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大陆学术界在古代中印关系史史料的翻译、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果颇丰。涉及的史料门类各异，主要包括三大板块：一是对印度古典文献的译介和研究；二是对中国各种载籍包括佛经、史籍、笔记乃至科技、医学著作中有关印度方面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对其中重要史料进行校注和研究；三是对其它相关史料的翻译与研究。本文所谓“古代”，指1840年以前；叙述对象限于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的编、著、译成果。为了行文方便及结构平衡，将三个板块的内容拆分为五个专题。

一、印度史料的翻译与研究

印度史料主要指古代和中古时期印度的古典文献。中国学界对此类文献进行译介与研究始于建国后，北京大学东语系季羡林、金克木的成果最多。

季羡林翻译的印度古典文献有：笈多王朝著名诗人和学者迦梨陀娑的两部梵语文学作品《沙恭达罗》[1]和《优哩婆湿》[2]；印度古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民间文学总集《五卷书》[3]；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共7部8册）[4]。季羡林在翻译这些作品的同时，还对其进行研究，如研究《罗摩衍那》的专著《〈罗摩衍那〉初探》[5]，以及论文《〈罗摩衍那〉在中国》[6]、《罗摩衍那》[7]等。他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论文多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8]、《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9]以及《季羡林学术自选集》[10]。

金克木独译迦梨陀娑的长篇抒情诗《云使》[11]、诗集《伐致呵利三百咏》[12]和《印度古诗选》[13]，与赵国华等合译的《摩诃婆罗多插话选》[14]。在梵语文学史研究方面，金克木著有《梵语文学史》[15]，所述对象以梵语（包括吠陀语）文学作品为主，其它文献从略。他的相关研究论文收入《梵佛探》（《梵竺庐集丙》）[16]。

　　季羡林、金克木的学生也有一些译著出版。蒋忠新将梵文写本《妙法莲华经》转写成拉丁语字母转写本[17]，他还翻译了《摩奴法论》[18]，该书是关于印度教伦理规范的著作。郭良鋆与黄宝生合译佛教经典中的小故事，辑为《佛本生故事选》[19]，郭良鋆还翻译了《经集》[20]。黄宝生所译《摩诃婆罗多》（毗湿摩篇）[21]，是印度另一大史诗的一部分。张保胜所译《薄伽梵歌》[22]，是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学名著，也是《摩诃婆罗多》中最精彩的哲理插话和印度教最负盛名的经典。

上述译著虽然均作为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但对于缺乏史料的古代印度来说，也是进行历史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崔连仲等人在古代印度史料选译方面也有一定贡献，有《古印度帝国时代史料选辑》[23]和《古印度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史料选辑》[24]两种，收入《世界史（上古部分）资料丛刊》。其中汇编的资料集中反映古印度从孔雀帝国的建立至笈多帝国兴起以及吠陀时代和列国时代的历史情况。

敦煌、西域出土的梵文文献是敦煌学、西域佛教史、印度学和梵文研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这些写本一直深受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杨富学《德藏西域梵文写本：整理与研究回顾》[25]一文，是作者对1991年至1993年赴印度学习期间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为有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线索。

二、中国载籍中的相关史料整理与汇编

中国载籍中有关印度的史料可谓“举世无双”。这对于历史资料极端匮乏，向以寓言、神话、传说来代替历史的印度来说弥足珍贵。在印度历史文化、古代中印关系史等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20世纪早年张星烺和冯承钧在史料汇编方面有较大贡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6册）[26]，主要内容是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我国与欧洲、非洲、亚洲西部、中亚、印度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录。编注者从中外史籍中辑录了大量有关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按时间顺序先后排列，并对其中的地名和史事作了一些考释。全书共分八编，其中与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关系尤为密切的是第三、六、七、八编，古代中国与阿拉伯、伊兰、中亚、印度之交通。冯承钧《历代求法翻经录》[27]，对散见于释藏传记谱录中的关于求法翻经之事的记载，撮录汇编，便于学人翻检，有助于解决汉译西译不相连续难以对照的问题。

