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部女真是10-11世纪东北亚地区极具特点的一支女真人，亦是理解辽代女真史不可或缺的问题。但是，直接相关的史料不超过10条，且所记述的史事分散在多个时段与地域，很难构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这决定了对三十部女真的研究多集中于族群源流、社会性质，以及对外交往活动等几个点进行讨论。总的来看，前人研究对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梳理，但对于关键史料的理解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已有观点有待于重新认识。本章拟结合前人研究，在重新释读相关记事的基础上，围绕三十部女真的来源、族群离散等问题进行再讨论，尝试勾勒出该族群与其社会组织的动态关系。
5.1 三十部女真非“黑水”后裔
学界多认为三十部女真与新罗末，高丽初期的黑水、达姑、铁勒诸族群存在渊源关系。[1]其主要依据是《高丽史》中存在“黑水”与“女真”族称混用的现象，且卷九《文宗世家》的小字注文亦称“东蕃黑水人其种三十，号曰三十徒”[2]，所以女真即是“黑水”的后裔。笔者以为，朝鲜半岛东北部的民族格局错综复杂，又时逢9-10世纪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动期，族群迁徙分化频繁，似不能将三十部女真简单地视作“黑水”的延续，其形成过程应更为复杂。
“黑水”是新罗末、高丽初常见于东北边界的族群名称，其第一次出现于朝鲜半岛国家的史籍中，是在新罗宪康王十二年（886）：“狄国人入镇，以片木挂树而归，遂取以献。其木书十五字云：‘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3]史书上并没有留下关于“黑水”、“宝露”较为确切的记载。目前学界对“狄国”、“黑水”人族属的认识主要有两说并存。津田左右吉认为罗末丽初的黑水、达姑、铁勒等部族都是原居于江原道的濊人，后来靺鞨人出现，高丽史家又以“靺鞨”、“黑水”之名称之。[4]另一说则以小川裕人等人为代表，认为“黑水”即南迁的黑水靺鞨人，达姑、铁勒也都是渤海西北境的达卢古、铁利的后裔。[5]近年以黑水靺鞨说影响较大，持此说的学者多认为《三国史记》的编撰者能够看到较为详尽的新罗文献资料，区分北方部族的身份，“黑水”当是黑水靺鞨。
“黑水靺鞨说”通过分析渤海与黑水靺鞨的复杂关系，论证了黑水靺鞨在8-9世纪被强制迁徙渤海南海府的可能性，[6]是可信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阐明濊貊人的最终流向。杨军通过对渤海境内濊貊人分布的考察，认为濊貊一直居于朝鲜半岛东北部，没有融入渤海民族。[7]天显元年（926），辽太祖灭渤海，驻跸忽汗城，有“高丽、濊貊、铁骊、靺鞨来贡”。[8]濊貊在渤海灭亡后仍作为一支族群存在，应没有问题。那么新罗末的“狄国人”中也应该存在濊貊人的成份。
新罗宪康王十二年记事中与“黑水国”并称的是“宝露国”。“黑水靺鞨说”视“宝露”为“勃利州刺史”之“勃利”的对音，[9]将其与“黑水国”一同当作南迁后的黑水靺鞨。此说无法解释“黑水”、“勃利”两个不同层次的族称并列使用的缘由，未免有牵强之感。另一种可能，“宝露”与《高丽史》卷二八《兵志·站驿》瑞谷之奉龙驿音近，池内宏据此认为“宝露国”居地在今朝鲜安边西三十里处（即高丽登州），[10]则“宝露”是本地族群，又与黑水人的称号有别，其族应由濊貊人一部构成。南下的黑水靺鞨与当地濊貊人杂居新罗北界外，才形成“黑水”、“宝露”的不同族称。这样的认识，似乎更符合实际情况。
新罗真圣王干宁四年（897）年的《让位表》[11]称：“是以直至臣兄赠大傅臣晸（宪康王），远沐皇泽，虔宣诏条，供职一终，安边万里。而及愚臣继守，诸患并臻。始则黑水侵疆，曾喷毒液，次乃绿林成党，竞簸狂氛。”[12]从文中可知，在国王宪康王时期“安边万里”，“黑水侵疆”主要是从真圣王即位以来开始的。“宝露国与黑水国人共向新罗国和通”事恰好发生于宪康王末年。“黑水国”在宪康王十二年刚进入新罗北界外不久，需要本地如宝露国之类的族群作为中介与新罗建立联系。从“宝露国”在前的表述顺序看，当是宝露国人代为书写木牌上的汉字。此后的12年内，黑水人逐渐壮大，成为新罗东北边界的最大威胁，才会有《让位表》中“黑水侵疆”的表述。而宪康王十二年所见“宝露国”昙花一现，之后再也不见于史册，或已被蓬勃发展的“黑水”人所吞并。
新罗末期见于文献中的“黑水”人是在9世纪中后期逐渐南徙至新罗东北界，与当地濊貊人杂居。“黑水”应源自黑水靺鞨，但在南下活动中，经历族群分裂与重组的复杂过程，吸收了本地其他族群，形成新的“黑水”人范畴。“黑水”南徙朝鲜半岛东北部只是9-10世纪北方族群南下潮的一个缩影。渤海末年内外交困，逐渐失去了对内部族群以及边疆地区的控制，其西部的一些族群也开始加入南下朝鲜半岛的移民之中。新罗景明王五年（921）二月，“靺鞨别部达姑众，来寇北边，时太祖将坚权镇朔州，率骑击大破之，匹马不还。”[13]达姑，即唐代的达姤，辽代的达卢古部，其居地在今吉林扶余嫩江与松花江合流地附近，[14]地处渤海西部边界地带。此段史料称达姑为“靺鞨别部”，一定是达姑刚刚迁徙至东北界，报告者特地标出其来源。
在北方族群南迁浪潮愈演愈烈的同时，新罗松岳土豪王建建立高丽王朝，开始进行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向北拓展疆域，打击所谓的“北狄”，成为高丽王朝战略重要构成部分。《高丽史》卷九二《庾黔弼传》：“太祖以北界鹘岩镇数为北狄所侵，会诸将议曰：‘今南凶未灭，北狄可忧，朕寤寐忧惧。’”[15]同书卷八二《兵志·镇戍》：“太祖三年（920）三月，以北界鹘岩城数为北狄所侵，命庾黔弼率开定军三千至鹘岩，于东山筑一大城以居，由是北方晏然。”[16]鹘岩镇，应在铁岭、三防两关外的安边境内，今朝鲜新垈里山城。[17]北狄是新罗末对北方族群的泛称，此处主要指黑水人。高丽对北部边疆附近的黑水人进行打击，成功地瓦解了北界黑水人的威胁。太祖十九年（936）秋九月，南征甄宣治下的天安府，“大相庾黔弼、元尹官茂、官宪等，领黑水、达姑、铁勒诸蕃劲骑九千五百”。[18]文中“黑水、达姑、铁勒”应是新罗末期威胁东北边界的黑水势力的一部分，在庾黔弼经略北疆时归附高丽。
高丽太祖的北进政策为后代国王继承。光宗二十年（969），“城长平镇五百三十五间……二十四年城和州一千十四间，门六，水口三， 重城一百八十间。城高州一千十六间，门六。”[19]和州，在今朝鲜永兴，地邻龙兴江。光宗时期在今龙兴江一线开始构筑城堡，设立州城，将高丽东北界由登州（即安边）一带向北推进至龙兴江流域。疆域的北拓，势必将居于登州边外的黑水、达姑等族群吞并或者驱散，新罗末期的“黑水国”、“宝露国”地域也被纳入高丽的统治范围，只是因史料所限无法获知其具体情况而已。在高丽靖宗以前，高丽的东北部边界一直稳定在龙兴江沿线，和州成为东北界对北方族群交通的边防重镇。经过高丽持续的军事高压，在新罗末期活跃的“黑水”人已失去原有的活动地域，部族离散分化，逐渐淡出历史；取而代之的则是渤海灭亡前后，在各地兴起的女真人。
