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比丘林生平

（一）入华之前

比丘林1777年8月29日出生于喀山省切博克萨雷县一个叫做比丘林村的小村庄。[1] 这是一个清贫的楚瓦什族家庭，祖父丹尼尔·谢苗诺夫（Данил Семенов）和父亲雅科夫·丹尼洛夫（Яков Данилов）都曾先后在当地最早的东正教堂中任普通神职人员，尼基塔是这个两子两女家庭中的长子。

1785年5月，不满八岁的尼基塔进入喀山宗教学校（Казан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семинария），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宗教学校的课程是丰富的，除了语言科目，还有语法、算术、诗歌、修辞、哲学、神学等课程。在那个时代，在教堂做事的人是没有自己的姓氏的，只有名字和父称，尼基塔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如此，尼基塔当然也没有姓氏。孩子们通常是在注册学籍的时候才会以自己的居住地、或附近教堂的名称来为自己取姓。因此，尼基塔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姓氏，那就是他所出生并成长的村庄的名字——“比丘林”。在这所宗教学校里，比丘林以其聪明的天资和罕见的记忆力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也给大家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1799年比丘林毕业，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毕业生，他被留在了已易名为喀山神学院[2]的母校，任语法教师，一年后任修辞教师。

这时候的比丘林已经是一位身材高大而瘦削、朝气蓬勃的青年，长着一张颇似亚洲人的脸，面容清瘦，双目炯炯有神。

从8岁入学直到22岁毕业留校任教，再到1800年正式皈依东正教，比丘林在喀山神学院前后度过了15年的光阴。正是在这所培养他的宗教学校里，尼基塔·比丘林与他既同窗又同时留校任教的好朋友、姨母表兄亚历山大·卡尔松斯基共同度过了年轻时代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然而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和亚历山大竟然同时爱上了一个名叫塔季扬娜的姑娘。面对两份美好的感情，姑娘无从选择，这使三人都陷入了迷茫和痛苦。为了不引起争吵，保持永恒的友谊，大家最终商定，让塔季扬娜作出选择，被选中的一位与她结婚，落选的一位则远离尘世，做一名修士。[3] 尼基塔·比丘林，便是不幸落选的那位。于是他信守约定，于1800年7月18日在喀山主易圣容修道院（Казанский Спасо-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受洗入教，教名雅金夫（Иакинф）。[4] 比丘林自1822年从北京回到圣彼得堡，直到逝世都一直与亚历山大和塔季扬娜一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和亲情。

爱情的无果而终固然是比丘林出家的一个重要理由，而当时整个社会背景也是促使他选择教会生活的因素。18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以来，俄国境内非俄罗斯族居民不仅要接受贵族阶层更加残酷的剥削，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更要面临政府强制性的基督教化运动。政府不仅在全国各地建造了大大小小的教堂，还设立了大大小小的宗教学校。不只是政府，甚至于贵族地主都有义务督促依附于他们的农民去教堂礼拜。比丘林的祖父便是当地第一所小教堂里教职最低的诵经士（后升为司祭），而在比丘林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已经作为一名辅祭在同一所教堂中做事了。比丘林最终受洗入教，其出生并成长的宗教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皈依东正教之后，亚金夫神甫成为首都圣彼得堡城内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ая Лавра）的修士司祭，1801年11月开始管理喀山约翰修道院（Казанский Иоаннов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很快，1802年亚金夫神甫又晋升为修士大司祭，同年，他被派往伊尔库茨克。于是他辞别首都圣彼得堡，而这一去便是二十年的光阴荏苒。

做一名修士不是比丘林的理想，静心修行也并非他的天性使然。一如在宗教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品质一样，成年后的比丘林仍然是一个思维活跃而又个性鲜明的人。在伊尔库茨克，他出任耶稣升天修道院的院长（Иркутский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和伊尔库茨克宗教学校（Иркут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семинария）校长。从神职人员的一般观念来看，比丘林的道路颇为顺利而平坦。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转变了方向。在伊尔库茨克宗教学校，作为一名新任校长的比丘林开始整顿教务，在各年级中推行新的教学法，整顿纪律，重罚擅自行动、不守规章制度的学生。然而比丘林这种积极的行为却招致了下层太多的怨言，也遭到了学校领导层太多的排挤。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比丘林很快就失败了。1805年主教公会决定解除他在修道院的管理职务，而且将他调到托博尔斯克修道院，任宗教学校的教师，但无权做宗教祈祷。[5]比丘林的宗教仕途从此便发生了转折。

也正是由于这次变故，比丘林将时间和精力开始用在读书上。而关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各民族历史地理方面的图书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托博尔斯克图书馆是当地一所大型图书馆，藏书量非常大，种类丰富。除了神学方面的图书，这里还保存有大量不同语言的历史和地理类的学术书籍。因此，对于当时的比丘林来说这是难得的好环境。在这里，他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东方。

（二）北京时期

1805年5月，以戈洛夫金（Ю.А.Головкин）为首的、242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访华，与其随行的还有修士大司祭阿波罗斯（Аполлос）率领的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但是，阿波罗斯在途中的表现引起戈洛夫金的严重不满。途径伊尔库茨克时恰与返回此地的比丘林相识，这次的相识给比丘林的命运带来了关键性的转折。戈洛夫金看中了仪表堂堂、学识渊博的比丘林，他认为智力有限、粗通文墨的阿波罗斯不能胜任，而比丘林才是第九届团长更为合适的人选。于是在戈洛夫金的一再努力下，1807年，比丘林被任命为第九届俄国驻北京宗教使团团长，随监督官谢苗·佩尔武申（Семен Первушин）率领修士司祭三人，教堂辅助人员两人，学生四人，于9月29日自恰克图进入中国。

这一年比丘林正好30周岁。在1847年所作的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自传里他曾经谦虚地说：“在祖国那几年的学校岗位上，他什么都没有做，更不用说在学术上有什么值得纪念的东西，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教育程度所限。而且，就其教育本身来说，也不可能说什么。”[6]

第九届使团于1808年1月10日抵达北京。[7]曾经在宗教学校学习过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的比丘林抵达北京之后很快与北京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贺清泰（Poirot, Louis de,S.J.）、德天赐（Santo Agostino,Adeodato da,O.E.S.A.）等人建立了联系，并成为他们图书馆的常客。因此，比丘林对中国的最初认识还是来自于天主教传教士曾德昭、冯秉正、杜赫德等人关于中国的著述。[8]