20世纪后期，有关汉文南亚史料汇编与研究方面，北大东语系耿引曾用力最勤。她的《汉文南亚史料学》[28]，集西汉至明清时期载籍中的南亚史料，按正史、别史、杂史、史料杂著等各类进行考订、分类、阐述和评介。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下册）[29]，也是由耿引曾负责查阅资料和编辑工作，该史料汇编辑录了汉代至清代（1840年以前）中国载籍中有关南亚史料原文。这两部书可作为史料指南来使用，为研究者提供有关线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除了上述专门就古代中印关系史所作的资料整理与汇编之外，在西域史、中亚史、中国边疆史等史料汇编类的论著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古代中印关系史。古西行记在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方面就具有特殊的价值。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30]，是西北五省（区）出版社协作出版的《西北史地资料丛书》的一种，收集了我国古代（下限至清）官吏、僧侣、学者等西行的游记、日记等共29篇（一部分为节录）。所选篇目有《穆天子传》、《法显传》、《宋云行记》、《大唐西域记》、《往五天竺国传》、《悟空入竺记》、《杜环经行记》、《贾耽四道记》等，编者对每篇行记及其作者作了简要介绍，并略加注释，附有地名索引。此书可供研究中印陆路交通史参考。有关中亚史地文献研究方面，满达人编译《中亚史地文献综述》[31]一书颇便使用，此书根据日本《世界历史事典》“中亚篇”有关内容编译而成，是一本集古今中外有关中亚文献史料的综合性工具书。收录了中亚地区特别是中国西北、内蒙古、西藏等地区的文献史料。书后附录该书所收中外文献篇目索引和中亚史地文献索引，全书材料翔实丰富，文献覆盖面宽，信息量较大。在有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资料整理方面，最新研究成果是范秀传主编的《中国边疆古籍题解》[32]，此书所选古籍分两大类：一为综合类，包括丛书、疆域沿革、边防、民族、中外关系等；二为地区类，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台湾等地区。同时对正史、政书、会要也予立题，重要介绍各类古籍中有关边疆史地的记载，对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不少反映古代中印关系的史料，20世纪我国学者利用这些资料探索中印经济文化交流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如季羡林在研究糖史时，就利用了敦煌残卷《西五天印度制糖法》[33]；姜伯勤以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为中心，著有《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34]，其中也涉及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语言文字的原因，受资料方面的限制，敦煌史料的整理和利用还很不充分。尤其是关于唐代中印关系史方面，敦煌文献体现了中国、希腊、波斯、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体系的文化汇聚的特色，如能站在中古时期世界文化交流的高度，对这些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发掘，会取得不凡的业绩。

三、有关佛教典籍的整理与研究

   佛教典籍及相关工具书不仅是研究佛教思想的必备史料，也是佛教史、古代中印关系史等学术领域不可忽视的资料。

20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垣的早年讲稿《中国佛教史籍概论》（6卷）[35]，内容主要是将六朝以来研究历史经常参考的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年代，分类加以介绍。作者运用丰富的历史材料，旁征博引，对各史籍的名目、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和各书的内容体例，以及与历史有关的其他问题等，都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本书虽然以论述佛教史籍为主，但所涉及的问题广泛，不仅为研究佛学所必备，对于其它方面的历史研究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垣还著有《释氏疑年录》（12卷）[36]，是检查历史上僧人生卒年的工具书。僧人同名者多，常易相混，且一人的生卒或年岁，各书记载不尽相同，有时竟有四五种说法。本书引用佛教典籍、僧传、语录，并参考诸家文集、方志、金石碑拓等材料，考其异同，订其伪误，自晋至清初，有年可考者，得2800人，引书700余种。书中对每个僧人都注明所据材料，列出与此人有关的基本史籍，为研究这些僧人的史迹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历史，尤其是佛教史有很大帮助。书末附有通检，颇便使用。

80年代以来，任继愈等一批学者致力于《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106册）[37]的编纂，该书搜集版本齐全、校勘精良。传统大藏经以外的佛教典籍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在进行，方广锠在这一方面成果颇丰，所辑《藏外佛教文献》[38]，内容是大正藏的古逸部分；他还致力于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献整理，著有《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二册）[39]。方广锠的研究专著《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40]一书，系用多年的精力阅读、研究大藏经的成果，在对敦煌手写佛经进行一次普查的基础上，利用敦煌文献与传世资料、金石资料，系统地考察了汉文大藏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论文《吐鲁番出土汉文佛典述略》[41]，简略介绍了吐鲁番出土的汉文佛典的总体情况以及由此得出的几条推论，对于研究汉传佛教倒传回西域和印度等问题有参考价值；《佛藏源流》一文[42]，对佛典的流传及发展等状况进行了探讨。

