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强盛王朝，人们往往羡谈秦汉、隋唐或明清。事实上，元朝承继秦汉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拥有超越汉唐的辽阔疆域，实现了广泛的民族交融，为此后数百年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南北一统  天下为一 

元朝对中国历史的贡献，首先在于再度完成南北统一。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国陷入分裂割据，生民饱受战争离乱之苦。中晚唐皇帝试图结束藩镇割据，恢复中央威权，然或昙花一现，或功败垂成。五代政权林立，互相征战不休。北宋君臣亦常以未能恢复“汉唐旧疆”为恨。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中国再度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有学者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

南宋坚信“夷狄无百年之运”；北方政权也贬称南宋为“岛夷”、“蛮夷”。各政权均以华夏正统自居，数起兵戈，谋求政治上的统一。因此，绝大多数南方士人终生无缘亲至北方故土，他们希冀天下为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表达了统一南北的强烈愿望。

元朝统一南北，与忽必烈君臣采取积极得当的措施分不开。在谋划伐宋战争之初，忽必烈就提出改变之前在中亚等地大肆屠杀的征服方式，以武力迫使南宋君臣归降，希冀对南方广袤土地和丰厚财富实现平稳接收；并反复强调赢得江南民心的重要性，避免南方社会激烈动荡。占领临安之初，元廷就宣布继承江南的政治传统，不许毁坏南方名胜古迹，积极征召南方士人加入新政权，希望“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华如故”。元朝统治者也注重恢复南方的社会秩序，颁布诏令要求“农者就耒，商者就涂，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努力保持南方社会的稳定发展局面。

元朝统治者采取重开运河、新辟海运等措施巩固南北统一。不仅利用隋唐旧有河道，还先后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杭州至大都（今北京）的运河交通重新畅通，“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此外，元廷利用南方的船舶、人员和航海技术，将漕粮从海上运输至大都，供应大都的粮食需求。运河重开和海运新辟都对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元朝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为弥合南北隔阂提供了契机。有学者指出，元朝统一打破几百年“天限南北”的格局，南北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北方剧作家关汉卿在宋亡后从大都来到杭州，作《一枝花·杭州景》：“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初来“人间天堂”，对他来说真是“纵有丹青下不得笔”。伯颜入临安后，奉命将城内图书经籍、金玉珍宝、古玩字画等运至大都，成为元廷的重要收藏，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

随着南方局势逐步稳定，忽必烈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赵孟頫、叶李等相继北往出仕。此后，大都城内活跃着一大批南方学者，如贡奎、虞集、揭傒斯、黄溍等，多任职于集贤院、翰林院、国史馆等元朝中央文化机构，为南北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元统一后，许多南方士人前往北方旅行考察，从河川到山岳，从城邑到宫阙，他们走访孔子故里曲阜，汉唐故都长安、洛阳，北宋故都开封等地。借助元朝统一的局面，南北联系得以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修复，为之后几百年的统一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

舆图之广  历古所无 

元朝的疆域超越汉唐。雍正皇帝曾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已然道出元朝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贡献。元朝辽阔的疆域，对于亲历天下从分裂到大一统的时人来说，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这得益于其构建了“混一华夷”的多民族国家体制。实际上，古代中国疆域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华夏族群与非华夏族群能否共属同一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华夷”能否成为“一家”的问题。元朝版图之广，旷古未有，多个族群被纳入统一疆域之内，“九州内外，靡不臣属，合诸国诸郡而为一家”。

元代辽阔的疆域极大拓展了士人的地理知识，部分边疆地区得以进行细致的国土资源调查。黄河源头地区是汉唐时期统治力量难以深入的地方，元朝却可以在此置州郡、设驿站。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派专使探查河源地区，专使一行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详尽记录了地貌、气候、动植物、人口聚落等信息。此外，时人游历范围也空前扩大，他们深入东北、蒙古腹地、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地，对疆域认知有了新的变化，一些边疆地区从莽荒“异域”变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家园”。

治理创新  文教并行 

明初编修《元史》，认为中国历史上号称强盛的王朝如汉、隋、唐、宋等都存在严重的边患问题，元朝几乎没有，因此，“汉、唐极盛之际，有不及焉”。元代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边疆地区局势大致稳定，得益于较为有效的疆域治理。

元朝疆域治理的一个重大举措是迁都。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元朝疆域日益扩大，治下民族逐步增多，继续定都草原腹地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有效治理。忽必烈君臣意识到迁都势在必行，先锋元帅霸突鲁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认为只有迁都中都（后改名大都）才能控驭南北，从而构建稳固的统一多民族政权。

