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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地名辨正二則——“馬金山”、“忽蘭若班”二地札記

发布日期:2018-12-30 原文刊于:《文史》2016年第4辑
曹金成

 

《元史》中有兩个僅出現一次的地名“馬金山”與“忽蘭若班”,分別見於卷三五《文宗紀四》和卷一〇〇《兵志三》,然通過對勘相關史料,此二地名皆有誤,前者實應作“金馬山”,後者實應作“忽蘭荅班”,中華書局點校本皆未校出。茲作辨正如下。

 

 

《元史》卷三五《文宗紀四》至順二年(1331)春正月己卯條載:

 

行樞密臣言:“十一月,仁德府權達魯花赤曲朮,糾集兵衆以討雲南,首敗伯忽賊兵於馬龍州,以是月十一日殺伯忽弟拜延,獻馘於豫王。十三日,戰于馬金山,獲伯忽及其弟伯顏察兒、其黨拜不花、卜顏帖木兒等十餘人,誅之,餘兵皆潰,獨祿余猶據金沙江。”有旨趣進兵討之。

 

據《元史·文宗紀三》,至順元年正月,雲南宗王禿堅、萬戶伯忽等舉兵反,攻陷雲南行省省治中慶路(治今雲南昆明),劫持行省左丞忻都。二月,禿堅自立為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1]。上引史料敘述了平叛元軍擒斬伯忽的經過。其中提到幾個地名,仁德府、馬龍州皆為元代雲南行政區劃,唯馬金山不見於史載。而在其他材料中,該山的名稱卻有所不同。

黃溍《宣徽使太保定國忠亮公神道第二碑》記載:被劫持的行省左丞忻都暗中策反了叛軍將領忽哥兒、兀馬兒,“相處既久,因說以逆順禍福,刺血撓金為誓,謀共殺反者”。當元軍前來討伐之時,“伯忽遣忽哥兒、兀馬兒往拒之。行次霑益州,兩人如公(引者按:指忻都)宿約,徑回金馬山,殺伯忽兄弟三人,得其所劫省印以授公,復立行省。公遣使以三人首級獻于京師”[2]。儘管在細節上與《元史·文宗紀四》有所出入,但所述均為伯忽兄弟三人被殺之事。可以看到,在黃溍筆下,伯忽敗死的地點不是“馬金山”,而是“金馬山”。檢驗其他史料可知,當以後者為確。

《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卷中《雲南等處行中書省·中慶路》“景致”條載有“金馬山”山名,注曰:“俗傳昔有金馬隱現於山,漢宣令王褒祭金馬、碧雞,故二山皆有祠。”[3]所稱王褒祭祀一事,見於《漢書•王褒傳》:“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4]同書《郊祀志下》亦載:“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5]據向達先生研究,金馬碧雞的傳說本來出現於姚州(今雲南大姚)一帶,後東移至昆明附近,昆明周邊的東、西兩座山遂分別被稱為金馬山和碧雞山[6]。實際上,《元史》就曾提到這座金馬山。卷四六《順帝紀九》:“(至正二十二年三月)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明玉珍弟明二。”卷一六七《張立道傳》也記載雲南“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之間”[7]。直到今天,金馬山的山名仍然存在,所以較新出版的雲南地方史著作將伯忽敗死之役概括為“再戰於金馬山,伯忽被擒”[8],未用《元史·文宗紀四》中的“馬金山”一名。“馬金山”顯然是金馬山的倒誤,應予乙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腹裏所轄軍民屯田”條下載:

 

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月兒魯官人言:“近於滅捏怯土、赤納赤、高州、忽蘭若班等處,改置驛傳,臣等議,可於舊置驛所設立屯田。”從之。[9]

 

這段記載不見於《元史》紀、傳等相關史料。其中的“月兒魯官人”,即玉昔帖木兒,成吉思汗“四傑”之一博爾朮之孫,時任御史大夫,《元史》本傳稱其為“月呂魯那演”[10]。上引史料主要敘述了玉昔帖木兒建言於滅捏怯土、赤納赤、高州、忽蘭若班等驛站處所設立屯田之事。“忽蘭若班”一詞中,“忽蘭”應該就是《元朝秘史》中屢次出現的“忽剌安”(hula’an),旁注為“紅”[11]“若班”則頗為難解,蒙古語中并無相近詞匯。清人魏源(17941857)所著《元史新編》於此處將“忽蘭若班”改為“忽蘭荅班”,但未說明依據[12]。通過參照其他史料,可以推斷,魏源的修改是正確的,“若班”實應作“荅班”,若、荅二字形近致誤。

