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不仅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亚历史进程的一个分水岭。曾经盛极一时的帖木儿帝国在15世纪末走向解体。与此同时，位于钦察草原东部的乌兹别克游牧民逐渐壮大起来，在阿布海尔汗[1]的统治下形成游牧部落联盟，借助其军事优势开始与南部的帖木儿王朝进行战争。1500年，乌兹别克人在昔班尼[2]的率领下攻占河中地区，消灭帖木儿王朝，建立昔班尼王朝(Династия Шейбанидов)。至此，中亚近代文明进程得以开启。之后，中亚再也没有出现强大而统一的国家，而是形成了由乌兹别克人统治的布哈拉汗国(Бу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以及从中分裂出来的希瓦汗国(Хиви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和浩罕汗国(Кокандское ханство)。在整个近代，中亚始终未能形成长期稳定、人口众多的大国。
自古以来，中亚深受周边波斯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等多元文明的影响，且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衔接地带，历史上的突厥人、阿拉伯人以及蒙古人的足迹都曾踏遍这一地区，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交往加快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昔班尼王朝建立以后，基本沿袭了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制度文明，同时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延续了欧亚陆路贸易的繁荣。1500年布哈拉汗国的建立标志着中亚近代史的开端，16世纪汗国的经济发展牵动着整个中亚近代文明的发展脉络。国外有关汗国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由俄国(苏联)学者和中亚学者完成。其中，俄国史学家П.П.伊万诺夫(П.П.Иванов)对汗国的土地所有制和税收制度进行了详细论述；Р.Г.穆克米诺娃(Р.Г.Мукминова)对汗国的农业关系和手工业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М.А.尤尔达舍夫(М.А.Юлдашев)重点阐释了16—17世纪汗国与俄国的贸易关系。塔吉克斯坦学者Х.Ш.卡莫洛夫(Х.Ш.Камолов )的博士论文运用当地文献，对16世纪汗国的经济状况做出了全面论述。[3]目前国内暂无关于汗国经济方面的论著，已有研究通常是以中亚通史的形式零星呈现。本文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依据大量俄文文献，拟从制度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探究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经济制度，以及农牧业、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状况，进而深化对中亚近代初期文明交往的认识。
一、经济制度的继承与变革
“制度文明决定着文明交往的协调与和谐。制度和秩序的好坏，对文明交往至关重要”。[4]在制度文明中，经济制度是一项重要内容。昔班尼王朝主要继承帖木儿王朝的制度遗产，同时也保留了乌兹别克部落氏族的游牧传统。因此，布哈拉汗国的经济制度体现了文明交往的传承性和融合性。
(一)土地制度
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土地所有制类型与帖木儿王朝大致相当，主要分为国有土地、私有土地和寺院土地(瓦克夫)。昔班尼王朝的土地制度具有下述明显特征：
首先，国有土地所占比例与中央政权盛衰成正比。国有土地主要由昔班尼王朝没收的土地和荒地两部分构成，由国家财政部门“迪万”(Диван)负责管理。农民租种国有土地，且向国家缴纳土地收成的1/5至1/3作为“海拉吉”，[5]其收入在统治阶层内部以赏赐、馈赠或补贴的形式进行再分配。国有土地原则上不得买卖和馈赠，但事实上，这一时期汗国已出现国有土地买卖的迹象，而17世纪以后买卖行为日益普遍化。由于昔班尼王朝沿袭帖木儿帝国的封邑制度，将国有土地作为汗的私人财产在汗室成员、军队将领和地方贵族之间分配，导致权力分散和地方经济独立。可见，国有土地的实际规模与汗国统治者能否有效控制政权密切相关。16世纪最初10年，昔班尼汗统治下的汗国中央权力相对集中，国有土地所占比例自然较大。[6]但自1510年昔班尼汗去世以后，汗国政权持续分裂、国力日衰，封邑制度和赏赐制度导致国有土地逐渐转为私有土地。直至阿布杜拉汗[7]上任，汗国的中央集权重新强化，国有土地的比重才再度回升。
其次，基本沿袭原有的私有土地分配体系。“穆尔克”(мульк)属于私有土地，其获得者拥有土地所有权，既能买卖，亦可世袭。[8]汗国的穆尔克主要由地方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掌控，他们不仅占有耕地和牧场，也拥有商铺、作坊、庄园等其他地产。[9]部分贵族通过赏赐和买卖获得更多穆尔克，而汗室成员的私人财产也是在穆尔克名义下存在的。昔班尼汗长子帖木儿·穆罕默德之妻米赫尔·哈努姆(Михр Ханум)是当时汗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分布于撒马尔罕、卡尔希和沙赫里萨布兹等地的绝大部分地产均属于她的穆尔克。[10]但略有不同的是，昔班尼王朝伊始，伊克塔[11]制度的变体“苏尤尔加利”(суюргаль)的内容发生了变化。[12]帖木儿王朝时期，苏尤尔加利制度下的土地基本世袭，土地所有者拥有免税、行政司法豁免权等特权。而到了昔班尼王朝时期，这类土地已不再世袭，汗王可随时收回，或用其他领地代替，领地范围亦可随意变动。[13]这一时期，“坦霍”[14]作为另一种有条件的土地赏赐制度在汗国出现并得到推广。1552年，阿布杜拉汗在征服卡尔希以后，把一部分村庄按照坦霍制度的规定赏赐给自己的战士。[15]因此，在沿袭原有的私有土地分配体系的基础上，汗国的土地赏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私有土地范围的扩大。
再次，宗教影响力的扩大导致瓦克夫的面积扩大。与帖木儿王朝时期相比，16世纪苏非派在汗国的地位明显提高。尤其从16世纪中叶开始，赘巴依谢赫[16]对昔班尼王朝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了笼络宗教上层，汗王通常赠予他们大量地产，授予其各种特权，如布哈拉城的和卓穆罕默德·伊斯拉姆(Мухаммад Ислам)拥有约2500公顷的水浇地。[17]加之这一时期出现瓦克夫土地买卖的情况，至阿布杜拉汗时期，宗教人士逐渐成为汗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另外，一直作为中亚的宗教中心、被称为“小麦加”的布哈拉城在16世纪又成为汗国的政治中心，其瓦克夫所占的比重自然增加。
(二)税收制度
布哈拉汗国继承了帖木儿王朝时期的税收制度。16—17世纪，汗国居民所需缴纳的税收约90种，[18]主要是农业税。其中土地税取决于土壤品质、地块位置、与市场的距离和统治者的意愿等。此外，帖木儿王朝时期的土地税一般占到收成的1/3至2/3，[19]以实物形式为主；16—17世纪汗国的土地税则为1/5至1/3，[20]开始更多以货币形式征收。据文献记载，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玛卢吉哈特”(малу джихат)广泛取代了海拉吉，[21]占到收成的30%～40%，而向穆尔克征收的什一土地税为收成的1/10至1/5。[22]汗国向租地农民征收的地税“玛尔瓦吉哈特”(малваджихат)原则上为收成的10%，而实际上占到了30%。[23]