19世纪之前的俄国驻华宗教使团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如第二届使团学生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оссохин,1717-1761）开始翻译《八旗通志》、《三字经》；第三届学生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1716-1786）不仅在罗索欣离世后接替他继续翻译《八旗通志》，还翻译了《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大学》、《中庸》等重要中国典籍；第七届使团学生弗拉德金（Ант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ладыдин,1761-1811）不仅编写了俄国第一部满语教材，还编写了满、汉、俄语多种词典。不过总体上来说，18世纪的使团教务荒废，学术成绩也有限。在比丘林看来，19世纪之前的近百年间，历届使团的成员们“既没有对科学，也没有对艺术带来任何益处”，并严正指出，列昂季耶夫等人的翻译存在很多问题，既有翻译的错误，又有晦涩难懂之处。[9]

比丘林本人对于中国典籍的翻译极为重视，北京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他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而他的清史研究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工作上。在北京的第七年，比丘林开始翻译《四书》，并加以详细的注解。他认识到《四书》是中国典籍译为外文的钥匙，而翻译和阅读中国古籍则必须了解古代和现代有关地理资料和中国历史。因此在《四书》的翻译工作完成之后他便开始了《大清一统志》中关于中国历史地理资料的摘录，然后比丘林将其缩译成16卷本的中国史。此外，北京期间他初步翻译了《西藏志》、《西域记》[10]，《资治通鉴纲目》、以及有关蒙古、西藏和西域方面的著作。[11]

不过比丘林并不是一个闭门苦读的人，精通拉丁语的他与驻华的西方传教士交往频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图书馆至今保存有他与欧洲传教士的拉丁文和法文来往信函。此外，比丘林熟悉中文、拉丁文与满文，他因此而经常受到中国官员的邀请翻译来自欧洲的文件。[12] 除了官员、士大夫，市井庶民也是他的交往对象。与社会普通市民的接触和交往既能使比丘林更好地了解他所处的中国社会，又能为他提供进行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和文献来源。居留在京的诸多少数民族，包括藏族人、回族人、朝鲜人等同样属于比丘林的社交对象。与他们的长期交往，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比丘林对中国边疆诸民族的感性认识。        

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基本上每十年左右换届一次，自1808年抵达北京至1816年已近十年时间。醉心于汉学研究的比丘林于是在1816年11月18日给俄国东正教主教公会发出一份呈报，其中写道：“请允许我再留居北京十年，好让我完成中国史地典籍的翻译和一些写作，也让我能够帮助新来的人尽快地掌握当地的语言。”[13]很幸运，比丘林的要求终被允许。之后，他与他的第九届使团又继续留居北京六年，1821年5月才动身返回俄国。比丘林回国时随身携带有重达6500公斤左右的行李，其中包括十二箱中文、满文书籍，一箱手稿，一箱染料，六件地图和一幅北京城郭平面图。

比丘林抵京之时，虽然使团驻华的历史已近百年，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使团的布道情况并不理想，不仅在中国民众之间的布道成绩微乎其微，甚至于在雅克萨[14]战俘及其后代中间信仰东正教的人数都越来越少。生活在中国社会里的这些东正教徒“象一滴水融入了大海”一样完全被中国化了[15]，不去教堂礼拜几乎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比丘林抵达北京之后接手的便是这样一个教务荒废、成员酗酒成性的宗教使团。他甚至认为这些人之所以还保持对东正教的信仰，“不是为了耶稣，而是为了面包”。[16] 另一方面，正值沙皇政府忙于应付拿破仑对俄国的大举入侵，无暇顾及远在中国的宗教使团，1811年俄国政府停止了向远在异国他乡的北京使团提供基本的生活费用。陷入窘境的比丘林于是开始变卖和典当使团的财产、房屋和土地[17]，而且他所领导下的使团成员有人开始经商，有人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8] 此外，两名学生在抵达北京后很快病故，还有一人发疯。面对如此窘迫而尴尬的局面，他放弃了整顿教务的计划，转而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的学术活动上，对其他成员也提出了必须学习汉语、满语的严格要求。使团的经济困境、气候的不适、对家乡的思念、几近被废弃的教务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恶劣状况使大家陷入一种绝望，而必须学习中国语言的要求更是引起了他们对比丘林的不满。久而久之，这些不满不免被一些成员呈报给了伊尔库茨克总督。东正教团在北京的教务状况不容乐观，作为团长的比丘林也没有为此作出什么努力，相反，他在放任其他成员的行为的同时也放任自己。自1813至1820年八年的时间里，比丘林领导的第九届东正教团共有二十个俄国人后裔和八个中国人受洗，然而参加八年八个基督教复活节的人数加起来一共才28人。复活节一般持续一周时间，教徒都要在教堂里举行非常隆重的活动。但是作为东正教团团长的比丘林竟然常常在基督教最重要的复活节不到教堂主持圣事，即使出现在教堂，也仅仅是第一天，然后就没了踪影。[19]在这样一个非常的节日里尚且如此，比丘林平日里的宗教活动想必也不会太多。

1820年底第十届使团团长卡缅斯基（П.И. Каменский）率其成员抵达北京，面对他的前任比丘林所领导的教务荒疏、纪律涣散的使团，面对比丘林下属的种种反映，他一怒之下通过护送第十届东正教团一起来华的监督官季姆科夫斯基（Е.Ф. Тимковский, 1790- 1875）将一纸诉状呈送主教公会，指责比丘林对使团的不善管理。因此，1822年1月回到彼得堡后，比丘林很快就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受到指控。

季姆科夫斯基一行于1820年12月1日抵达北京。约半年后，即1821年5月10日随比丘林及其他第九届使团成员一起从北京启程回国。恰如一句俄国谚语所言，“山与山不能碰面，人与人总能相逢”。人与人彼此之间的缘分、相互之间的关系总是奇妙的，他们大概谁都没有想到，自中国至俄国的漫漫旅程竟然培养了两人的友谊，而且双方都给予了对方很大的帮助。行程中比丘林将自己很多在北京翻译和整理好的蒙古史资料提供给季姆科夫斯基，使之最终顺利完成三卷本的《1820-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旅行》（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рез Монголию,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с картою,чертежами и рисунками.Ч.1-3. СПб.,1824.），并于182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而季姆科夫斯基，在几年之后也亲自参加了营救比丘林出狱的活动。

