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秘史》是现存由蒙古人以本族文字所撰写的最早的一部珍贵典籍。在研究蒙元时期蒙古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此书都具有首屈一指的史料价值。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内容除了一部分被吸收进清代的蒙古文史籍《黄金史》（Altan Tobči）外，现在所能看到的全貌只能是明初译员所留下的汉字音译蒙古文本了。尽管如此，鉴于《秘史》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此汉字音译蒙古文本仍是现在蒙古史学者征引时的首选。

不过，明初译员的音译和注释是为了在官方外语教学中尽快尽早地掌握蒙古语，以与当时漠北的蒙古政权打交道，而且他们对近一个半世纪前的大蒙古国时期的史事甚为隔膜，所以译注时难免会有一些误译之处。对此，前辈学者已经有所留意，如邵循正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秘史》首节蒙古人的祖先被旁注为“苍狼”和“白鹿”，是“曲解文义”，实应理解为人名[i]。但总体来看，当前蒙古史学界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还是远远不够的。本文所要检讨的就是《秘史》此类问题中的一个。

先看第232节汉字音译蒙古文的记载[ii]：

        巴撒  成吉思^中合罕  呜诂列^舌论  斡儿朵因  扯儿宾  斡乞的 

        Basa  Činggis qa’an   ügülerün    ordo-yin   čerbin   ökid-i

         又    太祖  皇帝     说        宫里的   女官名  女 行

        格^舌仑可兀_惕  帖篾额赤泥  忽客赤泥  客_卜帖兀_勒  把撒阿剌周

        ger-ün kö’üd   teme’ečin-i  hükečin-i  kebte’ül    basa’alaǰu

     家人每     放骆驼的行  放牛的行   宿卫       知料着

此处总译为：“成吉思再说：‘内里的扯儿必官，并放头口的，宿卫的知料者。’”“放头口的”即汉字音译蒙古文中“放骆驼的”与“放牛的”之合译；另外，ger-ün kö’üd（家人每）元代一般译作“怯怜口”，即草原权贵的私属人口，在此被漏译了。

    扯儿必（Čerbi）为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一个重要职官，在文献中又写作“阇里必”[iii]、“阇利必”[iv]。十三世纪初蒙古伊利汗国编写的《史集》，在提到成吉思汗的扯儿必多豁勒忽时指出，“扯儿必意即内心诚实和内心正直”（Čirbī ya'nī rāst dil va pāk andarūn）[v]。这应该是就其最初的涵义来说的。明初译员在汉字音译《秘史》时，多将扯儿必旁注为“官名”。明人陈士元最早据《元史·镇海传》指出，扯儿必是在大汗身旁“佩金符以侍卫者”[vi]。近代以来，对此词留意者不乏大家，如田清波（Mostaert）、德福（Doerfer）、韩百诗（Hambis）、村上正二、阿尔达扎布、罗伊果（Rachewiltz）等人都作过注释[vii]，其中以韩百诗的阐释最为详尽。通过这些成果来看，在将蒙元时期的扯儿必释作“侍从”或“侍卫”上，学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

    这些研究对上引《秘史》史文中明初译员的旁注，多持信从的态度。韩百诗即据扯儿必的旁注“女官名”认为，当时一些女性也被授予扯儿必之称[viii]。此外，总译的说法也为现在大多数《秘史》的研究者所因袭[ix]。

    然而，若细加斟酌，上述引文其实仍有一些疑窦有待进一步澄清。首先，明初译员一般将“扯儿必”旁注为“官”、“官名”[x]，而训作“女官名”，在《秘史》中仅此一见，这是否得当？其次，扯儿必虽为近侍，但地位尊贵，身为扯儿必的朵歹和多豁勒忽曾分别担任成吉思汗的第三和第四怯薛长[xi]，《至元译语》还将扯儿必对译为汉语的“宰相”[xii]，进而有学者认为“当指掌诸王朝觐傧介事之内八府宰相”[xiii]，故要追问的是，明初译员将扯儿必与身份低贱的“怯怜口”、“放头口的”并提，且让宿卫“知料着”，如此理解是否正确？因此，我认为不论旁注“女官名”还是总译中的“扯儿必官”，都须作重新检讨。