英国商人詹金森曾记载，布哈拉汗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以货币或实物上缴税收，通常为商品价值的1/10。[24]事实上，这类税收的税额一直在上涨，它们主要包括商业税“塔姆加”(тамга)和交通税“巴季”(бадж)。塔姆加广泛运用于东方国家，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巴布尔记载，喀布尔的所有收入基本来自塔姆加。[25]该税收额度不定，主要由收税的领主和包税人决定，从而时常引起手工业者和商人的不满。[26]巴季的税额通常为运输商品价值的2%，[27]所有贩运商品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都必须上缴该税。此外，手工业者和商人还要缴纳其他形式的税收。以撒马尔罕城为例，它每年向国库上缴的税收总额高达160万腾格。[28]
汗国也有人头税和其他一些特殊税收。1593—1594年，阿布杜拉汗占领乌尔根奇以后向当地居民每人征收30腾格的税额。[29]据阿布哈齐记载，当时1腾格的价值高于1阿什拉菲。[30]如此沉重的税收迫使许多当地居民出逃，抑或卖儿鬻女。[31]当国家处于贫穷或战乱之时，汗王也向民众征收一些特殊税收，用作财政补贴或军费开支，“塔加尔”(тагар)就属于这种补贴财政的税。同帖木儿王朝时期一样，昔班尼王朝的汗及其随从或信使驻留某地时，当地居民有义务为其提供宿营地、食物和喂养马匹等服务，这种税被称作“乌鲁费”。[32]另外，与帖木儿王朝一样，昔班尼王朝也设有免税制度，即汗每年颁布新法令，确定免税人名单，并向其授予达尔罕证书。
(三)货币改革
昔班尼王朝建立初期，汗国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物价不稳。与帖木儿王朝不同，[33]昔班尼王朝进行了多次货币改革，其中，昔班尼汗和阿布杜拉汗的改革尤为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16世纪河中地区的货币流通较之前更为普遍，货币交易也更为活跃。这一时期，汗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以银币(腾格)和铜币(第纳尔)为主，购买土地、建筑物、奴隶、牲畜等通用腾格，而小型交易时使用第纳尔。[34]
昔班尼汗对传统的货币体系进行了改革。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河中地区动荡的局势严重制约着商品贸易的发展。昔班尼汗夺取政权以后，加紧规范货币流通，稳定商品市场。一方面，迅速恢复银币的市场流通。作为市场上流通的主要货币，以昔班尼汗的名义发行的银币(重4.8克)迅速在赫拉特、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市流通，同时帖木儿王朝的旧银币也继续使用。另一方面，抑制铜币的通货膨胀。自1501—1502年起，汗国统一铸造面值相同、种类一致的新铜币，同时取缔旧铜币。[35]由此，新铜币迅速在市场流通开来，国库收入急剧增加。1507年5月，在赫拉特的主麻清真寺宣读呼图白的祈祷仪式上，昔班尼汗正式宣布货币改革。[36]1506年以前1枚银币兑换18枚铜币，改革后升至36枚。[37]1508年伊始，汗国的银币重量从4.8克升至5.2克，[38]随后铸造统一的新银币和新铜币，在26个城市和地区一并使用新货币。[39]至18世纪中叶，汗国的银币纯度虽不等，但重量始终保持在5.2克。[40]因此，昔班尼汗的改革重新确立了货币的重量、尺寸和类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货币体系。
1510年昔班尼汗去世后，汗国再次出现动荡。中亚的巴布尔和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入侵迫使货币改革中断，汗国铜币泛滥，而银币严重短缺。自1513年重新稳定政局后，忽春赤汗[41]再度进行货币改革。[42]与此同时，汗国实际掌权者乌拜杜拉汗[43]则在自己的领地——布哈拉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其他领地或执行忽春赤汗的货币政策，或与布哈拉的货币流通保持一致。由此，市场中流通的银币和铜币兑换比率各异，而新旧货币的价值也不尽相同。新银币币值高出旧银币的10%部分由国家赚取，[44]且银币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贸易严重受阻。另外，在忽春赤汗统治时期，国内可以自由铸币，铸币厂遍布各地，任何个人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费用即可自行铸币。[45]显然，至16世纪中叶，汗国的货币流通陷入了危机。
1557年，阿布杜拉汗获得实际统治权，1583年登上汗位，此后开始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恢复经济发展，尤其是重新确立统一、稳定和规范的货币制度，其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1)上调银币兑换比率，从以前1枚银币兑换20枚铜币上涨至30枚。[46] (2)提高银币纯度，不允许掺杂其他金属，铸币过程由国家专门机构严格监管。(3)取消地方铸币权，大幅度缩减铸币厂数量。都城布哈拉成为铸币中心，其发行的货币开始在全国统一流通。(4)铸造各种币值的金币。阿布杜拉汗时期铸造的金币重量不等，有4.8克、2.4克和1.2克三种。[47]金币主要用于积累财富，通常仅在国力强盛时方可铸造。通过以上措施，汗国的货币流通渐趋正常化，货币外流中止，尤其是银币迅速恢复市场流通。汗国的商品贸易迅速活跃，经济日渐复兴，政权统治也更加稳固。
简言之，在16世纪乌兹别克人的统治下，河中地区原有的制度文化继续得到传承和发展。与此同时，游牧民所特有的氏族部落传统也保留了下来，乌兹别克部落首领在汗国的管理体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昔班尼王朝的经济制度融合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不同成分，丰富了汗国的制度文明内涵，也为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农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中亚历来是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衔接地带，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联系较为紧密。由于政策引导和经济发展，帖木儿王朝时期突厥化的蒙古人开始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意识形态三方面发生变化，逐渐从游牧过渡到定居半定居的农耕生活。至15世纪，河中地区的农牧经济发展良好。16世纪乌兹别克游牧民的到来促进了本地区新一波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往进程，这些游牧民通过与当地农民的交往开始转向农业生产，趋于定居生活。