（三）圣彼得堡时期

由于在华期间教务荒疏等原因，比丘林回国后即受到指控。就此，主教公会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1823年8月，宗教法庭因“十二年未进教堂；出卖教堂财产；完全疏于传教士的职责；对下属监管不力”[20]等罪名对比丘林作出判决，撤消其修士大司祭教职，并关进瓦拉姆修道院（Валаам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当时关押因各种宗教罪行入狱的罪犯）做普通修士，终身监禁。[21] 此后，比丘林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三年多的珍贵时光（1823.9.4—1826.11.1）。

其实在比丘林被关进监狱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在帮助他，这其中不仅包括他的朋友，还包括未曾谋面而敬佩其汉学成就的高层人士。斯佩兰斯基（М.М. Сперанский,1772-1839）时任西伯利亚总督，他向外交大臣涅谢利洛杰（К.В. Нессельроде,1780-1862）呈报有关季姆科夫斯基随第十届宗教使团使华的情况时写道：“根据许多情况可以看出，修士大司祭亚金夫在汉语和满语方面获得了知识。希望在判定他的行为时能够公平地分析他的学术著作。”[22] 而外交大臣涅谢利洛杰本人也恰恰阅读过比丘林的译著《成吉思汗王朝前四汗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 Переведена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Пб., 1829.）和《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今志》（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юрки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Переведено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Ч.1-2. СПб., 1829.）[23]，对比丘林他赞赏有加：“我非常认真地审查了这两部书稿，认为其中所包含的资料对一般历史而言颇为重要，对我国针对中亚地区的贸易和其他打算而言也十分重要。这两部书稿的问世不仅对我国学者有利，对西欧学者也很有利，因为他们已失去了以前通过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保持的直接联系。”[24]

涅谢利洛杰于是致函时任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戈利岑（А.Н. Голицын, 1773-1844）：“此人汉语成绩极佳，若能用于为北京宗教使团的宗教和世俗学员进行语言的初级培训，将大为有益。”[25] 戈利岑很认真地将此事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反驳说：“宽待其著作而削弱法律并非公正之举！”[26]

比丘林被判入狱的同时，第九届宗教使团的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受到了不同年限的流放和监禁。

已是比丘林好友的季姆科夫斯基自中国返回俄都圣彼得堡后在外交部供职，他没有忘记监狱中的比丘林，而是尽力利用一切关系为营救比丘林铺路。比丘林终于在1826年11月离开瓦拉姆修道院，返回他所隶属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同时，比丘林在季姆科夫斯基的推荐下进入外交部亚洲司，从事来自北京方面的官方文书的翻译工作。[27] 自此，住进了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除了在恰克图的几年汉语教学之外，他在后半生里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直至1853年5月23日生命结束后仍然葬身于此。

而比丘林本人也一直在寻找解救自己的机会。他从瓦拉姆修道院发出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他的好友希林格（П.Л.Шиллинг фон Конштадт,1776-1837，东方学家，科学院通讯院士）的，信中他请求对方去自己的图书室帮他找出一些中文书籍以委托他人带到瓦拉姆修道院。[28] 另一封未显示收信人，是他请希林格转交一名高官帮助他摆脱监狱生活的。在信中他讲述了自己被选为替代阿波罗斯使华的过程以及与伊尔库茨克总督发生过不快，并且说，卡缅斯基之所以控告他，是受了那些对自己心怀不满的学生的欺骗。也正是在这封信中，比丘林给自己十多年的辛劳做了一个比较公正的评语：“如果让我为自己说句公道话，那么我可以说，在研究中国的十三年里，我一个人所做出的成绩是使团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所有成绩的好几倍”，同时又虚心地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是懒散的，为过去那些轻浮的行为我的内心里受到的责备要比现在所遭受的不幸要严重得多。直到三十五岁，我才为自己选择好准则，并且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条路。”[29] 据后来的研究者考证，此信可能与鲁缅采夫（Н.П.Румянцев, 1754-1826，曾任商业大臣、外交大臣、国务会议主席、国务总理等职）伯爵有关。不过，不管是何方力量的帮助，比丘林最终在1826年11月1日被释放，重获自由。俄国外交部对比丘林有着很高的评价：“作为一名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人，作为一个东方学家，在当时的俄国还没有谁可以与之匹敌”。[30] 因此，在他出狱之后很快就被推荐到外交部供职，每年还可以领取1200卢布的薪俸和300卢布的著作补贴。然而这些费用对于比丘林来说，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之外，用来出版几乎很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大部分著作的出版都要或多或少地依靠各方的资助。

在以第三人称叙述的《自传》里比丘林说：“在1821年开始返回俄国时，亚金夫神甫就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他不打算立刻向大家展示一个中华帝国全景图，而是首先让大家认识与这个中央帝国西部、北部相毗邻的地区，也因此，他首先着手出版相关的译著。”[31] 在瓦拉姆修道院里比丘林并未中断他的工作，而是一直坚持中文典籍的翻译和整理。从他手稿上的所署日期看，监狱时期就开始了《西藏志》、《蒙古札记》、《准噶尔记述》、《北京志》、《成吉思汗王朝前四汗史》、《三字经》、《公元前2282年至公元前1227年的西藏青海史》等许多中国典籍的翻译和整理。[32] 这些译著在他获释后相继出版发行。

自1822年返回俄国，比丘林关于中国的各类文章就开始不断地发表在《西伯利亚通报》（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33]、《北方档案》（Северный архив）、《莫斯科电讯》（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莫斯科通报》（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祖国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34]、《国民教育部杂志》（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和《内务部杂志》（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俄国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35]、《现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36]等一些当时俄国文化界主流杂志上。他的文章一旦发表便会引起文化界的极大关注，一些杂志的主持人如先科夫斯基（О.И.Сенковский, 1800- 1858）[37]、波列沃伊（Н.А.Полевой,1796-1846）[38]等不但成了比丘林作品的评论人，成了他的好朋友。比丘林还因此结识了一批诸如诗人普希金（А.С.Пушкин, 1799-1837）、作家、音乐家奥陀耶夫斯基（В.Ф.Одоевский, 1804- 1869）、寓言作家克雷洛夫（И.А.Крылов,1768-1844）、讽刺作家巴纳耶夫（И.И.Панаев,1812- 1862）等文化精英。在他们的家庭聚会上，常常有一位“稀稀疏疏的胡须呈楔形、深褐色头发、棕色眼睛，稍有凹陷的消瘦的双颊、微微突出的颧骨”的酷似“亚洲人脸庞”的人神采飞扬、高谈阔论。这就是比丘林。他总是这样兴致高昂地向大家介绍自己所看到的、不同于欧洲传教士描绘的一个文明的、法制完备的中国。无疑，比丘林是他们当时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的最好途径。

