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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安西更向西――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开发

发布日期:2018-12-25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8日
李锦绣

隋大业二年(606年),裴矩利用在张掖管理西域诸国商人互市之便,广泛调查西域各国国俗、人口及山川险易等,撰写了西域历史地理领域里程碑式著作――《西域图记》。在《西域图记序》中,裴矩记载了由敦煌至西海(地中海)的三条交通路线。其中北道从伊吾(新疆哈密),经蒲类海(巴里坤淖尔)、铁勒部(乌鲁木齐北)、突厥可汗庭(大裕勒都斯河谷),渡河,至拂菻国(拜占庭),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吐鲁番),经焉耆、龟兹(库车)、疏勒(喀什),度葱岭(帕米尔),又经鏺汗(费尔干纳盆地)、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安国(布哈拉)、穆国(土库曼斯坦马雷),至波斯(伊朗),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新疆若羌),经于阗(和田)、朱俱波(叶城)、喝盘陀(塔什库尔干),度葱岭,又经挹怛(阿富汗巴尔赫),延(喀布尔),漕国(克什米尔地区),至北婆罗门(印度),达于西海。裴矩所记的三道,正是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其中北道为草原丝绸之路,中道、南道为沿天山以南通向地中海世界的主要通道,而对分布在丝绸之路上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则统称为西域,而开发丝路,即经营西域。

《西域图记》不只是一部集大成的西域地理著作,还是隋唐两朝开发丝绸之路的指导纲领。在《西域图记》中,裴矩指出了突厥、吐谷浑阻遏西域诸国贸易交通,导致丝路不畅的现状,提出击败吐谷浑、分化突厥、开发西域的构想,并指出进入西域的途径和方法。隋炀帝将“四夷经略”委任裴矩。大业五年(609年),隋出兵平定吐谷浑,奠定了隋开发丝绸之路的基础。迈出这一步后,隋设鄯善郡、筑新伊吾城,控制了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入口。接着,隋炀帝恩抚高昌,确立了高昌臣属于隋的关系。但由于铁勒力量尚强,高昌未彻底变成隋领地,西域的三道门户尚缺其一。这关键的一步,只能留待唐朝完成了。

唐代的丝路开发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历程,其间可分为六个阶段,即:武德二年(619年)至贞观四年(630年),贞观四年平突厥后至贞观十二年(638年),贞观十三年(639年)至龙朔元年(661年),龙朔三年(663年)至神龙元年(705年),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及安史乱(755年)后。

武德二年至贞观四年,唐刚建立不久,统一战争迫在眉睫,经营西域并不构成唐战略的主要部分。唐将对西域的招致交付河西地方,主要通过外交手段,加强联系,保持与西域诸国往来;而对控制西域的西突厥,则许以和亲,以达到牵制东突厥的目的。这一阶段的西域经营,基本是消极的,是隋分化瓦解突厥远交近攻政策的延续。虽然高昌诸国来献异物,拂菻狗第一次来到中原,但唐与西域的关系并无实质性进展。这一时期可以成为唐经营西域的等待期。                                                                                          

贞观四年唐败颉利可汗,灭东突厥,为西域经营提供了新的机遇。东突厥的灭亡威慑西域,促使伊吾归附,唐在丝路开发中取得初步进展。唐伊吾设置州县,百姓同于编户,这背后贯穿着战略规划,即绝不仅仅是为得伊吾一地,而是要建立经营西域的前沿根据地,将唐国界向西部推进。但初平颉利可汗后的国力,并不能使唐太宗全面铺开经营西域的计划。户口未复,仓廪空虚,是经营西域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贞观四年至十二年是唐经营西域的积极准备期。这期间唐一边休养生息,励精图治;一边利用东突厥破灭后的机会,逐步向西域推进。同时,唐扫平了经营西域的外围障碍,紧锣密鼓地筹备进军西域的计划。贞观十二年末西突厥分裂,自相攻战,为唐进军西域提供可乘之机。经过十余年的筹划和准备,唐终于开始实施全面经营西域计划了。