16世纪汗国的农牧经济经历了艰难而曲折的发展过程。汗国建立初期，进入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游牧民大肆劫掠，变耕地为牧场，破坏灌溉设施，阻碍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撒马尔罕周边曾经花木繁盛的果园几乎变为废墟。[48]此外，16世纪初的汗国局势动荡，对外征战不断，加之赋税劳役繁重，导致土地荒废、农民破产，许多地方发生饥馑。1501年，在仍处于围困中的撒马尔罕，商人趁机抬高物价，愤怒的民众冲入粮店疯抢粮食。[49]1512年11—12月，河中地区罕见的暴风雪更是引发了大饥馑，甚至在两大中心城市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也有许多人被活活饿死。[50]同年，迁至汗国的赫拉特著名学者萨尼吉·马赫穆德·瓦西菲(Зайниддин Махмуд Васифи)在其作品《饥饿》中专门描述过这次大饥馑，他写道：“撒马尔罕的物价飙升，民众饥饿难耐，只能遥对天空中的日月幻想，而在城中见不到任何食物。”[51]因此，昔班尼王朝统治初期，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民众生活艰难，政权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尽管如此，河中地区的农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严峻的国内形势迫使统治者转变观念，意识到发展农耕经济的重要性。1512—1513年，乌拜杜拉汗率军将巴布尔赶出河中地区，恢复了乌兹别克人的统治。汗国统治者开始意识到，河中地区的地形和气候条件适宜发展农业而非畜牧业，况且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另外，发展农业不仅可以为手工业和贸易提供原料，而且能为汗国增加税收、充裕国库，进而为对外战争和扩张领土奠定基础。
第二，统治者重视水利修缮工作。中亚气候干旱，降雨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农业主要分布在沿河流域和绿洲地带，以灌溉农业为主。因此，汗国统治者重视灌溉设施的修缮工作。1502年，昔班尼汗下令修建横跨泽拉夫善河的拱桥，修复萨乌兰的水渠。[52]1556—1585年，阿布杜拉汗下令修复多项水利设施，包括泽拉夫善河流域的水坝、穆尔加布河绿洲的水库、吉扎克绿洲和草原地区的水渠等。[53]统治者也大力支持赘巴依谢赫们修缮灌溉设施。1559—1560年，和卓卡瑟姆(Касым)修建了从泽拉夫善河通往阿夫申[54]的水渠；1568—1569年，和卓萨伊德(Саид)建成阿姆河水渠。[55]这些水利设施的修缮大大促进了汗国灌溉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乌兹别克人向定居生活的过渡加快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昔班尼王朝建立以前，河中地区大部分操突厥语的民族已经转向了定居生活，这为乌兹别克人融入当地的农耕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牧场的缺乏，乌兹别克人开始向当地居民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由此，河中地区农业种植的规模迅速扩大。同时，随着乌兹别克人与中亚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前者也开始接受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教，更加严格地遵守苏非派的礼仪规范。吴于廑先生指出，从世界历史的全局着眼，来自游牧世界的各族被吸收、融化于农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农耕世界的先进经济和文化，这应该被认为是历史的一种发展，尽管这种发展往往是经过野蛮破坏才获得的。[56]正因如此，乌兹别克人无法抗拒河中地区的农业和先进文化的吸引力，渐趋适应河中地区的生活，接受中亚的伊斯兰文化。到16世纪末，乌兹别克人向定居生活过渡的进程明显加快。
所以，昔班尼王朝的建立和统治并未摧毁河中地区有上千年历史的农耕文化。16世纪汗国的农产品种类很多，且以粮食作物为主，其中麦类作物近10种，此外还有水稻、绿豆、豌豆、玉米和芸豆等。[57]得益于适宜的气候条件，果树栽培也成为当地的特色经济，分布范围主要包括泽拉夫善河谷地、费尔干纳盆地和卡什卡达里亚河流域，且各地都有一些特色水果，如布哈拉的甜瓜、撒马尔罕的苹果、忽盏的石榴和安集延的梨等。另外，汗国的葡萄栽培技术比较发达，葡萄不仅用来制作葡萄酒、糖浆和醋，也制成葡萄干出口国外。[58]16世纪下半叶伊始，汗国的干果成为出口俄国的重要商品。另外，16世纪汗国的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除山区以外，汗国其他地区均可种植棉花，这一时期汗国生产的棉织品基本出口到俄国市场。
由于乌兹别克人的加入，这一时期汗国的畜牧业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如前所述，河中地区的牧场相对有限，其主要分布在泽拉夫善河谷地和阿姆河流域，放养的牲畜有肥尾羊、双峰驼、角畜和各种马。16世纪汗国的牧场和牲畜主要集中在汗室成员、宗教上层人士和乌兹别克游牧部落首领手中。例如，昔班尼汗的个人领地拥有大量马、羊和骆驼等。赘巴依谢赫伊斯拉姆拥有500头骆驼、700匹马和10 000只绵羊，而其子阿布·巴克尔·萨阿德(Абу Бакр Саад)和卓则拥有1000头骆驼、1500匹马和25 000只绵羊。[59]因此，畜牧业在16世纪汗国的经济体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汗国的农牧经济在整个16世纪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纵观历史，从阿拉伯人的占领到蒙古人的征服，再到乌兹别克人的南下，河中地区始终都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频繁交往的地区，其物质文明呈现出多样性和包容性。作为物质文明的核心内容，16世纪汗国农牧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巩固了昔班尼王朝的统治，更是促进了河中地区手工业和贸易的发展。
三、手工业的进步与完善
俄国学界对16世纪河中地区的手工业发展持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众所周知，帖木儿王朝时期河中地区的手工业相当繁荣。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曾指出，帖木儿王朝时期河中地区来自各处的工匠人数超过15万。[60]的确，帖木儿将对外征战中掳掠的大批工匠，如纺织工、镀金工、玻璃匠、兵器匠、陶匠等迁往撒马尔罕和其他城市，极大地促进了河中地区的手工业发展，都城撒马尔罕尤其如此。正如克拉维约所描述的，此都中凡百行业，皆无缺乏专门技工之感。[61]因此，对比帖木儿王朝时期手工业的繁荣景象，一些学者认为昔班尼汗征服河中地区以后统治实力明显减弱，从而导致当地手工业发展受限。然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16世纪河中地区的手工业取得了明显进步。[62]乌兹别克游牧民的到来不仅为汗国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材料，而且扩大了手工业产品的销路。尤其到16世纪下半叶，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城市手工业发展显著，保留至今的陶器、瓷器、金属器具、纸、武器、纺织品等文物印证了这一点。
据文献记载，16世纪河中地区的手工业行业超过60种，[63]主要包括纺织、造纸、武器制造、陶艺、冶铁、印染、铸币等，其中纺织业和造纸业尤为兴盛。河中地区盛产棉花和丝绸，不同地区以棉织或丝织业著称。例如，16—17世纪布哈拉城生产的一种丝织品(дороги)在俄国深受青睐，其特点是质地顺滑、条纹细窄、颜色以纯色为主。[64]中亚的造纸业历史悠久，据李约瑟研究，早在公元650年，中国的造纸术已传入撒马尔罕。在16世纪的汗国，造纸作坊数量较多，主要分布在撒马尔罕及其周边。这一时期撒马尔罕著名的造纸工匠米尔·伊布拉吉姆(Мир Ибрагим)生产出一种特级纸，[65]它以精美实用而闻名遐迩。1514年，阿里·梅什赫季(Али Мешхеди)素丹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专门描述过这种纸。[66]巴布尔认为，世界上最好的纸造于撒马尔罕。[67]撒马尔罕的造纸业如此发达，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纸的需求量之大，汗国臣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除撒马尔罕外，布哈拉、赫拉特等城市也生产纸张，且有各自的印刷作坊。匈牙利东方学家万伯里曾这样称赞：“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书写纸不仅在中亚，甚至在周边国家都备受欢迎。这种纸用真丝制成，光滑耐用，书写阿拉伯字母非常方便。”[68]