《高丽史》中使用“女真”一词，最早见于《定宗世家》“定宗三年”秋九月条：“东女真大匡苏无盖等来献马七百匹及方物。”[20]这并不能说明女真在定宗以后才出现于高丽北方边境，只是高丽对北方族群知识的更新速度要略晚于实际情况。《高丽史》卷一《太祖世家》：“平壤古都荒废虽久，基址尚存，而荆棘滋茂，蕃人游猎于其间，因而侵掠边邑为害大矣，宜徙民实之以固藩屛为百世之利。”[21]成宗元年（982）崔承老上书称：“自新罗之季至我国初，西北边民每被女真蕃骑往来侵盗，太祖断自宸衷，遣一良将镇之，不劳寸刃，反令蕃众来归，自是塞外尘清，边境无虞。”[22]高丽太祖元年（918）西北界平壤一带已有女真人活动，只是当时“女真”的族称还没有为高丽人所知晓而已，事后追述时才称女真。
联系上述事实可知，女真进入朝鲜半岛最初是在西北部较有影响力，这部分女真控制鸭绿江口，发展为《辽史》中所见的鸭绿江女真。而在东北界，因有黑水势力的存在，直至定宗以后才见到“东女真”来献土物的活动。此后“女真”的族称出现在高丽人的官方记录当中，主要被分为“东女真”、“西女真”两大类。这种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女真通过东西两界辖境进入高丽的不同方向而定的，通过东北界辖区者即被称为“东女真”，与此相应则被称为“西女真”。[23]
高丽显宗22年间（1010-1031），在东北界外活动的族群除女真外，还有15次黑水或者黑水靺鞨来投、来朝、献方物，同期有“女真靺鞨群豆等七十余人来献土马”，[24]表明此时高丽人还将“女真”与“黑水”视作靺鞨的两个分支。显宗时期距光宗北拓疆域的时间不到50年，见于记载的黑水靺鞨应是前述黑水人余部，与女真分属不同族群。黑水人与高丽的联系在显宗朝以前应一直没有中断，只是高丽显宗以前的官方记录毁于兵火，《高丽史》太祖至穆宗时期的记事是根据显宗时期黄周亮撰集的太祖至穆宗三十六卷事迹撰写的，[25]前代国王的黑水记事有缺漏之处亦在情理之中。文宗三十五年（1081），礼宾省奏曰：“旧制，本国边民曾被蕃贼所掠，怀王自来者，与宋人有（木）[才]艺者，外若黑水、女真并不许入。”[26]“旧制”区分黑水、女真，亦可证明高丽曾经区分对待黑水、女真人。
三十部女真第一次与高丽接触就在显宗时期。显宗三年（1012），“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落子弟来献土马”，并通告高丽30个姓氏之名。同年闰十月，“女真毛逸罗、鉏乙豆率部落三十姓诣和州乞盟”。[27]高丽应是第一次获知“三十姓部落”的情况，才详细地记录了30个姓氏的名称，不可能将其与长期接触的黑水人混淆。另外，鉏乙豆在显宗二年（1011）已率其属70人至高丽献方物，被称作“东北女真”。[28]毛逸罗之名于1012-1030年间凡6见，其中被冠称东女真5次，西女真1次，或有重名女真酋长，但足可以证明毛逸罗、鉏乙豆所代表的“三十姓部落”是女真人，与同时期进入高丽的“黑水靺鞨”属于不同族群。
《高丽史》卷九《文宗世家》，西北面兵马使奏报引平虏镇近境蕃帅（女真酋长）之语称“告谕化内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长”，后附小字注文 “东蕃黑水人其种三十，号曰三十徒”。[29]从字面上看，注文似乎认定三十部女真即黑水人之后裔，不支持本文的看法。然而，考察显宗至文宗时期“黑水”概念的转换，即可以对此作出圆满的解释。
显宗时期，已有“东女真”与“黑水”连用、混用的现象。显宗九年（1018）有“东女真仇陁啰”来献土马的记载，次年则记作“东黑水国酋长仇突罗”。[30]“仇突罗”、“仇陁啰”属同名异写，“东黑水国”、“东女真”都是对同一人的冠称。“黑水国”原居地在高丽东北界，其前加“东”字没有实际意义。显宗十二年（1021），有“东女真黑水酋长居蔚、摩头盖来”[31]的称谓方式，可知“东黑水国”应是“东女真黑水”的省称。“黑水靺鞨”、“东女真”混用者主要有三例：十二年的“黑水靺鞨苏勿盖”与二十一年（1030）的“东女真奉国大将军苏勿盖”，十三年（1022）的“黑水酋长沙逸罗”与十九年（1028）的“东女真酋长沙逸罗”，十八年的“黑水靺鞨归德大将军阿骨”与十九年的“东女眞归德将军阿骨”。连用、混用者都是对“东女真黑水”的不同体现方式。
三上次男、日野开三郎都认为咸兴平原的黑水余部被视作东女真的一部分，才有女真与黑水混用的现象。[32]然而，遍检《高丽史》，正式记录黑水人来朝、来献的，以及与东女真混用者皆集中在显宗二年至二十一年之间，显宗以后已无可证实的黑水、黑水靺鞨活动的记录，很难认定“东女真”与“黑水”连用、混用是规律性的。“东女真黑水”从文字表述看，义指东女真内的黑水人，应是部分黑水人刚被融合到女真人内部，同时保留了两种身份一种过渡状态。“黑水靺鞨”与“东女真”混用的三例，都是由前者转变为后者，也是身份转换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显宗之后，“黑水”、“黑水靺鞨”来朝、来献土物之类的正式记录消失，表明高丽东北界外的黑水余部向女真的融合过程基本完成。“黑水国”或“黑水”正式退出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
显宗以后使用“黑水”之例凡4见，其中三条在文宗二十七年（1073），一条在肃宗八年（1103）。见于文宗二十七年者，一是上述五月丁未条的小字注文；二是七月丙午的制书，“黑水译语加西老谕东蕃为州县，可授监门卫散员赐名高孟”[33]；三是十一月辛亥，“设八关会，御神凤楼观乐。翼日大会，大宋、黑水、耽罗、日本等诸国人各献禮物名马。”[34]“黑水”之名消失50多年后又集中于一年闪现，表明此时“黑水”的概念已不再像显宗以前那样，作为常见族称而为人所熟知，其内涵已发生变化。
通过肃宗八年记事可以获知其意义：
有本国医者居完颜部，善治疾。时盈歌戚属有疾，盈歌谓医曰：“汝能治此人病，则吾当遣人归汝乡国。”其人果愈，盈歌如约遣人送至境上。医者至言于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强，兵益精悍。”王乃始通使，自是来往不阻。[35]
此段文字是对“甲辰，东女真太师盈歌遣使来朝”条的补充说明。完颜部盈歌是金皇室先祖，他在位期间，按出虎水完颜部已经基本统一长白山以北的女真各部。此处称完颜部为“女真居黑水者”，应是根据宋人记事中女真源于黑水靺鞨的传闻而叙述的，文中“黑水”与“女真”相对应，与显宗以前的“黑水”意义完全不同。文宗二十七年与肃宗八年相去不远，认知概念近似，可以认为出现于文宗二十七年之内的“黑水”是“女真”的别称。小字注文“东蕃黑水其种三十，号曰三十徒”之“黑水”与新罗末期的黑水人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仅是“女真”另一种表述方式。
