云云，范注引江熙：“夫子祖述尧舜”云云之《疏》。成公三年《传》：“郑伐许”，范注：“又叛诸侯之盟”云云之《疏》。成公十六年《传》：“公存也”，范注：“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苕丘”之《疏》。襄公二十五年《传》：“门于巢，乃伐楚也”，范注：“先攻巢，然后楚乃可得伐”之《疏》。昭公三年《传》：“秋，七月”云云，范注：“众国之君”之《疏》。
有引“旧解”存一说者。如桓公五年《传》：“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云云，范注：“参讥之”，《疏》：“旧解传言‘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是刺其父之不肖，而令苟进，更又刺其君臣，故曰‘参讥之’。”此条“旧解”虽云“解传”，但“解传”是为了阐明“范注”的“参讥之”。其后又有：“或以为参者，交互之义，不读为三，理亦得通”，两说并存。又如襄公九年《传》：“不异言郑”云云，范注：“戏盟还而楚伐郑，故耻不能终有郑”。《疏》：“旧解以伐郑之文在上，即同盟于戏，明郑在可知，故不异言也”云云，至“谓既盟之后，楚即伐郑，耻不能终据之，故不致也。”案此条“旧解”虽释“传”，但借用“范注”的“终”字，可以看出这条“旧解”本是疏“范注”而解“传”者。其下又有“又一解，不异言郑，谓会伐无郑伯之文，今不序，是不异言也”云云，两说并存。这种引“旧解”存一说，多是两说并列，都可讲通。除上两则，尚有二则略述如下：襄公十年《传》：“会又会，外之也”，范注：“复夷狄故”之《疏》。文公十八年《传》：“恶宣公也”，范注：“恶不奉姜氏”云云之《疏》。
有引“旧解”而存疑者。如庄公三十一年《传》：“戎菽也”。《疏》：“旧解谓顺经意而惜齐侯”云云。案此“旧解”释“戎菽”为戎的豆。而杨士勋引《管子》及徐邈说，以为“戎菽”是一种豆名。但《疏》又云：“据彼传及注意，则似不以戎为豆。今疑不敢正，故两载之。”是“旧解”本当释“注”，但与“注意”是否相同，杨士勋不能判定，故“两载”存疑。
有引“旧解”补充范宁说者。如宣公三年《传》：“缓辞也”，《疏》：“旧解范氏《别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总为例，则言‘之’者，并是缓辞也”云云。所谓的“范氏别例”是杨士勋未见到的范宁关于《穀梁传》的著作，转引“旧解”补充“范注”未备。
有引“旧解”而驳之者，这种情况是最多的。如桓公十四年《传》：“乙亥，尝。御廪之灾不志”，范注：“以其微”，《疏》：“旧解云：‘灾是大事，尝亦不小，而云微者，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其六月之末，容得立秋之节祭，未足可书，比之灾则为微，当合举重，而今并书之者，是未易灾之余可志，而已见其不敬，故兼志之。’如此解，则传云‘御廪之灾不志’者，谓不当兼志之也。”上例为杨士勋直接驳斥“旧解”。又文公十五年《传》：“诸侯盟于扈”，范注：“诸侯皆会，而公独不与，故耻而略之”，《疏》：“旧解公独不与者，谓七年扈之盟公不得与，故略言诸侯。此与十七年公虽与会，讳前不与，故亦略之。其意解公独不与，谓七年时也。今以为公独不与，正谓此年公在不与，故言公会诸侯。今”案此条杨士勋并未驳斥“旧解”而发新说，对比起来新说于注例更为妥当，故同于驳斥“旧解”。除以上举两则，还有五则述如下：文公二年《传》：“大事于大庙，跻僖公”，范注：“大事，祫也”云云之《疏》。文公五年《传》：“而含已晚”，范注：“已殡，故言晚”云云之《疏》。文公十四年《传》：“失之也”之《疏》。文公十八年《传》：“莒弑其君庶其”，范注：“传例曰：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之《疏》。宣公八年《传》：“葬既有日”云云之《疏》。成公九年《传》：“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范注：“讥公不务德政”云云之《疏》。
