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现代第一幅政治宣传画，《时局图》在中国近代史上流传广泛且影响深远，在近代美术史上更是地位重要。时至今日，它依旧存在于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目了然”地让中小学生了解列强在近代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这一历史事件。因此，《时局图》既有自身的历史价值，对于我国的历史教育，尤其是近代史教育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学界对《时局图》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一方面，《时局图》的许多基本信息，依然含混不清。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记载该图作者为谢瓒泰，创作时间为1898年（戊戌）六月。而谢瓒泰在自己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记载该图创作发表于1899年7月19日。蔡元培在1903年由其主编的《俄事警闻》创刊号中说这幅图是“前年有一个人从英国新闻纸上译出来的”。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让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如王云红认同蔡元培的记录，因为《俄事警闻》“在时间上来说，更加接近于《时局图》的原创时间”。而瓦格纳（Rudolf G. Wagner）则直接采信了谢瓒泰所说时间而未做更多讨论。另一方面，对《时局图》存在的多个不同的版本、不同版本刊载的不同媒介、这些版本发表时的不同语境，以及语境变化所带来的图像细节的变化，更鲜有文章将其准确地揭示出来。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版本的《时局图》进行分析，考证图像信息，以及图像所嵌入的具体社会语境。综合不同版本的《时局图》，本文将讨论《时局图》的细节及其变化所反映的背后时代及相应的社会变迁，包括国内局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由此展现《时局图》作为图像的史料价值。文章最后将对图像传播的外在及内在逻辑稍作讨论。
一 源于英国殖民地的《东方时局》图
关于《时局图》的诞生，谢瓒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说：“1899年7月19日，我制作并发表了一幅政治漫画‘远东的形势’。这幅漫画许多外国画报都刊登了。绘画这幅漫画，目的在于唤醒中华民族，向人们敲起警钟：外国列强瓜分大清帝国的危险已逼在眼前。”创作并发表这幅政治漫画时，谢瓒泰正身处香港。他提到的这幅“许多外国画报都刊登了”的政治漫画便是最早的《时局图》，英文标题为“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远东的形势）。关于这幅政治漫画的最早刊登处，谢瓒泰没有明确说出，学界至今也无法确切知道。最早版本的《时局图》确能够在一些海外报刊中被找到，包括1900年10月6日在悉尼出版的《城郊周刊》（The Town and Country Journal）与1901年4月6日在美国出版的《莱斯利周刊》（Leslie’s Weekly）。从该图的文字内容与图像细节来看，这幅源自当时英国殖民地香港的最早的《时局图》其实是站在“英国立场”上描述远东的形势。
《城郊周刊》转载的这幅政治漫画是从其他报纸上剪下后重新复印的，上有中、英两种文字。英文标题为“Th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中文标题为“东方时局 光绪戊戌六月”。图中左下方还有作者的中英文落款“Tse Tsan Tai; Hong Kong, July, 1899, 谢瓒泰”。该图的主要中文信息包括正上方有关图中各种动物对应列强的说明：“熊即俄国；犬即英国；蛤即法国；鶧即美国；日即日本；肠即德国。”在图像的正下方，则有图中各种动物所代表的诸列强意图的说明：“俄，妄霸无耻；英，保国通商；法，志拓已属；美，念亲助英；日，助英拒霸；德，无量大欲。”在图片内部，还有一些中文的地名与英文同时出现，如“西伯利亚 Siberia”、“蒙古 Mongolia”等。除具体的地名外，在那些象征列强的动物上也有一些英文说明。象征俄国的熊的额头上有“征服”（Conquest）一词；象征着英国的斗牛犬上有“门户开放”（The Open Door）和“完整中国”（The Integrity of China）；象征着法国的青蛙的背上所写的是“殖民扩张”（Colonial Expansion）与“法绍达”（Fashoda）；象征着美国的鹰身上写着“血浓于水（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象征着日本的太阳右下方有“升起的太阳”（The Rising Sun）与“斗牛犬与我会看着这头熊”（John Bull & I Will Watch the Bear）；象征着德国的香肠圈上则有“德国香肠野心”（German Sausage Ambition）。
