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吉思汗崛起前的蒙古部中，先后有合不勒、俺巴孩与忽图剌三人即位称汗。探讨这一时期蒙古大汗的即位仪式，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早期蒙古社会，无疑裨益良多。然据管见所及，学界目前在这方面并无专门研究成果。[i]本文即以忽图剌汗即位时众百姓“绕树跳跃”的仪式为中心，对此加以探讨，以期能够全面了解这一仪式所承袭的内亚传统与所彰显的政治内涵，并系统认识与此相关的观念被蒙元君主付诸实践的具体情形。

一、忽图剌汗即位的相关文献记载辨析

    《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迄今所见蒙古民族所留下的最为古老的一部典籍。此书对蒙古人的先祖忽图剌汗的即位，作了如下描述：

        因俺巴孩合罕被拿时，将合答安、忽图剌两个的名字提说上头，众达达泰亦赤兀百姓每于豁儿豁纳川地面聚会着，将忽图剌立做了皇帝，就于大树下做筵席。众达达百姓喜欢，绕这树跳跃，将地践踏成深沟了。[ii]

俺巴孩为当时蒙古部的大汗，是泰亦赤兀惕人；忽图剌是成吉思汗的叔祖。此前俺巴孩汗将出嫁的女儿送到塔塔儿部，反被后者逮捕押送至金朝而遭处死，临终时托贴身那可儿传话中有：“你对合不勒皇帝的七个儿子中间的忽图剌根前，并我的十个儿子内的合答安太子根前说，我是众百姓的主人，为亲送女儿上头，被人拿了，今后以我为戒，你每将五个指甲磨尽，便坏了十个指头，也与我每报仇。”[iii]忽图剌即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登上蒙古大汗之位。

    类似的内容，也见于后来波斯史家拉施特所编写的《史集》一书。拉施特在叙述忽必烈征服了云南回到蒙哥合罕处后云：

        蒙哥合罕在蒙古地区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举行了忽里勒台，这就是从前忽图剌合罕有一次打了胜仗之后，和自己的那可儿们在一棵树下跳舞，把地面跳出了一个坑的那个地方。[iv]

    此外，拉施特在后文叙述伊利汗合赞时又提到这一件事，但在细节上有了一些重要的变动。据其书，当时合赞汗因捏兀鲁思叛乱以致“圣心惊扰不安”，他想起了某一地方的树，“便带着全体后妃和异密们想到那里去崇祀[它]”，下文紧接于此记载：

        异密孛罗丞相也在场，他说：“伊斯兰君主[指合赞汗]的祖先忽图剌曾是当时好几个部落的君主，非常勇敢。关于他的勇敢，人们有一些传说，编了许多有关他的诗。他的声音宏亮，响彻了七座山岗以外的地方。有一次他去征讨篾儿乞惕部。在途中，他来到一棵树旁边，下马向古神祈祷，求助于神。他祈祷时想道：‘如果我战胜了敌人，我就把这棵树作为朝圣之处，用五彩缤纷的服装装饰它。’最高的神使他战胜了敌人。战胜后他回到那棵树处，按照许下的愿装饰它。他向无比伟大的最高的创造者举行祈祷，表示感谢，并在那棵树下同战士们一起跳起舞来。他们用脚跺地，[跳得如此热烈]，以致把周围的土地跺成了一个坑。”[v]

捏兀鲁思为呼罗珊地区长官斡亦剌惕人阿儿浑之子，曾协助作为皇子的合赞汗镇守呼罗珊，在其叛乱之初曾差点擒住合赞汗。因此，合赞汗对其所率领的叛军势力忧心忡忡。[vi]“异密孛罗丞相”，是蒙元时期非常著名的历史人物，蒙古朵儿边氏，曾在元世祖朝任过大司农、御史大夫、枢密副使等职，至元二十年（1283）奉旨出使伊利汗国后一去不回。他对蒙古先世史事较为熟悉，在拉施特编写《史集》蒙古史部分时，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vii]因此，引文中他对合赞汗的进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以上是关于忽图剌即位的三条文献记载。克拉克（Clark）注意到，《秘史》关于“绕树跳跃”的内容，也被抄录到17至18世纪写成的的罗桑丹津《黄金史》一书内。由于这两部典籍中皆在忽图剌称汗后载有他向塔塔儿复仇之事，因此，他认为：我们并不清楚“绕树跳跃”是为庆祝忽图剌即位而举行的，但它很可能蕴涵着为特意复仇而进行的军事征伐中的某种仪式意义。[viii]罗伊果（Rachewiltz）则对蒙古百姓的这一举动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鉴于“绕树跳跃”主要包括用脚“践踏”这一方式，因此它似乎具有萨满教的意味。[ix]