以上杨《疏》引“旧解”凡二十则，不论“旧解”正确与否，都确为疏释“范注”者。它们应当是以文献形式存在于唐初，以供杨士勋参考。其出现时间在“范注”之后，杨《疏》之前的二百余年间。而其每则来源虽不可考，但大约是以三种文献形式存在的：一是在杨《疏》之前，确有类似于“穀梁义疏”的著作，但《隋书·经籍志》等目录失载。二是存于一些单篇文章，如学者往来书信、上书公牍与公私议论等，或是见于如徐邈《答春秋穀梁义》这一形式的著作中。三是出现在“三传”或“二传”比较，如潘叔度《合三传通论》、江熙《公羊榖梁二传评》这一形式的著作中。
二
上引诸则“旧解”足以证明先唐有传习或研究“范注”的著作。且杨士勋大量的驳斥“旧解”，也反映出对疏释“范注”的“旧解”的重视。而在杨《疏》中，“旧解”还有直释“传”者。如成公十八年《传》：“宋鱼石复人于彭城”，范注：“彭城，宋邑”云云，《疏》：“旧解以为初入国都，后入曲沃，言复入。若然，何不云复入曲沃，而云复入于晋？”此条“旧解”虽在成公十八年“传”、“注”下，但为解襄公二十三年《传》文。除以上一则，其余尚有隐公元年《传》：“段，郑伯弟也”云云之《疏》。桓公二年《传》：“孔，氏；父，字谥也”之《疏》。桓公十四年《传》：“无冰”之《疏》。庄公元年《传》：“其不言齐侯之来逆”云云之《疏》。庄公十六年《传》：“不言公，外内寮一疑之也”之《疏》。庄公十八年《传》：“一有一亡曰有”之《疏》。庄公二十四年《传》：“大夫宗妇觌，用币”之《疏》。庄公二十八年《传》：“大者，有顾之辞也”之《疏》。僖公三年《传》：“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云云之《疏》。僖公五年《传》：“执不言所于地”云云之《疏》。僖公十一年《传》：“雩，月，正也”之《疏》。僖公二十八年《传》：“公子启曰”之《疏》。僖公三十三年《传》：“进不能守，退败其师”云云之《疏》。文公元年《传》：“重天子之礼也”之《疏》。文公六年《传》：“襄公已葬”之《疏》。宣公四年《传》：“平者，成也”之《疏》。宣公十二年《传》：“日其事，败也”之《疏》。成公元年《传》：“终无冰矣，加之寒之辞也”之《疏》。成公十三年《传》：“闵之也”云云之《疏》。成公十六年《传》：“日事，遇晦曰晦”之《疏》。襄公六年《传》：“由别之而不别也”云云之《疏》。襄公十一年《传》：“挈国之辞也”之《疏》。襄公二十七年《传》：“与之涉公事矣”之《疏》。昭公七年《传》：“平者成也”之《疏》。昭公八年《传》：“马候蹄”之《疏》。以上诸条虽是释“传”者，但其来源不知是否出自上文中谈到的疏释“范注”的著作中。
此外，杨《疏》还有引“旧解”不能判断为释“传”或释“注”者。如宣公九年《传》：“晋侯黑臀卒于扈”云云，范注：“外，谓国都之外”云云，《疏》：“晋侯黑臀不书葬者，旧解以为篡立故也，今案黑臀既书日卒，未必篡立，盖鲁不会，故不书也。”“晋侯黑臀”书葬与否，“传”与“范注”皆未谈及，故不知是为释“传”或释“注”。襄公十一年《传》：“挈国之辞也”，范注：“行人，是传国之辞命者。”《疏》：“祭仲不称行人，旧解私罪不称行人，或当非行人故也。”此条“旧解”是谈桓公十年事，不知是释“传”或释“范注”。 昭公八年《传》：“是以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范注：“射以不争为仁，揖让为义”，《疏》：“旧解以为射弓之内，还射死禽，中则取之，故以重伤为雅。”案此条“旧解”论典制，不知是为“传”或“范注”而发，或是旧时“礼典”传闻。
以上列杨《疏》引释“范注”、释“传”及不能判断释“传”或释“范注”的“旧解”凡四十九条，数量虽然很多，但这并非是杨士勋参考前人成果的全部。在《疏》文中还能找到其它的一些引文，只是在这些地方不称作“旧解”。在上文“有引旧解存一说者”中已经举过一些例子。这里详细列举三个存在于杨《疏》中数量较多的其它“旧解”称法：