从这幅政治漫画的文字说明来看，它的中文信息与英文信息大多具有对应关系，并且与图像细节相吻合。熊额头上的“Conquest”对应着俄国的“妄霸”之心，而这头熊的四只脚已经跨到了中国的东北、内蒙古、陕北、直隶等地区，并且似乎保持着继续往南的态势。斗牛犬身上的“The Open Door”和“The Intergrity of China” 对应着“英保国通商”，“保国”即所谓保全中国的领土，保持中国的完整，而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让列强可以在中国的各国势力范围内进行自由商贸。同时图上的斗牛犬昂首蹲守在中国的南方，前足踏在广西与安南接壤处，后足蹲在福建和广东，似乎警惕着所有的潜在敌人。青蛙身上的“Colonial Expansion”对应着法国的“志拓已属”，而图上的青蛙身体盘踞在中南半岛上，左前肢跨过云南深入四川境内，右前肢则托起了海南。青蛙身上的另一个词“Fashoda”指的是在1898年英国和法国在非洲苏丹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发生的一场战争危机，法国后来从法绍达撤退，英法之间达成协议。鹰身上的“血浓于水”自然是指英美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才“念亲助英”。图上的鹰并没有在中国的版图内，而是站在东南海域，两爪勾住菲律宾而立，头则朝向西北，面向中国。“助英拒霸”的“太阳”——日本要与斗牛犬一起盯着北方的熊，让它不能称霸。最后，环绕在山东半岛上的德国“香肠圈”有着“无量大欲”，即“Ambition”。
关于这幅《东方时局》漫画的创作和发表时间，前文已经提到了关于此的不同说法，最早版本漫画上的作者落款印证了谢瓒泰在《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的说法，这幅作品应该是创作完成于1899年7月。而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所记录的“戊戌六月”也并非毫无依据，因为这幅漫画的中文标题便为 “东方时局 光绪戊戌六月”。“戊戌六月”这个时间，即1898年七八月间，后来还出现在这幅漫画的其他版本之中。那为何在漫画中会出现两个不同的时间呢？从图像内容来看，这幅作品应该是创作完成于1899年7月无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图像上落款时间与谢瓒泰本人的记载一致，还因为图中细节所涉及的一些事件。比如说法绍达事件在1898年底才以法国的撤退基本结束，1899年3月两国之间才达成协议；又如美国在1898年12月才与西班牙签订和约获得菲律宾，并且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到1899年4月11日才正式开始。但是谢瓒泰为何又在最初的中文标题中给出“光绪戊戌六月”这个时间呢？这应该是因为他在光绪戊戌六月受到“列强将要瓜分中国”这样的观念的冲击，而这与当时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切密切相关。当时的外文与中国报纸中也有许多关于列强瓜分诸殖民地以及瓜分中国的文章和政治漫画。王云红在戊戌年以前的报刊中查阅到的关于“瓜分”中国的15篇文章中，有14篇都发表于戊戌六月之前。而类似“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命运”这样的话语也迅速进入中国士大夫以及革命者们的讨论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冲击下，谢瓒泰写下了“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这首诗，出现在《东方时局》图之后的《时局图》版本中，且落款是“戊戌六月”，可见这首诗完成于戊戌六月。一年以后，即1899年7月，谢瓒泰又创作了《时局图》的最初版本——《东方时局》图。