首先,元代蒙古語中确实有“荅班”一词,即《元朝秘史》旁注為“嶺”的“荅巴安”(daba’an[13],今杭愛山就被時人稱為“抗海荅班”[14]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今存蒙元時期漢文文獻中確曾出現hula’an daba’an一詞,但却被寫作“忽攔班”[15],此名實可勘同為“忽蘭荅班”,意即紅色山嶺。

元代歸德路儒學教授張德翥撰於皇慶二年(1315)的《季家林墓碑》,記載了季氏後代季庭璋於至元十五(1278)、十六年隨伯木兒大王“赴北出征”,平定漠北失里吉、藥木忽兒叛亂[16]之事:

 

十五年四月,赴北出征。次年二月,受敕、樞密院劄付,充漢軍都元帥府都鎮撫,管領軍馬。到于和林成[]濶濶地面,先行出哨,根趕不拜戶,至忽攔班口子擒捉回還,蒙伯木兒大王賞羊十四、牛一只,及蒙樞密院定奪升遷。[17]

 

關於此事,元人黃溍為劉國傑所撰神道碑中也有涉及:

 

(至元)十六年夏四月,至和林,叛王脫脫木犯邊,公(劉國傑)曰:“彼全軍而來,巢穴必虛。”乃出其不意襲擊之,俘其生口、畜牧萬計,脫脫木以騎兵來追,至謙河,溺死者過半。[18]

 

脫脫木即脫脫木兒,拖雷子歲哥都之子,至元十三年煽動失里吉叛元。張德翥和黃溍所記實為同一背景。將兩條記載聯繫起來看,季庭璋所追襲的“不拜戶”,很可能就是脫脫木在“犯邊”前派出的頭哨。“頭哨”一詞,在《元朝秘史》中漢字音譯蒙古文一般作“阿斤赤”(alginči),偶爾也作“莽來”(manglai[19]。大蒙古國建立前草原群雄並立,札木合在被十二部聯軍立為汗後,欲襲擊成吉思和王罕,後者得到消息馬上派出頭哨刺探軍情,《元朝秘史》第142節對此作了詳細記載,成為我們推斷不拜戶身份的一個例證:

 

        王罕與成吉思相合着,順克魯漣河迎着札木合去。成吉思使阿勒壇等三人作頭哨,王罕使桑昆等三人作頭哨。其頭哨內又自差人,前去額捏堅歸列禿、徹克徹列、赤忽兒忽三處地面哨望。其阿勒壇等,至兀惕乞牙地面,有赤忽兒忽哨望人來報說:“敵人將至。”其阿勒壇等,遂前迎去拿消息。行間,遇札木合頭哨阿兀出把阿禿兒等四人說話了。見天色已晚,卻回來大軍營內宿了。

 

據此可知,當時作戰前不只派出一位頭哨,從頭哨內還可派出頭哨;而且,雙方的頭哨相距甚近,以致能聽到對方說話。所以,季庭璋才有機會將對方“擒捉回還”[20]

然而,失里吉等人的整個叛亂並未持續太久,到至元十七年已基本被平定。

那麼,《季家林墓碑》中的“忽攔班”與本節開篇所引《元史·兵志三》中的“忽蘭若班”是否可勘同為同一地呢?從當時背景來看,可能性很大。元軍平叛後佔據了忽攔班口子,該地是一個山口,處於交通要道,因此首先設置了驛站。出於長期駐守的考慮,玉昔帖木兒又建言在這一帶開辟屯田。關於該地地望,據劉迎勝先生研究,脫脫木兒是從欠州“領兵南下,進襲杭海山東”[21],所以,此地應大致在杭海山西北至謙州(亦作“欠州”,今葉尼塞河上游烏魯克穆河與克穆齊克河流域)之間。