作为前帖木儿帝国的首都，撒马尔罕直至16世纪初一直是河中地区武器制造的中心，武器种类主要包括剑、军刀、匕首、长柄战斧、铠甲和头盔等。克拉维约曾评价道：“15世纪初，撒马尔罕制造的武器依然落后，工匠的铸铁技术也较差。”[69]然而，到15世纪下半叶，该地制造的武器质量明显提高，并开始销往河中以外地区，这与当时河中地区战争频发有关。到16世纪，在乌拜杜拉汗的统治下，汗国首都自撒马尔罕迁往布哈拉，其军队也大多集中于此，因而武器制造的中心也转移到布哈拉。[70]此外，16世纪下半叶，布哈拉城内已出现火药库，汗国统治者通过派往俄国的使节获得火炮和弹药。[71]可见，这一时期，汗国在对外战争中已使用火炮。此外，制陶业发展显著，汗国出现了各种令人称羡的陶器，如装饰唯美的各类罐子、盘子、碗等。[72]这一时期的冶铁技术较15世纪虽无明显改进，但铁器质量依然出众，铁匠遍布城乡各地。[73]制皂、榨油类作坊的出现也证明了这一时期汗国手工业的进步。
在帖木儿王朝一百多年发展的基础上，16世纪汗国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其特征也较为鲜明。其一，行业分布区域固定化。[74]在城市里，每一种手工行业均有特定的位置和市场，拥有独立的作坊，如制陶区、制革区、皮制品加工区等。[75]行业选址根据其特性决定，如珠宝作坊通常位于市中心，陶瓷作坊、制毯作坊则集中在紧邻河水的郊区，造纸作坊和烧炭作坊大多分布在城外。[76]另外，行业分布还有城乡之分，个别行业仅存在于城市，如珠宝、雕刻、玻璃制造等。
其二，行业的阶层划分和制度化管理。16世纪汗国的手工业阶层划分明显，如工匠、领班、工匠助手和学徒等。工匠技能除家传以外，主要通过签订合同授予学徒，后者以孤儿或破产农民居多，合同内容包括技能名称、学习期限、学徒的职责、姓名和年龄等。[77]实际上，工匠不但剥削学徒的劳动，还向他们收取学费。[78]学徒的实际学习年限较长，如织布工学徒的学制原则上为半年至4年，而实际上则需要5年方可完成。[79]另外，每种行业均有各自的行会。行会管理者由国家任命并属于富裕阶层，拥有特权地位。他们对本行会进行制度化管理，主要负责监督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以及分配和征收国家规定的税收。
其三，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主要有以下类型：(1)满足当地市民生活所需的商品；(2)专供贵族阶层使用的商品，如珠宝、丝绸、武器等；(3)销往邻近城市和地区的商品；(4)向国内外销售的大宗商品，如纸张、染料、纺织品等。[80]尽管无法与同时期欧洲的工场手工业规模相比，但16世纪汗国已出现手工工场，纺织业和造纸业的作坊也初具规模。[81]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纺织品和纸张的市场需求较大。尤其到16世纪下半叶，汗国开始向俄国大规模出口纺织品，这刺激了当地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
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对汗国的经济和文化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刺激了集市贸易[82]的繁荣。尤其在首都布哈拉，保留至今的圆拱形巴扎即修建于阿布杜拉汗时期。此外，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卡尔希、塔什干、安集延和忽盏等城市的集市贸易也较为活跃。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除粮食外，农牧民也将蔬菜、水果、毛皮等其他各类农畜产品运往集市交易，以便换取缴税的现金和购买所需的手工业产品。[83]另外，汗国统治者也重视集市贸易的发展，尤其是阿布杜拉汗。1586—1587年，他曾多次下令在集市周边修建供过往商人住宿的旅馆，在商道途中修建蓄水池和交易场所。[84]
其次，带动了布哈拉城的迅速发展。由于首都迁至布哈拉，汗国统治者更加重视布哈拉城的建设。昔班尼汗和阿布杜拉汗仿效帖木儿的做法，在夺取呼罗珊和花剌子模以后，从当地掳掠大量手工业者送往布哈拉城。据统计，16世纪布哈拉城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占到城市总人口的1/3。[85]经过乌拜杜拉汗和阿布杜拉汗的扩建和治理，布哈拉城的规模急剧扩大，手工业和贸易迅速发展。到16世纪80年代，它一跃超过撒马尔罕成为汗国的经济中心。[86]自此，布哈拉成为汗国真正意义上的中心城市，并在整个近代中亚文明交往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最后，丰富了河中地区的文化生活，手工业者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许多诗人、艺术家和史学家均出自手工业行会，他们远离宫廷生活自由创作，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除宫廷文学外，手工业者创作的民间文学成为表达民众意愿的主渠道。15—16世纪，河中和呼罗珊两个地区712名诗人中有超过150名为手工业者。[87]16世纪上半叶，撒马尔罕有超过45位诗人在集市、作坊和商铺完成文学创作。[88]汗国作家穆特里比·撒马尔罕季(Мутриби Самарканди)曾写道：“16世纪最后25年至17世纪初，汗国320名诗人中有超过70名为手工业者，如织布工、鞋匠、裁缝等。”[89]另外，一些手工业者也从事书法、绘画和音乐等创作。正因如此，昔班尼王朝的文化繁荣与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据瓦西菲记载，布哈拉、撒马尔罕和塔什干是当时人口较多的大城市，也是手工业、贸易和文化繁荣之地。[90]显而易见，手工业的发展带动了汗国城市的兴盛。从横向角度看，农耕业与畜牧业两种经济形态的并存，乌兹别克游牧民与当地定居民众之间的广泛交往丰富了手工业产品种类，扩大了手工业商品销路。总之，16世纪汗国手工业的进步与完善不仅激活了国内市场，更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增长。
四、以周边地区为中心展开的贸易往来
“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91]自古以来，中亚的对外贸易始终维系着东西方丝绸之路的畅通。16世纪伊始，新航路的开辟使东西方贸易通道发生转移，中亚陆路贸易的枢纽地位开始下降。16世纪后半叶，随着在西伯利亚统治权的建立，俄国开辟了一条绕过中亚，从西伯利亚直通中国的陆上贸易通道，由此，中亚的过境贸易日渐衰落。[92]与波斯、印度的频繁战争，导致汗国与西方和印度的贸易额锐减。在整个16世纪，哈萨克游牧民[93]对河中地区的侵袭不断，且时常关闭经七河地区通往中国的商路，导致汗国与东方的贸易减少。16世纪末阿姆河自里海改道至咸海以后，里海贸易圈急剧缩小，也限制了汗国对外贸易的扩大。因此，从16世纪起，整个中亚的对外贸易趋于衰落。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汗国也力求维持与周边地区的传统贸易往来。英国商人詹金森曾证实，布哈拉城每年举行一次商人代表大会，邀请来自俄国、印度、波斯、哈萨克草原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商队参加。[94]与此同时，汗国商队也前往印度、波斯、哈萨克草原、西伯利亚和喀什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95]1558年，詹金森作为俄国沙皇伊凡四世的使节访问汗国，至此两国外交关系正式确立，双方贸易往来也随之加强。16世纪下半叶，布哈拉汗国和印度分别处于阿布杜拉汗和阿克巴大帝统治下的盛世。