这幅《东方时局》图所传达的信息与之后的其他版本有一定的差异。首先图中的中英文两种语言，从字体大小和版面设计来看，并没有哪一种被突出或者强调，传达的信息也是基本对称的。从标题来看，英文标题中的“Far East”（远东）是欧美国家从其国家所处的地理方位出发对东亚地区的称呼。而《东方时局》的“东方”，既在一定程度对应“远东”，也是在全球地理视角上对东半球的亚欧大陆东侧的地理区域的称呼。所以该图所针对的读者一部分是那些习惯将中国和东亚作为“东方”的阅读英文的欧美读者，向他们介绍远东的政治局势；另一部分是那些具有国际视野的能够阅读中文的群体。而这也正是《东方时局》图发表的环境。该图由谢瓒泰创作于当时已经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最初也应发表于香港的某一报刊上。因此该图其实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描述英国及其同盟的“正面”活动，以及法国、俄国与德国的扩张行为。比如图中强调俄国的“妄霸”、法国的殖民扩张和德国的“无量大欲”，与此相对的则是英国的“保国通商”、美国和日本的“助英”“拒霸”，这些都与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在中国掀起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的狂潮有关。
事实上，英国与俄国的对抗是伴随着俄国领土的扩张而同时在西亚、中亚、东欧和东亚展开的。在东亚，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对抗变得尤为激烈。1896年6月和9月，俄国与清政府分别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获取了东北地区铁路的土地占有权、行政权、警权等等，东北由此被划入俄国势力范围。同年6月，已经与俄国结盟的法国也通过与清政府签订合约，取得了在广西和云南部分地区的通商和减征关税的特权，还拥有了在两广与云南开矿的优先权。德国则于1897年11月强租胶州湾，并取得了在山东筑路开矿的特权与承办工程的优先权。为了应对其他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并在其内部获取特殊权益从而威胁英国利益的局面，英国政府意识到它无法再在中国“一家独大”，所以不断根据东亚地区的形势变化而调整其在东亚的具体政策。在1898年之前，英国政府更多强调保证中国的完整和清政权的稳定，以保持英国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影响力。而在1898年，为了应对其他欧洲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行租借港口等行为，英国政府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Open Door）政策，以保证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并缓和英国国内的公共舆论，在之后根据列强们的反应继续对政策方向进行调整。到该年8月时，英国甚至开始承认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尽管这一点与维持“中国的完整”(the Integrity of China)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冲突的。在这一政策调整的导向下，英国相继同德、法、日、俄等国达成共识，英国不仅认可这些国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同时主动参与这种势力范围的争夺以与列强相抗衡，其中标志性事件便是英国强租威海卫。到1899年4月，英国与俄国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达成了一个类似协议的承诺，双方都认可了彼此在中国的铁路权益范围。
英国与德、法、俄、日、美在东亚地区所达成的局面都在这幅《东方时局》图上体现了出来。无论从图中文字还是图像来看，当时在东亚地区作为英国竞争对手的俄国、法国与德国，在图中的呈现都比较负面。在文字说明中，中文和英文使用了“Conquest”“Expansion”“Ambition”“霸”“拓”和“欲”等词语，以指出和强调三国的扩张野心。从图像细节来看，法国被绘为一只青蛙，而青蛙是英国对法国的一种蔑称，而非法国自己认可的国家形象。法国经常以“高卢雄鸡”自居。德国则被直接地绘为一根香肠圈，这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英德关系有关。当时由于德国实力的增强，英国对自己的国际地位产生不安全感并对德国产生了敌意，这种敌意也延伸到了文化和食品领域，将在德国食品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香肠赋予了各种负面形象，并予以抵制。香肠也常被英国的大众媒体用以指代德国。图中的俄国则被绘制为一黑熊，且相比其他列强形象显得十分庞大，并且有随时要向南边走过来的动态。