一是“旧说”。“旧说”有疏释“范注”者，这里不再作如上“旧解”中那样的分类。文公七年《传》：“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其曰诸侯，略之也”，范注：“晋侯新立，公始往会，晋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丧娶，又取二邑，为诸侯所贱，不得序下会，讳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故略之”，《疏》云：“旧说使若扈之盟都不可知者，谓后十五年，亦不序诸侯探解下文故云都也。”则“旧说”是解释“范注”的“都”字。“旧说”有解释“经”、“传”文辞的。如庄公十年《经》：“二月，公侵宋”，《疏》云：“旧说以为公与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细察杨士勋之后的语义，如案“旧说”则能推得“公之无恶”，与下《传》文相违背。则这里的“旧说”的确是解释《穀梁》经文的。另外，“旧说”有可能并不释经、传文辞者，只是引古代典制、故事者。如隐公元年《传》文：“贝玉曰含”，《疏》文中“旧说”：“大夫当五，诸侯当七，天子当九，非也。”是谈礼制，不能判断是否解释传文注文。与此相近的还有庄公元年，《传》云：“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范注云：“礼有九锡”，并俱列“九锡”名称。而此段《疏》文中“旧说”是列出与范注所述“九锡”名称相异的一组名称，绝非解释范注者。但是否为解释传文则未知。“旧说”并非解释“经”、“传”，更明显的例子，如僖公四年《传》文述屈完语：“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下引《吕氏春秋》高诱注引《左传》，又《疏》云：“故旧说皆云，汉滨之人以胶胶舡，船坏，昭王溺焉。”这一“旧说”明显是指所谓过去的史籍记载。又成公五年《经》：“梁山崩”。《传》有伯尊与辇人事。《疏》云：“旧说云，伯尊，晋之贤大夫。辇人，晋之隐士。”是“旧说”谈史事。但“辇者”或“辇人”在现存在其它典籍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在《左氏》中与伯尊语者为“重人”其居“绛”而又称为“绛人”，《国语》也称为“绛人”。两汉时期相关记载中“辇者”被大量提及，如《韩诗外传》称“辇者”与“绛人”。故此条“旧解”也有可能是解释“传”文的。
二是“一解”。其有释“范注”者，如隐公七年《经》：“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范注：“《易》曰”云云，《疏》：“一解引《易》者，证待年于父母国，与嫡俱行也”。僖公九年《传》：“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范注：“宰，天官”云云，《疏》：“一解通于四海者，解其称官之意，与注乖，非也”。虽“一解”与“范注”相违，但察杨《疏》语义，其本为释“范注”者。成公九年《传》：“大夫溃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为事也”，范注：“臣以叛君为事，明君臣无道”，《疏》引范氏《别例》：“凡溃者有四，发传有三。”，而“一解郓不伐而自溃，与常例异，故重发之。文三年"沉溃"不发者，从例可知他。”是“一解”虽不释“范注”而别释“范例”。显而易见的还有庄公十三年《传》：“曹刿之盟也，信齐侯也”，范注：“曹刿之盟”云云之《疏》。成公十六年《经》：“九月，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范注：“行父”云云之《疏》。襄公十九年《传》：“轧辞也”，范注：“轧，委曲”云云之《疏》。又“一解”有释“经”、“传”文者，如庄公六年《传》：“朔入逆，则出顺矣”，《疏》：“一解此当文自相比，朔入为逆，则出当为顺矣。”此类还有庄公九年《传》：“外不言取”之《疏》。“一解”有不知为解“经”、“传”或释“范注”者。如隐公八年《经》：“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范注：“凡有所归，例时。邴，郑邑”，《疏》：“一解以擅易天子之田，故谨而月之也。”案此“疏”虽针对“范注”而发，“一解”的内容更似释“注”，但或直释“经”文也未尝不可。襄公十四年《经》：“已未，卫侯出奔齐”，范注：“诸侯出奔例月，衎结怨于民，自弃于位，君弑而归，与知逆谋，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恶”，《疏》：“一解以卫侯不名者，出奔书日，以见罪恶甚，故不复名也。”“一解”讨论“卫侯不名”，不知是直接释“传”，或是因“范注”而释“传”。