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利益诉求，1585年和1587年，两位君主互派使节访问对方国家，此后两国使节交流和贸易往来迅速加强。出土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希萨尔、杜尚别和瓦赫达特，属于阿克巴大帝时代的大量硬币印证了汗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96]而这一贸易的目的之一是平衡16世纪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西岸贸易港口所带来的影响。16世纪，每年经呼罗珊和波斯抵达中亚的印度驼队近14 000支，而在15世纪以前从未超过3000支。[97]自16世纪始，波斯与汗国之间的教派冲突导致战争不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贸易关系。然而，自古以来，呼罗珊与河中地区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尤其在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定都赫拉特以后，整个中亚的经济重心转向呼罗珊地区。因此，16世纪的汗国仍与波斯维持贸易往来。自16世纪下半叶起，河中地区与哈萨克草原的贸易逐渐恢复，汗国与中国重启途经七河地区的贸易关系。因此，这一时期，汗国以周边地区为中心积极展开对外贸易。
16世纪，汗国出口的商品以纺织品为主，同时也包括纸张、地毯、丝绒、干果、铜器等。汗国进口的除大宗商品外主要为奢侈品，用于汗室和贵族消费，如貂皮、海象牙、鹰隼等。汗国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在俄国市场上备受欢迎，如羊羔皮、纺织品、地毯和服装，从俄国进口的则有皮革、呢绒、木制品及其他商品。同时，布哈拉商人进口印度的白色绸缎、染料、珍珠和茶叶等，也将本地的丝织品、皮革和马匹销往印度。布哈拉商人还向波斯出售皮革、奴隶和其他俄国商品，而从波斯进口各种棉织品、亚麻布、丝织品和英国商品。塔什干作为邻近哈萨克草原的最大城市，向后者提供手工业产品，尤其是纺织品。[98]此外，突厥斯坦城也为草原游牧民供应精美的服饰、地毯和金银首饰。[99]羊毛质地、花色多样的哈萨克长袍也出口至布哈拉，但价格昂贵。[100]汗国进口的中国商品主要有麝香、大黄、绸缎和瓷器等。
16世纪汗国与周边地区的贸易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以使节贸易为主。汗国的对外贸易权主要控制在统治阶层手中，因此官方使节成为外贸的主体，他们拥有免税权，基本垄断大宗商品和奢侈品的贸易。汗国与俄国、印度的使节贸易十分频繁。自16世纪下半叶始，汗国政府与地方素丹向俄国派遣大批使节商队，双方贸易日趋活跃。[101]除布哈拉外，塔什干、巴尔赫等地也出现俄国的使节商队。[102]汗国与印度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始于忽春赤汗统治时期。1528—1529年，忽春赤汗派遣以阿明·米尔扎(Амин Мирза)为代表的使团首访印度，双方的外交关系正式确立，使节贸易也由此开启。阿布杜拉汗时期，两国关系进一步加强，双方曾多次互派使节进行贸易。
二是“布哈拉商人”的经商传统不可忽视。所谓“布哈拉人”或称“布哈拉商人”，最初指来自布哈拉汗国的商人群体。[103]16—17世纪，布哈拉商人依然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角，除销售本地商品外，还充当哈萨克草原、俄国、波斯、印度和中国等地商人的媒介进行中间贸易。例如，俄国商品经由他们输入印度和波斯市场，中国的茶叶、大黄、麝香等也经布哈拉商人之手转往波斯、俄国等地。此外，为了把商品卖到更高价位，布哈拉商人宁愿在国外停留多年，甚至定居下来。在俄国的喀山、托博尔斯克、阿斯特拉罕和中国的喀什、吐鲁番等地都有专门的布哈拉侨民区。[104]俄国旅行家耶弗列莫夫(Ефремов Ф.)曾指出，布哈拉人是最善于经商的亚洲人，他们与印度人、波斯人、俄国人、希瓦人、吉尔吉斯人、卡尔梅克人和中国人都进行贸易往来。[105]由此可知，16世纪布哈拉商人的足迹依旧遍及整个中亚乃至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继续维持着欧亚中心地带陆路贸易的畅通。
三是对外关系的变化导致贸易路线的转移。自昔班尼王朝建立以来，战争成为汗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如前所述，16世纪的汗国与周边的波斯、印度和哈萨克草原部落均发生过冲突，关系僵化，而仅与北方的俄国尚无利益冲突。因此，与波斯和印度的敌对关系限制了汗国向西、向南扩大贸易网，与哈萨克草原部落的冲突阻碍了汗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而此时的俄国正好向东南方向扩张，且对中亚纺织品的需求大增。因此，汗国调整对外贸易路线，重点开展与俄国的贸易往来。进入16世纪下半叶，汗国与俄国的贸易合作进入快车道。
中亚商人与斯拉夫人的贸易可追溯至9—10世纪，主要在伏尔加河流域和里海沿岸进行。到14世纪，俄国文献已有相关记载。1364年，布哈拉和希瓦的商人曾到过下诺夫哥罗德。[106]1404年，俄国商人出现在撒马尔罕，他们从这里运走香料、干果、丝绸、宝石等。[107]近代以降，经过伊凡四世的改革，俄国日益崛起，向东、向南不断扩张疆域，接连吞并喀山汗国(1552年)、阿斯特拉罕汗国(1556年)和西伯利亚汗国(1582年)，最终使其南部与中亚北部接壤。因此，俄国与布哈拉汗国的交往得到加强，双方贸易中心从位于东欧平原、伏尔加河沿岸的伊蒂尔城和保加尔城南移至喀山、阿斯特拉罕和托博尔斯克等城市，尤其是阿斯特拉罕开始成为两国贸易的中心。同时，这一时期西伯利亚和哈萨克草原上的卡马贸易通道已经形成。[108]至此，俄国与汗国的贸易往来实现了正常化，汗国的计量单位安瑟里(Ансырь)16世纪在俄国的普遍使用足以证明这一点。[109]
阿布杜拉汗尤为重视与俄国的贸易往来。16世纪下半叶，俄国接待来自布哈拉汗国的使节访问共计15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阿布杜拉汗时期实现的。[110]1557年，汗国首次派遣使节赴俄商议有关布哈拉商人在俄国的贸易自由权问题。正因如此，才有了1558年詹金森的回访，随同其来到中亚的商队有1000峰骆驼。[111]1559年，阿布杜拉汗派遣使节途经阿斯特拉罕抵达莫斯科，请求伊凡四世授予布哈拉商人在喀山、阿斯特拉罕和其他城市的贸易自由权。最终，伊凡四世同意并授予他们经商证书。1563年、1566年和1583年，汗国使节三度访俄，其目的仍是推进双方的贸易往来。到1585年，阿布杜拉汗派遣使节穆罕默德·阿里(Мухаммед Али)访俄，并向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赠送2000匹各色绸缎、200匹亚麻布、100匹布哈拉丝织品、1500条饰带和40普特染料。[112]1589年，布哈拉使节塔斯杜姆(Достум)获得在俄国规定区域内免税经商的许可。[113]因此，在阿布杜拉汗的统治下，汗国重点推进与俄国的贸易往来，并力求掌握主导权。
在上述条件下，汗国与俄国的民间贸易自16世纪也愈发频繁，并主要集中在俄国东南部。除地域相邻外，俄国东南部的居民以鞑靼人或巴什基尔人居多，与河中地区的居民在语言、宗教、习俗和生活方式方面相类似。因此，汗国商人更愿到此经商，而俄国东南部也逐渐形成以阿斯特拉罕为中心，向托博尔斯克、秋明、塔拉等周边城市辐射的城市贸易圈。布哈拉商人从这里运走貂皮、松鼠皮大衣、弓箭等，而主要出售汗国的纺织品，后者是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俄国政府则向布哈拉商人提供贸易特权，即免收关税、贸易自由。直到17世纪初，俄国政府才开始向汗国的纺织品征收10%的进口税。[114]因此，自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相继并入俄国版图以后，汗国与俄国的民间贸易迅速增加，布哈拉商人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言之，自16世纪始，尽管海上贸易开始取代陆路贸易并逐渐走向繁荣，但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带，布哈拉汗国仍以周边地区为中心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布哈拉商人依旧活跃在欧亚大陆的贸易圈当中。汗国的对外交往以战争为主，其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地缘特性。在16世纪，汗国唯独与俄国从未发生战争，且双方均有加强贸易往来的意愿，这为双边贸易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结 语