作为一名学者，比丘林与俄国的社会精英广泛交游，而作为一名基督徒，比丘林的心中却装满了凡夫俗子的复杂感情。比丘林回国后与亚历山大和塔季扬娜一家仍然是亲人和朋友，而且，亚历山大和塔季扬娜家人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别墅也是他每年夏天与他们团聚的地方。这时候的他总是身着一套中国服装，手捧一杯中国茶，在别墅里那个中国凉亭里进行他的汉学研究工作。在那里他还常常给大家讲中国故事，讲中国人智慧的教育方式，也积极地教孩子学习汉语。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在塔季扬娜的最后时光里，比丘林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

晚年的比丘林身体欠佳，患有风湿等多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再也不能轻松地离开修道院前往别墅与亲人们团聚，只有修道院那个小小的居室是他最后的憩息地。在他重病缠身的最后一些日子里，正是亚历山大和塔季扬娜的女儿和外孙女莫列尔（Н.С.Моллер）还常常前来修道院探望，给了他无限的温暖。最后，莫列尔几次来敲门，都不见比丘林的回答，便误以为他已外出。然而，当莫列尔怀着一种不安，最终不得不要求修道院强行打开房门后，她才发现，她的比丘林爷爷尽管还神志清醒，但已经是奄奄一息。当小姑娘莫列尔打开他的柜子找东西给他盖的时候，她发现除了书籍外，比丘林穷得只有一件旧棉袄了。然而令人倍感遗憾的是，比丘林最终还是在无人相伴的凄凉中，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修道院的斗室里悄悄离去，直到第二天才被发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离开了他挚爱的汉学。此后，只有墓碑上八个刚劲的汉字——“无时勤劳、垂光史册”孤独地守护着这位伟大汉学家的亡灵。

比丘林与当时影响整个俄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交往，其影响和作用是双向的。普希金从他所亲自题名赠送的《西藏志》（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а в нынешнем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и,с картою дороги от Чэнъ-ду до Лхассы,перевел с Китайского.СПб., 1828.）和《三字经》（Сань-цзы- цзин, или Троесловие с литографированным китайским текстом. Переведено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Пб., 1829.）里初步认识了中国，将“长城”、“孔子”等字眼写入了自己的诗行，并且一度希望前往这个长城脚下的东方国家。此外，普希金在1833年11月开始撰写长篇历史小说《普加乔夫》（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ева.СПб.,1834.）时还使用了比丘林提供的手稿来描写卡尔梅克人逃亡的历史事件。[39]

除了与文化界的接触，比丘林与当时活跃于社会的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Н.А. Бестужев,1791-1855）等也有交往。比丘林十分珍惜与他的友谊，直到去世都一直将他所赠送的念珠挂在胸前。没有文字显示比丘林受了十二月党人何等的影响，不过，1831年时尽管已经是54岁，他依然做出了脱去僧服的决定。于是他向主教公会提出了脱离教职的申请。庆幸的是主教公会同意其请求，而不幸的是尼古拉一世最终否决了主教公会的呈报，所以比丘林最终也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作为一名修士大司祭，宗教在比丘林心中究竟占有怎样的位置，我们不得而知，也同样没有他个人的文字来佐证，不过，他极力反对莫列尔母亲将小莫列尔送往修道院学习。而且，在回忆里莫列尔说：“尽管爷爷是一名修士”，但他“从来不吃斋”[40]，而且，“不进教堂，甚至不划十字，对僧侣生活简直是憎恨”[41]。不仅如此，比丘林在亚历山大和塔季扬娜家度假的时候，还曾经脱去僧服，化装成常人与其家人、邻居等一起偷偷潜入剧院看他所欣赏的一位女演员的芭蕾舞演出。对于一名神甫来说，在当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比丘林并非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比丘林的感情是丰富的，他的生活也是充实的。除了与亲戚的相聚、相伴，除了与朋友们的聚会、交流，学术——汉学研究，才是他生活的重心。

比丘林的学术活动有着一定的历史背景。16世纪下半期俄国的殖民势力已经扩展到了西伯利亚，中国的丝织品等货物也开始出现在俄国社会；17世纪末中俄两国之间已经有了由边界冲突等因素引起的雅克萨战役，而自那时开始，描写中国的各类出版物越来越多出现在欧洲并流传到俄国。无论是出于政治的因素，还是双边贸易的考虑，俄国政府及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的兴趣都在与日俱增。这就是俄罗斯汉学开始作为一门学科在进入19世纪后兴起的大背景。另外，19世纪上半期既是尼古拉一世暴政肆虐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活跃、流派林立的时期，作为一个有思想的学者，比丘林当然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然而对于比丘林个人而言，推动他学术研究的更多的因素是他个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这一点与他之后的卡法罗夫有很大的不同。

二、比丘林的学术成就

比丘林的学术活动领域甚广，如果按照时间来看，前期主要是翻译，也发表关于中国的各类文章，后期是汉学的主要专著（前期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收进了后来出版的专著里）。按照类型来看，那么可以分为译著和专著两类。按照内容分类的话，那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大的方面：语言和词典；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状况；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

（一）编纂词典与汉语教学

比丘林在中国语言方面的研究有两种：语法教材的编纂和诸多词典的编纂。为了学习语言并编辑字典，比丘林经常自称“和先生”，身着中国长袍出现在集市、商场、店铺，记录一些实物的名称和发音，回家后在汉语老师的帮助下对词汇一一进行核对和检查。[42] 同时与皈依东正教的中国人和供职在俄罗斯佐领的俄罗斯人练习口语。[43] 为了更多地掌握词汇，他甚至于尽量购买一切能够买得到的包括鸟类、树木、花草等多种动植物、矿物，在住所旁边开辟植物园，同时也注意观察中国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44] 经过比丘林刻苦而有心的学习和积累，四年后终于编辑成一部丰富的汉俄词典。