附帶指出,古代蒙古人有將顏色屬性加在地名上的習慣[22],而以紅色冠於地名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大蒙古國時期到過漠北的張德輝在其紀行中就提到過“忽蘭赤斤”一地[23],而在當時的西域也有叫做“忽蘭兀孫”的地名[24],至今像烏蘭哈達(赤峰)、烏蘭察布(紅色埡口)、烏蘭巴托(紅色英雄)等為我們詳熟的城市,也都屬於此種情況。這說明蒙古人自古就對紅色情有獨鐘,因此當時由漠北至中亞,名為hula’an daba’an的地方不止一地。一二二〇年,長春真人丘處機應詔經漠北至西域觐見成吉思汗,次年八月行至阿爾泰山東北臨時駐營休息。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於此記載:

 

復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長坂,車不可行,三太子(窩闊台)出軍始闢其路。乃命百騎挽繩縣轅以上,縛輪以下。約行四程,連度五嶺,南出山(阿爾泰山)前,臨河(烏倫古河)止泊。[25]

 

關於“深谷長坂”,張星烺先生注釋說:“長春經烏蘭達坂關度金山者也”,并謂“程同文、丁謙及白萊脫胥乃竇皆同此主張”[26]。地理學家陳正祥注《西遊記》,其98注云:“Potanin的《蒙古遊記》中,曾說有俄國駝商二隊,在1877年由科布多經烏蘭達坂山口,過布爾根河前往古城子。”[27]波塔寧(Potanin)是近代俄國旅行家,他從蒙古高原西部的科布多經“烏蘭達坂山口”逾阿爾泰山,與長春真人走的是同一路線,證明李志常記載的“深谷長坂”稱為hula’an daba’an。此地名當時或已有之,惟李志常等人不知耳。此外,明初出使西域的陳誠,有《過忽蘭打班》一詩[28],顯然也是hula’an daba’an的一種譯法。从地理上判斷,波塔寧(及丘處機)和陳誠所經hula’an daba’an,位置均更加偏西,與我們前面討論的“忽蘭荅班”並非一地,但可以證明hula’an daba’an為蒙古語中比較習見的地名。將《元史·兵志三》中的“忽蘭若班”校改為“忽蘭荅班”,是有根據的。

(原载

 

注释:



[1] 《元史》卷三四,中華書局,1976年,第749752頁。

[2] 黃溍著,王頲點校《黃溍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53頁。引文中“霑益州”在《四部叢刊》本《金華黃先生文集》中原作“占冀州”,王頲已予校正。霑益州,見《元史》卷六一《地理志四》,第1468頁,在今雲南宣威。

[3] 劉應李原編、詹有諒改編,郭聲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453454頁。

[4]《漢書》卷六四下,中華書局,1962年,第2830頁。

[5]《漢書》卷二五下,第1250頁。

[6] 樊綽著,向達校注《蠻書校注》,中華書局,1962年,第3738頁。參閱趙呂甫《雲南志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第5860頁。

[7] 《元史》,第9593916頁。

[8] 何耀華主編《雲南通史》第四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53頁。

[9] 《元史》,第2564頁。

[10] 《元史》卷一一九《博爾朮傳》附《玉昔帖木兒傳》,第2947頁。“月呂魯”為“月兒魯”異譯,即蒙古文“Örlög”,意為“無敵的、英勇的、常勝的”;“那演”或作“那顏”,係蒙古語Noyan音譯,意譯即為“官人”,故玉昔帖木兒本傳解釋“月呂魯那演”,“猶華言能官也”。

[11] 烏蘭《元朝秘史》(校勘本),中華書局,2012年,第81118146等節。《至元譯語》“顏色門”作“忽剌”(qulaqan),意為“紅”,見賈敬顏、朱風合輯《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頁;蒙古文今作ulaγan

[12] 魏源《元史新編》卷九〇《兵志》,1984年文海出版社印慎微堂刊本,第4174頁。按,魏源當時最容易接觸到的《元史》應該是道光四年(1844)刻本,其中“忽蘭若班”作“呼蘭達巴”,魏源書殆據此又參考“四庫書中元代各家著述”(語出魏源《擬進呈〈元史新編〉表》)而改,至於所據“元代各家著述”中具體之記載,則不得而知;此外,道光四年本《元史》此條依據的是文淵閣本《元史》,因為二者不但“呼蘭達巴”相同,就連將“世祖”誤改為“世宗”也如出一轍,而乾隆四年(1739)的武英殿本《元史》仍作“忽蘭若班”,因此可以肯定,“呼蘭達巴”為清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改譯《元史》譯名之產物。