自1598年阿布杜拉汗去世以后，布哈拉汗国再次陷于分裂和混乱之中，昔班尼王朝随之终结。次年，扎尼王朝(Династия Джанидов)开始统治汗国。自17世纪始，汗国的权力逐渐集中在乌兹别克游牧部落贵族手中，王朝政权持续分裂，汗国经济迅速衰败。1868年，汗国与俄国签署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受制于俄国，正式沦为其保护国。
经济交往作为文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人类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6世纪的汗国借鉴帖木儿王朝的经济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变革。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农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手工业的进步与完善和以周边地区为中心展开的贸易往来。总之，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它开启了中亚近代文明交往的新阶段。
马克思曾言：“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15]正因为如此，作为汗国的建立者和统治者，乌兹别克游牧民的生产力水平低于河中农业定居民的水平，被当地农业居民同化是必然趋势。这表现在乌兹别克人的经济生活转向定居化的农业生产，接受中亚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因此，相关地区的农耕文明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而中亚也由此作为欧亚大陆文明交往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继续熠熠生辉。乌兹别克人与当地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最终促使中亚地区人口最多的民族得以形成，即今天的乌兹别克族。诚如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所言：“昔班尼王朝的成就在于，它使河中地区永远成为了乌兹别克人的故乡。”[116]至16世纪末，除乌兹别克人以外，汗国的居民还有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和操波斯语的塔吉克人，而100年以后，当史学家们再一次提及汗国居民时，则只剩下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了。[117]
社会经济形态作为物质文明的根本要素构成文明的基础，并且由此形成各民族交往的直接领域和文明交往的第一要素。但是，文明的交往不限于物质层面，还包括精神层面，而物质交往可以直接推动精神交往的发展。例如，不同民族之间的商业来往促进了新的科技、习俗、观念和宗教的传播。“物质交往，提高了人们富裕文明生活；精神交往，升华了人们思想文明境界”。[118]显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乌兹别克人的文明交往早期是以夺占土地、建立政权的暴力交往为基本形式，后期则主要以经济与文化等和平交往的方式展开。乌兹别克人在传统农耕区建立政权，意味着河中地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再次交往，从而在不同文明相互交融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中亚文明。总之，16世纪布哈拉汗国的经济发展为近代中亚各民族灿烂文明的共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中东中亚史；康丽娜，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亚文明史研究”(14ZDB060)的阶段性成果。
[1]阿布海尔汗(Абулхайрхан，1412—1468)是成吉思汗之子术赤的后裔，钦察草原乌兹别克部落联盟首领，统治时间为1428—1468年。
[2]穆罕默德·昔班尼(МухаммедШейбани，1451—1510)是阿布海尔汗之孙、昔班尼王朝的创建者和中亚乌兹别克国家的奠基人。
[3]关于布哈拉汗国经济发展的俄文文献主要有：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Средней Азии (XVIсередина XIX)．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8; Иванов П.П.Хозяйстводжуйбарских шейхов.К истор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XVIXVII вв.М.Л.：АН СССР，1954；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4;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Ташкент：Фан，1976;Абдураимов М.А.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и в Бухарском ханстве в XVIпервои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Т.1－2.Ташкент，1966—1970;Мукминова Р.Г.К истории агра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Узбекистане XVI в.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Вакфнаме.Ташкент：Наука，1966;Юлдашев М.А.К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сольских связе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Россией вXVIXVII вв.Ташкент：Наука，1964；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Узбекской，ТаджикскойиТуркменскойССР.Вып.3.Ч.1：Торговля с Москов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VIXVII вв.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итип.издва Акад.наук СССР，1932;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диссертация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Душанбе，2007.