贞观十三年到龙朔二年,是唐全面铺开经营西域时期,也是唐代经营西域的高峰期。贞观十三年唐出兵高昌,高昌平定后,唐太宗力排众议,进一步在高昌和可汗浮图城设立了正式州县,并成立安西都护府,将中原地区的州县制度进一步从伊州向西域的纵深推进。在州县之下,还在伊、西、庭三州推行了与内地相同的乡里制度。贞观末,唐太宗经营西域达到顶峰,成为四夷尊奉的“天可汗”。其后即位的唐高宗利用平阿史那贺鲁叛乱之机,在西域各地设立羁縻府州,迎来了西域历史发展的新时代。这一时期,唐通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全面控制了西域,并向天山南北发展。唐对西域经营每前进一步,都是对北方边境开拓成功的结果。击败突厥、薛延陀,招慰铁勒,一方面使唐专心在西域用兵用兵,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为唐经营西域补充兵源,大量游牧兵随唐进军西域,使唐在西域的战争取得摧枯拉朽之效。

龙朔三年至神龙元年,吐蕃参与到西域的角逐中,唐代经营西域进入了持久战时期,这是唐代西域经营的巩固期。

神龙初至天宝十四载,是唐代经营西域的发展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大食在吐蕃之后,加入了对西域的争夺。大食扩张是七、八世纪欧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实际上,终天宝之世,大食势力一直未达到葱岭以东,对唐并不构成致命威胁。但大食向中亚的扩张和与吐蕃的联兵,对唐代的西域形势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唐经营西域的重点是隔断吐蕃与大食的联合。天宝十载(651年)唐与大食直接交战。怛逻斯之战,一方面使唐势力退出葱岭以西,一方面由于一些兵士及工匠被俘,导致了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但怛逻斯之战对唐在葱岭以东的政治并无影响。

安史乱后,唐西北边军撤出西域,安西、北庭都护府成为孤岛。面对吐蕃的进攻,安西、北庭孤军奋战,为唐坚守,自筹经费,苦苦支撑,至贞元十九年(803年)全部沦陷。这是唐经营西域的坚守期。

综上所述,隋唐西域经营都经历了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曲折的特点,这表明西域经营的艰苦卓绝,展示了唐代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风貌。

西域经营与中原王朝国力强弱、政治清浊、经济繁衰,直接相关。当隋唐国力强盛、经济发展时,西域稳定;反之则西域动乱,甚至脱离中原王朝。隋末政治混乱,丧失对西域控制;唐安史乱后国家由盛转衰,也成为西域经营的转折点,虽安西、北庭艰苦坚守,还是丧失了“安西万里疆”。唐太宗曾对群臣说:“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长皆来献,此征力也。” “中夏安,远人伏”,正是中原王朝与边疆治乱相连关系的概括,边疆稳定系于国家内部之平安。而隋唐经营西域的演变历程,正是西域与中原休戚与共的证明。

隋唐时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其重心在西北,因而隋唐倾全力经营,开拓进取,将疆域推向更西。隋代经营西域较晚,炀帝因在东北亚穷兵黩武而灭亡,开拓西北计划未完全展开。而唐面从北、南、西三面向西域交集的突厥、吐蕃、大食,深思熟虑,周密部署,开拓进取,开发西之路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唐代在西域并非盲目开疆拓土,其目的“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而是出于国防安全的深谋远虑,为了国家统一,亦存声教”,使汉文化进入西域,保证天下之长治久安,四海宁一,实现天下太平的治国理念。因此,西域经营格局宏大,气象万千,开拓了西域经营的新局面。

岑参的边塞诗脍炙人口,其中一首《过碛》诗云:“黄沙碛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行到安西更向西,正体现了唐代经营西北精神风貌,是唐代开发丝路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