综上可知，高丽显宗以前的“黑水”是中国东北地区的黑水靺鞨在8-10世纪，经过多波次的南徙，定居于朝鲜半岛东北部的分支，在9世纪末对新罗、高丽构成严重威胁。因高丽的北拓政策的打击，“黑水”日渐式微，在显宗以后融入其他族群之中。女真人与黑水人存在亲缘关系，但两者并非像学界通说所认定的那样，属于同一族群的不同名称。10世纪渤海灭亡前后，女真人才由西向东，占据了高丽东北部原黑水人的地区。三十部女真应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其早期历史应从9世纪末开始，但因相关文献匮乏，已无法了解三十部女真兴起的详情。从最早记录三十部女真活动的宋人文献，或可以寻得早期发展的轨迹与流变状况。
5.2 三十部女真早期记事辨析
对女真三十部最早的记述见于北宋文献，但北宋人往往进行泛化性的理解，多将其视作整个女真的状况来叙述。这严重地误导了女真史学界，使得相关研究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将文献中的女真皆看成是发源于朝鲜半岛，那么据宋人记述就会认为10世纪至宋朝贡的女真都是三十部女真，至此又可以存在两种不同的结论：其一，三十部女真衍生出其他地区的女真，具有女真母体的意义；[36]其二，其他地区的女真独立发展，但兴起时间较晚。[37]第二种倾向是完全相信宋人之说，将文献中的相关记述都视作是女真的整体，认为女真曾经历唐初三十部落的发展阶段。[38]这两种倾向的共同之处是相信北宋人的泛化记述，认定“三十部”在女真发展史中的源初地位。本节欲厘清北宋记事中相关史事，进而对其早期流变状况进行探讨。
女真三十部最早见于《宋会要》蕃夷三之二，“女（贞）[真]来寇白沙寨，略官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诏止其贡马者，不令还。未几，女真酋长渤海郍三人入贡，奉木(该)[刻]言三十东部落，令送先被为恶女真所虏白沙寨人马。”[39]《续资治通鉴长编》将此事系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首领渤海那（即郍）等三人复来贡，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马。”[40]晁说之追述此事称：“在祖宗时，尝来寇我白沙寨路，略官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遂执之，不得还。无几何，渤海入贡，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遂诏还女真之使。”[41]晁说之虽将女真酋长“渤海郍”之名误作渤海人，但据此已能理清基本事实。宋开宝五年，“恶女真”寇略白沙寨，宋人将其他部族的女真人视作责任者，扣押于京师。此后，女真酋长渤海郍归还“恶女真”寇略人口，对宋人自称“三十东部落”，同寇略白沙寨的“恶女真”进行区别，以证明自身无辜。
宋初多有女真通过鸭绿江口寇泛海经登州，进行朝贡贸易活动，其中与宋交往最为频繁的是辽东至朝鲜半岛西北的鸭绿江女真人。[42]渤海郍强调“东”字，是要表明其居地偏东，与位与西部的鸭绿江女真撇清关系。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契丹封锁鸭绿江口，五年（994），与高丽瓜分鸭绿江女真地域，[43]切断了女真经由鸭绿江口通往宋朝的交通线。淳化二年，女真首领罗野里鸡至宋求兵，上言：“契丹怒其朝贡中国，去海岸四(伯)[佰]里置三栅，栅置兵三千，绝其贡献之路。故泛海入朝，(来)[求]发兵与三十首领共平三栅。”[44]结合上下文语境可知，前来求兵者是面临被分割瓦解的鸭绿江女真人，他们计划要联系的“三十首领”是之前的“三十东部落”。从表述的语境看，至宋求救兵的女真人与“三十东部落”显然分属不同族群。
自991年各部女真失去鸭绿江口的控制权后，再也不能独立至宋朝贡、贸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在野里鸡（即罗野里鸡）至宋求兵事后称“其后遂归契丹”[45]，女真与宋的交往被迫中断。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并不了解女真内地的情况，将辽东半岛至鸭绿江口附近地区的女真归附契丹作为女真整体的事件来记述，易使读者造成整个女真民族都已归属契丹的误解。
实际上，圣宗时期辽人对女真的经略行动才刚刚开始，其控制的女真地是有限的。因渤海遗民势力占据鸭绿江中上游地区，[46]使得辽人无法顺利东进。直至辽统和、开泰之际，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统和十三年（995），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讨伐兀惹不利，回军过程中“掠地东南，循高丽北界而还”[47]。十四年（996）夏四月，“奚王和朔奴、东京留守萧恒德等五人以讨兀惹不克削官。”[48]《辽史》卷八八《萧恒德传》：“和朔奴不得已，进击东南诸部，至高丽北鄙，比还，道远粮绝，士马死伤者众，坐是削功臣号。十四年，（萧恒德）为行军都部署，伐蒲卢毛朵部。”[49]池内宏认为，此处“高丽北鄙之东南诸部”即指蒲卢毛朵部，[50]无疑是正确的。蒲卢毛朵部的居地虽有一定的争议，但一般被认为是在今延边海浪河以南地区。[51]可证，辽人的势力在此时方深入到长白山地区，还谈不上对当地部族有稳定的控制，宋人“其（女真）后遂归契丹”的说法并不准确。
北宋与女真的直接联系被辽朝所阻隔，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女真跟随高丽使团再次入贡。时年十二月丁卯，“权知高丽国事王询遣奏告使尹证古及女真将军大千机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来贡”，高丽王询即显宗，上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请降皇帝尊号、正朔。”[52]次年（1015）十一月，“高丽进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与东女真首领何卢太来贡。”[53]《宋会要》蕃夷三之二将此事系于八月，同书“历代朝贡”与《长编》同，“八月”系“八年”之误。由“东女真”这种典型特征的用语来看，高丽在对宋朝贡活动中主导了话语权，自然给宋人造成来贡女真从属高丽的印象。天禧元年（1017），高丽徐讷率女真首领梅询至宋朝贡，[54]称：“昨高丽国定以为蕃长兼从名目，望许令敢赴殿宴及赐予如蕃长之例”，宋真宗“许之”。[55]这种做法是要向宋朝宣示高丽对女真的统属关系，并获得了成功。