在词典的编纂方面比丘林也付出了很多辛劳，回国之后比丘林继续编纂各类字典。只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档案馆就保存有他的5种词典的手稿，它们分别是：《汉俄词典》、《汉俄语音简明词典》、《汉拉（语音）词典》、《满—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词汇词典》。[45] 除此之外，圣彼得堡大学的图书馆里还保存有3种词典手稿，其中一种是9卷本的《汉俄语音词典》。[46] 比丘林的各种词典在当时的俄国学术界基本上都是最早的，遗憾的是它们至今都没有出版。[47]

在俄国早期汉语教学方面比丘林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21年比丘林一行在回国途中路经恰克图，结识了当地的著名商人伊古姆诺维（Н. М.Игумновый），出于兴盛的恰克图贸易对汉语人才的需求，伊古姆诺维提出在当地筹建一所汉语学校的设想，比丘林当即表示赞同，并表示愿意亲自为此编写一本汉语语法。可是比丘林还是要随使团其他成员一起返回圣彼得堡，所以关于这所学校的计划就此搁置。

1830年初希林格科学考察团赴中俄边境城市恰克图考察，出于语言的需要邀请比丘林参加。比丘林欣然前往。于是他再次与伊古姆诺维相见。1832年11月恰克图海关开办了学制为四年的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从北京回国途经恰克图的第十届东正教团学生克雷姆斯基（К.Г. Крымский）共同执教。教学中所使用的教材《汉文启蒙》为比丘林本人编写。

比丘林不但为学校编写了语法教材，还亲自制定了教学纲要，其中规定：第一年讲授汉语语法，并同俄语语法进行比较；第二年除了语法再加设一门商业会话课；第三年扩大会话的内容，学习简单文章的翻译；第四年除了练习口语之外，学习如何将句子和短语应用于各种交际场合，如何区分中文的文体、口语和书面语。[48] 比丘林在恰克图的教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838年初返回彼得堡，是俄国早期汉语教学成功的尝试，更为之后的汉语作为一门课程的教学提供了典范。

比丘林的《汉语语法》于1835年在彼得堡出版，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奠定了俄国汉语语法教学的基础。1838年修订后在圣彼得堡再版后于1839年第二次获得杰米多夫奖，成为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的教材。该书1908年在北京第三次出版，作为20世纪驻华东正教团成员学校汉语的教科书。

《汉语语法》一书包括中国语言和文字两部分内容，分二十四章：关于汉语；发音；关于汉字；汉字的构成；笔画；六书；拼写法和标点符号；音节；声调；偏旁部首；汉字的书写；汉语中字和发音的变异；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方言；前置词；连词；感叹词；实词和虚词；实词的使用；虚词的使用。附录的内容有：以70字举例说明其书写的笔画；六书的形体；23组46个容易混淆的汉字；84个汉字的变体；131个汉字古今写法；214个偏旁部首[49]；中国人称呼语的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等内容。作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这本《汉语语法》从发音到汉字到语法都有讲解和例子，和会话、翻译、写作等课程一起相互巩固，对当时恰克图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说一本难得的好教材。此外，附录里还附了法语、葡萄牙语和英语拼写汉语语音的音节表，而尤为令人注目的是他本人编写的446个音节的“汉语语音俄语拼写字母表”（Таблица русскаго начертания китайских звуков с значением и ее ударений）[50]。这份“汉语语音俄语拼写字母表”完善了罗索欣以来俄国已经出现的汉语语音俄语拼写体系，为俄国学生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方便。

比丘林在中国十三年间的努力学习使他很好地掌握了汉语，回国后的辛勤工作更使他的翻译水平日趋完善。这一切都为他后半生的汉学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关于中国历史文化

比丘林全部的汉学研究都是以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研究为核心的。

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关于中国的研究已经数不胜数，众所周知，这些研究绝大部分出自欧洲驻华传教士之手。然而，比丘林对欧洲的汉学研究却不尽赞同。

在一部著作的前言里他说：“在欧洲，中国至今不仅仅从地理概念上被看作成亚洲的一部分，而且在国民教育方面被认为是野蛮和不开化的：因为他们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不悟。一些早期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居高临下地描写了这个国家的自然与国民状况，但是其中一些人对它的风俗习惯只是一带而过。后来的一些热忱于基督教的天主教传教士，在描写中国人的多神教道义的时候很自然地使用了阴暗的笔触，而这一点，却深深地吸引了聪明的欧洲人。”[51] 他还写道：“他们关于中国所写的许多东西真实而详细，他们虽然有机会从各个方面观察中国，但是过多地从事于传教事务，而以很少时间来全面观察这个国家。……有些人由于希望把基督教信仰的神圣原则凌驾于异教之上，故意从坏的方面来描写中国，有时甚至过分地渲染。另外一些人则想在中国的传说中寻找与圣经历史上的古老事件的相同之处，尽管这些事件与东亚没有任何关联。”[52]

同样作为基督徒，比丘林在观察、描写、研究中国时却极少因他批评的“热忱于基督教”之原因做出有失偏颇的结论。相反，比丘林在与当时俄国文化名流的交往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认为基督并不高于孔子”。[53] 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肯定与认同。

有了以上所述比丘林对于中国文化态度之前提，我们再来了解他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方面的相关著作。

184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Китай, его жители, нравы, обычаи, просвещение. СПб, 1840.）是比丘林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专著。该书以朴实的语言介绍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的语言与文字、教育、宫廷礼仪、民间节日、饮食、服饰和风俗；农作物的种植范围；刑法；萨满教等等。但是评论家先科夫斯基（О.И.Сенковский, 1800-1858）批评道：“我们的汉学家的新作好像不是为专家所写，因为难以在其中找到新颖内容，但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那些急于了解中国信息的普通读者的好奇心。”[54]同年，先科夫斯基再次发表评论：“假如从这本书判断，那么，中国人是所有人类美德的典范；我甚至看不出他是一个胆小鬼还是一个受贿者：在这个国家一切都那么美满，一切都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法律是那么圆满地实行，君主是那么地仁慈，官吏是那么地勤勉，道德是那么地纯洁，甚至哲学都是那么地崇高，以至于读亚金夫神甫的书不能不感到惊讶，不能不嫉妒中国。”[55]而且，“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中国的衰弱，而他一句都没有说”[56]。然而按照比丘林自己所说，“这是一本文与文彼此之间并无紧密关系的、介绍中国各种知识的文集”，“因为其出版目的就是为下一部专著准备材料”[57]，也因此，“汇集在该书的这些文章的大部分内容直接译自中文”[58]。可以看出，作者本人并未追求将这本书写成一本学术性极强的专著。比丘林对于中国的认识也并非批评家所批评的——只看了美好的一面，作者在这部新作中明确指出：“从不偏不倚的观点看，可以准确无误地说，中国人民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也有相当多坏的东西，但是美好的要比坏的多。”[59]因此对于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评论家的批评，比丘林认为“不值得回答”[60]。