这种形象的选择与当时英国国内“恐俄症”（Russophobia）的社会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19世纪英国的“恐俄症”是伴随着俄国的领土扩张与英国与俄国在欧亚大陆的对抗而产生的，在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达到了高潮。英国的“恐俄症”伴随着英俄对抗的起伏而起伏，在19世纪末时再一次因为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维护等因素而反弹。在这种社会氛围中，英国的报刊经常贬低性地将俄国描绘为一种野蛮、落后、贪婪的形象。在政治漫画中，俄国则常被绘为野蛮人、巨大的熊或巨型章鱼等形象，盘踞在欧亚大陆北端，对英国的庞大帝国构成严重威胁。
与此相对的是，图中作为英国盟友的美国与日本，作者选择的都是两国自身认定的正面象征物：雄鹰与升起的太阳，且在文字说明中表明了美日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作者为英国所选择的动物形象同样令人寻味。众所周知，英国自身认定且经常使用的动物象征为狮子。但是为何作者并没有在《东方时局》图中使用狮子形象来象征英国，而是用斗牛犬形象呢？也许是因为狮子形象会过分突出英国在东方的威胁性。图中的斗牛犬昂首蹲守在中国的南方，似乎在警惕着所有的潜在敌人。由此看出，它呈现出来的英国形象更像是一个秩序守护者，而这也正是英国在东亚自诩的角色。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正因为《东方时局》图所持的“英国立场”，才使其能够在香港出版，并且之后为“许多外国画报”所刊登。这里谢瓒泰所说的外国应该主要为英国殖民地区及其同盟如美国等。今天对于这幅漫画最初在香港刊登的媒体以及具体语境都已无迹可寻，可能是为了配合分析“东方时局”的相关文章。在1900年10月6日出版于悉尼的《城郊周刊》中，《东方时局》图出现在笑话版面，其中有两个关于中国的笑话：
（1）“显然所有国家都在中国有势力范围。”达利夫人评论道。
“是的，除了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达利先生补充说。
（2）“据说有个计划被提出来以解决中国难题。”
“什么计划？”
“有人提议中国应该被拍卖，然后由列强们来支配拍卖所得。”
这两个笑话都是关于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乃至瓜分中国的内容。考虑到这期杂志出版于1900年10月，第二个笑话中所说的“中国难题”（Chinese Complication）应该是指中国自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包括八国联军侵华等。而《东方时局》图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东亚局势，这也是这幅漫画能伴随着这两个笑话在《城郊周刊》出现的原因。这两个笑话其实反映出了《东方时局》图中并没有直接表达的一个信息，即在这场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当时的中国只是可怜的“缺席者”，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决策权，命运完全被他人主宰。在《东方时局》图中，中国仅仅是以地图的形式呈现，地图上盘踞着代表列强相争的各种动物，各种动物都在表明自己的意图，而中国在图中并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正因为如此，《东方时局》图才在之后被数次修改、重新印刷，以求传达出更多信息，尤其是革命党人所要传递的信息。
二 作为革命宣传画的《时局全图》
据谢瓒泰回忆，与他一起创立辅仁文社的革命人士杨衢云请他“将政治漫画涂上彩色加以滑稽化，在日本刊登”。当时杨衢云已经因故移居日本并在那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完成了“滑稽化”改造后，谢瓒泰提到他分别于1899年8月3日、8月31日与11月6日收到杨衢云从日本横浜寄来的“革命宣传品”，这其中应该就包括了经过谢瓒泰改绘的这幅作品。但是谢瓒泰对《东方时局》图“涂上彩色”和“滑稽化”的处理对这幅图做了多大程度的调整呢？《东方时局》图之后的时局图版本主要有两个：一个是1936年刊于《逸经》杂志中冯自由文章的附图；另一个则是被收入教材的《时局图》版本，这是朱士嘉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并刊登在1954年第1期《近代史资料》上的。《近代史资料》的编者根据该图的题词认为这一版本应该是1900年以后、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以前的作品。