北宋史臣将女真历次朝贡活动的记录编纂形成官方文献，但在成文过程中却多夹杂主观判断，对女真的各支族群指涉不清，其后的文献又以讹传讹，对后代治史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此处有必要系统检讨北宋女真民族志的形成过程，以澄清一些长久以来被学者视为定论的误区。
《宋会要》蕃夷三之二女真：“女（贞）[真]，东北别国也，盖渤海之别种，本姓孥。唐（正）[贞]观中靺鞨来朝，中国始闻女真之名……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56]省略号部分主要抄自胡峤《陷虏记》，因与本文关涉不大，不予展开。这段文字是《宋会要·女真》残卷的开头，行文逻辑连贯，当出自同一文本。“今有首领三十”、“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等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应是宋人大中祥符、天禧之际受到高丽影响后的认识。后文则追溯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历年女真朝贡的记事，这些记事多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中可以找到，当抄自于宋官方记录。其中，宋太宗淳化二年女真求兵记事后附文字“其后遂归高丽”，[57]与《续资治通鉴长编》记事的“其后遂归契丹”不同。可以认为，在行文过程中，文本作者为了与时代相合，对前朝实录略作修改，《宋会要·女真》残卷的主体部分为宋真宗时期的文献无疑。
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二月癸未，“著作佐郎、集贤校理陈宽上《高丽、女真风土朝贡事仪》二卷。”[58]这是宋人第一部系统介绍女真风土与活动的官方文献。从书名可以看出，该书是因高丽、女真复通宋朝而做。《宋会要·女真》残卷的内容应是出于陈宽之书，其信息来源主要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档案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加工，形成前后逻辑完整的女真民族志，在内容上更侧重于对宋真宗时期来贡女真的记录。联系前述文字可知，“今有首领三十，分领其众。地多良马，常至中国贸易。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之语当指三十部女真人。关键是宋人还分不清女真内部族群的划分状况，将其从各处得到的信息综合起来，泛化为女真整体的情况来叙述。
这种错误为北宋的文献所沿袭。宋仁宗时期成书的《武经总要》亦称“女真者，渤海之别种也，契丹谓之虏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后有首领三十，分领其种”。[59]至南宋成书《三朝北盟会编》卷三的女真记事列举女真三十个姓氏，后附小字注文云：“唐时初称姓拏。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酋领。每酋领有一姓，通有三十姓。”[60]通过比照文字不难看出，《三朝北盟会编》小字注文是对《宋会要·女真》进行的改编，但删掉了“有首领三十”前的“今”字，以及“旧隶契丹，今归于高丽”之语，不仅延续了北宋史臣泛化记述的错误，还通过删字将三十首领事迹至于唐末。由此形成的唐末女真有三十部落之说，在女真史学界影响极大，普遍被奉为信史，但当代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说法在南宋已经失去了市场。
《会编》小字注文“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酋领”与同篇正文“五代时始称女真”之说不合，两句并非出自同一作者之手。五代始称女真之说最早见于《松漠纪闻》，[61]该书多是洪皓被囚金朝15年的见闻。洪皓曾教授希尹等女真上层贵族子弟，有机会获知女真的史事。《松漠纪闻》并没有相信唐末女真有部落三十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东都事略》、[62]《资治通鉴》胡三省注、[63]《文献通考》[64]不仅皆因袭“五代始称女真”说，还删掉“三十酋领”的文字，可知宋元之际因对女真了解增多，逐渐在更正北宋的一些看法。《会编》小字注文的观点完全是传抄北宋文献，以讹传讹所致，不足为征。当代学者多没有考虑到宋人对女真认识的信息来源与文本的传抄过程，才出现过一些普遍性的错误。
至此，基本可以认定北宋关于“三十东部落”、“三十首领”的记事仅是三十部女真早期活动的一些片段，并没有证据能证明该族群曾北向发展，成为其他地区女真的祖源。北宋记事的意义在于指示了三十部女真早期活动的时段与范围，与《高丽史》、《辽史》、《金史》等文献相结合，可以探知其发展轨迹。
北宋文献记录的三十部女真是经由鸭绿江至宋朝贡的，其居地应临近鸭绿江。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正月癸未，“长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长来贡，乞授爵秩。”[65]可见10-11世纪之交三十部女真已在长白山鸭绿江源不远处定居、发展。金世祖劾里钵曾对星显水纥石烈部酋长阿海说“吾与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66]劾里钵平定乌春所部后旋即去世，其时间是辽大安八年（1092），[67]这段对话应在1092年之前不久。星显水纥石烈部即三十部之一，且星显、禅春、统门诸水在辽金时期已被视作长白山区内河流。[68]可以认为，三十部女真在长白山区居留时间较为稳定，近100年的时间内没有大的迁徙活动。
高丽方面见到三十部女真时，是在辽封锁鸭绿江21年后，远远晚于北宋记事。1011年有酋长毛逸罗、鉏乙豆“进献”方物，次年即显宗三年（1012），闰十月，才以“三十姓部落”的名义至高丽和州“乞盟”。[69]上文已经指出，高丽人在这次活动中第一次获知“三十姓部落”的情况。对其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三十部女真的一部分在西向发展受辽阻遏之后，转向南扩张，进入高丽东北界外地区，与高丽建立联系。此后，见于《高丽史》中的三十部落都是在文宗年间出现的，分别是文宗元年（1047）“蒙罗骨、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70]、文宗二十七年（1073）“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长”。蒙罗骨、仰果只村、三山村都地近高丽东北界外。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三十部女真已在当地定居、发展，此时才能说三十部女真的分布地域到达高丽东北界外。
