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史学家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指出，概念是社会演进和结构变迁的指示器——它既能帮助人们确定某种“历史事实”，又能提供相关历史变动的印痕。[1]正是这种概念的“历史性”，为最近二三十年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2]具体而言，概念的“历史性”至少提示研究者关注三点：(1)概念的内涵变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真实历史的“变迁性”？(2)概念使用的语境怎样表现出整体历史内的“联系性”？(3)概念传播的结果如何反映了其本身的“流动性”？以下，笔者围绕这三点，结合概念史的一些既有成果，尝试对国际关系史书写提出三点建议，以供参鉴。
第一，在国际关系史书写中，是否能通过某些重要概念的“变迁性”描述，来更为深入且动态化地认识国际交往的主体——“国家”？尽管以主权或民族为纽带来界定国家的做法早已出现在欧洲政治讨论中，但至少在德意志地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关“国家”的概念不仅是多元的，而且还充满着与时变动的特点。此处以“Reich”(帝国)和“Bund”(联盟/联邦)两个概念为例。
这两个概念覆盖了19世纪以降德意志政治体作为“国家”的几乎所有形态。“Reich”一词出现在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及纳粹德国这四个实体的官方名称中，而“Bund”一词则是德意志联盟、联邦德国这两段时期的政治制度表达。民主德国是唯一的例外情况。
在神圣罗马帝国，“Reich”的中央集权特性在13世纪后日益衰退，不再与英语词“empire”相提并论。与此同时，“Bund”这一拥有宗教内涵的概念(上帝主导下的联盟之举)，在三十年战争后，却被慢慢赋予了世俗性国家法意义，以至于在1800年左右已出现了如“Staatenbund”(国家联盟)、“Bundesstaat”(联盟国家)、“Bundesrepublik”(联邦共和国)这三个针对未来国家形态的政治设想，并最终在1815年成立的“德意志联盟”(Deutscher Bund)中得以落实。当然，“德意志联盟”并非如同时代的英、法等国那样作为清晰的主权国家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它无权参与任何国际盟约，但至少在“德丹战役”中表现出一种特殊的集体行动力。德意志帝国(Das deutsche Reich)成立后，“Reich”转而被视作团结德意志人的民族词汇，得到了复兴，而且也获得了等同于“民族国家”的国际法地位。在1919年共和国宪法制定时，国会仍然以多数表决的形式保留了“Reich”一词。这一点使魏玛德国(官方名称为Das deutsche Reich)与其他共和国(如法国)交往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并有助于此后政治不断右转的风向。到所谓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时期，希特勒继续青睐“Reich”一词，特别强化中央集权特性，并将之作为未来国家的根本形态。1949年后，联邦德国(BundesrepublikDeutschland)转而使用了“Bund”一词，改变了纳粹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但就“国家”本质而言，这里的“Bund”已是主权国家的表达形式，完全不同于此前的“德意志联盟”。[3]
德意志地区“国家”概念的不同表达及其内涵变迁，一方面提示国际关系史书写在处理同“德国”的相关内容时需要谨慎，针对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应加以严格区分；另一方面，它还表明，现代性在各地逐渐展开的过程中，并不拥有统一的速率，也未能获得步调一致的理解，如科泽勒克所言，不少地方通常倾向于把一些“记载经验”的概念(Erfahrungsregistraturbegriff)转变为“创建经验”的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像“Reich”与“Bund”一类的古老词汇均在19世纪后获得了新的意义。正是在此情形下，康德提出了“国际联盟”(Völkerbund，字面意思是“各民族大联盟”)的设想，而这恰恰也是“Bund”老词新义后的产物。[4]
第二，在国际关系史书写中，是否能通过对于上下概念、前后概念、平行和对立概念的联系性梳理，来建立概念的网络化理解？历史书写离不开概念的使用，但任何概念都是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拥有它的“在场”意义。这种语境化的概念理解不仅指向具体史事的梳理和表达，而且还对词汇使用的惯性与规则提出了要求。
例如，当人们在描述殖民地民众“反叛”时，一方面需要提供相应的此时此地统治制度的合法性依据(否则便无“反叛”一说)，换言之，作为“前概念”的“违法”、作为“对立概念”的“起义”等都应该被自然地纳入到研究视角内。另一方面，有关“反叛”的词汇历史和理解变迁也应得到我们的重视，因为很显然，在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反叛”宗主国并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后，此类行动的法律责任讨论已经让位于“争取自由”等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模式，由此在“大西洋空间”内还引发了一连串权利意识的变动。在此情形下，殖民地针对宗主国的“反叛”在当代的全球史书写中便有可能与其另一个对立概念 “革命”拥有了相似的意义。恰恰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这一概念的循环内涵逐渐褪去，它的创新作用及其作为“救世主”的形象逐渐明朗。美国独立战争为革命的这种新形象提供了具象化的例证。为此，汤姆·潘恩(Tom Paine)将之称作“新世界诞生之日”，并把这场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一并视作“革命时代”的共同揭幕式。[5]