比丘林另外两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是184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华帝国详志》（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СПб.,1842.）和1848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中国民情与风尚》（Китай в гражданском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СПб.,1848.）。这两部重要的汉学著作分别与1910年和1912年在北京再版，2002年在莫斯科同时再版。

《中华帝国详志》一书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中国的自然地理状况、动植物、矿产区域；居民，宗教，教育，工商业；度量衡、钱币与邮政；国家财政预算，政治沿革，行政区划，政体形式，国家机关，刑法，军事等。第二部分包括：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中国边疆地区的自然状况、气候、居民，语言、信仰、政权更替等内容。此外，附录的内容包括：长城、茶叶的生产，水路交通、以及蒙古和西藏的法令等。该书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获得了1843年杰米多夫半奖。[61]

1844年11月27日比丘林写给《俄国人》(Москвитянин)杂志主编波戈金(М.П.Погодин)的信中说已经完成了自己最后的作品——《中国民情与风尚》和《中国文人的宗教》（Описание Религии Ученых,Пекин,1906.）。[62]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民情与风尚》直到1848年才在圣彼得堡出版，而《中国文人的宗教》在他生前竟然一直未能面世，1906年才由驻华宗教使团在北京刊行。

《中国民情与风尚》包括清代的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审级制度、法律的执行和实施、教育状况、以及民间习俗等内容。如以上两种著作一样，该书的史料来源主要是《大清会典》等典籍。诚然，他对史料掌握与利用的程度无可非议，然而他的著作中缺少对现实社会、下层民众的现实关怀，更多地是停留在官方史料的咀嚼与消化上，从一定意义上说比丘林是一位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者。

遗憾的是比丘林并没有留下关于欧洲包括俄罗斯哲学与宗教的著作，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他对欧洲哲学与宗教的看法。而中国宗教与哲学，在他的笔下是浑然一体的。

关于中国的宗教比丘林有一段饶有兴味的话：“现在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对于欧洲人来说非常惊奇的是，他的哲学是和宗教紧密相连的。在这里我把儒教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国教，民间的宗教。这一宗教的内在成分以纯哲学之原初为基础，并且，这种哲学通过学校的教育渗透到民众的各个阶层，就象水渗透到海绵中一样。反过来说，这种古老哲学的大部分又正是来源于这种宗教之原初，而这种宗教产生于中国人的国民启蒙教育。现在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宗教，还是哲学？”[63]

就儒教的起源来说，比丘林认为“它们产生于人类大自然本身”。[64] 但是对于“儒教”中的“教”字，比丘林并没有与西方基督教做概念和实质上的比较，只是指出：“中国人认为‘宗教’一词的意义就是教义本身，也就是在敬神和道德方面的某种思想形式”，而且，“它是一种学说，一种流派，是一种宗教学说在仪式与教理精神方面的阐述。”[65] 因此在《中国文人的宗教》一书中，比丘林叙述的并不是“儒学”本身，而是指祭祀活动。书中内容包括其敬拜对象、祭服、祭祀器具与用品、祭坛、祭坛之平面图、祭坛中的牌位、祭祀仪式的准备工作、祭祀仪式的程序、首都的祭日、各省的祭日等内容。

关于中国人敬拜的对象，包括“上帝、大气（包括神和鬼）、人（包括圣人、伟人、先贤等）”。[66]而普通民众的祭祀活动有：“对祖先，尤其是故去的父母也要因感激而进行宗教祭拜”；“中国人都有家族墓地，必要的时候在那里进行祭拜故去先人的活动；在中国人的家里，他们在其他民族侍奉上帝的位置摆放写有故去先人的牌位以供奉。”[67]所以，“儒教解决了欧洲人难以理解的两个关于中国的问题：1、为什么那里甚至在年轻人当中都很少有不结婚的人；2、为什么中国人不在异域结婚并永久定居。”[68]

此外，1829年圣彼得堡出版了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它的独特之处是中俄文对照并对其中的历史、文化典故加以解释，共附注103条。用比丘林的话说：《三字经》“文体简短而意义饱满，语句简洁而思想深刻”[69]；“从内容上看，这是完整的百科全书。从用途上来说它是为了儿童成长而编写的，尽管过于简短，但是非常合理。它是全面认识中国教育的钥匙。”[70]该译本出版后先后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材。

同年出版的还有译本《北京志》（Описание Пекина,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плана сей столицы, снятого в 1817 году.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Пб., 1829.），该书节译自清代吴长元辑《宸垣识略》，其中介绍了包括紫禁城、皇城以及各大名胜古迹在内在北京城的轮廓，书后还附有比丘林1817年所完成的北京城郭图[71]。为了绘制该地图，几年来比丘林几乎走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亲自步行以测量纵横交错的街道巷隅。[72] 在一位写生画家的帮助下，比丘林最终利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地图的绘制。对这副倾注了大量汗水的地图比丘林本人相当满意，他说：“这幅北京地图在当今的欧洲是仅有的一幅。任何一条大街，甚至于一条偏僻的胡同都没有遗漏掉；所有的古迹建筑也都标在准确的位置上；总之，城墙和街道的尺寸都是正确的。”[73] 正是由于这张地图的“完整、可靠、准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所利用。[74]

（三）中国边疆史地

1、比丘林关于蒙古的翻译与研究

 