    乍看起来，以上两种看法皆有一定道理。克拉克关注的重点是具有复仇性质的征战与“绕树跳跃”的关系，罗伊果更强调这一仪式中的某一特殊动作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内涵。不过，此二人在研究《秘史》的史文时，并未留意到上述《史集》中的说法。若细加斟酌，就不难发现，克拉克的推测似是而非。

    从上引《秘史》与《史集》的内容来看，这两部文献实际上皆是对是忽图剌称汗时蒙古百姓“绕树跳跃”仪式的记载。《秘史》叙述非常明确，兹不赘言。《史集》中的两处内容，是对《秘史》忽图剌即位时蒙古百姓绕树跳跃这一史实原型的承袭与改动。在《史集》的第一处材料中，《秘史》中的几个关键因素——豁儿豁纳川、绕树跳跃、践踏成沟，皆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显然是对此前忽图剌汗即位之事的模糊回忆。《史集》的第二处史文在缺失了事件发生的地点豁儿豁纳川的同时，增加了“征讨篾儿乞惕部”的成分，貌似衔接的恰到好处，但已与故事原型中的“称汗”主题大有不同了。关于个中原因，很可能是孛罗丞相从合赞汗遭遇叛乱时的困难处境出发，对忽图剌即汗位一事的有意改造，以此来激励合赞汗不惧艰危、奋发图强，像其祖先忽图剌汗“征讨篾儿乞惕部”那样平定叛军。

    那么，孛罗丞相为何增补“征讨篾儿乞惕部”的内容呢？我认为，这应与隐没在史料中的忽图剌汗即位的特殊历史背景有关。据上引《秘史》可知，俺巴孩汗在其遗言中，虽提到忽图剌与合答安，但并未明确指定忽图剌为汗位继承人。俺巴孩汗之子合答安不但冠有“太师”（即《秘史》中的“太子”）的衔号，而且还曾率军大败色楞格河一带强大的篾儿乞部。[x]可见合答安在当时蒙古诸部中具有强大的实力与威望，也是继承其父汗位的有力人选之一。这一事实进一步启发我们，忽图剌汗的即位并非一帆风顺。他是在挫败了汗位的最有力竞争者——前任大汗之子合答安后，才成功坐上蒙古大汗的宝座的。孛罗丞相所补充的大败篾儿乞之事，其实只是以“张冠李戴”的叙述口吻，将合答安的战功归于合赞汗的祖先忽图剌，借此激励这位遭遇人生低谷的伊利汗国的统治者而已。

综上所述，克拉克推测“绕树跳跃”为征伐前的某种仪式，这一说法是难以成立的。而最初他并不肯定的庆祝忽图剌汗即位说，反倒更符合史实。罗伊果的观点，具有一定道理，惜未从称汗仪式上作展开作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对此问题，如果我们从北方民族在汗位继承仪式上对树木的利用来审视的话，当会发现这其实与草原民族的某一关键而又往往被学界忽视的选汗仪式有关。

二、突厥、畏兀儿可汗产生与树木的关系

    突厥是6到8世纪漠北草原诸部中的统治族群，它在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创制了本族文字，其政治、文化中的诸多传统，为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所承袭。突厥选汗仪式中利用树木的仪式，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唐初史臣令狐德棻主持修撰的《周书》中，记载了突厥起源的两个传说。[xi]其中一则提到了他们择立大汗时的特殊仪式：

        或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一曰伊质泥师都，狼所生也。……泥师都既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娶二妻子，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也。一孕而生四男。……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也。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姓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讷都六死，十母子内欲择立一人，乃相率于大树下，共为约曰，向树跳跃，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者，诸子遂奉以为主，号阿贤设。[xii]

作为前任部落首领之子的阿史那，由于“向树跳跃”而“跳最高”，从而被突厥人“奉以为主”。这种选举部族首领的仪式看起来略显荒诞，其实是对北方民族树木崇拜的一种直观反映。

    在北方民族可汗之产生与树木的密切关系上，颇为典型的还有后来流传甚广的畏兀儿人“树生可汗”的传说。元人虞集记载：

        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地，而为之君长。[xiii]