三是“或以为”。“或以为”有释“范注”者。如隐公元年《传》云：“贝玉曰含”，《疏》文中有“或以为《礼纬》天子用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贝。又此传‘贝玉曰含’，故范氏不取《礼记》之文，而云诸侯含用玉也。若从前解《礼纬》之文，特为先代法，则于理通耳”。此段句读不明，“或以为”的内容当断在何处有两种可能。一是断在“士用贝”后，如此则“或以为”只是引用旧典礼制。一种则断在“而云诸侯含用玉也”后，如此“或以为”则解释“范注”为何不用《礼记》说，是疏释“范注”无疑。案此段《礼纬》之文，相近者有《左传》成公十七年孔颖达《疏》：“《礼纬》：天子含用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碧。”虽与杨疏中不尽相同，当同是直引《礼纬》文。若断在“士用贝”后，直引《礼纬》之文，则没有必要加“或以为”三字。只可能是“或以为”引《礼纬》解释“范注”为何不用《礼记》。杨士勋则更为疏释，这种引《礼纬》的解释为用周前制度，“则于理通耳”。庄公五年《传》：“王人，卑者也。称名，贵之也。”范注：“今以其衔命救卫，故贵之。贵之则子突为字可知明矣”云云，《疏》：“或以为突是名，子是贵，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此中“或以为”也是解释“范注”，只是杨士勋以为不得“注意”。其它释“范注”的还有庄公二十四年《传》：“夫人，所以崇宗庙也”云云，范注：“言将亲迎，欲为夫人饰，又非正也”之《疏》。僖公四年《经》：“夏，许男新臣卒”，范注：“十四年”云云之《疏》。僖公二十有四年《传》：“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范注：“江熙曰”云云之《疏》。宣公十六年《经》：“成周宣榭灾”，范注：“《尔雅》曰”云云之《疏》。成公九年《经》：“楚人入郓”之《疏》。襄公二十四年《传》：“弛侯，廷道不除”，范注：“弛，废也”云云之《疏》。昭公十一年《传》：“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故谨而名之也。称时、称月、称日、称地，谨之也”，范注：“侯般”云云之《疏》。又“或以为”有解“经”“传”文辞者，僖公元年《经》：“楚人伐郑”，《疏》云：“或以为言楚，所以驳郑”。隐公五年《经》：“初献六羽”，《疏》：“或以为‘戎捷’，齐侯尊鲁，故特言献。‘卫宝’，以平等相遗，故言归。”此“或以为”为解庄公三十一年及六年传文。桓公三年《传》“送女”之辞与《仪礼》异，《疏》：“或以为传并释礼意”。又此类有庄公十九年《传》：“其不日，数渝，恶之也”之《疏》。庄公二十二年《传》：“四者备”之《疏》。庄公二十三年《传》“春，公至自齐”之《疏》。庄公二十八年《传》：“大无麦、禾。大者，有顾之辞也”之《疏》。僖公二年《传》：“以为诸侯皆来至也”之《疏》。昭公八年《传》：“流旁握”之《疏》。“或以为”有不知为解“经”、“传”或解“范注”者。如隐公二年《经》云：“夏，五月，莒人入向”，范注云：“入例时”，《疏》：“或以为书时者无恶，但事自恶耳。”成公元年《传》：“晋郤克眇”，《疏》：“《左氏》以为跛；今云眇者，《公羊》无说，未知二传孰是。范明年注云"郤克跛"者，意从《左氏》故也。或以为误，跛当作眇。”则“或以为”不知是直接校正文字错误还是因范注校正。
以上举杨《疏》中“旧说”、“一解”与“或以为”三种同于“旧解”的称法，其数量较多，且与“旧解”一样有不少疏释“范注”的。除此之外，《疏》中还是存在一些其它称法，比如“或解”。隐公五年《经》：“宋人伐郑，围长葛”。范注：“长葛，郑邑。围例时。”《疏》：“或解上文日月者，为公子彄卒。此虽例时，不可去上文日月，其实日月，不为围长葛也。”是“或解”也疏释范注。其它称法不再举例，且有的称法随意，如“或”、“或以”等等。
三
关于“旧解”、“旧说”、“一解”、“或以为”以及其它一些类似于“旧解”的称法，通过以上引用的诸多实例，可以明确在杨《疏》中不同称法并没有明显的区分。而杨《疏》中还有更为混乱的，即是在同一段《疏》中，出现两种称法：