由以上论述可知，因史料匮乏，无法清晰地说明三十部女真的早期活动状况，从文献中可以析出的史事大致如下：10-11世纪之交，三十部女真在长白山地区形成势力，沿鸭绿江而下，与其他地区的女真一起至宋进行朝贡贸易活动，其间对外自称三十东部落。辽统和年间切断了女真独立泛海入宋的唯一渠道，进而进军长白山地区。三十部女真随之南向发展，分布地域北达长白山南至高丽东北界外。目前学界传统观点多受北宋史臣的泛化叙事误导，没能对宋代文献记事中的女真进行准确的定位与区分，将三十部女真视作女真民族的母体看待。经过对宋人记事的辨析，已证明这种观点毫无根据，应当重新思考三十部女真的族群流变问题。
5.3 三十部女真的族群与社会
10世纪初是“三十部”集中出现的时期，这显示此时该族群正处于一个发展的高峰期。进入11世纪以后，三十部、三十姓的族称逐渐消失于各方视野之中，亦表明族群离散与消亡的趋势。本节即从族群与社会内部结构的角度分析三十部女真变迁的动因所在。
“三十部”是《辽史》、《金史》的记述方式，宋人则记作“三十东部落”、“三十首领”。高丽人有“三十姓部落”、“三十徒”的表述。这些词汇都是对女真语不同的汉译形式，展现了族群的一些特征。目前来看，高丽人留下对三十部女真最为详细的记述，可以由此进行释读。
《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载，“女真酋长麻尸底率三十姓部落子弟来献土马”，文后附有30个姓氏之名，是据女真自述而得。学界已认定这三十个姓氏与《金史》中的姓氏音译相合，[71]符合女真的实际情况，“三十姓”当是目前所见最为接近女真本义的译法。女真人最初没有姓氏观念，他们意识中的“姓”多为所属氏族或部落的族姓、部姓，平时称名而不称“姓”。在女真语中应有一个专有名词来指代“姓”，只是因存世辽金女真语文献极其匮乏，尚没有发现这个词汇。满语中与此相当的应是hala，且其指涉范围多涵盖金代已有的女真姓氏，[72]该词是否在辽代女真语中就已存在，还无法得到证实，本文暂以“姓”称之。
从理论上讲，女真的“姓”是从某一原始氏族的名号发展而来，后因频繁地迁徙分化，氏族的各个分支在各地独立发展，保留了原始的名号，成为部姓、族姓，但因记载早期女真情况的文献阙如，已不能通过实证来复原详细状况。文献记载的时段内，女真部族单位异地同名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他们之间失去了明确的谱系传承关系，仅保留共同的部姓或族姓。完颜勖《祖宗实录》：“凡部族，既曰某部，复曰某水之某，又曰某乡某村，以别识之。”[73]这是对女真具有共同部姓的部族单位分布各地，形成独立的活动主体的现实反映。《金史》卷一《世纪》中记述各地的完颜部之间多有敌对关系，如昭祖石鲁时期，[74]与按出虎完颜部敌对者有孩懒水完颜部（居地在今牡丹江支流海浪河）；[75]世祖劾里钵时期，则与婆多吐水邑屯村完颜部发生大规模战争。[76]共同部姓并没有引起社会的，甚至是情感上的认同关系，当时女真社会中，以部姓为团结纽带的胞族、联族意识已经消失。蒋秀松认为“辽代女真的部姓，不再是某个居住在同一地区的血缘集团独有的名称，而是一些源于共同祖先，可早已分处各地、亲疏不一的氏族部落所保持的共同名号。”[77]共同名号已经向姓氏的意义转变，“姓”不再与特定的部族相对应，这反映在时人的意识中，就是“姓”作为相对独立的范畴被称呼、理解。
《高丽史》卷九《文宗世家》“告谕化内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长”中“三十徒”后附小字注文“东蕃黑水人其种三十，号曰三十徒”。[78]“种”是“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从《金史》的记述情况看，在统门水流域有星显水纥石烈部、星显水乌延部、蝉春水乌延部的部族，较远的地方，有阿里门忒水纥石烈部。“纥石烈”、“乌延”都是“三十姓”之一，即“种”。“徒”字有“众”、“党”、“类”之义，代表群体、类别。在此处语境中，“三十徒”与“三十种”可以互换，那么可以认为“徒”即“姓”的引申义，是指代冠称某一女真姓氏（如“纥石烈”、“乌延”等）的所有部落单位的总和，本文称为姓氏群体。三十个姓氏群体统称为“三十姓”或者“三十徒”。
女真使用“三十姓”这一词汇时，指涉范围大于部姓、族姓所统摄的部落单位，多是对30个姓氏群体内部落的泛称。“三十姓”在10-11世纪已被三十部女真用于对外交往过程中的自我标识，与其他女真族群进行区分，成为族群身份认同的符号。同时，其他地区的女真人也承认“三十姓”的独特身份。除鸭绿江女真承认“三十姓”与他们有别外，朝鲜半岛北部的女真亦是如此。前述称“三十徒酋长”者，正是“平虏镇近境蕃帅”。平虏镇即今朝鲜宁远东北13邦里处的古城，[79]属于西北面兵马使辖境，居于附近的女真也使用“三十姓”称呼该族群。三十姓已成为族群内外所认可的族称，通过三十部女真的对外活动而散见于各方史籍之中。但是，三十姓及其背后的姓氏群体在女真社会中发挥的整合作用有限，其族群的发展主要是由内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三十姓部落子弟”中“部落”一词的用法可见《高丽史》卷三《穆宗世家》，“东女真寇登州，烧州鎭、部落三十余所”，[80]《高丽史节要》将“部落”记作“村落”。[81]此处义指具有一定居住人口的居处群体。又高丽仁宗答宋使杨应诚语录书，“女真之始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82]用法与此同。高丽人还将“部落”引申为部落的住户，如“骨夫率部落五百户来附”[83]之例。“部落”标识的居处群体是与聚居的部落单位相联系，在女真语中可以直接找到与之对应的词汇
（fama）。
《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有
（fama a xə bo (g)u），[84]
亦见于明代《女真译语》，其汉字表音为“法马阿”（*famağa），汉译为“邦”。[85]金光平、金启孮据《女真译语》将
（fama a）译为“部落”。[86]明代《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有
“falia”一词，爱新觉罗·乌拉熙春认为是“满语的falga（族、党），此处译为部落”，与金代《海龙女真国书摩崖》属于同一词汇。[87]丹尼斯·赛诺认为falga源于乌戈尔语，其演变序列是乌戈尔*palγV~突厥语balïq~蒙古语balγasun~满语Falga。在突厥语、蒙古语中义指城镇、村落等定居点。[88]