蒙古学研究是比丘林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828年底，两卷本《蒙古札记》在圣彼得堡正式出版，书中收录了同年发表的几篇文章。《蒙古札记》不只是简单的中国典籍翻译，作者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问题，它的出版给比丘林带来的荣誉是使他在1828年底入选为科学院院士。该书内容分为四部分：比丘林本人1821年返回俄国时自北京至恰克图的旅行日记；蒙古地区自然地理方面的资料；蒙古民族的历史；清朝实行的蒙古法典。对于蒙古人的起源问题，比丘林批评了当时欧洲一些学者的错误观点。他认为他们对蒙古民族和历史了解太少，很多研究都是凭臆想而作出的错误结论，而且他们往往将一个强盛的种族当作一个民族，认为他们在起源和语言比其他种族优越。[75] 他认为，享有世袭统治权的蒙古种族不一定就是出身于蒙古家族，而是被封为了蒙古人的称号，并且越来越习惯于这一统治者家族的称号。因此，蒙古人不同的宗室曾经被冠以鞑靼人、契丹人、回纥人、突厥人、鲜卑人、匈奴人等不同的名称。[76]

比丘林另一部关于蒙古史的著作是自《元史》前三卷和《通鉴纲目》选译的《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История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ханов из дома Чингисова. Переведена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Пб, 1829.），该书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比丘林对译自《元史》的内容作了解释和说明，而对译自《通鉴纲目》中每一年代内容的则作了摘录。[77] 因为，“《元史》和其他的帝王传记不同的特点是，它包括了纯粹的历史事件，但不包括与其相关的历史背景，《通鉴纲目》则相反，它在详细描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对历史背景也作了简要的说明。”[78]

在比丘林之前，欧洲学术界对于蒙古史的研究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成果颇多，相比之下俄国的蒙古史研究微乎其微。比丘林对蒙古史典籍的翻译与著述则开启了俄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

 

2、比丘林关于中国西部地区的翻译与研究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另一项内容是中亚民族与历史，而古代中亚民族与北方的蒙古诸族有着紧密的联系。

比丘林第一本关于中亚地区的著作是182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准噶尔和东突厥斯坦古今志》（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 Переведено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Ч.1-2, СПб, 1829.），该书译自《西域传》、《前汉书》、《西域闻见录》等中文史料中的部分内容。书中首先介绍了西域地区诸多古代地名的位置，然后分别详细介绍了各地的历史与地理状况，当地民族的历史沿革，以及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等丰富内容。在当时的俄国，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西部的历史著作，获得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1833年第3—5期《内务部杂志》(Журна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连载了比丘林的文章《十五世纪以来的卫拉特，即卡尔梅卡人史评》（《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а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етия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文章于1834年在圣彼得堡刊行成书，1991年埃利斯塔再版。在该书中比丘林不仅仅使用了《西域闻见录》等中文史料，使用更多的是俄文专著，其中有雷奇科夫(П.И.Рычков)、利波夫采夫(С.В.Липовцев)，以及满学家.列昂季耶夫(А.Л. Леонтьев)等人的作品。[79]《十五世纪以来的卫拉特，即卡尔梅卡人史评》一书包括两部分内容：准噶尔卡尔梅卡人、伏尔加卡尔梅卡人。第一部分叙述了早期蒙古诸部族及其与中国内地、西藏的关系，第二部分叙述17世纪卡尔梅卡人向西迁徙的历史以及后来的清廷与俄之间关于卡尔梅卡人的交涉等事宜。《十五世纪以来的卫拉特，即卡尔梅卡人史评》一书使比丘林第一次荣获俄国最高科学奖杰米多夫奖。

比丘林另一部有关中亚和蒙古的著作是三卷本的《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ние времена. В 3-х частях, с картою на трех больших листах. Сочинение монаха Иакинфа, удостоенное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имией наук демидовской премии. СПб, 1851.）。1846年比丘林应科学院之邀开始编纂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9世纪中亚民族史”。[80] 1851年该书在圣彼得堡初版时封面以“古代中亚民族史”（《История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древния времена》）为名。1950-1953年俄国科学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再版了这部三卷本的巨著。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是《史记》、《前汉书》、《后汉书》、《金史》、《魏书》、《隋书》、《唐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等。在第一分册中比丘林简要介绍了上述中国典籍，然后分节描写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契丹各民族部落的历史。第二分册包括朝鲜列传、东夷列传、渤海郡王等章节。第三分册则为古代中亚民族史地图地理指南，为阅读前两分册内容提供了方便。该书的出版使他第五次获得杰米多夫奖。

除了上述两种著作，比丘林以“中亚”命名的著作还有《东亚中亚史地资料汇编》（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Срединной Азии. Чебоксары, 1960），该书是俄罗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古米列夫(Л.Н.Гумилев)和何万(М.Ф.Хван)根据比丘林手稿编辑而成，与1960年在切博克萨雷出版。该书虽以“中亚”、“东亚”命名，但其内容实际上是包括了中亚地区和东亚地区在内的中国所有省份，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俄国等的地理概念和信息的资料汇编。对于中国各省主要地区、城市和山川河流，作者对其方位以及与省会的距离作了说明，而且大部分地名还注明了具体的经纬度。对于中国古代史地的研究者来说，它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

 

3、比丘林关于西藏的翻译与研究

 

1828年圣彼得堡出版比丘林的译著《西藏志》（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а в нынешнем его состоянии. С картою дороги от Чэнъ-ду до Лхассы. Перевел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 Иакинф. СПб, 1828.），这是比丘林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著作。该书译自中国历史地理著作《卫藏图识》，但是比丘林没有注明译本的中文出处，这在当时曾受到批评家的指责。不过译本中保留了1792年鲁华祝所作序言。对于书中诸多内容比丘林作了较为详细的注解。

《西藏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自成都至拉萨、自成都至打箭炉、自打箭炉至里塘、自里塘至巴塘、自巴塘至察木多、自察木多至拉里、自拉里至拉萨、自西宁府至拉萨等数条不同的线路。第二部分包括：西藏的山川河流、艺术、服饰、婚葬、宗教、寺院、法律等诸多方面。书后还附加了自成都至拉萨的地图和布达拉宫的彩色远景图。

对于当时对中国西藏知之甚少的欧洲来说，比丘林的《西藏志》无疑成为了解西藏的一扇窗，立即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注意。《西藏志》在圣彼得堡出版后，德国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H.J.Klaproth,1783-1835）的法译本也很快问世。