其实，在《秘史》过往的研究中，已有零星的学者在这方面展现出不同的思路。20世纪70年代末，札奇斯钦在译注《秘史》的专著中，将“ordo-yin čerbin ökid”翻译为“在宫帐〔斡儿朵〕侍奉的女子”，在注释中他还指出，“扯儿宾 斡乞的”应转写为“čerbi-yin ökid，旁译为：‘官名 女每行’。如按字译当为‘属于扯儿必（官名）的女儿们’。如译为‘宫女’，亦非本意”[xiv]。不久，柯立夫（F. W. Cleaves）在其《秘史》的首部英译本中，将此翻译为“斡耳朵内的侍女”（the maids [which are] stewards of ordo）；后来，罗伊果也有类似的看法（female attendants of the Palace）[xv]。

上述观点皆肯定“扯儿宾 斡乞的”应译为“侍女”，相对来说，札奇斯钦的说法最为详尽，值得格外重视。将“扯儿宾 斡乞的”理解为“侍奉的女子”，“旁译为：‘官名 女每行’”，笔者认为甚有道理，但对其转写与相应解释则不敢苟同。

在čerbin ökid中，čerbi为侍从之意，ökid为ökin（女子）的复数，这都比较明了，难点显然在于对čerbin的后缀-n的理解上。据札奇斯钦的解释不难看出，他认为-n与čerbi中的-i中间应存在一个-yi-音，从而与后缀-n构成蒙古语中的属格-yin。这种看法在读音和构词法上皆能说通，但却与汉字音译《秘史》的规律不符。明初译员在音译《秘史》时，往往会用汉字将长元音或复合元音译出，就以-i-yin这种结构为例，如Tenggeri-yin（腾格^舌里 因）、Qorči-yin（^中豁^舌儿赤 因）、qubi-yin（^中忽必 因）等，类似的例证在《秘史》中屡见不鲜。若据此，札奇斯钦所说的čerbi-yin ökid在《秘史》中的汉字音译应是“扯儿必 因 斡乞的”，显然与明初译员之原译不符。另外，上文所提到的清代蒙古文史籍《黄金史》一书，移录了《秘史》大约三分之二的史文，第232节也被囊括于内，其中čerbin ökid被写作čerbi ökid[xvi]，表明《秘史》最初的某个抄本中并不存在词尾的-n，这愈发证明札奇斯钦čerbi-yin ökid的训释是不对的。

那么，čerbin ökid又该作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既然在《秘史》最初的某一抄本中缺失了-n，说明它在当时的构词法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过渡性成分，这与中古蒙古语中一种颇为古老的复数后缀-n正好对应。以-n后缀表示名词的复数，无论在现代蒙古语的方言土语还是书面语中，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xvii]。不过，这种现象在古代蒙古语中比较常见。鲍培（Poppe）经研究指出，古代蒙古文文献中名词词干的后缀-n可表示复数，若名词词干末尾有双元音ai/ei或ui/üi，在连接复数后缀-n时，最后的-i音往往会脱落，并举γaqan<γaqai（猪）、qulaγan<qulaγai（窃贼）、maγun<maγui（坏人）、yabuqun<yabuqai（行人）等例加以说明[xviii]。斯特里特（John C. Street）在关于《秘史》名词复数构成的专文中，将复数后缀-n的用法精细地归纳为以下两类：（1）词干i-后的-n，如abuqčin<abuqči（旁注“要的每”，即索要的人们）、adu’učin<adu’uči（放马的）、qorčin<qorči（带弓箭的）等；（2）词干y-后的-n，如qa’an-u an<qa’an-u ay（大汗之物）、manglan<manglay（头哨每）、šili’un<šili’uy（君子）等。本文所要讨论的čerbin应属于第（1）类，即čerbi加复数后缀-n而成，意为“侍从每”[xix]。

因此，čerbin与其后面意为“女子”的ökid（原型为ökin，-d是蒙古语中常见的复数后缀）就可合译为“侍女每”。这与蒙古语中两个复数词语表达一类集体名词的情形也是一致的，如《秘史》第91节中的“^中豁亦秃思”（qoyitus）和“那可_惕”（nököd），旁注分别是“后头每”和“伴当每”，故合称“后头的伴当每”；再如第228节中的“^中合荅纳都思”（qadanadus）与“敏^中合里兀惕”（minqali’ud），分别被旁注为“在外的每”和“千户每”，因此可合指“在外的众千户”[xx]。此外，为蒙元史学界熟知的aqa-nar de’ü-ner，亦属此类。在这一集合术语中，aqa与de’ü分别意为“哥哥”和“弟弟”，-nar、-ner各指代刚性与柔性名词的不同形式的复数后缀，故二者在元代汉文文献中被习惯译作“哥哥弟兄每”[xxi]。由此可见，将čerbin ökid译作“侍女每”，不但符合元代蒙译汉的译例，而且在《秘史》中亦有例可循。