女真语
继承了聚居点的原始意义，并逐渐引申出定居点之内的部众、居民的涵义。《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所记大体内容为金太祖收国二年（1116），南路系辽籍女真番安儿必罕的阿素鲁（其姓不详）率领家和邦（fama a xə bo (g)u）归附，被设为谋克。《金史》所载系辽籍女真归附的汉语记述方式为：“收国二年，曷速馆来附，袐剌（独吉义之父）领户三百，遂为谋克。”[89]将此条记事与《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比照可知，
与“领户三百”有对应关系，应指代女真酋长统领的地域及其之内的人口部众，规模应在300户左右。《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女真文为
“nurgən ni falia”，即汉字碑文的“奴尔干国”，汉字碑文第四行：“惟东北奴尔干国，道在三驿之表，其民曰吉列迷及诸种野人杂居焉。”[90]碑文记载的是明永乐年间在奴尔干地区设立女真万户衙门之事，至于吉列迷及诸种野人在《金史·地理志》中称“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之境”。[91]则此falia所指远大于《海龙女真国书摩崖》的单位，指涉一个区域的部落。
由此可知，女真语
主要指涉部落单位。在女真意识中，这个单位首先是以共同居地为依托，其内部成员能够协调一致地活动，的地域和人口规模不限大小。如上文所述，杨应诚语录书所云“女真之始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即是描述三十部女真多个并立的情况。《三朝北盟会编·女真记事》中也称生女真“散居山谷间，依旧界外野处。自推雄豪为酋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92]两条史料都是外界对的一种形象地描述。本文为表述方便，暂将称为部落，但并不代表该语汇与摩尔根所称的部落等同。
女真的部落与代表姓氏群体的“姓”完全属于不同范畴的语汇，两者不可随意替换。“三十姓”与“部落”连用的译法当出自女真“译语”，用于泛称三十姓族群内的部落单位。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往往出现省称现象。如“蒙罗骨、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之例，即省略“姓”字，全称当作“三十姓部落蕃长”。宋人记事中的“三十东部落”、“三十首领”都源于女真自述，那么亦应符合省称的对译原则，已略去“姓”字。北宋史官在编纂女真传时，不懂女真语用规则，望文生义，将“三十首领”误解为“今有三十首领，分领其众”。从北宋文献中所能读取的信息仅是三十部女真的酋长至宋朝贡而已。另外，《辽史》、《金史》中“三十部”的“部”是对译“姓”，但该词用法较为灵活，用于“部人”、“部众”时，即对译上述的“部落”（）。
在“蒙罗骨、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中存在“部落”与“村”两个层次。前述“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长”中亦是如此记述。“部落”应属于较为抽象的范畴，而“村”则是“部落”下具体的聚居单位。“村”在女真语中作
（ga ſa），金光平、金启孮将其释为“村”。[93]《金史》中有“曷懒兀主猛安敌骨论窟申谋克”，[94]“大名府海谷忽申猛安”，[95]“窟申”、“忽申”即
之音译。《高丽史》中记载“东蕃大齐者、古河舍等十二村蕃长昆豆、魁拔等一千九百七十户”，[96]则平均每村为164户。三山地区有由战村、海边山头以及罗场村。在与觅害村、那复其村、骨面村以及三山村谷中尹（高丽乡职阶）夜西老等联军作战过程中，“贼（海边山头）一百五十户筑石城于川边，置老小男女财产于城中，以步骑五百余人逆战”，[97]其内共计150户，大体与十二村的平均数等同，这应是“村”的平均规模。
“村”内有“里”。如“小支栉前里蕃长阿反伊”，[98]小支栉为村名，“里”为村下一级单位，既称“前”，可知村内之里或可按方位排定。高丽靖宗四年（1038），“威鸡州女真仇屯、高刀化二人与其都领将军开老争财，乘其醉欧杀之……况其邻里老长已依本俗法出犯人二家财物输开老家以赎其罪”。[99]“威鸡州”实为女真的一村，“都领”是归附高丽的女真归化州最高首领的称号，即一村之长。[100]开老被杀，有“邻里老长”作为协商仲裁者出面协调。“里”之内还有首领，则一村之内存在多个蕃长式的人物。
据以上分析可知，女真的部落存在部落、村、里三级结构，每个层级都有相应的酋长存在，但是这样的层级结构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并非上下隶属的科层式等级。如上述一村的首领开老被杀案，里的“老长”具有同等的权威。女真称酋长作“孛堇”，从《金史》的记述情况看，一部之内有多个孛堇，若有能够“统数部”者，则称“都孛堇”。景祖乌古乃虽然称都部长（孛堇），但对他部主要依靠“为人宽恕，能容物，平生不见喜愠。推财与人，分食解衣，无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其次是“得铁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备器械，兵势稍振，前后愿附者众”。[101]女真酋长完全是靠个人行能团结他人，缺乏强制性的权威约束“愿附者”。如斡勒部杯乃，“自景祖时与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102]加入按出虎水完颜部，后与乌古乃之子劾里钵交恶，“徙居吐窟村，与乌春、窝谋罕结约”。[103]一个部落或村内的酋长及其部属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自由迁徙，而不受其他酋长的约束。
同时，部落能够独立决定自身的政治行为，不必受制于族群内的其他部落。高丽文宗元年（1074），八月己巳，“蒙罗骨、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率众内附”，同年冬十月丁未，“东女真蒙罗等村古无诸等三百十二户来附”。[104]“蒙罗”即“蒙罗骨”，前者八月己巳应是蒙罗骨村等酋长至东北界扣关，而后者则是来附酋长至高丽京城的记录。可知，“三十部落蕃长率众内附”实为包括古无诸等多位酋长在内的320户，其规模仅为2个村大小的部落，而不是“三十部落”的整体。部落事务应是由内部的酋长共同决定，但缺乏绝对的权力中心。与之同理，辽太平元年（1021）夏四月戊申，“女直三十部酋长请各以其子诣阙祗候”[105]，其原因仍是没有一个酋长能够起到绝对的代表作用。