比丘林另一部关于西藏的译著是《公元前2282年至公元1227年的西藏青海史》（圣彼得堡1833年版）（《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 2288 года до Р.Х. до 1227 по Р.Х.》с картою на разные периоды сей истории. Переведено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Бичуриным. Ч.1-2. СПб, 1833）。该书内容摘译自《廿三史》和《通鉴纲目》[81]，分为两分册。第一分册叙述唐古特人的起源、唐古特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和战争、唐古特人与汉人的融合、鲜卑族等在青藏一带的迁居、藏族的起源、藏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藏人与中国内地的各种关系等等。第二分册包括西夏的建立、拓拔氏与宋辽金的关系、吐蕃的兴起和发展及其与唐的关系等，最后作者还附有中国历史编年和青藏地区的地图。

该书与《西藏志》作大量注解的翻译风格不同，基本上是对中国部分典籍的直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希望给学术界以译文原件的完整面貌，我不作任何注解，也不改变任何一字”。[82]

比丘林的辛苦写作不但得到了俄国文化界和官方的赞誉，作品在国内曾前后5次获得杰米多夫奖[83]，并且在1828年底入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而且在欧洲国家也获得了认可，于1831年被巴黎亚洲协会入选为会员。

除以上所列之外，比丘林还有大量手稿未被整理出版，这些手稿分散在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东方学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喀山神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名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图书馆）等单位。[84]

基于比丘林以上丰富的著作，俄国东方学家巴尔托尔德（В.В.Бартольд, 1869- 1930）认为“俄罗斯东方学在1851—1852年就已经超过了西欧”[85]。苏联时期著名汉学家斯卡奇科夫说：“比丘林的名字留给祖国科学的，是光荣和骄傲。”[86]

比丘林手稿所包含的内容与已经发表、出版的文字一样，也同样丰富而广博：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和《大清会典》等大型典籍资料的译文手稿；《四书》等经书的译文；也有《中国钱币》（译自日文）、《牛痘的接种》、《法医》、《中国星学》、《关于黄河和运河的护岸工程》等各类科学方面的译文；还有《关于“西藏”一词的来历》、《俄国与中国西部边境的贸易状况》、《英国人在中亚的贸易》等文章和专著；尤为重要的内容还有比丘林北京时期与当时驻华耶稣会士的来往函件，以及回国之后写给一些重要人士的信件。这些价值重大而笔迹难辨的手稿对于我们来说还很遥远，可喜的是俄国国内总是有一些学者钟情于汉学也钟情于比丘林，他们一直在从事中俄关系史料与汉学著作方面的整理工作。因此，随着比丘林的手稿被整理出版，将会有更多的内容呈献给我们。

三、比丘林学术研究的意义与评述

相对于欧洲传教士形形色色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9世纪之前俄罗斯的汉学研究无论从其关注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上都远远不够。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等人的翻译和文章绝大部分都没有出版，至今仍是束之高阁的手稿，所以并没有给社会上的广大读者带去很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只是代表了俄罗斯汉学的萌芽。而这位身着教袍而心系俗世、身负重任赴华却辜负了教职的比丘林，撰写并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文字，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清代社会各个方面，奠定了俄罗斯汉学在19世纪走向繁荣的基础。所以说，比丘林在19世纪的东方学领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总体上看，比丘林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编写了在俄国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本汉语语法教材并且流传很久，为俄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他编辑的多种字典也是为后人留下了的宝贵财富。他对《三字经》文本的大量注释，对儒道释三教的研究开启了俄国学界研究中国文化的大门。第二、比丘林依据中国史籍翻译和撰写的中国边疆史地方面著作不仅给首先俄国社会带去了大量信息，还开创了俄国的蒙古学、藏学，和中亚民族等领域的研究。而且，他的这些著作还流传到欧洲，不仅为他们最先介绍了西藏，还纠正了欧洲学者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错误。第三、比丘林的汉学研究都在很大程度利用了中国的重要典籍，并且转变了18世纪罗索欣等人对中国史料简单翻译的状况，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综合研究，也因此，他的著作为后来的汉学家们提供了史料方面的可靠依据。第四、比丘林依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和观察撰写的清代社会给俄国读者以最真实的描绘，更使已经开始发展的俄罗斯汉学摆脱了从前翻译和出版欧洲传教士的汉学作品、附和欧洲声音的状况，摆脱了依赖欧洲认识中国的状况，从而也促进了俄罗斯汉学的民族化。

他极力抨击俄国在学术等方面对欧洲的模仿，跟随欧洲的声音，促使俄罗斯汉学走向民族化，摆脱以往的局面。他说：“如果我们从彼得大帝至今都不是一贯地醉心于对欧洲的盲目模仿，那么在各个教育领域我们早就实现了的独立。那些以为西欧在教育上早就远远超过我们，认为我们只能仿效他们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的。这样的想法削弱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使我们几乎变成了别人，而不能用自己的智慧思考。这样的想法也阻碍了我们在不同科学领域里的成功。有理性有智力的不只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如果我们还是盲目地重复法国人或德国人写的东西，那么，重复他们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文字将使我们永远倒退，而我们的智力将永远停留在模仿别人那些常常是奇怪而且荒谬的文字上。”[87]

而比丘林汉学研究的缺失主要表现有两点：缺少现实关怀；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较为简单。

比丘林三种重要的专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和《中国民情与风尚》都主要使用了是《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中文典籍。诚然，他对史料掌握与利用的程度是无可非议的，尽管他也对最底层的中国百姓表示了同情，然而他的著作中还是缺少了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下层民众的现实关怀。对于和珅、穆彰阿一类影响重大的腐败案件竟然没有出现在他的文字中，只有一句“一些徇私舞弊的行为还是根深蒂固的，政府只能努力采取各种手段以减轻这些问题带来的危害”轻描淡写而过。“经历了四千年经验考验”的、应该为“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都借鉴”的中国法律只是比丘林从大清律例的文本中获得的概念。因此说，比丘林在很大程度上更多地是停留在对官方史料的咀嚼与消化上，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是一位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者与翻译者，然后才是观察家、研究者。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与他所居住的环境有关。他在中国居住虽然长达13年半，但是从未走出北京城，没有机会去其他地区体察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对经历了康雍乾盛世后清王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缺乏准确的把握。所以他笔下的清代社会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是，相较于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比丘林一直力求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文明的优越感，力图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全貌。

作为中国人，比丘林著作应该为我们所了解的意义在于：第一，比丘林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所作的古代史研究、清史研究对我们考察国外汉学、中外文化交流史、甚至于中国历史来说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第二，比丘林的学术成果促进了俄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对中俄文化交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他的作品为沙俄侵略扩张主义者所利用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