周叔迦关于大藏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下）[43]，为各种文字大藏经的刊印始末、佛教制度的变迁、佛教事迹的考证纠讹、佛教典籍的提要评介并经论的研究方法等共若干篇。涉及佛教历史、教义、典制、艺术、民俗各个方面，内容极为广泛。

另有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44]、董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45]、苏渊雷、高振农选辑《佛藏要籍选刊》（1~14辑）[46]等，颇便研究参考。

敦煌佛教文献有补证《中华大藏经》之功，对于研究中印佛教交流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随着敦煌佛教整理、校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其作用会凸现出来。

四、其它相关史料的研究与译介

除了印度古典文献、汉文文献之外，其它与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相关的史料主要包括对古钱币、碑铭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对中印之外其它国家的史料或史料汇编类著作的翻译。

钱币学对印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印关系史研究领域，古钱币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新疆钱币学会主编《新疆钱币》图册[47]，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新疆地区货币发展史。该书附录部分收录了流入新疆的外国钱币，为研究西域史、中亚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古代中印关系史亦有辅证作用。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馆”编辑《丝绸之路古国钱币》[48]，全书简述帕克特里、安息、埃兰、大月氏——吐火罗、贵霜、印塞、萨珊、嚈哒、笈多、伊斯兰、蒙古等11个丝绸之路沿线中亚古国钱币的发行过程、重量、钱文内容、型制、种类、式样、流通情况等，并附钱币拓片及各中亚古国年表，是一部较全面论及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学术专著。

相关碑铭亦不多见， 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有关王玄策活动史、佛教文化交流史、古代中印关系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物史料，孙修身运用相关史料记载，对其进行考释，撰有《〈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一文[49]；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其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50]。

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它国家的史料汇编及研究也有关于古代中印关系史方面的内容，这些著作虽以史料汇编形式出现，实际上也包含了作者选择这些材料的观点与方法。20世纪上半叶相关译著较少。〔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51]，是法国汉学大师沙畹的名著，作者以一位西方汉学家的眼光审视与编纂、考订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突厥史料，并将它们与西方人中世纪著述中的相关记载参证对照。冯承钧的中译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史料、改错补漏、整合译名的工作，还以附注的形式说明了遗误的内容，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史料价值。西突厥地处中国、东罗马、波斯、印度四大文明国家之间，控制着中世纪中西交通的孔道，最兴盛时，与其周边各国均有密切联系，对于当时东西经济文化交流有过重要贡献。西突厥汗国的史料，有助于我们研究唐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相关译著逐渐增多。〔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52]，此书辑录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14世纪90多部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中关于远东（主要包括中国、印度和中亚及南海等地区）的记载，所收集的文献相当广泛，而且均为原始资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料。〔法〕费瑯编、耿昇、穆根来译《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录》[53]，搜集了8～18世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的原始史料，对于研究该历史时期东西交通史及西域南海历史、地理、社会和经济具有较大价值。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54]，全书共两卷，分别从法、日译本译出，该书作者姓名生平不可考，成书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是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写成，对于古代中印关系史研究有旁证作用。〔古代阿拉伯〕马苏第著、耿昇译《黄金草原》（一、二卷）[55]，从法译本译出，该书约成书于公元947年，采用记传体的形式，记述从苏门答剌岛到中亚、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的王统世系、民族分布、军事征服、宗教信仰、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内容，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中世纪阿拉伯文献之一，是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史、中印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五、重要汉文史料的研究

中国历代正史、别史、杂史、史料杂著中有大量关于中印关系史的资料。正史中所存史料颇具权威性，数量较多而集中，容易查找，本文仅就正史以外的相关史料研究状况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一）〔东晋〕法显《佛国记》

此书又称《法显传》、《天竺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等，是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42-423年）赴印度求取佛经归国后写成的游记，约成书于416年，记载了法显历时13年游历30国的经过，涉及当时印度笈多帝国超日王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派别以及中印之间水陆交通等各方面状况。这部著作是研究古代印度史尤其是笈多时期的印度史，以及东晋时期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中国学界比较重视对《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研究著作有丁谦《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56]，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证；其后，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57]对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进行订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8]对法显的评价颇为精当；马家驹编绘《法显玄奘西行路线图》[59]，分别绘出了法显于晋隆安三年至义熙九年（399～413）和玄奘于唐贞观元年至十九年（627～645）由长安赴印度求经西游往返路线，地名注记较详细。另有一部译著，〔日〕足立喜六著、张小柳、何健民译《法显传考证》[60]。

