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自古以来，我们在开展对外交往、推动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时，始终秉承和平、和睦的理念。

“四夷来朝”是历代中央王朝统治者发展对外交往的政治理想。《尚书·大禹谟》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天子躬行勤政，可使“四夷”归服，而周边部族及诸国遣使朝贡，可以彰显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体现王朝强盛的气象。故凡王朝新立，都十分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制定优待“四夷”使臣的朝聘礼仪，举行一系列欢迎仪式，此即“四夷来朝，作乐宴之，则远者说怿”。明初“四夷”贡使来朝，即奏唱舞曲“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仁圣”，仪礼庄严而隆重。

清代《职贡图》局部。乾隆时期宫廷画师谢遂所绘，反映了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周边政权及国家、域外各国的风俗人情  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均高度重视发展对外交往，并形成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随着地理视野的扩大，对外交往的距离由近及远，从西太平洋地区拓展到印度洋地区。交往的对象——“四夷”，由最初的王朝域内边疆部族，扩展到王朝周边的政权，再到更远的域外地区。故“四夷”的含义不断丰富，由最初的“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至明清时已包含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明代郑晓《皇明四夷考》记载了安南、兀良哈、朝鲜、琉球、三佛齐、日本、真腊、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苏禄、撒马儿罕、天方、彭亨、吕宋、沙哈鲁等。清代《职贡图》列有朝鲜、琉球、安南、英吉利、法兰西、荷兰、俄罗斯等。二是对外交往主要沿传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进行，分别从西域、东南亚地区向西延伸。随着中央王朝统治中心的东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主要路线。三是在官方发展对外交往的同时，始终存在着民间对外交往，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对外交往的内容。汉代张骞通西域，唐代玄奘西游天竺、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都是中国主动发展对外交往的典型代表。

考察数千年的历史，不难看出，和平始终是中国古代发展对外交往的主流。得出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第一，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诸子百家中，墨家明确主张“兼爱”“非攻”；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无敌”，倡导“和为贵”；道家则强调“不以兵强天下”“顺天任德，敌人自服”。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历代王朝在发展对外交往中，始终注重把“德”作为主要的价值理念。虽然“四夷来朝”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并形成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主张，但在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中，吸引“四夷”来朝的，并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通过“德化外交”形成的文化吸引力。德化外交即“修文德以柔远人”，对周边部族与诸国宣称“修睦四邻”“招携以礼，怀远以德”。“怀远以德”“修睦四邻”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是古代中国发展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任何朝代，不论国力多么强盛，都十分重视这些基本原则，如明太祖朱元璋就声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

第二，古代中国发展对外交往，主要推行“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厚往薄来”源自先秦天子与诸侯交往时采取的“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孔颖达疏：“厚往，谓诸侯还国，王者以其材贿厚重往报之。薄来，谓诸侯贡献使轻薄而来。如此，则诸侯归服。”此后，历代中央王朝将“厚往薄来”理念推广至与周边部族、诸国的交往中，并长期作为维持朝贡体系的基础。在朝贡体系下，中央王朝通过册封、互市、赠予、赏赐等形式，与朝贡国建立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由此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

值得注意的是，朝贡体系之内，各国自由决定是否与中国往来、是否向中国进贡。对中国而言，建立朝贡体系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相反是周边政权及国家通过向中国朝贡，既得到丰厚的赏赐，又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带动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如在15世纪，东南亚各国通过向明朝进贡，依托中国的广阔市场，推动了当地香料的生产和销售，甚至连不生产香料的琉球，也购买东南亚各国的香料作为贡物，向明朝朝贡，以换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第三，从古及今，中国发展对外关系时，从不侵占他国土地、奴役他国人民，不以军事力量相征伐，即所谓“不利其土地，不劳其人民，厚往薄来，羁縻而已”。正因如此，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主动与中国交往的国家越来越多，中外使臣往来日益频繁。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坚定推行“怀柔远人”政策，周边诸国“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西汉出现了“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气象。在唐代，大食向唐朝派遣使节40余次；日本连续13次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的制度与文化；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传播佛教文化，堪称中外和平文化交流的典范。

图为《皇明祖训》所载“不征之国” 资料图片

明朝初期军力强盛，但朱元璋反复宣称“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对各国一律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又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明确表示明朝“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他还列出了15个不征之国，强调“凡海外夷国，如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西洋、东洋及南蛮诸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举，更是宣示和平的远洋航行。它给今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东北海岸等地带去了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传播了中国文化，有力推动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商贸往来。郑和船队停留过的马六甲等地，已发展成著名港口，郑和被奉为和平使者，深受当地人民爱戴。此后，东南亚诸国来华使者不断增多。山东德州至今还保存着一座苏禄王墓，南京雨花台也保存着一座文莱国王墓，这些都是明朝与东南亚各国和平友好往来的见证。此外，明清不断发展的中外民间经贸交流，也是双方和平往来、互利共赢的结果，在此期间，辣椒、番薯、玉米、烟草等传入中国，大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纵观中国历史，对外使用武力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反击外来的侵略。如明万历年间，派兵击退缅甸对云南的侵略；清康熙皇帝派兵反击沙俄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乾隆皇帝派兵反击廓尔喀军对西藏地区的侵略，以维护领土完整。而且在取得胜利之后，中国也只是固守边疆而已，并不强迫对方割让土地。二是基于宗主国的身份，为周边政权主持公道而出兵征讨。如明成祖时南征安南，最初是为越南的陈朝主持公道，打击胡朝篡权。三是应邻国之请，出兵帮助抵御外来侵略。如明万历皇帝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派兵援朝，以抵御日本丰臣秀吉的侵略，并在取得胜利后旋即撤兵回国，未占领朝鲜一寸土地。四是打击海盗，维护海上贸易线路的畅通。如郑和下西洋时，在旧港发兵擒杀了海盗陈祖义。

综观秦汉以来的对外交往，和平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和平观念深植于中国文化的骨髓之中。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不论是在社会现实中，还是在文化根源上，都找不到任何凭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