尽管如此，如果以“革命”的概念来套用所有19世纪以降的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变动或国际格局变化，又未免过于宽泛。全球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海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认为，“只有当反殖民抵抗运动追随了建立一种新的、独立体制的目标(即建立民族国家)，它才是革命性的。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欧洲之外，还相对少见。少数例证之一是1881/1882年埃及的奥拉比运动”，而其他情形不过是“骚乱”而已。然而即便在欧洲，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看来，所谓“革命场景”在1792—1841年间出现过98次，而在1842—1891年间只有49次。不少所谓的“革命”不过是“在模仿，虚弱无力地重现令人着迷的、英雄般的开端。它们只是悲剧之后的闹剧而已”。[6]这些研究表明，来自于欧洲经验的“革命”，在被运用于本地区和其他国家情形的描述时，注定要同“革命”的对立概念“改革”或平行概念“变革”结合起来，才能更为准确地让人们理解历史进程。这些概念间的联系性问题，正是国际关系史书写可以持续推进的领域之一。
第三，在国际关系史书写中，是否能更多关注概念的流动性及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接受与理解，从而如全球史学家所追求的“全球视角下的全球史”[7]那样，来实现“国际视角下的国际关系史”？毋庸置疑，现代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连同当下的国际格局，大多是同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息息相关的。正因如此，国际关系史的叙述框架与论证逻辑也自然沿循着欧美历史的发生发展。近年来，“国际史”的兴起，已逐步改变了单一化或单向性的研究视角，让人们从民族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扩张史转向了国际组织或全球治理机制的复杂形成过程分析。[8] “新冷战史”则特别强调了多边档案的利用和互证的研究方法。[9]在这一趋势下，概念史或同样能够为一种“新国际关系史”提供思考路径。
首先，借助某些概念，对于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世界观或国家间关系做进一步挖掘，将有助于我们更为历史性地理解当代世界体系形成的源头。在现行国际关系史书写中，“帝国”及“帝国治下和平”是常见概念，但它显然并不能涵盖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尽管人们对“天下”观的内涵外延及历史表现都还存在争议，但这一有别于欧美历史经验的概念的确值得学界做进一步研讨。[10]与此类似，在西方文明传入前，古代印度、非洲各部落、东南亚各酋邦、奥斯曼帝国等拥有着各自历史悠久的传统世界认知与外交实践经验。从这些认知和经验中产生的各类历史性概念，将构建起我们理解现代国际关系形成背景的知识系统。
其次，着力于发现欧美国家的重要概念在世界各地流播时出现的不同境遇，以此来搭建国际关系的多层认知结构。全球思想史的研究已提供了部分“元概念”在不同文明圈中受到复制和接受、得到迁移和挪用、经历误解和错植，乃至遭受拒斥和放弃的各种经历。[11]在国际关系史中，来自欧美国家历史经验提炼的那些“概念”，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筛选：例如“civilization”一词在中国如何被错误移植到元典概念“文明”而非按照构词法被翻译为“文化”，进而成为一批知识分子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自我革新目标。[12]
最后，积极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进程与未来走向，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来回答非欧美概念反向传播的可能性及其路径等重大问题。在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虽然征服了印度，但却让“印度取代希腊人想象中的神圣事物的起源之地”。到中世纪，从印度开始的“南方化”又推动印度的观念、发明和产品传播到东亚、东南亚和西方。[13]近年来，中国学界有关“和平崛起”、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乃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讨论及相应的外交实践，或许也有可能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书写增添中国智慧。
“概念”是任何科学的研究基础。它代表了认知共识，并为接下去的讨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但是，历史学中的“概念”往往因其“历史性”而拥有了更为复杂的面向：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空经历过各种变化，其“变迁性”必须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否则便会导致时代错置的问题；它们在使用中常常与一系列相关概念扭结在一起，这种网络化的“联系性”可以让研究者避免偏见和执念；它们因语言的译介和流播而散布到各地，并在一种日益联系紧密的全球交往中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交融，如此一般的“流动性”为概念输入了不断革新的生命力。正因如此，概念史才会越来越获得历史学研究者的关注。笔者希望，概念史的上述特点，能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书写提供一些新动力，孕育更多新领域。
作者简介：孟钟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史。