50年代以后相关专著主要有：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61]、章巽《法显传校注》[62]、谢方《法显》[63]、郭鹏《佛国记注译》[64]等。论文主要有：岑仲勉《法显西行年谱》[65]、田卫疆《法显与〈佛国记〉》[66]、饶宗颐《金赵城藏本〈法显传〉题记》[67]、冯锡时《法显西行路线考辨》[68]、赵建黎《〈大唐西域记〉与〈佛国记〉地理学价值之比较》[69]等。译文有〔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法显之入竺求法行》[70]。

章巽《法显传校注》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对研究法显及其著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梁〕慧皎《高僧传》

梁释慧皎所撰的这部中国佛教史籍是东汉至梁初僧人事迹的综合性传记，约成书于522年，全书共分10门，计14卷，记述了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梁武帝天监十八年（67-519）453年之间，经历了魏吴晋宋北魏后秦共九个朝代257位中外僧人的事迹，附见者239人。此书为僧传的体例树立了典范，为研究南亚东来弘法与中国到南亚巡礼僧人以及佛教传播等问题提供了资料。

汤用彤《〈高僧传初集〉按语选录》[71]，辑录了历代有关《高僧传》的著录。他还对《高僧传》进行校注[72]，以《大正藏》为底本，并采用其中一部分校勘记，书末附有人名、僧名、书名三个索引，便于查阅。

陈寅恪有关《高僧传》的读书札记及笺证[73]，也可供研究参考。

（三）〔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此书成书于公元547年，以北魏佛教的兴衰为线索，以记京师洛阳40年间（自公元493年北魏迁都洛阳至公元534年东魏迁都邺城）著名寺庙的兴废为纲，全面记述了当时的庙宇、园林、建筑、政治、战争、人物、事件等，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兴衰、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民情风俗、传闻轶事等方面的情况。各卷中散见有关中印关系史料，尤其是卷五所载《宋云惠生行记》，对于研究佛教传播史、北魏时期中国与印度交通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下半叶关于此书的校释和研究论著主要有两部：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74]，注释详尽，校勘认真，对成书的背景及书的内容进行了恰当的评价。书后附“历代著录及序跋题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参考资料。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75]，用力颇深，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此外，周一良《〈洛阳伽蓝记〉的几条补注》[76]、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77]等均可供参考。

专就《宋云惠生行记》进行注释和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丁谦《后魏宋云西域求经记地理考证》[78]和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八编第四章“印度佛教之传入中国”中的相关内容[79]。译著有〔法〕沙畹著、冯承钧译《宋云行记笺注》[80]，〔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论所谓的〈宋云行记〉》[81]等。

（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这部关于水文地理学的古典地理名著，是对三国时期描述水系分布的专著《水经》的增补与注释，是对6世纪前中国陆地水文地理知识的一次总结。不仅记述了水系的演变及鉴别方法等内容，还涉及河流水道、土地物产、建制沿革、聚落兴衰、自然地理等相关各种现象。其中关于古代边疆与域外、南亚次大陆的水系和地理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中印陆路交通史具有重要价值。

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水经注》进行校勘、研究的主要论著有：郑德坤《水经注版本考》[82]和《水经注引得》2册[83]、钟凤年《水经注校补质疑》[84]、马念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85]、岑仲勉《〈水经注〉卷一笺校》[86]、王国维《水经注校》[87] 等。

80年代以来，陈桥驿成果最多，有介绍郦道元及《水经注》在地理学、地名学等学科上的贡献及当代《水经注》研究概况的《郦道元与〈水经注〉》[88]和《郦道元评传》[89]，有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水经注研究》[90]、《水经注研究二集》[91]，点校《水经注》[92]，主译《水经注全译》[93]，论文集有《郦学新论》[94]等。

此外，永复《水经注通检今释》[95]，李凭、王振芳《郦道元与〈水经注〉》[96]，赵望秦等译注《水经注选译》[97]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五）〔唐〕玄奘、辩机著《大唐西域记》

全书共12卷，成书于646年。记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所见所闻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名义上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上它也是7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中亚、西亚等地的记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史地以及唐代中印关系史等课题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目前中国学界对此书的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98]。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界视为最佳版本。

其它校注、导读及研究专著有：丁谦著《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99]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00]、贺昌群《大唐西域记之释与撰》[101]、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102]、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03]、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04]等。此外，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105]、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106]、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107]、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108]等，为更多的人了解这部著作提供了方便。