这是元代畏吾儿人关于其先祖记忆的传说。较此记载成书更早的波斯史家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者史》以及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行纪》中，都收有这一传说。[xiv]不过志费尼书略有不同，认为畏吾儿人的始祖来自两树之间的一大丘陵。这应是同一传说在中外不同地域流传时产生的细小差异，并不妨碍学界的理解。研究者一般据此认为，畏吾儿对始祖生于树瘿的这一追忆，萌芽于《周书》中突厥人向树跳跃最高者当选为可汗的传说。[xv]其实，它还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畏吾儿的首任可汗卜古生于树瘿，这与突厥首任可汗由向树跳跃最高者担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共通之处。

另据学者研究，作为一种原始崇拜的树木崇拜，大致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在当时人看来，他们所处的共同体是由某种动植物转化而来，由此将其作为氏族或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xvi]这就在感情和意识中赋予了他们与图腾间的某种血缘关系，并据以创造出与此密切相关的祖源传说。不难想见，这种树木崇拜的习俗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以这里所讨论的实例来说，除了上述元代畏吾儿人祖先源于树瘿的传说外，远在斡罗斯草原的钦察之起源也与树木有关。波斯史家拉施特说，钦察的始祖是其怀孕的母亲在一棵空心树中所生，“钦察”一词即由突厥语中意为“空心树”的“合不黑”（q(a)būq）派生而来。[xvii]

最后，要强调的是，上引《周书》明确记载突厥的始祖是狼，显然“向树跳跃”的内容与祖源传说没有太大关系。畏吾儿的首任可汗为“天光降于树”而生说明，草原部落的可汗借由树木可达到沟通天神的目的。众所周知，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对天的崇拜由来已久，隋唐时期的突厥人早就具有了汗权天授的观念。[xviii]“向树跳跃”的选汗仪式当与此有关。在突厥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独特的选汗仪式中，向树“跳最高者”必定最接近天神从而更能领悟天神的意念，这无疑是对“汗权天授”的一大生动注脚。

三、“绕树跳跃”仪式与元代蒙古君主的树木崇拜

    突厥这种“向树跳跃”的选汗仪式，在漠北草原上并非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现象。行文至此，我们自然会将其与《秘史》、《史集》所记忽图剌即位时的“绕树跳跃”联系在一起。

    这种内亚独具特色的选汗仪式，在蒙古高原上经过数百年的流传，迄至蒙古人推举忽图剌为汗时，已略有改动。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就在举行的时间节点上，突厥人以向树跳跃最高的标准推选出合适的可汗，据上引《秘史》和《史集》，忽图剌则是在即位的筵席上举行“绕树跳跃”的仪式。此外，在蒙古部落的这次选汗仪式中，包括大汗及其属民在内的“众达达百姓”皆有资格“绕树跳跃”，这在参与者及其人数的限制上比此前的突厥大为宽松，似乎表明，这一仪式在此时可能已完成了世俗化的转变。

    忽图剌汗即位时“绕树跳跃”之举，揭示出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样值得研究。类比上文对突厥选汗仪式的阐释可知，蒙古人“绕树跳跃”这种仪式所达到的沟通天神的目的也非常明显。北方民族的天神崇拜由来已久，蒙古族当然也不例外。“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音’。彼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者’。无一事不归之天，自鞑主至其民无不然”。[xix]在“绕树跳跃”这种模仿萨满跳神的舞姿中，借由树木通天的功能，将忽图剌即位称汗告知长生天，求其祝釐赐福，保佑汗位长久、属民安全、畜群丰衍等等，当是这一树木崇拜仪式所彰显的主要内容。

    值的注意的是，“众达达百姓”围绕而跳的这棵“大树”，与后来蒙古族敖包的形制具有某种共通之处。据刘文锁与王磊两位先生的研究，蒙古族祭祀的传统敖包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石堆；（2）插置于石堆中央的树干或树枝；（3）悬挂于树枝上的条状的附属物。他们还指出，无论从形制还是祭祀的方式来说，敖包都是北方草原地区一种“灵石”信仰传统的延续。[xx]若从古代蒙古族本身的视角来看，敖包的形制似乎有着更直接的来源。《秘史》中的这棵“大树”，汉字音译蒙古文作“撒_黑剌^中合儿抹敦”（saqlaqar modun），旁译“鬔鬆 树”。意为“鬔鬆”的saqlaqar，指的是树木枝叶横生、悬挂的一种衍生状态。[xxi]孛罗丞相则说树枝上“用五彩缤纷的服装装饰”。无论如何，这都与敖包基本形制中的（2）、（3）部分相符。或许可以认为：忽图剌汗即位时“绕树跳跃”中某些具体的仪式因素，很可能被后来的蒙古人吸收进敖包的形制内并略加改良。[xxii]