女真“分居部落、未有定主”，缺乏中心协调的社会特征，决定了三十部女真族群内各部落间无法实现有效的集中，族群成员对三十部的认同仅停留在身份识别的层面，还没有上升到共同体意识的层面。在周边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族群内部展现出较强的不稳定性和离散性，使得三十部女真的族称在10世纪闪现后，迅速地消失在各方的视野之中。
5.4 三十部女真的离散与消亡
1012年三十部女真同时与辽、高丽进行联系，向辽称臣，乞授爵秩，对高丽“乞盟”，体现出三十部女真北南分途的发展趋势。
北部长白山区是三十部女真的主要聚居区，其酋长多受辽册封，发展成辽朝的属国、属部。较为著名者就是星显水纥石烈部，据《金史》卷六七《阿疎传》载，金世祖劾里钵平定阿跋斯水温都部乌春后，在回师途中见到星显水纥石烈部酋长阿海，并称“吾与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106]阿海之子即阿疎，在宋辽文献中或称阿鹘产。[107]《辽史》卷二八《天祚帝纪》称其为“顺国女直阿鹘产”，[108]《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所列女真与辽议和之条件第十条就是“送还女真阿鹘产、赵三大王”。[109]阿疎是辽末顺国女真大王，顺国女真大王的起源可以前溯至辽统和八年（990）册封女真阿海为顺化王。[110]星显水纥石烈部是辽所封部族大王，在地区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应是长白山地区三十部女真较具代表性的部落集团。除此之外，还应有其他部落集团，但因文献匮乏，尚不能获知10-11世纪初该地区三十部女真的发展状况，直至金朝在记录先祖功业时，才提及11世纪末按出虎完颜部攻打长白山地区时的一些部落集团的情况。
11世纪末，按出虎水完颜部已吞并了长白山以北的大部女真地区，穆宗盈歌开始经略长白山地区，与以星显水纥石烈部为代表的三十部女真发生战争。按出虎水完颜部撒改在进军途中，乌延部斜勒勃堇曾献计称：“闻国相将与太师会军阿疎城下，此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抚定潺蠢、星显之路，落其党附，夺其民人，然后合军未晚也。”撒改听从其建议，进攻位于阿疎城之南的钝恩城。[111]
潺蠢、星显两路，以及钝恩城都属于星显水纥石烈部的势力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纥石烈集团能够掌控地区内所有部落。“阿疎既为勃堇，尝与徒单部诈都勃堇争长，肃宗治之，乃长阿疎。”[112]在纥石烈部之外，还有诸如“徒单部诈都”之类的部落势力存在。
《金史》卷六七《留可传》：
留可，统门、浑蠢水合流之地乌古论部人忽沙浑勃堇之子。诈都，浑蠢水安春之忽沙浑之子也，间诱奥纯、乌塔两部之民作乱。敌库德、钝恩皆叛，而与留可、诈都合。两党扬言曰：“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凡三十五部。完颜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战十二部，三人战一人也。胜之必矣。”[113]
统门、浑蠢、苏滨水流域诸部起兵抵抗按出虎完颜部，是在穆宗盈歌占领星显水流域，围困阿疎城之后，大体是穆宗四年至七年（1097-1100），距金建国之时（1115）相去不远。该段文字应是据当事人的记忆写进《祖宗实录》，反映金建国前当地女真的实际状况，是第一手资料。这段传说被当成穆宗盈歌的主要业绩上升为官方记忆，《皇统五年增上祖宗尊谥》：“穆宗孝平皇帝，法令归一，恢大洪业，尽服四十七部之众。”[114]所谓“四十七部”即上述“徒单”、“乌古论”、“蒲察”、“完颜”部数之和。而自元代史官起，就误读金人的这段记述，将“两党扬言曰”中的部族之数理解为整个女真社会的情况。如《金史》卷五九《宗室表》序、《金史》卷六六《宗室传》赞皆称“金人初起完颜氏十二部”、[115]“完颜部十二部”[116]。当代学界皆认可元代史官的观点，认为辽代女真完颜部有12个分支，徒单部、乌古论部各有14分支，蒲察部有7个分支。虽然对“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的两个层次的“部”的理解有一定差异，但普遍倾向于将两个“部”都释读为血缘性质的氏族或氏族分支。[117]
然而，联系这段记事的前后背景，即可发现元代以来的理解属于以讹传讹，不足为征。金人已经指出穆宗盈歌“尽服四十七部之众”，其指涉范围已经明确，是指穆宗时期的活动，并不包括其前代酋长的功绩。那么其在位期间主要事件就是经略图们江流域，“四十七部之众”当是图们江流域的部落。从史事上看，11世纪末的按出虎水完颜部在进取长白山地区之前已经吞并了北至今呼兰河、东至牡丹江流域、西至拉林河、南至长白山脉的生女真大部地区，并对图们江流域形成战略包围之势。留可等人所能号召和鼓动的部族力量应不超出图们江和绥芬河流域（统门与苏滨），则所谓“徒单部之党十四部为一，乌古论部之党十四部为一，蒲察部之党七部为一”，实际上应指当时区域内以徒单、乌古论、蒲察为首的三个较大的部落集团。其中钝恩为阿里民忒石水纥石烈部人，原是星显水纥石烈部集团的“党附”，参与到这三大集团的反抗活动中。另外，本文已指出，女真社会的氏族组织很早以前即已消亡，演化为姓氏群体，同姓无法形成各部团结的纽带。留可等人的形势分析中提及的两个层次的“部”不可能指氏族及其分支，而是能够形成战略联盟，对抗区域外完颜部强大势力的部落（
）。留可两党的叙述逻辑与《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有相同之处，即11世纪末女真在进行政治、军事活动中，往往以作为行动单位，而不是姓氏群体。
按照此段文字叙述者的逻辑理解，“完颜部十二”即完颜部之党十二部为一的省称，是指按出虎水完颜部用于攻打图们江流域所征调的12个部落，其中包括区域内依附于完颜部者。如“当是时，惟乌延部斜勒勃堇及统门水温迪痕部阿里保勃堇、撒葛周勃堇等皆使人来告难……既而以其甲来归。阿里保等曰：‘吾等必不从乱，但乞兵为援耳。’”[118]文中所见乌延、温迪痕都属于完颜部之党。此外，较为著名者还有术吉水斜卯部，穆宗时，“鹘谋琶内附”，[119]鹘谋琶侄斜卯阿里，“年十七从其伯父胡麻谷讨诈都”。[120]术吉水斜卯部自归附穆宗以来，一直是完颜部在该地区有力的支持者。
由以上梳理可知，长白山地区的三十部女真人在定居之后，形成了多个小的部落集团，其中以星显水纥石烈部集团最为强大，但这些集团并没能进一步集中与整合，即已受到北部更为强势的按出虎完颜部的打击，分崩离析，最后被吞并，融入按出虎完颜部所主导的生女真集团之中。