相关论文主要有：葛定华《〈大唐西域记〉所记第七世纪印度历史概观》[109]，探讨了玄奘往来印度行程、7世纪印度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戒日王国家的建立和它的邻国、戒日王国家的政治、戒日王国家的农村公社和封建制度、印度种姓等级制度、7世纪时印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内容。黄盛璋《回鹘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110]，对于《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林承节《〈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历史学的贡献》[111]，阐述了《大唐西域记》对于研究7世纪上半叶印度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六）〔唐〕道宣《释迦方志》、《续高僧传》

《释迦方志》成书于650年，是专门讲述释迦牟尼所居国（五印度）地志的书。全书分上下卷，8篇。记述了佛教产生和传播地域以及中印佛教交流的路线等内容。对于研究佛教传播史、中印交通史等具有很高的价值。目前最好的版本是范祥雍点校本《释迦方志》[112]。

《续高僧传》又名《唐高僧传》，成书于665年，记载了自梁代至唐麟德二年（502～665）164年间485位僧人的事迹，附见者219人。其中所记天竺僧人及其在中国的活动，可供研究中印文化交流之参考。陈寅恪有关《续高僧传》的读书札记[113]，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七）〔唐〕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

此行记是唐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节王玄策所撰，约成书于公元661～666年之间。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王玄策曾三次以唐王朝的使节身份出使印度，是对中印关系史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中天竺国行记》是他亲历亲见的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20世纪中外学界对王玄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114]、冯承钧《王玄策事辑》[115]，〔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116]等。

50年代以后，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117]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118]，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119]，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120]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121]，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122]，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123]，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八）〔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部关于唐高僧玄奘生平的最早、也是最详的传论，成书于688年。全书共10卷，记述玄奘早年旅游印度的经历及归国后从事译著的经过。本书与《大唐西域记》堪称“双璧”，都是研究玄奘、唐代中西交通史以及中亚和印度历史、语言、宗教的珍贵资料。《大唐西域记》以记述地理风貌为主，本书则以记人为主，二书可互为补充。

目前最好的版本是孙毓棠、谢方点校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24]。此外，还有贾二强译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选译》[125]。

此传新疆出土有回鹘文本，有关回鹘文专家对其进行整理，有助于此传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

（九）〔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成书于691年，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7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印交通史的宝贵资料。

《南海寄归内法传》成书于691年，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7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26]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27]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128]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相关成果还有〔日〕长泽和俊著、钟美珠译《〈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小考》[129]，华涛释译《南海寄归内法传》[130]等。

（十）〔唐〕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今见残本为敦煌文书之一，仅存原书卷二的一部分和卷三。是旅居中国的新罗僧人慧超的游记。记载了慧超经海路至印度半岛，遍游五天竺，后取道陆路，经中亚回到中国这一过程中的见闻，涉及8世纪上半叶印度半岛及西域各地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对于研究8世纪上半叶中印关系史有较重要参考价值。

20世纪早年相关成果有罗振玉校录札记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131]，译著有〔日〕藤田丰八著、钱稻孙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32]。

50年代王重民所著《敦煌古籍叙录》[133]中亦有对慧超书的介绍。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34]，主要依据汉籍论述，对慧超所记五天竺诸国以及中亚各国史地进行考辨。

（十一）〔唐〕圆照《悟空入竺记》

见于《大藏经续正藏·佛说十力经》。公元800年，唐高僧圆照亲访入竺求法归来的唐释悟空，以游记的形式概述了悟空游历天竺及其在西域的见闻。此行记为我们了解8世纪中叶中印关系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国内仅有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135]对此作简要的注释；钟美珠译、日本学者长泽和俊著《唐释悟空之入竺求法行》[136]对此行记有粗略的研究。

（十二）〔唐〕贾耽《四道记》

此书又称《皇华四达记》，是记载中外交通线路的专著，原书已佚，《新唐书·地理志》所述中外交通路线即节录自本书。此书虽非作者亲自出行所记，但由于他素喜读书，尤长于国内外交通、地理的研究，又兼身居要位，所获信息较广且确凿，因此，是书实际上可视为唐代诸多旅行者出行记录的概况和总汇。虽然其材料为间接获取，但其价值与亲历亲行所记相比毫不逊色，是研究当时中原与周边地区以及中外交通、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其中的“安南通天竺道”可供研究中印陆路交通之参考。