元代疆域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重视驿站建设。高效率的驿传系统可以确保中央与边疆之间交通畅通，中央政令速达各地，“凡政令之敷，朝贡之入，不问海内外，驰一乘传，则无远弗达”。由于元代疆域超越汉唐，故驿站比之前代，更往边疆延伸，“东极三韩，南尽交趾……西逾于阗，北逾阴山，不知各几万里，驿传往来，不异内地。非与前代虚名羁縻，而异方物产邈不可知者比”。远达极边地带的驿站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各地的管控。

元朝疆域治理的成效，还与积极的制度创新密切相关。元朝沿袭并完善了金代的行省制度，从而有力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管理。汉唐时期中央政府对东北、西南等地多实行羁縻政策，不少地区不纳赋税，不登户籍，而在元代，“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元朝还根据西藏等地的政治和社会特点，设置宣政院，强化了中央对当地政治、经济、宗教等的全面管辖。在西南、岭南等边疆地区设宣慰司，协调当地军政事务，加强军事防御。元朝还沿袭宋、金的巡检司机构，加强对边疆地区基层社会的管理，例如澎湖巡检司就负责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这些边疆治理的制度与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多为后世所沿用。

元廷也注重文教，一些偏远地区在历史上首度建成孔庙，使得边疆民众进一步认同儒家文化。早在至元二年，忽必烈就在草原腹地的上都兴建孔庙，教育亲贵子弟，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江西刘岳申为云南中庆路（今昆明）儒学新制礼器撰文纪事，称云南虽久为华夏故土，然汉唐以来仅为“羁縻”，至世祖皇帝方统一天下，九州四海皆在版图之内。中庆路在至元十一年建孔庙，此地经过长期儒学教育，民众“兴于礼让而修其孝弟忠信，由是诵行夫子之言行”。

随着儒家思想的传播，边疆地区也被纳入国家主流文化圈中。在人们的认知中，西南、东北、西北等边疆已不再是汉唐时代的“异域”。如延祐五年（1318）六月，翰林直学士李仲渊调任云南廉访使，十二月离京时，名儒虞集告诉友人，云南经过元朝长期的儒学教育，“几比内地”。至正七年（1347），诸暨人杨维桢就说甘肃古为西戎地，经过元代几十年的儒学教育，已成“冠带之区”，“其风一变与诸夏等”。

民族融合  中华一体 

在元朝疆域内，不仅有蒙古人、西域色目人，还有来自中亚、西亚的域外民族，民族关系比之前代更加复杂。但元朝对迁居无严格限制，民族杂居的程度前所未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元朝民族观念较为开放包容，辽阔的疆域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

元朝统治者注重对儒家文化的了解和学习。忽必烈还是藩王时，就曾邀请刘秉忠、王鹗、赵璧、姚枢等讲解儒家经典，如《尚书》《易经》《孝经》等，并命人翻译成蒙文以便阅览，以此了解治理之道。他还安排姚枢、窦默、王恂等担任太子真金的老师，教导学习《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孝经》《论语》《唐鉴》等。忽必烈还鼓励蒙古、色目贵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其侍从燕真之子不忽木自幼从许衡问学，16岁时就能用《贞观政要》规谏。

元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重视学习中原王朝历史，命人将各种典籍译成蒙文，同时还邀请儒臣开设经筵，讲授汉唐君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便吸取历史昭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酷爱书法绘画，最看重赵孟頫，称其“博学”、“文词古雅”、“书画绝伦”。文宗图帖睦尔自幼生活在中原，精通汉语，能书画诗文，在潜邸时就留意招揽文士，即位不久即设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经筵讲学，编纂出版书籍，讨论书法绘画。

元朝的民族融合并不是单向的，而是民族之间互相影响、接受和包容，它不是强制同化的结果，而是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自然浸润而成的。在多民族共居的情况下，蒙古人、色目人带来了他们的生产技术与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同时他们主动学习儒家文化，涌现出如张彦辅、高克恭、阿鲁威、贯云石、萨都剌等一大批少数民族诗人、艺术家。各族人士通过婚姻、诗文酬答、宴会雅集等交流，深化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文化面貌和生活习惯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

历史研究要正确处理历史自觉与客观趋势的关系问题。一些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并不能达到历史的自觉，其意愿和行为甚至是逆势而为的，但形势会拖着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前走。看待元朝的历史也是这样。元代的统治者是残酷的，外部实行族群歧视和社会隔阂，内部奢靡腐朽、争斗不休，甚至自相残杀，而不着意于发展经济、保障民生，正因此，元朝统治只维持了不到百年的时间。但元朝结束了唐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版图远迈汉唐，为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基础，大大促进了南北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更深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推动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在复杂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基本的趋势不应该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