王云红则认为此图应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前后的作品。而谢瓒泰的“滑稽化”改造完成于1899年，因此，这一调整版本并非朱士嘉发现的《时局图》版本，而应该就是刊登于《逸经》的版本。这一调整将站在英国立场上的《东方时局》图改成了一幅合格的革命宣传画。同时，由于《时局图》上的“恐俄症”设计契合了1901年开始的拒俄运动相关社会思潮，让这幅革命宣传画在1903—1904年间继续得以流行，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刊登于《逸经》的这个版本图像内部的细节以及说明文字都并没有很大调整。图像内部除了谢瓒泰所说的“涂上彩色”外，只是加上了他的诗：“沉沉酣睡我中华，那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落款为“开平谢瓒泰写于香港”，下方还有谢瓒泰私人印章。图像外部的调整主要在四个角的位置。《东方时局》图的四个角本是由报纸的其他文字内容，谢瓒泰为了让这幅图变成单张的完整宣传画，便在图的左右上角添加“时局全图”四个大字作为标题，并将下方原有的标题“东方时局 光绪戊戌六月”去掉。同时，谢瓒泰还在图的左右下角分别添加了书本笔墨和大炮弹药的装饰图像，似乎对应着“文”和“武”的内涵。
从图像受众和用途来看，经过谢瓒泰调整之后的《时局全图》已经与《东方时局》图完全不同。当谢瓒泰做出调整时，他已知悉这幅画将被用来作为当时革命党人的宣传品。之后杨衢云在寄给谢瓒泰的信中也多次讲到这些宣传品被广泛发放，“鼓动中国人起义，反对满洲强盗”。宣传品发放的人群范围既包括“美洲、檀香山、澳洲、海峡殖民地、曼谷、西贡和加拿大的党人”，还包括了生活在“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正因为《时局全图》受众和用途的变化，谢瓒泰才添加了《时局全图》的中文标题。这时，尽管图像内容与《东方时局》图大同小异，但它已经不再是英国人的《远东局势》，而是作为革命党的中国人的国家时局了。图上的诗歌也是为革命党读者群体所添加，呼吁他们要快快觉醒，拯救中华。这些调整将一幅原来站在英国立场的反映列强在东亚的政治活动局势的政治漫画放到一个新的语境当中。让图中原本作为“缺席者”的中国人作为“阅读者”重新出现，读到当时中国列强盘踞、任人宰割的局势。这时，这幅图原有的内涵、原来的英国立场，都在新的读者群体中变得无关紧要了。正是因为作为革命宣传品的 《时局全图》中直白地表现出了对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命运的担忧，且呼唤中国人民觉醒，谢瓒泰才会被“香港殖民大臣审讯”。
虽然今天更广为人知的是朱士嘉所发现的《时局图》版本，但在20世纪初，《时局全图》其实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蔡元培在1903年的《俄事警闻》创刊号中所绘制的《瓜分中国图》参考的便是《时局全图》。在这个版本中，绘图者只是粗略画出了《时局全图》的轮廓，并且没有将中国以及其他周边国家的政治边界标绘出来。此外，虽然《时局全图》中的关键地理信息，比如熊在北方、斗牛犬在南方等在《俄事警闻》版本中依旧被呈现，但图中的动物们因为比例变大而挤到了一起。同时，为了保持图中的列强们的动物意象的一致性，绘图者将原本的德国香肠换成了蛇的形象。蔡元培在《俄事警闻》中对这幅图的说明文章《现势》中提到：“这一张图，叫做瓜分中国图，前年有一个人从英国新闻纸上译出来的”，后又提到“翻译这一张图的人姓谢，是香港地方印的，五彩鲜明，上海别发洋行寄卖”。此外，读者主要为在华外国人的《字林西报》在1904年2月5日也介绍了《时局全图》——这幅关于远东局势的“激昂的政治宣传品（flaming political poster）”——最近由谢瓒泰发表，并且刊登了谢瓒泰诗的英文翻译。
由此可见，虽然谢瓒泰和杨衢云在1899年调整并印刷《时局全图》是将其作为针对中国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品，但到了1903—1904年时，《时局全图》依旧在还被摹画出版和信息转载。蔡元培提到《时局全图》是在香港地区印刷并且在上海别发洋行寄卖，可见它已经不是单纯的革命宣传品，而是在作为印刷商品被售卖。20世纪初，别发洋行的读者群体主要是在华外国人以及少数能够进行英语阅读和书写的中国知识分子，销售业务主要是西洋书籍。正是因为如此，《时局全图》才会被《字林西报》注意到并刊登图上诗文的英文翻译。也正因为如此，它才会被蔡元培选择，并在《俄事警闻》中摹画出版。蔡元培还说“各位可以买一张，拿回去给小孩子看，恐怕讲到明白时，连七八岁的小孩子也都要发起愤来”。