相关成果不多，20世纪早年有罗振玉校勘《贞元十道录》[137]。其后，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历史研究室《皇华四达记安南通天竺道概说》[138]专就安南通天竺道进行研究；徐建新《古西行记选注》[139]对此行记作了简要的注释。

（十三）〔唐〕樊绰《蛮书》

此书又称《蛮志》、《南蛮记》、《南夷记》、《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共10卷，约成书于863年，记述了由唐朝进入云南的交通途程、云南的名山大川、六诏历史沿革、民族分布、首府区、主要城镇、物产、各民族风俗习惯、南诏政治制度，与南诏地方民族割据政权相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等内容。原书已佚于明代以后，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重录成书。所叙多系作者亲历，史料价值较高，为唐代云南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最系统的记载。其中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可供研究唐代南诏与印度交通之参考。

向达《蛮书校注》[140]，搜罗版本，拾遗补阙，经20余年之考究，用力较深，颇多创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141]，在前人尤其是向达校注基础上，精心校勘注释，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木芹《云南志补注》[142]，以向达《蛮书校注》为基础，即向氏原书篇目、段落顺序及校语仍保留原状，注文大部分删去，汇录研究札记，补注内容为向达失校、误校、误校、误读、错简失校、误释、存疑及无考七个方面，共250条。

（十四）〔北宋〕赞宁《宋高僧传》

此传为北宋释赞宁所撰，记载唐高宗至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僧人事迹，正传记有532人，附传记有125人。其中有关印度僧人的记载集中在《译经篇》。

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为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上下册）[143]，书末附有陈雅编“宋高僧传人名索引”，颇便查阅。另有陈寅恪《宋高僧传》读书札记[144]可供参考。

（十五）〔南宋〕赵汝适《诸蕃志》

赵汝适为宋宗室，曾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兼泉州市舶，《诸蕃志》一书即成书于此时。全书分两卷，上卷志国，记述东自日本，西至今北非摩洛哥共计58个沿海国家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风土人情等内容。下卷志物，记录各沿海国的特产47种。其记述得自亲闻，可靠性强，史料价值高，是研究宋代海外交通与各国货物的重要著作。

早年冯承钧为《诸蕃志》作过校注。目前最新成果为杨博文《诸蕃志校释》[145]，主要参订冯承钧校注本，并补其遗漏，同时参考中外专家论著，颇有独到见解。

（十六）〔元〕汪大渊《岛夷志略》

该书是我国关于元代中西交通海道诸国的重要著作，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该书不分卷，书中涉及国家和地区220余个，逐一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及奇闻异事，为作者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事，可靠性强，重要性超过宋明诸作。

早年沈曾植曾对全书作过考订，集阅读笔记80条为《岛夷志略广证》，刊于上海神州国光社的《古学汇刊》中[146]，后改名为《岛夷志略略笺》并请人校订，但未刊行。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147]，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与其它版本相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所依据较为充分，纠谬补正较为完善。可贵之初是集诸家之说，加以分析研究，取诸家之长，补诸家之未考，并多有创见，为研究西域南海物产民俗以及中西交通提供不少参考资料。

此外，还有汪前进译注《岛夷志略》[148]，亦可资参考。

（十七）〔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

此三部书均为明代郑和下“西洋”的随从人员归国后所撰，内容主要是记录所经各国的地理、见闻等，是记载郑和下“西洋”的三部最初史料，对于研究15世纪中印关系史等课题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瀛涯胜览》为浙江会稽人马欢所著，《星槎胜览》为江苏太仓人费信所著，《西洋番国志》为江苏南京人巩珍所著。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149]和《星槎胜览校注》[150]分别对前两部书进行校注，向达为《西洋番国志》作了校注[151]。由于所记内容大致相同，三部书可互相比勘，以补脱文误字等不足。

六、结束语

从上述学术界作为重点进行翻译、整理与研究的各种中外文史料来看，有如下特点：印度史料以宗教和文学典籍居多，这与印度缺乏相关历史文献直接相关。在研究古代印度史及中印关系史等课题时倚重汉文古籍，并兼顾古钱币、碑铭等其它相关资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汉文史料中有关中印关系史的记载唐以前多涉及陆路交往，内容重在佛教，史料多见于别史和杂史中，以佚书和僧人著录为主，这种状况持续至唐代达到巅峰。自宋代起，随着海路交通的日益兴盛，陆路交往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有关史料记载多着力于海路方面，内容侧重商贸活动，史料多见于杂史中，以沿海官员、下层官吏以及民间著录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