[13] 烏蘭《元朝秘史》(校勘本),第146節。《華夷譯語》“地理門”作“答巴安”(dabaqan),“嶺”之義,見賈敬顏、朱風合輯《蒙古譯語 女真譯語彙編》,第27頁。

[14] 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中華書局,2013年,卷四三,《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第2031頁;卷五一,《大元嘉議大夫僉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第2370頁。另外,關於“抗海荅班”,點校者指出,弘治本作“杭海荅班”,薈要本、四庫本作“杭愛達巴”,見第2374頁。但據我親自核查,其實祗有薈要本作“杭愛達巴”(此本卷末考證中也指出“‘杭愛達巴’舊作‘抗海答班’”),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則分別作“哈喇達巴”、“喀喇達拉”。

[15] ”讀作,見徐中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一卷),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年,第488頁。

[16] 對此,詳見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3268頁。

[17] 許紹錦編修《嘉慶莒州志》,卷五。“[]”內為引者改正文字。季庭璋,《元史》無傳,《新元史》和《蒙兀兒史記》為其所立傳記中,皆未提到“根趕不拜戶,至忽攔班口子擒捉回還”一事,故此條記載可補二書之闕。另外,據《元史》記載,成宗時,欽察大將牀兀兒隨海山在漠北抵禦西北諸王,“(大德)四年秋,叛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牀兀兒迎敵於闊客之地”,“闊客之地”應即季庭璋所到達的“濶濶地面”(闊客、濶濶係蒙古文Köke異譯,意為“青色的”),見《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傳》附《牀兀兒傳》,第3136頁。

[18] 黃溍著,王頲點校《黃溍全集》,《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恩效力定遠功臣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文國公諡武宣劉公神道碑》,第661頁。

[19] 此二詞分別見第3738123179183185193195208273276等節和第142節。

[20] 其實,關於“頭哨”,漢文史料像《元史》中也有所涉及:“(至元)十八年,命(刘)恩進兵斡端,海都將玉論亦撒率兵萬人迎戰,游騎先至,恩設伏以待,大敗之。”(《元史》卷一六六《劉恩傳》,第3897頁。)此“游騎”即“頭哨”,從“大敗之”來看,頭哨至少應為一支先遣小分隊,至於其具體數目,少則幾十人,多則千人(《元史》卷一六九《劉哈剌八都魯傳》提到,脫忽王的“游騎三十人”被宗王別里鐵穆而所擒,見第39733974頁;卷一二一《速不台傳》則記載,西征時速不台“先發千人爲遊騎”,見第2976頁),所以上引《元朝秘史》說“其頭哨內”可以“自差人”。

[21] 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第266頁。

[22] 例如,古代蒙古人把“白湖”以意譯的方式稱為“察罕·腦兒”(Čaqan na’ur);同樣,“黃色的原野”則被命名為“失剌·客額兒”(Šira ke’er)。

[23] 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中華書局,2004年,第348頁。按,赤斤,即蒙古語中意為“耳朵”的čiki加表示複數的後綴-n而成,張德輝在自注中說烏蘭赤斤為“山名,以其形似紅耳也”。

[24] “忽蘭兀孫”見《元史》卷一三五《明安傳》,即蒙古語Hula’an usun,意為“紅水”,劉迎勝認為即清代馬納斯河以西的烏蘭烏蘇,見《察合台汗國史研究》,第283284頁。

[25] 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注》,卷上,收入《王國維遺書》第十三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

[26] 朱傑勤校訂、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華書局,2003年,第1699頁。亦可參看周清澍《蒙元時期的中西陸路交通》,原載《元史論叢》第四輯,後收入周氏所著《元蒙史劄》,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40頁。

[27] 陳正祥《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75頁;此承周清澍先生見告,特此致謝。波塔寧(Potanin)的遊記今已被譯成中文,其中陳正祥注中出現的“烏蘭達坂”被譯為“烏欒達坂”,見吳吉康、吳立珺譯,B.B.奧布魯切夫編,格··波塔寧著《蒙古紀行》,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8頁。

[28] 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雍正七年刻本,《內篇》,卷二。關於陳誠出使西域的路線,可參看王繼光《陳誠及其西使記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第1031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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