为何这幅1899年创作发行的政治漫画到1903、1904年依旧能够得到流传，甚至可以说传播路径更广了？有学者已经提到“庚子事变”后由于俄国占领东北而引发列强新一轮瓜分中国这一历史背景，但并没有提及与之直接相关的“拒俄运动”。庚子事变后，俄国趁机出兵占领东北。俄国在之后与清朝政府驻俄公使杨儒的谈判中又提出试图剥夺中国对东北主权的条款，这在中国引发了一场拒俄运动风潮。1901年3月15日，旅居上海的官绅士商在上海张园聚集，发表演说，从而拉开了“拒俄运动”的序幕。1903年4月，因为俄国违背了之前与清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进行第二期撤兵，从而引发了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拒俄运动。到10月，俄国政府终止与清政府的谈判，并派兵强占清政府在东北的官署，已经在事实上独占了东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蔡元培在1903年12月15日创办了《俄事警闻》，关注东北危机，呼吁民众抗俄救亡。他同时将此图称为《瓜分中国图》，意在提醒民众俄国的独占东三省会导致列强对中国进一步的瓜分。
然而，在拒俄运动的大背景下，这幅创作于1899年的政治漫画会在1903—1904年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且再次流行起来，还应该与其最初受英国“恐俄症”影响而进行的图像设计密切相关。前文提到，英国报刊经常在政治漫画中将俄国绘为巨大的野蛮人、熊或章鱼，而这种风格也影响了《东方时局》图的创作，图中象征着俄国的黑熊硕大无比，四肢踏入中国东北与华北，似乎还在向南迈进，正威胁着蹲守在南方的斗牛犬。硕大黑熊带来的紧张感和压迫感立刻被“拒俄运动”的参与者捕捉到，《时局全图》也许便由此得以再一次流行。也正因为如此，这幅图此时不仅仅在中国人当中流传，也因为俄国的扩张带来的“恐俄症”的延续而通过洋行代售得以同时流传于在华外国人群体中。
三 教材中的《时局图》
《东方时局》图衍生出来的另一个版本便是朱士嘉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版本，之后刊登于《近代史资料》的第1期。与《东方时局》图和《时局全图》相比，这版《时局图》的改动很大。从文字上看，这一版本的标题改为《时局图》，《东方时局》与《时局全图》版本中正上方原有的关于各个动物的象征国家的文字以及正下方关于诸列强意图的文字都被删去，为了让读图者能够准确解读图中信息，绘图者又在新版本的一些象征物上增加了相应的国旗，如斗牛犬额处的英国国旗、青蛙背上的法国国旗以及鹰所衔的美国国旗，而象征着俄国的熊的额处则有代表沙皇俄国的双头鹰标志。同时图的两侧添加了“不言而喻，一目了然”八个大字，表明此图已无需其他文字说明了。朱士嘉发现的这一版本还有专门的《时局图题词》，全部以口语化的广东方言写成，描述当时在中国的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正是根据题词中的一些信息，《近代史资料》编者认为该版本创作于1900年至日俄战争爆发前。从题词使用的的粤方言来看，该图印刷于香港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时局图》上已无作者信息，之前的作者签名落款、所作诗歌皆被去除，因此其作者并不明确，虽然谢瓒泰在1903—1904年间曾撰写文章批判俄国，但是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这个版本的作者与谢瓒泰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版本图像细节的变动以及可能与之相对应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来看，笔者推测应在1902年至日俄战争爆发前。
从图像细节上来看，作为日本的太阳图像，除了之前的一只脚勾在朝鲜半岛以及一条光线绕住台湾外，又向西侧增加了三条太阳光线，指向中国的华北地区，直接横在了黑熊的脚前，似乎是在阻止其继续往南。而图中英国的形象斗牛犬被重新绘制。原有的以坐姿蹲在中国南方的斗牛犬，变成了巡游姿态的斗牛犬，且神态似猛虎，更具有威胁性，以至于有人认为这是老虎。斗牛犬长长的尾巴往后伸出，尾巴尖勾到了山东半岛顶端，即威海卫，紧挨着象征德国的香肠。斗牛犬的头部冲着象征法国的青蛙方向，似乎在十分警惕地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在地图的下方广东南部，绘图者增加了一只虾，趴在澳门区域。同时，绘图者还在“时局图”的下方，地图之外的区域添加了穿着绅士服或军装的兔子、牛、单峰驼等动物，中间扯着一排国旗，象征着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它们也正虎视眈眈，准备随时加入这场瓜分中国的活动中。