    此外，忽图剌汗即位的地点豁儿豁纳黑（Qorqonaq），在蒙古人心中也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我们知道，忽图剌汗死后，蒙古诸部在政治军事上陷入无汗可宗的处境。在这段时期，蒙古部落中最强大的是札答阑部的札木合，被学界誉为“忽图剌汗之后蒙古部最强大的首领”、“蒙古高原东部的枭雄”。[xxiii]大概由于外族遗腹子这一难以为蒙古部众接受的身份，札木合最初并未称汗，但他却驻牧于忽图剌汗过去的即位之地——豁儿豁纳黑。《史集》记载，豁儿豁纳黑“在蒙古斯坦地区中央”，是蒙古语部族活动范围的中心；[xxiv]据最新研究，其地望大致在鄂嫩河中游大小巴托尔山一带。[xxv]不难想见，札木合扎营于此，除了当地被游牧民誉为“主不儿”（ǰubur），即水草丰美的“溪谷”，[xxvi]是游牧民的优良牧场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应是这里地处蒙古语族游牧民的活动中心，前任蒙古大汗忽图剌即是在此登上汗位的。而忽图剌即位时围绕而跳的“鬔鬆树”下，则成为札木合宴饮与宿顿之处。[xxvii]显然，札木合所扮演的蒙古部实际统治者的角色已昭然若揭。从而，这棵“鬔鬆树”被蒙古人所赋予的独特象征意义也彰显无遗。

    因材料所限，忽图剌汗即位时“绕树跳跃”的仪式，是否仍被此后的蒙古诸汗所继承，文献中并未明确记载。但从后来成吉思汗采取舆毡登基的方式来看，[xxviii]过去蒙古部内大汗即位时“绕树跳跃”的仪式，显然难以与其建立大蒙古国后所具有的“一代天骄”身份相符了，因此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借鉴了更具北族传统的可汗即位仪式，而“绕树跳跃”的信息也就不再见于后来有关蒙元诸汗即位的文献中了。

    不过，草原民族的树木崇拜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甚至“认为树的生命力是一种超自然的生命力，树也许就是神。对树的崇拜，也许就是人类凭借这种超自然的生命力来企望自己也长生不老、生命永恒”。[xxix]我们若将此与蒙古人具有的魂灵观念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元代蒙古皇帝的葬敛，则是北方民族对树木崇拜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据文献记载，当时的蒙古人“相信死后将生活在另一世界中”。[xxx]被他们赋予特殊象征意义的树木，无疑是死后可借以到达这种彼岸世界的一大工具。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了一则有意思的史事：

        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xxxi]

拉施特下文还说：“在他（成吉思汗——引者）下葬的那年，野地上长起了无数树木和青草。如今那里森林茂密，已无法通过；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甚至守护那个地方的老守林人，也找不到通到那里去的路了。”树木的广泛种植是对成吉思汗埋葬地的一种天然掩盖与保护。可以肯定的是，这棵“孤树”是成吉思汗选择墓地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个中原因，很可能与其死后灵魂可借此上达天神或另一个世界有关。

    蒙古君主的树木崇拜，不仅体现在对墓地的特意选择上，在其死后独特的葬敛仪式中也展露无遗：

        虏主及虏主妇死，剖大木刳其中空，仅容马革裹尸纳于中，复合其木，僭用金束之于外，皆归于鞑靼旧地，深葬平土，人皆莫知其处。[xxxii]

    这是南宋遗民郑思肖对蒙古树葬之俗的说法，勾稽文献，可以发现，郑思肖所说并非孤证。元人黄溍就提到“北俗丧礼极简单，无衰麻哭踊之节，葬则刳木为棺”。[xxxiii]元末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中亦有类似内容：“元朝宫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小大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xxxiv]《元史》也记载：“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xxxv]“梡木”和“楠木”皆江南所产，而非漠北原有。这说明葬敛元朝皇帝的棺木，在蒙古人统一中国后，被江南地区更为优质的木材所取代，但“刳木为棺”的丧葬方式仍保持了他们传统的入殓形制。从内亚的草原习俗来看，这种“树葬可汗”的制度，其实与上述畏吾儿“树生可汗”的传说如出一辙。后者说的是树木感天光而生可汗，前者在仪式上则反其道而行：可汗葬于树木中，魂灵可由树木上达天神。将元代蒙古人“树葬可汗”的丧葬之礼作如是理解，应与蒙元王朝的“国俗旧礼”更为契合。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