南向发展的一部在显宗三年（1012）与高丽盟誓，随后的十年（1019）即有“东女真毛逸罗率众来朝，增阶职”，[121]十六年（1125）“女真酋长毛逸罗来朝。以有功边圉，加授大匡，优赐衣物。”[122]“大匡”即高丽所增的“阶职”，属于二品的乡职。江原正昭认为高丽沿袭太祖对归顺豪族的处置办法，对“贡献”、“质子”、“来朝”，但没有被编入归顺村、归顺州的女真人授予乡职阶。[123]乡职阶对女真的意义主要是针对酋长个人的，并不代表女真酋长本人或者所代表的部众归属于高丽，这一点从高丽对待契丹治下的女真部族酋长的处置方式更能明显地看出。
靖宗二年（1036），“东北女真首领太史阿道闲等五十九人来朝，有司言：‘太史，契丹职名也，阿道闲今既归化，请改授正甫。’”[124]“太史”在《金史》中称“太师”，是辽朝册封的女真部族节度使的别称，对所在部族具有相当的权威，“正甫”是高丽五品乡职，仅是授予女真酋长个人的一种象征性的虚职，两者并不存在对等性。阿道闲属于辽朝册封的女真部族节度使，其“来朝”仅仅是与高丽建立一定的联系，没有脱离辽朝而归属高丽，只是被高丽人记作“来朝”、“归化”而已。
文宗时期西女真骨于夫及觅害村要结等酋长称：“我等曾居伊齐村为契丹大完，迩者再蒙招谕，于己酉年（1069）十一月赴朝厚承恩赉，且受官职，不胜感戴。顾所居去此四百里往復为难，请与狄耶好等五户引契丹化内蕃人内徙觅害村附籍，永为藩屛。’”[125]伊齐村的骨于夫、要结等酋长被辽授予大王称号，在1069年曾受高丽官职，若如阿道闲例，可称为归化或化内。“契丹化内蕃人”即指契丹管辖下的，曾至高丽接受乡职阶的女真人。这段话中的女真酋长想脱离契丹归附高丽，则需要南徙高丽北界附籍。可见，当时的高丽人并没有认为“来朝”，受乡职阶的女真人受其统属。
由此可知，显宗至文宗以前，三十部女真的一些部落南下至高丽东北界后，欲与高丽建立一定的联系，部分酋长以个人身份接受高丽乡职，但这些酋长及其部众仍然有自主行动的身份，因此，三山村内的“化内”女真酋长才保留了“三十徒”的族称。
高丽靖宗十年（1044），“命金令器、王宠之城长州、定州及元兴镇。”[126]据池内宏考证，长州，今朝鲜定平西约三邦里半，金津川左岸的丰阳里古城；定州，今朝鲜定平郡治；元兴镇，金津川河口左岸的道兴里古城。高丽于此年以定州为中枢修筑了新的长城。[127]这实际上是将东北边界由和州（永兴）龙兴江一线北拓至鼻白山一带，与咸兴平原相邻。
此后的文宗时期出现了女真较大规模的内附活动，其中就有三十部女真。高丽文宗元年（1047），“蒙罗古村、仰果只村等三十部落蕃长率众内附”。“内附”意味着附籍于高丽，接受“朱记”、归顺州号，向高丽缴纳赋税，但保留社会管理方面的自主权。[128]实际上等于在政治上归属高丽，很多情况是“化内”女真发展为“内附”，三山村地区的三十部女真是其中之一。
文宗二十七年五月，三山村谷的“化内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长”率部与平虏镇的西女真击败了本地区的由战村、海边山头以及罗竭村。其中“中尹”与“大匡”同属乡职阶，三山村的三十部女真与显宗时期的毛逸罗情况等同，所以被称作“化内”。此役之后的六月，东北面兵马使奏：
三山、大兰、支栉等九村及所乙浦村蕃长盐汉、小支栉前里蕃长阿反伊、大支栉与罗、其那、乌安、抚夷州骨阿伊蕃长所隐豆等一千二百三十八户来请附籍。自大支栉至小支栉、褭应浦海边长城凡七百里。今诸蕃络绎归顺不可遮设关防，宜令有司奏定州号且赐朱记。[129]
同年九月甲辰，翰林院奏：“东女真大兰等十一村内附者请为滨、利、福、恒、舒、湿、闽、戴、敬、付、宛十一州各赐朱记，仍隶归顺州。”[130]三山村中尹夜西老为代表的三十部女真也应在此次“请附籍”的部落之中，由“化内”变成高丽的附属部落。三山是一个范围较大的地区，西与西与平虏镇临界，东至海边长城方圆700里。津田左右吉认为，三山地区即元代的三撒，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平原。[131]按三山之地当地邻“褭应浦海边长城”，池内宏通过实地探查，已经确认其城址在咸兴平原退潮湾一带，由此认定，三山村在咸兴平原城川江河口附近，[132]应更符合实际。可知，文宗时期通过对定州的经略，将其东北界长城外包括蒙罗古、三山村等地的三十部女真在内的女真诸部，吸纳为归顺州，这使得南迁至高丽东北界的一部与其他地区的三十部女真离散，其身份转变为高丽归顺州的编氓，此后再也未见其以三十部之名出现于高丽史书之中。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闪现于《辽史》、《金史》、《高丽史》中的三十部女真因其自身的分散性，各部落散居于长白山至咸兴平原之间的区域，形成南北两向的发展态势，无法构成较为统一的力量去应对辽与高丽，以及后来崛起的按出虎完颜部的压力。因此，在11世纪末，长白山地区的三十部女真被按出虎完颜部吞并，融入统一的女真政权之中，而居于咸兴平原的一部分成为高丽的附庸。康宗乌雅束时期，统一的女真势力与高丽发生曷懒甸之战，这场战役遏制了高丽的北进势头，将女真与高丽的边界稳定在定州长城之外。自此，三十部女真居住地皆成为女真政权的统辖地域，域内居民在阿骨打时代被按照国家的行政机器进行组织与管理，原有的三十部认同意识亦随之消失。
5.5 小 结
本文通过对9-10世纪朝鲜半岛东北部族群变迁的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存在多波次的黑水靺鞨南下浪潮，频繁地迁徙打破了原有的族群构成，促成新的族群认同意识。先后有“黑水”和“女真”前后不同的族群出现在长白山至高丽东北边界的地区。三十部女真即是以姓氏观念为依托而形成的一支女真族群，兴起于9-10世纪之交东北族群迁徙浪潮之中，并在长白山地区稳定居住。三十部女真在10世纪初蓬勃发展，频繁至宋朝贡、贸易。此后辽朝开始经略鸭绿江流域，迫使西向发展的三十部女真转而南向发展，进至高丽东北边界之外的咸兴平原。
有三十部女真的族群与社会特征来看，其族称与社会组织并非一致，缺乏集中机制协调族群行动，使得三十部女真出现了南北分途的发展趋势。11世纪中后期，南向发展的部分逐渐以村为单位归属高丽；居于长白山的部分出现一定程度的集中，形成几个较大规模的部落集团。三十部女真与后来以地域集团认同为主的北部松花江流域女真群体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族称与社会组织相对脱离的族群，无法在当时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取得优势地位。北方的按出虎完颜部逐渐统一了长白山以北的女真地区，成为权力集中度更高的部落集团，南向吞并了长白山至咸兴平原的女真部落。三十部女真至此融入新兴的生女真政治体的认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