在作为背景的中国版图的中、西部，绘图者在将斗牛犬移到东南沿海后，又添加了一个沉睡中的老迈且侧卧着的清朝官员，官员手中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是一张网，网中有正在阅读着“之乎者也”的书籍的儒生与正在搬起石锁，身后是弓箭、大刀和马匹的武生。沉睡的官员下方是一对着便服夫妇正坐在餐桌前对饮葡萄酒，身后的柜子似乎锁着满满的财富。夫妇西侧有一位清朝官员，右手高举着一个大铜钱。官员腹部有一个白色的大腰包，是他放置钱币处。这些增加的图像细节对应着《时局图题词》中的如下内容：
枉费你中原如许大地，总系一角呢埋，冇的作为！睇佢大睡长眠，犹是未起，佢重张开罗网，等你起脚难飞，俾的者也之乎迷住你，俾的弓刀大石等你越练越更顽皮。造官的提住个金钱来做生意，兜肚阴虚实在恶医！个的财主人家诸事懒理，酒色昏迷乐此不疲，点知到外便重有好多谋住你，立刻时常会起祸机。
无论是图像还是题词，所要传递的信息都十分明确：面临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统治阶层虽然将中国的文人武士网入彀中，但无所作为，要么在酣睡、要么在搜刮钱财，富人阶层则在享乐，完全无视亡国危机。
这一版本的《时局图》从形式来看，接近谢瓒泰于1899年调整后的《时局全图》，应该同样也是作为宣传画单独印刷销售。这一版《时局图》的图像部分其实还曾出现在其他载体上。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张明信片的图像内容便是源自《时局图》，但仅截取了图像主体部分，裁去了图片原有的中文字以及图片下方添加的代表意大利等国家的动物形象。明信片正下方有“O. F. Ribaro, Hong Kong, China, Series No. 23”的印刷信息，显示该明信片同样印刷于香港，且是一个明信片系列中的一张。大英图书馆藏的这张明信片在香港被人购买，后在上面手写了法文内容：
敬请允许我，亲爱的博士（或医生），以这日本一般的精神面貌，向Lenoble女士和您献上诚挚的敬意以及再次的真诚谢意。
J. Vallée 1904年7月7日于香港
从明信片上的文字内容来看，明信片的购买者与使用者可能都为法国人。这位购买者在他的文字中只是以图片中日本光芒四射的形象来描述自己“以这日本一般的精神面貌”向他的朋友致以敬意与谢意，而似乎并没有联想到东亚的国际局势。《时局图》的图像主体部分在明信片上的出现一方面说明这版《时局图》曾经被以不同载体和不同形态传播，且该图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依旧主要是在香港地区；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该图的受众依旧既包括能够阅读中文的华人，也包括能够阅读英文的欧美人士。
从图像内容来看，《时局图》在图像方面的这些调整反映了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1902年1月，日本和英国主要针对俄国在东亚的扩张通过签订协议建立了同盟关系。协议要求当日本与英国中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不仅要保持中立，还要在战争参与方增加时帮助同盟国作战。英日同盟建立后，日本便更有底气在东北亚向俄国发起挑战。在英日同盟的影响下，俄国与法国在同年3月也建立了相似的同盟关系。这种局势变化反映在图像上便是象征日本的太阳延伸加长的射线试图阻止俄国黑熊往南的步伐，而斗牛犬对着法国青蛙怒目而视，似乎随时要发动攻击。因此似乎可以将这一版本的《时局图》锁定在1902年至日俄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此外，图像内容中对清政府统治阶层图像的添加也反映了在庚子事变后被放大和强化的对于清政府的不满与失望。这种失望和不满既是源自英国立场，由于清政府的无能导致英国政府之间的“保全中国”和“门户开放”政策无法继续在中国维持，只能转而与日本结盟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同时，也是源自包括革命党在内的香港华人，因此才会有以粤语方言写作的《时局图题词》伴随解说，呼吁华人们要“发奋”，以阻止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因此，《时局图》既沿袭了《东方时局》图所持的“英国立场”，也延续了《时局全图》的革命党话语。
讨论：图像的语境和传播逻辑
在最终的《时局图》版本形成之前，它经历了从《东方时局》图到《时局全图》，再到《时局图》的变化过程。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不仅仅是图像细节的调整，如英国形象的变化、清朝统治阶层人物形象的添加，或文字内容的增删，如诗歌和题词的添加、标题的改变，还有图像媒介与载体的变化，即从最初的报纸上的政治漫画，到单张的革命宣传画以及明信片。伴随着媒介变化，还有《时局图》不同版本的发行与销售方式及范围的变化。