有同一则内容前后作两种称法的。如僖公三年《传》：“不言及者，以国与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国与之也”。《疏》中前引“旧解”，后则说“今从旧说”，是“旧说”便是“旧解”的别称。同于此的还有庄公二十三年《传》：“祭叔来聘”，范注：“祭叔，天子寰内诸侯。叔，名”之《疏》。僖公二十八年《传》：“公子启曰”之《疏》。文公五年《传》文：“而含已晚”之《疏》。宣公三年《传》：“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之口，缓辞也，伤自牛作也”之《疏》。
有两种称法并列为两说的。如桓公五年《传》：“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云云，范注：“君闇劣于上，臣苟进于下，盖参讥之”之《疏》。襄公九年《传》：“不异言郑，善得郑也。不致，耻不能据郑也”。范注：“戏盟还而楚伐郑，故耻不能终有郑”之《疏》。襄公十年《传》：“会，又会，外之也”，范注：“五年会于戚，不殊会，今殊会吴者，复夷狄故”之《疏》，在上文“有引旧解存一说者”中已提到。其余还有僖公五年《传》：“执不言所于地，緼于晋也”，范注：“时虞巳包裹属于晋，故虽在虞，执而不书其处”。《疏》中有言“旧解”与“或以为”，两者相异，但同释范说。成公九年《传》：“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范注：“讥公不务德政，恃城以自固，不德能卫其人民。”《疏》：“旧解以为有难而修城，则不讥之，若文十二年‘季孙行父城诸及郓’是也。此涉《左氏》之说”又“或以为‘城诸及防’是十一月，故传发可城之文，今此城是十二月，故发外民之传。虽同是讥，事有优劣，故发传以异之。”案《疏》中“旧解”及“或以为”讨论问题是直释“传”意还是因“范注”而发不能判定，但所释是同一问题。
还有两种称法所释不是同一内容者。如文公二年《传》：“作僖公主，讥其后也。作主坏庙有时日，于练焉坏庙。坏庙之道，易檐可也，改涂可也”，《疏》云：“或以为练而作主之时，则易檐改涂，故此传云于练坏庙，于传文虽顺，旧说不然，故不从之，直记异闻耳。”此段《疏》中有“或以为”与“旧说”。皆为解旧礼制，但稍有差别，“或以为”不同旧制，顺传释礼，是解释“传”的。而“旧说”是之后广引何休、麋信、徐邈及《白虎通》诸家礼说，是释礼的。同样的还有文公二年《经》：“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范注：“大事，祫也。时三年之丧未终，而吉祭于大庙，则其讥自明”之《疏》。庄公三十一年《经》：“六月，齐侯来献戎捷”，《传》：“献戎捷，军得曰捷，戎菽也。”范注：“菽，豆。”《疏》：“‘戎菽’也者，旧解谓顺经意而惜齐侯，故传依违其文，释之为菽。其实宋是中国，故捷不系国。戎是夷狄，故系之戎也。”又“一解齐侯此时克山戎，并得胡豆来，故传云‘戎菽’，谓克戎之菽，齐侯此时并得戎菽，于文亦僻也。”此段《疏》中“旧解”与“一解”同出。“旧解”为释“范注”者，而“一解”则不知是直解“传”文还是因“注”解“传”的。
这种“混乱”与杨《疏》的体例不严谨及杨士勋并无近代以来科学引用文献的意识有关。但杨士勋的征引，保存了后来学者难以看到的先唐《春秋穀梁传》研究著作佚文。且“旧解”等数量之多，绝非如《四库全书总目》中《春秋穀梁传注疏》的“提要”所说“乏凭藉之资”。进而更可以推定，如果不是有专门疏释“范注”的如“穀梁义疏”一类的著作存在，则难以有如此之多的疏释“范注”的“旧解”。且因杨士勋总在称引“旧解”后以自己的意见为“今”解。“旧”与“今”关系是对等的，杨以自己的《疏》为“新疏”，故“旧疏”存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关于这些分散于杨《疏》中的“旧解”来源于哪些著作，其作者及成书年代，及《隋书·经籍志》等目录为何失载，则需要日后发现更多的材料及来哲的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