[1]科泽勒克对“概念史”具体论述，可参见：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Otto Brunner，Werner Conze und Reinhart Koselleck(H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d.1, Stuttgart, 1972, S．XV; Reinhart Koselleck, “Begriffsgeschichte und Sozialgeschichte，” 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Frankfurtam Main: Suhrkamp, 1979, S．107－129. 他还为“概念史”撰写了简短词条，收录于[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孟钟捷译：《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3页。对于科泽勒克及其“概念史”研究成就的梳理，可参见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3期；黄艳红：《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概念史刍议》，《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
[2] “概念史”在国内学界的一些延伸研究成果有：方维规：《“鞍型期”与概念史——兼论东亚转型期概念研究》，郑文惠主编：《东亚观念史集刊》第1辑，台北：政大出版社2011年版，第55－84页；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黄艳红：《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方维规：《关于概念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等。
[3]关于“Reich”的内涵转变，可参见Werner Conze & Elisabeth Fehrenbach,“Reich”， in Reinhard Koselleck,Werner Conze & Otto Brunner,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e－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Band 5,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4, S．423－508；孟钟捷：《什么是“Reich”？——从魏玛初期的国名之争看德国人的帝国观念》，《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1期。关于“Bund”的内涵转变，可参见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S．122－124, 370－372.
[4] Reinhart Koselleck, Vergangene Zukunft. 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 S．371－372.
[5] “革命”的概念演变，可参见Krishan Kumar，“Revolution，” 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 eds.,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4, Detroit etc.: Thomson Gale, 2005, pp.2112－2121.
[6] Jürgen Osterhammel, Die Verwandlungder Welt. Eine Geschichte des 19. Jahrhunderts, München:Beck, 2010, S．746, 740.
[7] 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8]徐国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际史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文史哲》，2012年第5期；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11期；滕凯炜、姚念达：《国际史的方法与实践——埃雷兹·马尼拉教授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9]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缘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沈志华：《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新趋向》，《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白建才、梁志：《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0]把“天下观”作为当代国际关系变革的一种选项，是学界最近的讨论热点之一。可参见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后续研究可参见赵汀阳：《天下究竟是什么——兼回应塞尔瓦托·巴博纳斯的“美式天下”》，《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6期；赵汀阳：《天下观与新天下体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相关研讨有：简军波：《从“民族国家体系”到“天下体系”：可能的国际秩序？》，《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1期；杨吉平：《一元还是多元：反思当代世界秩序的基础——兼评赵汀阳教授的“天下体系论”》，《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等。
[11]最近引起广泛讨论的个案研究是[美]大卫·阿米蒂奇著，孙岳译：《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可参见[美]大卫·阿米蒂奇著，张旭鹏译：《思想史的国际转向》，《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2期。
[12]刘文明：《19世纪欧洲“文明”话语与晚清“文明”观的嬗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13]这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约翰·P.阿纳森的发现。参见刘文明：《文明际相遇：文明互动的社会学阐释及其史学意义》，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