而在这诸多变化的背后是阅读语境、传播语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如前文所述，《东方时局》图的绘图者是站在英国的立场上描绘远东的国际局势，但其最初便有中文与英文的双重阅读语境，谢瓒泰在绘制此图时便已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对图像内容作了不同的处理。为了便于读者认出不同动物对应的国家，谢瓒泰特意在图像上方加上了相应的文字说明。但只有中文说明显示作者是针对中文读者准备的这一部分内容，因为他默认英文读者，尤其是在香港的英文读者群体是熟悉这一套图像语言的。而后来《时局图》改绘者在删去关于国家动物形象的说明文字的同时，又在动物身上添加了相应国家的国旗，这也应是为了便于中文阅读者理解。在青蛙背上所写的“法绍达”（Fashoda）没有出现在中文说明中，同时其他如“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等英文内容也并非与中文的说明完全对应，因为谢瓒泰在同一张图中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根据他们各自的阅读语境提供了不同的内容。
同时，随着《时局图》的不同版本出现在不同的媒介和载体，也会因此而进入不同的传播语境，而绘图者为了配合不同的传播语境会对图像做出相应的调整。为了配合作为革命宣传品的传播语境，谢瓒泰的诗歌被添加至《时局全图》，而《时局图题词》则与《时局图》一同被传播。当配合作为大众文化的明信片的传播语境时，时局图上的文字说明以及下方部分内容被裁减以适应明信片这一媒介。
另外，国际形势的变化也让《时局图》在不同版本中产生相应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由于英日同盟和俄法同盟的诞生而带来的《时局图》最终版本中英国形象的变化。然而，《时局图》以不同版本在1899—1905年间持续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这一时期东亚国际形势中一个不变的因素，即因俄国在中国的扩张而带来的威胁。《东方时局》图中的的俄国意象在诞生之初便是因为英国社会的“恐俄症”，图像中的俄国意象——庞大黑熊——也非常符合英国社会“恐俄症”的心态。之后《时局全图》被革命党利用作为革命宣传品，以警示海内外华人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来自列强的威胁。此后，随着俄国在义和团运动后对中国领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不断侵占，原本的英国“恐俄症”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中国“恐俄症”。中国兴起的拒俄运动让《时局图》在中国国内爆发了生命力，让它无论是在国内针对下层社会的宣传活动中，还是海外继续进行的革命宣传中都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传。同时当时中国和英法共享的“恐俄症”让《时局图》在海外的外国人群体中也得到了传播。最后，随着日俄战争爆发，在日本取得战争胜利以后，东方的局势发生改变。俄国在东亚的势力衰退，原有的“恐俄症”的社会氛围也不复存在，因此无法找到《时局图》在1905年以后流行的任何证据。直到1936年，《时局全图》才被革命元老冯自由作为“革命逸史”的史料挖掘刊登出来。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幅图又重新被朱士嘉发掘出来发表于《近代史资料》，随之便作为列强侵略与试图瓜分中国的图像资料进入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其影响持续至今。
由此可见，《时局图》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得到持续性的广泛传播，并不仅仅是因为其作为革命宣传品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图像诠释，还因为它的传播既符合图像传播的外在因素，如俄国在东亚的持续性扩张政策、图像媒介的多元化；又契合了图像传播的内在因素，如《时局图》自始至终的双重阅读语境让其同时拥有中文和英文阅读群体、《时局图》中的“恐俄症”因素让它契合了当时的东亚局势。正是因为如此，《时局图》才在近代拥有如此的传播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作为历史史料，还是作为中国最早的政治宣传画，《时局图》在今天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