[4]彭树智：《我的文明观》，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5]海拉吉(Харадж)是伊斯兰国家的全额土地税，区别于税额较低的什一税。最初仅限于向被征服地区的非穆斯林和非阿拉伯籍的居民征收。到倭马亚王朝时，由于改信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人数日益增多，税源减少，当局遂规定阿拉伯穆斯林和改宗者均须缴纳海拉吉税，税率一般为土地收获量的1/3到1/2。中亚自阿拉伯帝国统治后一直征收海拉吉税。参见Ахмедов Б.А.История Балха(XV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Ташкент：Фан，1982.С.130.
[6] Алимова Д.А., РтвеладзеЭ.В.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Сборник очерков.Ташкент，“Шарк”，2001.С.108.
[7]阿布杜拉汗(Абдуллахан，1534—1598)于1556年重新统一了布哈拉汗国，自1557年起以父亲亦思干答儿汗的名义掌握实际权力，并于1583年正式登上汗位。因此，阿布杜拉汗实际统治时间较长，期间实现了昔班尼王朝的中兴。
[8]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 XIX)．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8.С.54－55.
[9] Иванов П.П.Хозяйстводжуйбарских шейхов.К истор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VIXVIIвв.М.Л.：АН СССР，1954.С.42.
[10] Иванов П.П.Хозяйстводжуйбарских шейхов.К истор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VI]XVIIвв.С.65.
[11]伊克塔是阿拉伯文“Ikta”的音译，即“采邑”，系阿拉伯帝国赐予穆斯林行政和军事官员作为收入来源的土地，并持续存在于后世。最初规定伊克塔只限受封者即穆克塔 (Muqta)本人使用，他有权向农民征收土地税，向非穆斯林征收人头税，但穆克塔死后其土地须归还哈里发。在中央政权衰弱时，伊克塔即成为世袭领地，转为私有。中亚也一直流行这一制度。自蒙古统治中亚之后，“伊克塔”之名在官方文件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苏尤尔加利。关于苏尤尔加利在16世纪河中地区的使用范围，参见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VIXVI вв.)．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4.С.383.
[12] Алимова Д.А.，РтвеладзеЭ.В.Очеркипоистори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Узбекистана.С.109.
[13] Ахмедов Б.А.ИсторияБалха (XVI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С.136－137.
[14]坦霍(танхо)是一种临时性的、有条件的土地赏赐制度，存在于16—20世纪初的布哈拉汗国。其受封者(танходар)主要为军队将领、政府高官和宗教人士，他们有权向耕作土地的农民收税自用。实际上，这类地产最终成为他们的私有土地。
[15] Хафизи ТанышБухари.Шарафнамайи шахи (Книга шахской славы)．М.: Наука，1983.С.149－150.
[16]赘巴依谢赫(Джуйбарскиешейхи)指执掌河中地区教权并属于苏非派的纳克什班底教团中，以和卓穆罕默德·伊斯拉姆及其后裔为代表的宗教团体。萨曼王朝伊始，赘巴依谢赫家族在中亚的王朝统治中即扮演重要角色。1556年，在穆罕默德·伊斯拉姆的支持下，阿布杜拉汗开始夺取汗国政权。自此，赘巴依谢赫家族开始管理汗国的宗教事务，并对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产生重要影响。
[17] Иванов П.П.Хозяйстводжуйбарских шейхов.К истор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XVIXVII вв.С.52.
[18]История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Ташкент：Фан，1967.С.528.
[19]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页。
[20]АхмедовБ.А.ИсторияБалха(XV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С.143.
[21]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И.П.Земледелие и агра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Иране XIIIXIV веков.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во Акад.наук СССР，1960. С.375.
[22]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С.528.
[23]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 XIX)．С.58.
[24] Английски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 XVI веке.Ленинград：Огиз，1937.C.183.
[25] Захир адДинБабур.Бабурнаме.Ташкент：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й，1992.С.128.
[26] Ахмедов Б.А.ИсторияБалха (XV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С.143.
[27]АхмедовБ.А.ИсторияБалха(XVI－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I в.)．С.143.
[28]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С.396.
[29]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С.531.
[30]阿什拉菲(Ашрафи)是金币单位，主要在中东、中亚、南亚穆斯林王朝统治下的地区发行和使用。在16—17世纪的布哈拉汗国，1枚阿什拉菲金币大致等于50～80枚银币。
[31]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С.207.
[32]乌鲁费(улуфе，又称阿拉费，Алафе)源自阿拉伯语，字面意思为干草。后来，该税收也可以货币形式代替。关于中亚地区“乌鲁费”的含义界定，参见АбдураимовМ.А.Очерки агра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и в Бухарском ханстве в XVI–первои половине XIXвека.Т.2.Ташкент，1970.С.131－136.
[33]帖木儿王朝时期很少进行货币改革，即使到15世纪后半叶国家混乱之时也未曾有过。
[34] [苏]Б·Г·加富罗夫著，肖之兴译：《中亚塔吉克史：上古——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页。
[35] Давидович Е.А.Денежнаяреформа 913/1507914/1509 гг.МухаммадШейбаниХана(опыт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сборника
《Восточн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вып.6.М.：Наука，1989. С.5－59.
[36]ДавидовичЕ.А.Денежная реформа 913/1507－914/1509 гг. С.5－59.
[37]蓝琪：《昔班尼汗在中亚历史上的地位》，《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4页。
[38] ДавидовичЕ.А.Денежнаяреформа913/1507－914/1509 гг. С.5－59.
[39] Давидович Е.А.Денежнаяреформа 913/1507－914/1509 гг. С.5－59.
[40]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XVI в.) /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Душанбе，2007. С.221.
[41]忽春赤汗(Кучкунджихан，1452—1530)是昔班尼汗的叔叔，依照年长者继承制的游牧传统继承昔班尼的汗位，统治时间为1510—1530年。但由于封邑制度的存在，汗国的权力主要掌控在实力雄厚、拥有强大军队的地方领主手中。在中央权力软弱之时，地方领主会自称为汗，位于布哈拉的乌拜杜拉即为这一时期汗国的实际统治者。
[42]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С.371－372.
[43]乌拜杜拉汗(Убейдуллахан，1487—1539)即昔班尼汗的侄子，昔班尼王朝的第五位汗，统治时间为1533—1539年。
[44]ГафуровБ.Г.Таджики.Древнейшая，древняяи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история.М.：Наука，1972. С.539.
[45]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С.396.
[46] Chahryar Adle, IrfanHabibeds,HistoryofCivilizationsofCentralAsia, Vol.V, Paris：UNESCO Publishing, 2003, p.438.
[47] Chahryar Adle, IrfanHabibeds,HistoryofCivilizationsofCentralAsia, Vol.V, p.438.
[48]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24.
[49]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216.
[50]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30.
[51]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XVI в). С.207.
[52]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23.
[53]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в Бухарском ханстве в XVI веке.http：//veknoviy.ru/istoyiyauzbekistanaxvixxveka/politicheskayaiekonomicheskayaobstanovkavbuharskomhanstvevxviveke.html(2019－01－06)．
[54]阿夫申(Афшин)是布哈拉城以西的一个村庄。
[55] Абдураимов М.А.Очеркиагра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и в Бухарском ханстве в XVIпервои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Т.1. С.265.
[56]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4页。
[57]История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24.
[58]История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24－525.
[59]Историятаджикского 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С.378.
[60][西班牙]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著，奥玛·李查、杨兆钧译：《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页。
[61]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57页。
[62]Гафуров Б.Г.Таджики.Древнейшая，древняя 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537.
[63] Юлдашев М.А.К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сольских связе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Россиейв XVIXVII вв.Ташкент：Наука，1964. С.12.
[64] Юлдашев М.А.К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сольских связе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Россиейв XVIXVII вв. С.14.
[65]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 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XVI в.). С.234.
[66]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95.
[67] Захир адДин Бабур.Бабурнаме. С.52.
[68] Вамбери，Арминий.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редней Азии.Москва：Вост.лит.,2003. С.294.
[69] Руи Гонсалес де Клавихо.Дневник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Самарканд ко двору Тимура(1403－1406)．М.：Наука， 1990. С.141.
[70]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123.
[71] Юлдашев М.А.К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сольских связе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Россиейв XVIXVII вв. С.15.
[72] Юлдашев М.А.К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посольских связей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с Россиейв XVIXVII вв. С.15.
[73]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113.
[74]在中古和近代早期的西亚、中亚地区，城市手工业均为前店后坊的模式，即后院是生产的作坊，前面是出售产品的商店。因此，手工业街区同时也是集市。
[75] Гафуров Б.Г.Таджики.Древнейшая，древняя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 история. С.538.
[76] Chahryar Adle, Irfan Habibeds, History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V, p.380.
[77]МукминоваР.Г.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153.
[78]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27.
[79]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С.402.
[80]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147.
[81]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177.
[82]集市贸易是指当时国内的城市贸易，即主要以巴扎为交易中心的贸易活动。
[83]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С.403.
[84]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С.236.
[85] Английски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 XVI веке. С.182.
[86] Мукминова Р.Г.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ремесла в Самарканде и Бухаре в XVI веке. С.33.
[87]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С.277.
[88]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С.280.
[89]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С.277.
[90]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 XIX). С.71.
[91]彭树智：《我的文明观》，第11页。
[92] Бартольд В.В.Тюрки：двенадцать лекций по истории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 Средней Азии.М.：Ломоносовъ，2017. С.197.
[93]到15世纪末，哈萨克游牧民仍属于钦察草原上乌兹别克部落联盟的一部分，直到昔班尼率领部分乌兹别克部落南下河中时，哈萨克人才迁徙至七河流域。至此，乌兹别克人逐渐过渡到农耕的定居生活，而哈萨克人仍保持游牧生活方式，这成为后来双方形成两大民族的重要经济基础。16世纪初，哈萨克汗国在锡尔河以北的大草原上壮大起来，尤其在哈斯木汗(1511—1523)在位期间，对昔班尼王朝在河中地区的统治构成持续的威胁。
[94] Английские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и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в XVI веке. С.184.
[95]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 XIX). С.74－75.
[96]ДовудиД.ДенежноеобращениеХатлона(V в.до н.э.нач.XX в.н.э.)/диссертация доктор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Душанбе，2007. С.291.
[97]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37.
[98]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 XIX). С.75.
[99] Фазлаллах ибн РузбеханИсфахани.Михманнамейи Бухара (Записки бухарского гостя). 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6. С.102.
[100] История УзбекскойССР.Т.1：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века. С.537.
[101] ГафуровБ.Г.Таджики.Древнейшая，древняяисредневековаяистория. С.540.
[102]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С.406.
[103]褚宁、马建春：《16—17世纪“布哈拉人”与欧亚内陆贸易网络的构建》，《世界历史》，2016年第6期。
[104] Chahryar Adle, IrfanHabibeds,HistoryofCivilizationsofCentralAsia, Vol.V,p.412.
[105] ЕфремовФ.Странствование Филиппа Ефремова в киргизской степи，Бухарии，Хиве，Персии，ТибетеиИндииивозвращениеегооттудачрезАнглиювРоссию.Третье，вновьпеределанное，исправленное и умноженноеиздание //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Востоку в эпоху Екатерины II.М.：Восточнаялит., 1995. С.214-215.
[106] Иванов П.П.Очерки по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XVIсередина XIX). С.76.
[107] Янжул 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очерк рус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с Средней Азией.М.：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аятипография，1869. С.10.
[108] Камолов Х.Ш.Историявторжения кочевых племен Дашти Кипчак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XVI в.). С.239.
[109]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С.405.
[110]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 С.406.
[111] Edward Alworth, ed., CentralAsia, 130 Years of Russian Dominance：AHistorical Overview,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3.
[112]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Узбекской，Таджикскойи ТуркменскойССР.Вып.3.Ч.1: Торговляс Москов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в XVIXVIIвв.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и тип.издва Акад.наук СССР, 1932. С.98－99.1普特约等于16.38千克。
[113] Мухамеджанова Л.П., МирзакуловБ.Т.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иторговыесвязи Бухары с Россией XVIXVIII вв.// Молодой ученый.2015.№ 20(100). С.548－550.
[114] История таджикскогонарода.Т.2, кн.1：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феодального строя (VIXVI вв.)．С.407.
[1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116][英]加文·汉布里著，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6－227页。
[117]ИвановП.П.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XVIсерединаXIX)．С.72.
[118]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